也許，中國人的“民族尊嚴”情感，是永遠高於“學術獨立”情懷的。所以回頭想想，姚大力教授受的這麼一點點氣，算得了什麼呢？只是有一點不解：當“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紛紛然竟成為我們的“學術警察”時，中國的學術該往何處去？


　　老高按：最近一段時間，“姚大力”這個名字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引人關注，在中國歷史學界驚起一片漣漪——哦，不，這種說法不準確，歷史學界其實“波瀾不驚”，換個說法可能更為符合實際：一位歷史學教授的獨特見解，引起了專業之外民眾紛紛反應。今天我就介紹一篇《姚大力教授事件，為何引起這麼大爭議？》。
　　教授而構成“事件”？這實在不多見。
　　姚大力，1949年生，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博士，一度任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曾在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在日本的慶應大學作訪問教授，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兼職教授。
　　姚大力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蒙元史、邊疆史。別看歷史學界似乎與現實比較遠，其實很多命題，都是中國民眾所關注，甚至是高度關注的，姚大力耕耘的這個領域更是如此——牽涉到民族關係、領土疆域，都是可以讓眾多人血脈賁張、肝火怒升的話題。姚大力教授沒有埋頭於清冷書齋、潛心於建構自己的史學體系，卻時常發表文章或者應邀演講，挑戰他所認為的史學界的陳說和民眾的偏見。他提出了用“三還原”的觀點看歷史：
　　第一個還原是處在那個時代的人對那個時代的感受。
　　第二個還原，歷史學自己的工作必須要還原到一個大的歷史途徑。
　　第三個要還原的，就在史實這個層面。
　　對他主張的這“三還原”，說老實話，我不是很瞭然。姑且放下，看看他是在什麼問題上引發了國人的強烈反應、爭論不休？是在漢朝與匈奴關係問題上。
　　姚大力認為，漢武帝為了維護漢朝的利益，不擇手段，必欲置匈奴於死地，因為大漠南部適合發展，被逼到了漠北就等於被逼上了絕路。
　　站在漢朝、漢族立場上，自然認為這種言論十分荒謬：戰爭你死我活，何況漢武帝打擊的是屢屢犯我華夏的侵略者！
　　但也有網絡作者指出：姚教授實際上是從“整個人類文明世界文明的高度，以深刻的歷史悲憫，以更為博大的心胸和長遠的史觀來看待。他在用史料、用史實，用堅實的研究打撈‘歷史中的失語者’，他在讓‘被遺忘者’‘被失語者’說話，而不是代替他們說話”。所以，姚教授是“值得尊敬的，有血有肉，立足高遠，能夠穿透歷史煙雲和迷霧的學者”，“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打撈歷史中的失語者——姚大力和他的8本書》。
　　姚大力教授還有一篇文章《中國歷史上的族群和國家觀念》（《文匯報》2015年10月9日。在網上流傳時，被改成了一個更醒目的標題：《中國古人都不願意受外族統治嗎？》），他提出疑問：中國古人的內心是否認可現代的民族意識？這就涉及他的“三還原”了。他認為：還原歷史，需要還原處在那個時代的人對那個時代的感受：古人的族群與民族觀究竟是什麼？
　　姚大力這一文章從文天祥、謝枋得等人的實際經歷入手，從他們的詩詞中抽絲剝繭，試圖帶人們走進古人的內心世界。這一觀點也引發廣泛的爭議。詳細轉述姚大力的論點、論據，為我在每天短暫休憩中寫博客按語急就章所無法做到，這裡只能撮要介紹：
　　姚大力說，若問中國古人有沒有不願意受外族統治的意識？答案是“有”。但這其實不止是一個簡單的有無問題，需要對這種意識作以下四點更深入的說明：
　　第一，這反映出對不同人群間文化差異的鮮明而強烈的意識；
　　第二，被明確感知的，還不止是文化差異，而已經從文化差異被提升為一種族群的、即對是否出於共同血統的認知與區別。在這裡，“夷狄”指的就是與漢人不相同的族群。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識並不必然地帶有排斥非漢族群之政治統治的意思：以君臣關係為標誌的政治認同，可以超越對於不同人群間文化差異的意識，超越對每個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於本人群之中的共同血統觀念。
　　在傳統中國，與族裔認同相比，政治認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張力，但並不相互顛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認同，也就是王朝國家認同。
　　第四（這一點最重要——老高注），傳統社會中那些從表面看來很像近現代民族主義訴求的種種表述，至多只能稱作是某種“伴生性的原民族主義”（associated proto-nationalism）主張。它實際上是在“兩國相爭，各為其主”的政治鬥爭，尤其是在征服戰爭時，作為國家主義或者“愛國主義”的動員手段而被加以利用的一種意識。它依附於“兩國相爭”的特定歷史形勢，因此也往往熄滅於“兩國相爭”了結之時。
　　姚大力教授為了說明他的看法，“舉一個最為人所知、但又很少為人詳知的例證，也就是被很多人誤認為是代表了傳統時期中國民族主義典型立場的文天祥的例子，來說明‘伴生性原民族主義’與近現代民族主義之間的重大區別”。而文天祥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符號，連同他的《正氣歌》《過零丁洋》等膾炙人口的詩篇，積澱於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姚大力要對文天祥做出另外的解釋，這不可能不冒犯眾多國人。
　　姚大力敘述說：1279年3月19日，南宋流亡小朝廷在厓山受到元軍總攻擊，宋軍全線潰敗。戰前已經被俘的文天祥，這時被押解在元軍艦隊中，親眼目睹自己國家的滅亡。這之前，他已經下定“一死之外，無可為者”的必死決心，隨班師的元軍被帶到元朝的首都北京，經受了一輪又一輪的勸降攻勢，但始終沒有妥協，1283年英勇就義。“文天祥之死是宋朝歷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道德英雄之一。連蒙古人也承認：‘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個官人。’”
　　但姚大力指出：現代人對他究竟為什麼而死，很容易會產生某種時代倒錯的誤解。
　　文天祥死在南宋滅亡的四五年之後，這在當時就引起過一些人的懷疑：“或疑公留燕，所以久不死者。”人們希望他“死國”的心情看來十分迫切。甚至在他從廣州被押解北上時，就有人懷疑他不敢以身殉國，所以沿途散發傳單，“遂作生祭丞相文”，催促他快快自殺。
　　姚大力認為，人們的懷疑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文天祥被捕後三四年不死，他確實在等待。他自己引用了孟子的話：“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等什麼呢？
　　姚大力說，文天祥本人曾對一個前來勸降的從前同事說：“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意思是，如果可以放他回家，從此做元朝統治下的一介平民，這便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後朝廷若有事，他也願意以一個平民的身份幫着出出主意。
　　但元朝沒有給他這一選項。元朝給他的選擇，始終只有兩項：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認為從南宋入元的人當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處死。要他在元朝做官，這是文天祥萬萬不能同意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天祥毅然選擇了後者。
　　姚大力指出：文天祥之死，並不是出於今天許多人以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種民族主義立場。現在我們提到他，要在充分肯定他的偉大的同時，還想強調，我們不應該把他原來沒有的那種意識硬塞在他的腦子裡，然後再裝模作樣地去歌頌一個虛假的文天祥。我們應當做的，是認真傾聽文天祥，仔細聽一聽他關於自己為什麼要死到底說了些什麼。
　　姚教授認為：文天祥等人所表達的，
　　是一種“遺民”立場。在一個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時候，它是一種針對曾在前一個王朝做過官員的人們的道德約束。這一約束並不要求“遺民”拒絕或者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統治，也不要求他們天天伸長脖子朝着新政權吐唾沫，只要求他們不能再進入新王朝的各級機構里擔任正式官員。遺民身份並不妨礙他們在新王朝統治下當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這種身份及身而止，不遺傳給後輩；換句話說，遺民的兒子以及更小的後輩人完全可以接受新朝的任命。文天祥的兒子事實上就接受了元朝的官職。他不屬於遺民，因此他並不受只針對遺民的道德約束。
　　對於遺民的這種道德約束，成熟於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這就是儒家道德對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這個要求，因此成為偉大的道德英雄，已經偉大得無可挑剔。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他具有當時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義立場。這是對古人的苛求。而把他作為一個具有民族主義思想色彩的人來加以描寫，看來像是在拔高文天祥，實際上卻是對他真實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姚大力教授的觀點對嗎？其實我並未仔細推敲。但我完全同意下面這篇文章的觀點：如果一個學者的所想所說，和社會的流行意見、大眾看法毫無差別，那麼，這樣的學者及其思考，往往是多餘的。研究型學者的使命，就在於開拓人類知識和認識的邊界，帶領讀者在知識、觀念上抵達一個他們從未去過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們眼中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他們的疏導，“開始變成問題了”，唯有如此，在爭議的背後，整個社會“觀念的水位”得以躍升。
　　劉愚愚問道：“當‘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紛紛然成為我們的‘學術警察’時，中國的學術該往何處去？”——無處可去，死路一條！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年代呀，那不就是毛澤東的文革，“卑賤者最聰明”、工農兵上管改大學的年代嘛。無疑，今天的教授、專家中，有不少是“叫獸”“磚家”（中國比例尤高），但是真正的教授、專家，也必會被人罵作“叫獸”“磚家”，這是他們的宿命。是教授還是“叫獸”，是專家還是“磚家”，他們自己只能是毀譽由人了。


　　姚大力教授事件，為何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劉愚愚，參考人物

　　作為學者，最為重要的精神和價值，在於獨立思考，無畏立論，不為尊諱，不為書困，不為目瞞。這是學術人的職業共識。
　　如果一個學者的所想所說，和社會的流行意見、大眾看法毫無差別，那麼，這樣的學者及其思考，往往是多餘的，是濫竽充數的，是屍居其位的，是有負國家所託的，是虛耗納稅人寄養的。這樣的學者，在學識公信力和學術道德上該受到質疑。
　　政治學學者劉瑜那本《觀念的水位》總結的挺好：研究型學者的使命，就在於開拓人類知識和認識的邊界，帶領讀者在知識、觀念上抵達一個他們從未去過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們眼中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他們的疏導，“開始變成問題了”，唯有如此，在爭議的背後，整個社會“觀念的水位”得以躍升。
　　所以，當姚大力教授——這位在邊疆史研究上成就斐然的史學者，提出一些看法而與大眾流行的見解有偏差，完全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不難看出，姚教授所以“觸犯眾怒”，核心原因在於他的專業意見挑戰到了大眾的“常識底線”。
　　事件起因於，在本是一個小圈子的討論中，姚先生談到了“大一統”背後的血腥、殘酷與代價。他特別提及漢代征匈奴的故事。姚指出，漢代征討匈奴，不間斷的戰爭中記述中，我們的歷史書只津津而道於“赫赫武功”和“民族自豪感”，而忽略了其中的非人道與慘烈現實。
　　所以姚大力接着引申說，如果要全面地認識歷史，不能只看到一個“大國崛起”的威風，而忽視背後的問題，並期望今人能以史為鑑，在遭遇到類似處境時，儘量減少流血衝突。可以預見，在民族主義成為“社會最大共識”的今天，這種不合時宜的“專家迂腐之論”必然會引得大眾怒不可歇，也理所當然的要受到大眾抨擊。

　　其實，要沿波討源，這個論調並不自姚大力始。在民國的史學研究中也是有過類似討論。比如姚大力的“太老師”、位列“民國史學四大咖”的呂思勉老先生，在他的《中國通史》及《呂思勉讀史札記》二書中，就曾經坦率無隱地談到類似觀點。
　　他列舉大量史證指出，漢匈戰爭是國力的勝利，而不是戰略的勝利，並無必要；不僅如此，匈奴人口不敵漢之一大郡，過去的代國尚不怕匈奴，結果漢武帝舉全國之力都無法殲滅，所以無能。
　　呂論接着證說，對匈戰爭是漢帝國規模空前，傾盡全力，用民生多艱哀鴻遍野的代價來換取的，得不償失。比如戰馬死了十幾萬，戰士死亡人數也該接近十萬；只是面對士兵譁變，將領霍去病就可以當機立斷武斷斬殺了八千生命；大部分地區都存在拉壯丁的狀況，讓太多本來可以不死的一家之主暴屍於戰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整個漢朝被拖到了谷底，而後花費數十年才喘息過來。
　　所以，按呂思勉的說法，漢征匈奴，其功過是非絕不是簡單的幾句話可以概括的。
　　以上學術論爭，當然不是我這次瞎摻和的重點——以我這點可憐的學識哪裡可以明辨其是非曲直。
　　我更為關注的，是在我們這裡，學術研究往往受到大眾撕咬的怪現狀，和學術觀點是否能自由言說的問題。因為，中國歷來就沒有獨立學術、自由表達的傳統，由學術觀點引起的爭辯每至於沸沸揚揚的人身攻擊之境，在我們這裡是“旋律悠揚的傳統”。特別是在小小鼠標讓知識和謾罵都變得無比便利的當下，此風尤烈。
　　同樣是上面拉出來做大旗的呂思勉，也經歷過這種夢魘般的大眾暴力。1923年，呂思勉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問世，在這本1930年代銷量最大的中國通史著作中，呂思勉一反眾議，給了秦檜較多正面評價，卻說岳飛是“軍閥”，認為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
　　不久，輿論譁然。南京政府迫於壓力，將其查禁，稱“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為千秋定論。該書……是何居心，殊不可解”，並明令各校各店，嚴禁學生閱讀；1935年5月，呂思勉被人以“詆毀岳飛，危害民國”的罪名告上法庭，並散布謠言，說呂思勉之所以罵岳飛，是為了討好日本人，是想當漢奸。
　　這和眼下姚先生討論漢匈戰爭得失的學術問題，卻被那些所謂“歷史文化達人”有意誅心解讀、無限上綱、議程操縱、“泛政治化”為替日本侵華張目的高度，何其相似乃爾。
　　在抗戰期間頂住各種壓力堅持民族氣節的呂思勉悲憤難言，好在民國法院還通情理，並沒有在大眾紛起的攻訐中定呂罪名。事後，呂先生沉痛表示，“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將，即欲表揚戰將，亦當詳考史事，求其真相，不當禁遏考證也”，意思說民族情感固然重要，但是學術研究實事求是的本質和獨立不倚的理想並不應該受到大眾干預。
　　也許，我們的“民族尊嚴”情感，是永遠高於“學術獨立”情懷的。所以，現在回頭想想，姚大力教授受的這麼一點點氣，算得了什麼呢？
　　只是有一點不解：當“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紛紛然成為我們的“學術警察”時，中國的學術該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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