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全国清查“5·16”时，王大宾被打成了“5·16”分子，其中一条罪状，是反对揪斗“反党分子”彭德怀；
　　1981年，王大宾被审，其中的第一条罪状，是“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
　　中国的政治，竟荒诞于此，让人真哭笑不得！

　　老高按：文革中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学生造反派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司令王大宾，6月26日因脑瘤去世了，享年78岁。王大宾的名气比不上其他四位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主要可能还是因为他领导的这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破坏性没有那么大，而王大宾其人也没有那么张扬。
　　文革之后，当局出于各种考虑，对造反派妖魔化得厉害。有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也概念不清，将并非造反派的罪恶（例如1966年的“红八月”血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大规模暴行），也安到“造反派”头上。致使“造反派”三个字在相当多的人脑海中，等同于洪水猛兽。关于王大宾如何“迫害彭德怀”，就是对王大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里我转载一篇文章，或许能让我们对当年造反派能有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

　　陈永迪，民间历史网站，原载《共识网》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

　　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们去了“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联络站设在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文革前的重庆市政协办公楼）里。上楼的时候，偶然遇到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宾，他很热情地招呼我。我和王都是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四川老乡，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成都来，王大宾立即表示有要事和我谈。
　　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大宾告诉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问我：“听说彭德怀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有没有可能藏在军区大院？”我母亲在成都军区作军医，我们家就一直住军区大院。王大宾向我提出这样问题，当然因为彭德怀是元帅，曾担任国防部长，很自然会想到他在成都会住我所熟悉的军区大院。
　　我告诉他：“成都军区机关已经开展‘四大’，大院内战斗队林立，抄家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较场和西较场，还有一些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各地，这么大的范围要藏个把人不难。但是，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来很难，除非军区领导对他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可是司令员黄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经被批斗了，主要罪状是紧跟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保彭德怀这样的‘死老虎’，彭德怀如果还藏在军区大院，早就被机关的战斗队抓出来了。”
　　王大宾将我介绍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本子上，还告诉我，说他10月下旬和十多位同学到外地串联，准备先到韶山和井冈山，然后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可是他在火车上生病了，只好在武汉下车，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上大学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知道他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于是他买了船票回四川。不想遇到这么一个突然情况，要他在四川抓彭德怀。
　　那么，彭德怀是怎么到四川的？到底是谁要把他揪回北京呢？

　　揪彭指示从哪里来

　　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本来彭德怀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诸如“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彭德怀于当年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在他行前的11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布置江青组织炮制的影射彭德怀搞翻案的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后来被视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于工作的彭德怀是在12月4日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这篇文章时又说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李井泉的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1966年12月13日，在周恩来等人召见首都几大院校红卫兵领袖的会上，江青突然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又对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当年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提到将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
　　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后给北地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传达中央揪彭指示的事。

　　王大宾决定暂不揪彭

　　王大宾到了重庆联络站才知道中央指示，于是决定：在渝的同学除办展览的留下，其余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时又通知在成都联络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了解彭德怀的下落，准备行动。
　　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辛、王大来、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郑文卿等，向王大宾详细汇报了几天来的进展。正在众人为寻找彭德怀而绞尽脑汁时，郑文卿巧遇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据郑文卿介绍：他和另外一位同学根据彭是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专门到三线建委办公地门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见一老一少从三线建委大院出来，年老的有点像彭德怀，于是紧随其后。这两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报，捡传单。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郑文卿跟得很近，听到了老者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者感冒了，可能会到药店买药。于是他抢先来到附近的药店。这一老一少果然进来买药，郑文卿在灯光下清清楚楚辨认出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怀。
　　郑文卿回来一汇报，钱辛、王大来等人很高兴，决定找彭谈话。第二天来到彭总住地，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彭总很希望与红卫兵交流。话题范围很广，从他当放牛娃开始谈到领导平江起义，再到井冈山和朱毛会师的过程，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重大战役的情况。话题的重点主要围绕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彭总反复强调他不反毛主席，说他和毛主席的争论是建设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毛主席的话不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我们注意到，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谈到文化大革命，彭说：他拥护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非常必要，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辨明是非，非常正确。他不怕群众，不怕红卫兵。此前，西南局保卫部门的领导劝他到内江躲一躲，他坚决不去，他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还说庐山会议后长期闲居在京郊吴家花园，盼望为人民做点事。谈话的气氛友好，我们的人还不断起身给彭总的杯子倒水。谈到大串联，彭总对着地图给我们的人指长征串联的路应该怎样走，路上要注意什么事。谈话结束时，彭总把大家送到门口，并表示欢迎再来。钱辛将谈话记录交给王大宾看，谈到“老头子”(即彭德怀，下同)，都说印象非常好；“老头子”畅所欲言，对自己的功过认识很清楚，是个很直爽的人。
　　是否揪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反对揪彭占主流，王大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团总支书记，最早加入北地东方红的教师之一）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老头子’是革命功臣。刚到四川一年，表现很好。最重要的是‘老头子’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对防止共产党脱离群众很有必要，中国有希望，过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老头子’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不仅支持红卫兵而且理解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他还强调：你们要注意政策，要团结多数。”王大来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是老账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的是实际情况嘛，高指标、浮夸风就是不对，亩产万斤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骗毛主席，‘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宾有感而发，他说：“1958年高一，我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种试验田，挖地3尺，积肥十万斤，誓要小麦亩产上万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播了60斤种子，结果收了不到200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大哭一场。”
　　经过一番辩论，双方都认可由王大宾作最后决定。王大宾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老头子’又没有什么新问题，他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又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不忙去抓。”
　　会上决定暂不执行中央指示，派王大来、郑文卿立即飞回北京汇报，重点讲明彭德怀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来了个“钦差大臣”

　　12月22日上午11点，东方红总部派“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飞到成都。胡乐成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一到会议室就开骂：“你们都是饭桶！右倾机会主义！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还传达周总理给朱成昭的三点指示：“一，为了确保安全，彭德怀同志回北京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二，要和成都军区一起护送，途中要确保安全，随时向中央报告；三，不要在成都开批斗大会。”
　　胡乐成自恃有尚方宝剑，对众人嗤之以鼻，也不把王大宾放在眼里。他宣布：“中央首长说：王大宾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被彭德怀征服了。”
　　胡的宣布使会场炸了锅，场面一时混乱。
　　王大宾站起来反驳：“我是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地院的老保也尊重我的人格，轮不到你来骂我们是饭桶。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没有执行上级指示，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执行的理由，这有什么错？你是钦差大臣，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办好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去了。”
　　在场的师生大部分支持王大宾，对胡乐成的骄横极为不满，双方争执不下。此时，探工系的刘志耕老师出面相劝，他说：“这是大事，千万不得有半点差错，万一出点什么事，你王大宾是没法向中央和总理交代的。”
　　刘老师的提醒使大家冷静下来，揪彭是中央的决定，不办不行。既然胡乐成是专门来办这个事的，就由他负总责，我们配合他安全地把彭总护送回北京。为了落实总理的三点指示，当时还决定由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立即去成都军区联系护送事宜；由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和地院同学一起去成都铁路局联系回北京的专列。
　　下午，谭保华等人回话：成都军区已得到总理指示，决定由军区的一位二级部长负责与地院学生联系，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回北京。铁路局也同意：安排专列送彭回北京，地院的学生可以同车前往。王大宾准备事办完就回老家德昌养病。

　　揪彭中的波折

　　12月23日凌晨约3点，我正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在耳边喊：“快！起来！去抓彭德怀！”听说抓彭德怀，我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这时房间已灯火通明，旁边的几位同学也都兴奋地爬了起来。
　　天漆黑，寒风飕飕。一辆“嘎斯51”苏式卡车在路上疾驰，凭直觉判断车子正往城里开，不到20分钟停在一条小胡同。我观察周围的建筑，很快认出这条街是永兴巷。永兴巷长不足200米，街的西边可以看见位于署袜街的成都市邮电局，那是一栋由英国人建于1901年的很有特色的西式建筑，在一片低矮瓦房的胡同里鹤立鸡群。永兴巷7号离西南三线建委办公的地方不远。
　　进永兴巷7号的大门往东大约30米还有一道小门，里面是占地约一亩的小院，大树的遮掩使小院显得很幽静。靠北有一栋别墅式的小平房，只见小平房客厅的大门洞开，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人的身影，走过去才发现那人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猜是一位三线建委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客厅里空空荡荡，客厅东侧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兼卧室，卧室里摆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部队营房里常见的硬板床，我特别注意到墙角放着一只箱子。除了正在伤心啜泣的綦秘书，房里不见有其他人，我问他：
　　“彭德怀在哪里？”
　　“人已经被你们抓走了！”
　　“被谁抓走了？抓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很吃惊，彭德怀被谁抓走了？除了我们北地东方红谁还会把他抓走？此前，彭德怀已被我们东方红的人盯上了，每天晚饭后他和警卫员景希珍准时出门，彭戴着大口罩，一边走一边看大字报，有时候还要伸手抢漫天飞舞的传单。行走的路线也很固定，从永兴巷到春熙路，沿东大街、盐市口、人民南路广场，再原路返回。可以说彭德怀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凭着御封的“左派”名声和当时北地东方红在成都的影响力，没有哪个红卫兵组织敢向我们挑战。
　　就在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有消息灵通者报告：彭德怀已被北航红旗的人抓到成都地质学院了。
　　我们赶紧乘车向位于城东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进发，到了地院天已大亮。车开到一栋教学楼前，听说彭德怀就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楼里挤满了人，大家都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元帅。我好不容易挤到二楼楼梯口就再也无法前进了，楼道里乱哄哄的，人们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喊“揪出”“打倒”“炮轰”“火烧”之类的口号，实际上大多数人的心情是好奇，对彭德怀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下一步怎么办？把彭德怀关在寒冷的大教室显然不合适，北地东方红的人主张把他拉到地质局去，那里是我们的地盘。又听说王大宾、胡乐成正在和北航红旗的人谈判……
　　不知什么时候嘈杂的楼道突然安静下来。有人说彭德怀出来了，我的视线扫过去，看见一间教室的门被打开，楼道里的人群开始向两边闪开，谭保华等人先从教室里出来，我一眼就认出紧跟其后的是彭德怀。此前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身着元帅服的照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彭德怀是方脸，厚厚的嘴唇憨厚而耿直，下塌的眼角略带疲惫，身着黑色呢子大衣，个头没有我想象的高大，神情平静。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脸上也没有那个年代常见的被红卫兵抓住时的惊恐状。我曾经见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四川红卫兵抓住时的情景，“李政委”（李井泉同时担任成都军区政委，他喜欢亲信称他“李政委”）满头白发，两眼通红，举步维艰，背驼成弯弓，下垂的双臂筛糠般抖动，脸上写满恐惧。可这位为民请命心中无愧的彭大将军不一样，腰板挺直，面无惧色，气度不凡。他，毕竟是统帅过百万大军身经百战的元帅。
　　我们将彭总带到大楼外，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辆华沙牌轿车。轿车前有一辆宣传车开道，轿车后紧跟几辆装满人的卡车，浩浩荡荡向四川省地质局进发。车到成都地质学院大门时，遇到一小群不明身份的学生的阻拦，估计是北航红旗的支持者。他们人数太少势单力薄，抵不住我们的冲击，很快让出了通道。不久，队伍安全到达了地质局。
　　北航的韩爱晶低估了揪彭的难度，他只派出了区区五个人就想把彭德怀抓回北京。这五人到了成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以为抓彭德怀很简单，五个对一个带上飞机了事。韩爱晶也不知道，同一项任务又派给了北地东方红，中央文革坐山观虎斗。两相比较，王大宾安排更周密，我们集中了北地东方红在四川的所有力量来完成抓彭任务。王大宾一面和北航的领头人谈判，一面又派人在成都地院寻找彭的下落。谭保华首先发现彭关在教室里，紧跟着我们的大部队就赶到了，将该教学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北航的几个人哪里守得住，只有将彭拱手交出。此时，王大宾和胡乐成与北航红旗的人正在另一个神秘的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有人悄悄地向他们报告大功告成：彭已被转移到地质局了。王、胡大喜，不再与北航红旗的人纠缠了，起身不辞而别。
　　彭德怀被我们转移到省地质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这里曾是地质局某局长的办公兼休息的套间。彭住里屋，学生住外屋，每间房的面积大约20平方米。里屋有床和沙发，外屋的地上铺干稻草代床。四川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还专门给彭德怀住的屋子端来了火盆。考虑到彭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不能吃大锅饭，专门给他开小灶。彭德怀到地质局机关后，成都军区就派部队守卫，一般人是不能进办公楼的。

　　元帅和红卫兵坦诚交谈

　　12月24日上午，我挤进了那间办公室的外屋。大家席地而坐，围着彭德怀向他提各种问题，气氛轻松，没有什么人跳出来采取“革命行动”。
　　我好奇地问他多大年纪。彭德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今年楼拾八，比李井泉大十一岁。”(湖南话将6念成“楼”，彭德怀1898年生。)
　　有人问他怕不怕红卫兵。彭德怀说：“我不怕红卫兵，我愿意和红卫兵交朋友。”那个年代的当权派没有不怕红卫兵的，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彭德怀不怕。
　　他接着说：“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也有缺点，不注意团结人，打击面过宽。当年在井冈山的红军也犯过打击面过宽的错误，红军曾经把中农当作革命的对象，烧过他们的房子。”
　　我赧然，这可是第一次听说。井冈山是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红军一贯纪律严明，居然还烧中农的房子！
　　还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上街看大字报、捡传单。
　　他说：“‘五·一六通知’后，西南局停了我的文件阅读权，只有从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了解运动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彭德怀分析街头信息的深度，虽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能准确地指出运动的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
　　说到文革，话匣子打开，有同学说：“我们的邻居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经不起工作队的批斗跳楼了。地院同学怕我们院长高元贵出事，不少同学给他鼓劲：地院的大多数师生都是信任你的，千万不要出钢铁学院高芸生的事……”彭德怀听了说：“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我向毛主席作了三条保证，其中一条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要相信人民，相信群众。”
　　当有同学说到地院党委副书记周某某生活作风不正派，搞婚外恋，文革开始后，这些事揭发出来，大家叫他“周八戒”。彭总听了后尖锐地批评了某些干部的恶劣作风。话题又扯到“猪八戒”身上，彭德怀说：“‘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还有点本事，除妖降魔是有功的，缺点嘛，好色！一见漂亮的妖精就迈不开步了。在信仰上不坚定，一遇到困难就发牢骚，想分东西回他老婆的高老庄，还有点小私心，大耳朵里攒私房钱……”彭总幽默风趣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王大宾和他说得最多，王大宾的老家在攀枝花铁矿的附近，彭德怀去视察过攀西地区，对那里的发展很感兴趣。
　　当探工系的同学说到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以高元贵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为由罢了他的官，长工出身的院党委常委、保卫处长李贵去中南海上书，6月20日学生在学院内游行支持李贵，彭总插话：“看来李贵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大老粗。”
　　我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
　　现在看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要回答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确有难度，他不愿意重复自己的观点，这会遭到红卫兵的反击；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因为他没错。只有一条可以强调，写那封给他带来灾难的信的初衷不是反对毛主席。
　　后来，有人又问朝鲜战争的事，听说他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平等对待金日成。彭德怀说：“志愿军和金日成的关系很好，完全平等，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双方也有些分歧，例如志愿军的后勤调度权掌握在谁手里，金日成主张火车一过鸭绿江调度权归朝鲜，我们主张过了鸭绿江也要归志愿军统一调度，分段调度会贻误战机，给志愿军的补给造成困难。”后来金日成也同意了彭的意见。实际上，我听了彭的解释就觉得有道理，这是战争的规律决定的，哪里是什么大国沙文主义嘛。
　　彭德怀还说：“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了三个多月，非常疲惫。后勤补给很困难，前线战士吃不上饭，伤员送不下来，弹药接济不上，急需休整。我请示毛主席要求休整三个月，毛主席同意。但是，金日成和苏联顾问非常不满。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的，他们主张趁热打铁。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毛主席提出志愿军守在汉江以北，金日成带他的部队打到南方去。”金日成也不是傻瓜，孤军深入的事干不得，最后被迫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很遗憾当时没有详细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他还讲过很多话都记不清了。我们还向他提过一些有关军内各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谈，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怀的记忆力极好。近70岁的老人对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生活朴素作风廉洁是有名的。1959年庐山会议将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材料外，拿着显微镜也找不到腐化堕落的事，于是给他扣了一顶帽子－－“伪君子”。对他的生活习惯我们也充满好奇，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地质局机关食堂遇到一个穿便服的人，见他端了一碗清汤面正往办公楼走，他说彭总胃不好，平常就吃碗面条，生活很简单，彭德怀生活艰苦朴素的美名果然名不虚传。

　　揪彭专列进京

　　回北京的专列定于12月25日下午从成都火车站出发。专列是挂在去北京的34次快车尾部的一节软卧，供彭德怀和护送的部队乘坐，软卧前面又挂了两节车厢供地院师生乘坐。为了确保安全，出发前谭保华去火车站派出所，称：有首长去北京，请准时打开首长专用通道。首长的车到时按三声喇叭，请派出所所长亲自打开大门。
　　考虑到车过秦岭气温骤降，开车前谭保华还专门试了暖气，发现暖气管没有接通，立即要求铁路局派工人修复才出发。
　　成都军区用专车，在带队的谷参谋长和一个排战士的护送下，直接将彭总送进专列车厢。
　　有一个人不想上车，他，就是王大宾。我听见他给军区带队的谷参谋长说：“彭总就交给你了，你保护他回京，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谷参谋长坚持要王大宾一同回京，说：“总理知道你在成都，我们还是一起护送彭总回北京，地院的学生都听你的。”谷参谋长已经知道胡乐成骂王大宾右倾的事，怕没有王大宾在路上管不住那帮人。王大宾心里明白，真要出个什么事，他也不好向总理交代，于是在谷参谋长的再三劝说下，很不情愿地上了专列。
　　那时中央已经下令停止串联。我也很想挤进专列，虽然红卫兵坐车不要钱，但是坐专列的滋味一定更好。可惜车厢里人满为患，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进去，只好作罢。
　　后来，王大宾告诉我一路上护送彭总回北京的情况：火车走了两天两夜，一路上学生们对彭总很照顾，只要路过大站就有人下车去给彭总买好吃的，北地东方红到四川演出的宣传队也乘这趟车回京，他们主动提出给彭总表演节目，大家和彭总在车上相处和谐。
　　12月27日下午5点专列到达北京站。此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已经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他出示了一个卫戍区的大信封，上面写着：谷万才、王大宾同志收。王大宾打开信给谷看：“奉总理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副司令李中奇同志……”谷和王按照总理指示，正要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时，朱成昭赶到站台，不同意将彭交卫戍区，要将彭带到地院。谷和王坚持要按总理指示办，朱看了总理的指示说：李钟奇的“钟”字写成了“中”，双方争执不下。李和朱都向上面打了电话，后来戚本禹决定：为了不影响北京站的正常运行，火车开到西直门火车站。北地的几辆大客车接学生回校，小轿车送彭到北地。到地院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大食堂给彭总做了一碗鸡蛋面，在北地办公楼的一个套间（外面有沙发，里面有床铺）安排彭总休息。过了3个小时，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彭总接走。
　　27日晚回到地院后，王大宾见了朱成昭很不高兴。王大宾叫钱辛当面将成都带来的一个皮箱和清单交给朱成昭，里面有彭总写给中央的申诉信，要求他转交中央。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与工程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朱的父亲是新四军烈士，养父是他父亲的战友，时任上海市建工总局局长。此人性格刚烈，吃软不吃硬。在揪彭问题上开始很强硬，王大宾在成都决定暂不揪彭并打电话通知他时，他在电话里把王大宾大大地指责了一番，随后，派出“钦差大臣”胡乐成强行揪彭。在北京站和李钟奇对着干，不把彭带回地院誓不罢休。王大宾把彭总的申诉材料交给他请他转交中央，他看了材料后的第三天，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他向王大宾表示：你是对的！显然是彭总的材料改变了他。
　　其实，1966年底，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燃烧时，朱成昭的态度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他们私下里议论中央文革极“左”，对打倒老干部不满。后来，发展成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八大观点。江青和戚本禹曾警告他，要他“悬崖勒马”。可是他绝不认错，朱和叶向真双双跑到广州，准备从香港出国。1967年3月4日，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王大宾。朱成昭后来被抓进监狱关到文革结束。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五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二把手。王大宾性格温和，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各派人马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在揪彭过程中，他主持正义反对揪彭。1966年12月27日把彭总接到地院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彭总，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批斗彭总的策划或活动。1970年全国清查“5·16”时，王大宾成了“5·16”分子，其中一条罪状是反对揪斗“反党分子”彭德怀；1981年，王大宾被审，其中的第一条罪状是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
　　（作者为广东某民办职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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