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文革是對中國行政秩序和社會倫理的系統摧毀，川普則在美國憲政體制和國際秩序上留下深刻裂痕。兩者不能簡單畫等號，但背後邏輯一脈相承，放在一起比較恰好能看清：制度的力量在哪，脆弱又在哪；強人的破壞力在哪，給國家帶來的災難又在哪


　　老高按：九年前，川普第一個任期之初，我在我的博客中寫下過一段感想，後來又多次在不同場合說過這樣意思：川普跟毛澤東一樣，看到了當時社會上若干真實存在的嚴重弊病和危險趨勢，但是他們的應對之策卻大錯特錯——就像醫生看到了病人一些可怕的症狀，探測到了病灶，卻下了虎狼之藥甚至拿起手術刀，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惜一切代價——代價包括既定的制度、秩序、機構、觀念、習俗……治駝背就把人踩直了！
　　事實已經證明、還在證明：毛澤東、川普治國，所造成的、所引起的問題，比他們面對的、試圖解決的問題更嚴重多了！
　　前天讀到駱東東的一篇文章《從“天下大亂”到“大亂天下”》，正是從比較政治學角度分析毛澤東和川普的制度自毀，很受啟發。其中有一句話，深得我心：
　　川普對美國制度造成的破壞，更多體現在“信任層面”。
　　試問：當今之世，您還信任司法嗎？還信任媒體嗎？還信任專家嗎？還信任統計數據嗎？還信任客觀事實嗎？還信任你沒親眼看到、別人信誓旦旦說是親身經歷第一手材料嗎？
　　至於不信任老高所說的話、所轉發的文章，更不用說了！
　　借用十幾年前中國某部發言人的那句名言：“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一笑！

　　從“天下大亂”到“大亂天下”
　　——毛澤東、川普的制度自毀傾向的比較政治學分析

　　駱東東，中國思想快遞 2026年1月14日


　　1966年的中國和2016年的美國，無論時間還是空間都離得很遠：一個是剛擺脫饑荒、仍在極權統治下掙扎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自認為制度成熟、民主穩定的超級大國。但如果把鏡頭拉長，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問題：一個擁有巨大群眾號召力的領袖，決心把既有制度當成“絆腳石”，而不是“護欄”時，企圖顛覆現有秩序，兩個國家都滑向失序甚至暴力的前夜。
　　歷史不會簡單重演，但“破壞制度、動員群眾、打擊異己”的腳本，跨越時空，類型驚人相似。毛澤東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拖入十年浩劫，唐納德·川普兩度入主白宮，則在美國憲政體制上留下一道又一道裂痕。兩者當然不能簡單畫等號，但放在一起比較，恰好能看清：制度的力量在哪，制度的脆弱又在哪；強人的破壞力在哪，他們給國家帶來的災難又在哪。

　　毛澤東怎樣顛覆中國的官僚秩序

　　文革表面上打着“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旗號，實質上是最高領袖對黨內製衡和官僚體系的全面反撲。1962年以後，毛在大躍進失敗後權威受挫，劉少奇、周恩來主持經濟調整，黨內逐漸形成“集體領導”的傾向。毛把這種正常的權力分工視為對自己革命正統性的威脅，於是選擇另起爐灶——繞開黨政系統，直接發動群眾。
　　這場運動的第一步，就是有意識地敲碎原有的行政與法治結構。中央和各級黨委、政府、法院、檢察院、工會、共青團，統統被打成“走資派的老巢”，被紅衛兵和造反派圍攻、抄家、掛斗。公檢法系統被批為“專政工具”，大量法官、檢察官、警察被打成“反革命”，司法秩序幾乎完全癱瘓。很多地方出現了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槍支落入群眾組織手裡，武鬥此起彼伏。
　　知識界和教育系統首當其衝。高校停辦，“工農兵上大學”取代正常招生，高考被取消十餘年；中小學“停課鬧革命”，教師被公開羞辱甚至毆打致死。所謂“破四舊”，則以革命之名，對宗教場所、文物古蹟、族譜碑刻、私人藏書大肆毀壞。很多地區的傳統鄉規民約、宗族權威一起被掀翻，留下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懼，有些地方甚至人吃人。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文革是一場有意發動的“行政秩序自毀”：毛不再信任自己所領導的黨政系統，而是把紅衛兵、造反派當作新的權力抓手。軍隊則在後期被拉上政治舞台，以“工宣隊”“軍宣隊”的形式進駐機關和學校，成為重新收網的力量。結果是，法治被階級鬥爭邏輯替代，正常行政被政治運動替代，職業倫理被“革命忠誠”替代。
　　紐倫堡審判曾把納粹的罪行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文革中那些類似的“反人類罪行”——大規模非法拘禁、酷刑、虐殺、逼迫自殺——至今沒有得到真正的司法清算。在這種背景下，六十年後的反思，不只是追責，更是追問：一個制度怎樣會被領袖親手拆掉？又該如何在今天亡羊補牢，事後補課？

　　川普的“制度顛覆”：用行政超越憲政

　　與毛澤東不同，川普接手的是一套相對成熟、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他不能像毛那樣一句話就解散法院、砸爛警察局，但他可以做另一件事：把制度當成“敵我鬥爭的工具箱”，不斷把邊界往極限推，也是對既有的法律制度的徹底否定和試圖用聯邦權力顛覆州一級現有社會秩序。走的是毛澤東的用“天下大亂”建立川普式的白人至上的國家政治秩序。
　　上台第一年，川普就簽署了廣受爭議的“旅行禁令”，限制多個穆斯林占多數國家公民入境。早期版本多次被聯邦法院以違憲或違法為由叫停，最終修改成第三版才在2018年被最高法院以5:4裁決放行。這一輪拉鋸，對世界釋放的信號很直接：白宮可以用國家安全之名，對特定族群進行事實上的“集體懲罰”；司法雖然有所制衡，但邊界被向前推了一步。
　　更大的衝擊來自移民執法。川普任內要求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大幅提高內部逮捕數量，強調“任何非法移民都是執法目標”，不再把資源主要集中在嚴重犯罪者。數據顯示，川普首次任期的第一年2017年，ICE在美國境內的逮捕人數相比2016年上升約30％，其中沒有犯罪前科的人占比顯著提高。
　　與此相配合的是對白宮政治敘事有用的一整套“秩序話語”：把庇護城市描繪成“窩藏罪犯的避風港”，威脅切斷聯邦經費，強迫地方執法機構配合聯邦驅逐出境行動。這既是在試探聯邦—地方關係的底線，也是在用行政權施壓地方自治。
　　2018年的“零容忍”政策，把這種“工具化”推到道德底線：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把違規越境一律當成刑事案件起訴，導致成千上萬名兒童與父母強制分離，被關進臨時收容設施。事後調查顯示，至少有數千名兒童在這一政策下與家人失聯，引發國內外強烈批評。
　　在第二個任期中，川普政府又推動通過行政命令限制特定移民家庭子女的出生公民權，引發多州訴訟和憲法爭議；公民權問題本不該成為短期選舉工具，如今卻被拉入即時政治博弈之中。
　　如果說上述還是“行政權如何被推到邊緣”的問題，那麼2020年大選後的行為，已經直指制度的心臟。川普拒絕承認敗選，反覆宣稱選舉“被盜”，向多州官員施壓要求“找出足夠選票”，鼓勵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聚集華盛頓，“停止偷竊”。國會山騷亂最終演變成對聯邦立法機關的暴力衝擊，打斷選舉人票認證程序。美國國會特別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把川普界定為“多步驟推翻選舉計劃的中心”，指出其言行在法律和事實兩方面都嚴重越界。
　　這一連串操作讓人看到：在民主體制之內，領袖未必能像毛澤東那樣用一紙大字報改寫現實，但仍然可以通過有組織地破壞信任、操弄行政資源、煽動社會撕裂，去侵蝕憲政秩序本身。

　　文革的中國與川普的美國

　　把毛與川普放在一起比較，並不是為了“比爛”，而是為了看清制度的彈性在哪裡斷裂，從而知道如何在斷裂處修復。
　　相似之處首先在於對“敵人”的界定方式。毛把政治對立面統統打成“走資派”“黑五類”“牛鬼蛇神”，用無止境的階級鬥爭邏輯，把不同意見視為“你死我活”的生死鬥爭。川普則用“人民vs精英”“愛國者vs叛國者”的二元對立，攻擊主流媒體是“人民公敵”，把法官、選舉官員、甚至本黨不夠忠誠的議員罵成“軟弱的失敗者”。兩種話語雖然語境不同，但都在不斷削弱對話空間，把政治變成敵我戰爭。
　　其次，兩者都試圖用“群眾”來對沖制度。在中國，紅衛兵和造反派被鼓勵對幹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用大字報、批鬥會、遊街示眾來取代正常的申訴和審判；在美國，一些川普支持者，比如“勇敢男孩”，則被動員去騷擾地方官員、圍堵計票中心、衝擊國會，試圖以“街頭政治”壓倒制度程序。甚至在他們被定罪後用總統赦免為他們脫罪。
　　但差異同樣清楚。最關鍵的差異是制度結構：文革時的中國，黨政軍合一、媒體一元、司法從屬，幾乎沒有任何獨立權力中心可以制衡最高領袖。因此，當毛決定“要天下大亂”，全國很快進入全面失控狀態，直到軍隊以“鎮壓造反派”的方式重新壓下去。美國則在分權結構下展現了某種“被動韌性”。行政命令可以被聯邦法院暫時或永久叫停，旅行禁令、部分移民政策都是如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公開對抗白宮，一些庇護城市拒絕配合ICE行動，一些州總檢察長集體起訴新關稅或限制出生公民權的行政命令；國會可以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1·6事件，司法系統可以對參與衝擊國會的人進行大規模刑事起訴，也可以在川普卸任後對其涉嫌干預選舉、機密文件處理不當等行為立案。
　　正因為如此，川普對美國制度造成的破壞，更多體現在“信任層面”：對選舉公正的懷疑被系統化，對媒體和司法的攻擊被常態化，對專家和事實的蔑視滲透進相當一部分公眾的日常認知。美國的三權分立，聯邦層面的行政權雖然坍塌，但立法、司法制度並沒有像文革那樣整體崩塌，但被“掏空”了一部分精神支撐，這種傷害修復起來需要更長時間。

　　美國如何修復川普造成的制度創傷？

　　一個國家面對“破壞性領袖”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決定它未來幾十年的方向。納粹戰敗後，紐倫堡審判不僅是對具體罪行的清算，也是對“元首不可問責”神話的終結。此後德國通過去納粹化、賠償制度、紀念館建設、學校教育，把反思變成一代又一代人的公共記憶。
　　中國在文革之後則走了另一條路：1978年以後，黨內用“歷史決議”對毛及文革做過有限的否定，但從未通過獨立司法程序追究負責人的法律責任；進入21世紀後，毛和文革在官方話語中甚至出現“再度美化”的趨勢，“文革討論”在公共領域受到嚴格限制。結果是，社會記憶被切割，年輕一代對那段歷史的了解往往來自碎片化回憶，很難形成穩固的“防文革共識”。
　　美國面對川普及其政府的處理方式，走在兩者之間。一方面，司法系統對1·6參與者進行了廣泛追責，數百人被判刑，國會調查報告系統梳理了推翻選舉的具體步驟；另一方面，對川普本人的多起刑事和民事案件仍在拉鋸，其支持者把這些程序視為“政治迫害”，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
　　在第二個川普任期中，美國制度再次面臨考驗：白宮再次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近日一口氣退出66個國際組織，對巴黎協定“暫緩履約”，削弱全球公共衛生與氣候治理的合作框架；大規模新關稅被推出，試圖以國家安全和產業政策為名重構貿易關係，卻迅速遭到多州和企業的訴訟，兩家聯邦法院已就相關關稅裁定總統權限被濫用；限制出生公民權的行政命令，把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拖入即時政治，導致長期穩定的法律原則被迫在短期博弈中重新解釋。
　　面對這些挑戰，美國的回應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第一，司法層面繼續用案件方式劃定紅線，哪怕過程漫長，仍然堅持“所有人都受法治約束”的基本原則；第二，立法層面嘗試修補漏洞，比如改革1887年的《選舉計票法》，明確副總統只具有程序性角色，防止未來有人再次利用模糊條文製造憲政危機；第三，社會層面通過媒體、學界、公民組織不斷討論“總統權力邊界”“聯邦與州關係”“移民與公民權”等問題，把抽象的制度問題轉化為公共議程。
　　這種應對遠談不上完美，但至少釋放了一個信號：制度可以被濫用，但也可以通過制度自己來糾偏。與沒有紐倫堡的中國相比，差距就在這裡。

　　從中國到美國：對當下世界的警示

　　2016年，一些海外思想家在文革50周年之際，展開對文革的反思。竊以為，反思中國文革，既不能脫離當下中國的現狀，也不能脫離美國當下的大背景。既要反思中國，也要反思美國。反思中國和美國共同面對的三個問題。
　　第一，任何制度都可能在“例外狀態”名義下被“暴力外掛”掏空。毛用“革命”“繼續鬥爭”來製造例外，希特勒用“民族危機”和“凡爾賽陰影”，川普則常常援引“國家安全”“邊境危機”“選舉被偷”。毛澤東在文革中並沒有新建一個“黨衛軍式”的常設機構，但他以“紅衛兵”和各類造反派組織，完成了類似的政治功能。在美國，ICE本身並不是一個“新造工具”，而是9·11之後建立的國土安全體系的一部分，原本職能是執行聯邦移民法。但在川普時期，這一機構被政治話語高度符號化：一方面被塑造成“守護邊境的前線戰士”，另一方面在實際執法中被要求加大對非犯罪移民的抓捕和驅逐，在庇護城市執行“示範性突襲”，被批評為“恐嚇社區”的手段。一旦社會習慣於在例外狀態下做決策，“正常程序”會越來越被視為累贅甚至障礙，黨衛軍、紅衛兵、被政治化的ICE之類的“暴力外掛”就很容易被正當化。
　　第二，制度的韌性來自“多中心”，而不是“明君幻想”。中國在文革時幾乎沒有獨立的司法、媒體和地方權力中心，最高領袖一失控，全國一起墜落。美國在川普衝擊下雖然搖晃，但仍有法院、國會、州政府、媒體、大學等多個權力和話語中心，它們互不隸屬、彼此制衡。紐倫堡經驗也在告訴世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個“開明領袖”“好皇帝”身上，而要寄托在可以問責任何人的制度上。從毛澤東的“天下大亂”到川普的“大亂天下”在在說明，不僅制度不成熟的一黨專政的中國會出現顛覆既有行政制度的狂人，即使在成熟的憲政民主制度下，也可能出現希特勒、川普這樣的顛覆制度的狂人。
　　第三，“歷史記憶”本身是一道防線。德國之所以在今天對極右勢力高度警惕，一個重要原因是納粹暴行被系統清算、納入教育體系；一看到熟悉的煽動話術和組織形式，社會會本能警覺。中國對文革的刻意遺忘，則讓年輕一代缺乏免疫力；當某些毛式口號再次被包裝成“愛國”“反腐”，很容易重新收割情緒。美國如果對川普時期的危機避而不談，同樣會讓下一次衝擊來得更猛。今天的中國海外學者反思文革，不能切斷文革的顛覆行政秩序和當下中國權力高度集中的新文革，從鄧小平的“集中權力辦大事”到“集中權力辦壞事”對川普的示範效應，也不能迴避2025年以來美國憲政民主制度岌岌可危以及如何總結教訓，防止美國走向寡頭政治。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對中國行政秩序和社會倫理的系統摧毀；川普兩屆政府，則在美國憲政體制和國際秩序上留下了深刻裂痕。兩者所處制度不同、破壞程度不同，但背後的邏輯一脈相承：把制度當作可以任意改寫的棋盤，把群眾動員當作壓制反對者的武器，把敵我劃分當作治國常態。中國的權力高度集中“定於一尊”，會不會用一場以統一祖國為名義的對外戰爭，化解國內“濃得化不開”的社會矛盾；美國一旦總統權力至上，會不會“挾美國以令天下”：踏平古巴，吃下伊朗，生吞格陵蘭島，滅掉委內瑞拉。
　　在2026年這個危難正在降臨的“多事之冬”，中國要防的是毛澤東式“天下大亂”的第二次文革，美國要防的是試圖推翻憲政民主的“第二個1·6”。表面上是兩件事，實質上是一件事：讓制度真正在個人之上，讓法律真正在權力之上。當下一個擅長煽動、善於拆解秩序的領袖出現時，社會才不至於再被裹挾着沖向災難的深淵，更不至於把國家再一次拖進生靈塗炭，國運多艱的政治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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