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文貫中教授與當過戰犯的父親文強，在抵達“而立”之年前的人生，有天淵之別。文強成長的年代，有更大的自由空間，人們能夠自主尋求真理之路；而到了文貫中成長的年代，真理之路已經被官方壟斷，個人只能亦步亦趨，稍有獨立見解，就大禍臨頭
◆高伐林
將文強與文貫中抵達“而立”之年前的經歷做一比較，是一件不無意義的事。
文強18歲：考入黃埔四期，入團，轉成中共黨員，入國民黨；
文貫中15─18歲：苦苦爭取加入共青團不可得，一氣之下宣布放棄；
文強20歲：參加南昌起義，任二十軍三師黨委成員；
文貫中20─21歲：先為黑五類子弟，後被打成“反動學生”，關進“牛棚”；
文強29歲：當報紙總編、辦通訊社，被聘為中校教官、上校參謀；
文貫中29歲：以東北知青身份調回北京待業。
當然可以說，時代風雲有起有伏，看各人趕上了哪一段；也可以說，頭銜、地位並不能完全體現生存質量和人生價值；但是有一點毋庸質疑：文強成長的年代，有更大的自由空間，人們能夠自主尋求真理之路；而到了文貫中成長的年代，真理之路已經被官方壟斷，個人只能亦步亦趨。
母親
文貫中說：“父親第一個夫人周敦婉死得很早，留下遺囑要他娶第二個夫人葛世明——就是我的親生母親。父親命中無女，五個孩子都是兒子，我是老四，現在只有我在美國，其他兄弟都在國內。大哥二哥一直在湖南農村，大哥致中比我大十幾歲，現在洞庭湖旁的南縣，二哥四十多歲就因病去世；三哥一中，長期在安徽農村；弟弟定中在新疆十幾年，現在北京經營餐飲業和搞古董收藏。”
文貫中的母親葛世明於五十年代初絕望自殺。（文貫中提供）
文貫中的外公家是寧波鄞縣的大戶。他母親葛世明出生時，外婆因雙胞胎難產而去世，兩個孩子倒順利產出。外公為雙胞胎姊妹各找了個奶媽，母親的奶媽，就是後來把文貫中兄弟撫養大的阿婆。
文貫中說，母親小時由外公包辦訂親。她上過寧波的私立女子中學，追求自由，觀念上就和外公有了衝突。母親在同學（我叫她陳媽媽）幫助下假裝投甬江自殺，逃婚到了上海，完成高等教育，為此也一直沒有與家人聯繫。
文強與葛世明在1940年代初結婚，1948年，文強去徐州打仗，家眷到了台灣。文強被俘後，一心以為根據日內瓦公約，停戰6個月內雙方會交換戰俘，托人捎出一封信來，要妻子快來營救他。葛世明從台灣趕去淮北、魯南和蘇北，頗有孟姜女尋夫的意味，到後來只能變賣首飾和衣服，有時甚至跟乞丐搶吃食。
陳媽媽後來寫信告訴葛世明，上海馬上要封港，提醒她不要讓丈夫、本人、老人孩子分在三處——至少應該讓兩方團聚，然後等待與第三方團聚。她的本意大概是勸葛世明回台灣，但是葛世明的決定正相反：發了一份電報到台灣，要阿婆帶孩子立即來上海。
不到三歲的文貫中，就這樣從台灣回到大陸，正是上海易手前夕。葛世明在蘇北苦尋丈夫不得，蓬頭垢面、滿臉憔悴地回到孩子身邊。第一件事是要謀生，她便去上海很有名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補習，很快將十多年以前學的東西重新揀起來，並被該校聘為老師。
“父親在監獄裡交待家裡有20多條槍，他並不知道搬到台灣又從台灣匆匆趕回，槍枝早已散失。當局就來人要母親如數交出。當時剩一支鑲了寶石的勃郎寧小手槍，是國共談判時父親陪同的一位美國將軍作為紀念品送他的，像個玩具一樣，稍遠一些便沒有什麼殺傷力。母親覺得這是父親的紀念品，保留應該沒問題。1953年風聲一緊，母親把手槍丟到壁爐里。當局一再追問，母親承認了。公安局把我們家壁爐敲開找到了這把槍，又把地板掀起，里里外外查了一遍。”
因為這把槍，葛世明被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學權利，去清理廁所，工資減了三分之二。學校里的師生對她呼來喝去，她的心理無法承受這樣的羞辱，回家後常常淚流滿面。街道里也開了鬥爭會，將“罪狀”一一公布，鄰居不敢再與她有來往。“像她這樣一個美貌、聰慧、性格剛強而又喜歡無拘無束與人往來的女子，世態炎涼使她痛苦萬分而又無處傾訴。她意識到管制結束後日子也許更難熬，一天天趨於消沉，絕望。”
1955年春天一天晚飯之後，葛世明把孩子都召集在身邊，要阿婆也坐下。“她說要給我們講幾個小故事。一個故事講一個老人臨終拿了一把筷子紮成一捆給孩子們，誰也折不斷；一根一根折呢，就容易折斷。還有一個故事是講如何孝順老人。她說：阿婆是我們家的恩人，我是她帶大的，你們也是她帶大的，你們應該永遠對她好。最後一個故事是講一個父親臨死前對孩子說，我在後院葡萄園埋了很多金銀財寶，忘了在哪兒，我死後你們去挖。孩子們將葡萄園挖了一遍又一遍，什麼也沒發現。到秋天葡萄結得特別大，孩子悟出來了：金銀財寶就是勤勞。那年我上小學一年級，覺得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並未意識到母親是在留臨終遺言。”
就在這天半夜，葛世明在廚房打開煤氣自殺。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將廚房裡所有門窗縫都用布條堵上，廚房到廁所的排氣管也被碎布嚴嚴實實地堵死……
文強在四子文貫中出生之後沒多久就上了戰場。妻子葛世明抱著小貫中1946年攝於瀋陽。（文貫中提供）
求學
阿婆看三個失去母親的孩子太可憐，毅然挑起了全家重負。文貫中小小年紀，已經知道發憤讀書，因為成績較好還能領到一些獎學金，寒暑假也到工廠打工，減輕家裡的負擔。（關於這位阿婆，文貫中滿懷感情地專門回憶，我也就專門寫成一篇文章，將另外貼出）
小學畢業，他的夢想是考進上海最好中學之一的51中，從成績看他很有希望，是學校里唯一能考這所全市重點中學的人。但是小學穆校長打開他的檔案袋，才發現幾乎是空白。穆校長把他叫去，想幫他補上，問他父親職業？“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親為何死亡？“不知道”……
51中學當然不會收一個家庭情況模糊不清的考生，文貫中掉進一個無論設備還是聲譽都極差的中學。一位同學說，如此家庭出身還想考51中？“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文貫中心似乎被鋒利的匕首狠狠扎了一下。“階級路線”這幾個血紅的字從此永遠烙在他心深處。
重點學校上不了，入共青團更不要想。升初三時，他和校團委書記大吵一場。“因為勤工儉學，我已經很忙，他還讓我‘學雷鋒’做許多社會工作。例如，要我在寒暑假幫同學補課，要我組織數學小組、物理小組，要我當各種帶頭人……整天疲憊不堪。只要我有些猶豫，團委書記就會說，要入團就要做這些事情。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他說，既然我離入團那麼遠，那我就做個團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團了。他聽後大怒，從此將我列入另冊（這是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名言，即進入黑名單之意）。”
文貫中是五個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鄰居認為以他的出身，實在是非常幸運了，他的三個哥哥連初中也沒上完，弟弟呢，“聰明、漂亮又健壯，成績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讓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幾年。他唱歌、演戲的天賦十分突出，很多部隊文工團想招他。但政審時，總會有人說，怎麼能讓一個戰犯的兒子上我們的舞台呢？”
浩劫
中學“文革”，便是以“反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學校”的名義，挑動黑五類子弟、工農子弟和幹部子弟這三類學生之間的鬥爭，有時極為殘酷。
“文革”前文貫中和這三類同學關係都較好，“文革”初期他沒受什麼衝擊。1967年初，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要批判“血統論”，來動員他，說：難道你不關心“文化大革命”？這可是頂很大的帽子，他只好加入。當時徐匯區中學兩派學生決定在他們中學操場上開辯論會，他被推作主要辯論人，上千人的辯論會結果以他這派占上風而告終。漸漸地這一派的文章、大字報的執筆都落到他頭上。
文貫中沒有想到厄運正在降臨。“我沒有高人指點和提醒。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學，家長大多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對政治運動的經驗十分豐富，知道利害關係，他們管教孩子儘量不多說多寫，要隨大流。但我的阿婆目不識丁，太相信我不會出岔子了。”
文貫中成了對立派別恨之入骨的對象。光天化日之下，搶他的書包，用自行車衝撞他，派流氓打得他鼻青眼腫。甚至派人來他家砸暖壺，剪棕棚床，澆濕所有床被……還綁架他關在學校的黑屋裡折磨。
對“血統論”的批判剖析，不可避免地延伸到“文革”之前。他們又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生紅色政權”上海市革委會沒有採取行動去清算“血統論”——“現在想來，我們當時多麼幼稚！”
1968年，文貫中被上海市革委會馬天水、徐景賢等人以莫須有罪名宣布為“反動學生”。他先被軍宣隊關在市里一個學習班，軍宣隊說他出身反動，“文革”中反毛澤東、反市革委會。三個月查不出什麼證據，又把他在徐匯中學“牛棚”里關了近一年，每天打掃廁所，清理教室。他經常挨紅衛兵打罵，幾次差點被整死。1968年夏天一個下午，一群紅衛兵圍住他，要他長時間彎腰、鞠躬、“認罪”。晚上他們將他押到一間黑屋，將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斷幾根。“他們離去時，我遍體鱗傷，只能在夜幕掩蓋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沒有一塊好肉，連衣服都變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幫我脫衣，一脫便連皮帶肉撕下來……那幾天我徹夜無法入睡，白天咬著牙照樣要去學校勞動。”令人髮指的是，紅衛兵見他身上貼了膏藥、紗布，又逼他交待是誰治療他，竟然氣勢洶洶去那人家興師問罪。
又一次，他打掃操場，一幫學生逼他緊靠牆根，低頭向毛澤東請罪，他們竟從樓上將一把鐵腳椅子狠狠摔到他的頭上，打得他昏死過去。
這樣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給活活整死的。工宣隊對這樣的後果也害怕了，把他轉移到一個工廠的牛棚里去。雖然體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險總算躲過去了。
插隊
毛澤東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貫中幾乎是被從“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樹縣劉館公社。領隊要公社幹部警惕這個“反動學生”，傳達下去，農民跟他說話時眼光都怪怪的，似乎在琢磨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壞人？不過，第二年以後農民就不理這個茬了。
下鄉使他真正體會到為什麼說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文貫中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貧窮——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知青和農民一樣整年吃窩窩頭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兩斤白面；菜呢，大半年只靠臭大醬、醃酸菜；農民一年只吃兩次肉：一次是上凍前後，除了老母豬外農民將所有的豬都殺掉，因為沒有糧食餵養它們過冬；農民留著最好的肉，掛在戶外梁上凍上，到春節才化開大吃一頓；有些農民的孩子十幾歲了還沒一件遮體衣服。
農村生活也使文貫中第一次了解到毛澤東極左路線、政策造成的災難。有一次田間休息，他和一位出身為下中農的老大爺聊天，要他講講一生中最悲慘的經歷。老農見其他人都在地頭另一邊抽煙說笑，無人注意，便悄悄說起有一年村里餓死許多人，活著的也人人皮包骨，氣息奄奄。充飢的只有野菜，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餓死了，他自己餓得兩眼發黑。不過他的命還算好，活下來了，他的老弟餓病在炕上，支部書記說他“裝病”，一定要他下地幹活。老弟掙扎不起來，書記命令人將他押到地里，他老弟東倒西歪幹了沒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沒起來……最後他吞吞吐吐地說，這是1959年、1960年。“我聽了他的回答，一時目瞪口呆。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提起大躍進時因嚴重饑荒而造成大範圍死亡，不啻是一場心理地震。”
第三年後，男知青中僅剩了文貫中一人沒有任何招人單位要，其他知青有的上調省城，有的到了縣裡。東北的冬天幾乎長達半年，冬天夜幕降臨特別早，農民無事可干，早早上炕。他就利用漫漫長夜博覽群書，其中很多都是英語、日語和法語書。“當時很多中文書被禁掉了，即使弄到了手，也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看。但在鄉下看外文書，別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麼內容。外文書不但滿足我對知識和文化的饑渴，而且提供一種保護。”
文貫中記得，大隊黨支部書記聽說他“看洋書”，打算來突然襲擊。一位上海知青連夜跑來向他透露風聲，文貫中心生一計，要她回去暗示書記，如果來抄書就要犯“嚴重政治錯誤”，因為他看的是馬列著作——馬克思、列寧等都是外國人，當然用外文寫書！
他的外文書中，確實有些馬恩列斯著作，但更多的是文藝、歷史和政治著作：從上海帶去的，朋友寄去的……英文版《雙城記》和《悲慘世界》，他都是在下鄉期間讀完的，書中悲劇性英雄成了支撐他堅強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樣，也使他更加愛憎分明，更同情農民和世間一切受歧視受迫害的人群。
祖孫
因為阿婆病重，文貫中顧不得紮根邊疆，奔個前程，他回到上海要陪老人走過生命的最後日子。那三年讓他不堪回首。“我經常要去街道作種種抗爭：去力爭醫療費的報銷，力爭阿婆的生活費的如期發放。街道經辦此事的幹部不知出於何種陰暗心態，經常冷嘲熱諷地刁難，一會兒揚言要將我趕回東北，一會兒又威脅要送阿婆進養老院。我往往被她氣得七竅生煙。”1974年起上海允許至少一個知青孩子回城照顧老人，文貫中便也申請。市知青辦接待人員認為他的情況太符合“優先照顧”的範圍了，不料街道那位幹部堅持認為阿婆與文家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要他趁早回東北，並揚言今後不再報銷藥費、支付生活費。
文貫中走投無路，只有一個信念在支撐他，那就是絕不在阿婆最需要的時候拋棄她！絕望中，文強又獲准和家人通信，文貫中以前給父親的信都報喜不報憂，這次他決定豁出去，如實告訴父親家中悽慘詳情。他寫了一封用淚水和心尖滴血凝聚的長信。“我描述了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艱難環境中帶大我們兄弟幾人，我們又如何一個一個天南海北地遠離了她。即使阿婆與我們沒有血緣關係，難道她不就已經是我們真正的長輩？何況戶口本上‘戶主’一欄我們歷來填寫她的名字。在她癱瘓在床，隨時可能撒手人間的時刻，難道我們不應守候在旁，報答她對我們的養育之恩於萬一嗎？一定要將她與我活活拆散，天各一方，天下有這樣逆情悖理的事嗎？”
公安部果真派人來上海調查。當時上海是“四人幫”天下，來人並沒有直接找文貫中。估計街道一定說了很多壞話，文強從獄中接連給兒子寫了三封長信，勸他服從街道處理意見，返回東北。文貫中意識到父親可能也出於無奈，只好不再給父親去信，免得他左右為難。他堅決地對街道說，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棄她而去！
那三年文貫中起居飲食完全顛三倒四，隨阿婆需要而定。阿婆大小便失禁，因雙目失明，也就沒有晝夜意識，常常在半夜要他幫她翻身、喝水、大小便。三年中沒有一天好好睡過一個整覺，文貫中的雙眼永遠紅腫，布滿血絲。
文貫中也錯失一些機會。當時梨樹縣八中急聘一名高三物理老師，公社有位幹部強烈推薦文貫中，縣八中來了信。這個教職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但是想到阿婆確實須臾離不開自己，文貫中只好謝絕。
轉折
1975年，文強被“特赦”，瀕於絕境的文貫中面前才出現一線曙光。他與阿婆來到了北京。不過，戶口雖然轉進了城，工作卻不好找，當了好幾個月無業游民，用人單位一聽文貫中的出身就搖頭。“文革”結束後，經街道介紹，當了一段時間公共汽車售票員，後來又到食品廠當搬運工。
真正的機會，是1978年到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還叫學部）從鄉下遷回，情報研究所大概是中國國內訂閱外文期刊最全的機構，需要有人將論文翻譯成中文。文貫中聽說了，就寄去一份從英文翻譯成的中文作品。所里派了一位老先生對他進行筆試和口試。以前苦學的外語派上了用場，他去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里上班了。“工作兩年，我找到了這一生的使命！”
那段期間也是中國的轉折點，社科院上上下下充盈著憂國憂民的氣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嚴肅地思考、爭論，探索中國走進“文革”的深層原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什麼體制才能穩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現代化的目標。院外事辦公室有時來情報研究所借人幫助接待外賓，所里常常讓文貫中去，他隨外賓拜訪院長或副院長，以及各所所長，親耳聽到著名社會科學家和活動家對“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對未來的憧憬。當時社科院有一個在小禮堂舉行的內部雙周吹風會，請思想家、理論家來講十年反思的心得，演講者們對政治、經濟改革的設計遠遠走在了現實前面。文貫中總是千方百計地鑽進去旁聽，“很奇怪，並沒有人攔我。”
1979年夏，33歲的文貫中決定報考研究生。女友在上海工作，他決定優先報考復旦大學。學什麼專業呢？他想解答縈繞在腦海中的數不清的問號：中國發展的障礙究竟在哪裡？大部分人為什麼那麼貧困愚昧呢？中國的現狀為什麼和中國古代的歷史地位完全不相稱呢？——中國曾是東亞文明的發源地，是個萬方來朝的國度啊，但是當今神州，感受到的是人與人殘殺的血腥……
文貫中反覆思考的結果是：中國面臨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普遍的貧困和愚昧，這是專制和暴君的最肥沃土壤。當時復旦有一個新的世界經濟專業，“我覺得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借鑑世界各國的經驗，就去報考了這個專業。”
幸運
文貫中幸運地考上了。
畢業時復旦要留下一些人當老師。文貫中幸運地被選上了。
一年後，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遇到芝加哥大學校長，芝大歡迎復旦派一個訪問學者去作一年訪問。復旦舉行了一次考試，主要是考英語。文貫中又幸運地被錄取了。
三次幸運。“幸運”這個詞是文貫中自己說的，但人們知道，“幸運”眷顧的是灑下汗水的人。
“那時人們都弄不清芝加哥大學是個什麼檔次的大學，連復旦一位教授也不清楚。他跟我說，美國好大學像哈佛、耶魯、哥倫比亞，都不是以地名命名，以地名命名的大學都是二、三流大學，芝加哥大學大概是一個社區大學。”
來到美國，文貫中才知道芝加哥大學何等了得，光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吧，當時就有三位，到2002年共有9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居全球各大學之首！文貫中決定最有效地利用這一年時間，他像普通學生一樣到處聽課，一樣參加考試。
一學年快結束時，當時的芝大經濟系主任約翰遜教授對他說，你好像很喜歡經濟學？我現在給你一張往返機票，你回去告訴復旦大學，你已經獲得了芝加哥大學全額獎學金，我們同意接受你成為博士班正式學生。獎學金是對你考察之後才決定給你的——也只給你，不能轉讓。如果復旦不同意你回來，就不要回來了。文貫中問：那機票呢？約翰遜說：作廢。“他叮囑我記住兩點：第一，一定要取得復旦同意才能回來；第二，這筆獎學金是跟着你的。事後想來，他給我的是錦囊妙計。”
文貫中懷着希望又忐忑不安地匆匆趕回上海。要回芝大讀博士，關鍵是找到一個願意代他長期上課的教師，誰能幫他？在系裡打聽，找校方求助，終於找到一個一塊編過教材的老師，同意代課。系裡討論後開了恩，1984年9月，文貫中登上了飛回美國的飛機，開始了正式博士生生涯。
文貫中教授（高伐林攝）
博士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不是好拿的。學生必須在經濟學每個領域起碼得到一個學分，“我的博士專業是農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但在宏觀、微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這些基礎課的資格考試通過之後，要再在勞動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國際貿易、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等等領域拿到學分。然後在自己的兩個專業領域裡面修完一系列課程，通過每個課程考試之後，再通過這兩個專業的大考，才能開始寫博士論文。我正式開始上博士班已37歲，朋友們對我說，一定要忘記自己的年齡！第一年結束，使我極為寬慰的是，經濟系居然同意給我全額獎學金。”
寫博士論文面臨的困難是，不但要有好題目，還需要一個模型和用以實證的數據，也就是說，模型要經得起數學上的推敲，其結論要獲得實證支持。文貫中的題目是研究中國當代土地制度對土地投資的影響。由於中國現行土地制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要模型化沒有先例可循。許多不眠之夜後，他突然意識到可以改造金融學裡的兩階段兩狀態的模型，用來描寫在“包產到戶”後仍然堅持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中所存在的問題：雖然第一階段土地的使用權私有化了，但是人口的增長和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要求土地不斷重分，這種壓力就造成第二階段土地產權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土地投資風險增大。無法知道對土地的使用權是否會變動，農民必然會縮減投資，以減少風險。這種決策對農民個人來說完全合乎理性，但是對中國農業經濟來說卻有害。
文貫中將這個金融學上的模型改造和重新詮釋後用於中國的現實，正巧快速增長的中國農業1984年以後變得相當不景氣，現行土地制度對生產會產生負面影響，1990年代後政府就把有效承包期延長了30年。“導師們似乎很喜歡我的博士論文。使我感動的是，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雖然不是我的正式導師，但是認真看了我的初稿，提出許多疑問，與我多次討論，並對我的第二稿作了許多潤色。我每次從中國回來，總會應他和約翰遜教授要求，寫一份報告，向他們通報中國農村最新情況。”
1989年秋天，文貫中在紐約市立大學勃魯克學院得到在北美的第一份工作。但由於他關注的中國當代土地制度和中國農業，對該校來說太偏了，1994年文貫中去了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大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三一學院，並於四年後獲得終身教職。文貫中最高興的是：有180年歷史的三一學院十分支持他從事中國經濟研究。現在，文貫中一共教五門課：發展經濟學，國際貿易（尤其是研究全球化問題），亞洲經濟，中國經濟改革；第五門，是對沒有經濟學背景的亞洲學系學生講亞洲經濟，偏重於歷史、文化。
儘管文貫中站的是美國大學講台，寫了不少英文論文，但希望中國早日完成政治與經濟改革、早日富強的心情更為迫切，有餘力時，他願意第一時間與中文讀者交流，介紹國外經濟理論、經驗與教訓的中文文章越寫越多。文貫中參加了創建中國留美經濟學會，1999年到2000年，還擔任了會長。不僅是經濟學研究上的交流，也盡力推動中美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希望21世紀的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能夠避免19、20世紀新興大國崛起過程中往往伴隨的那種波及全球的血腥戰爭。”
本文標題“從今別卻江南路”，是他的24世祖文天祥的詩句，借用來正可以形容文貫中的心情：希望國人永遠告別他在上海遭受過的苦難，希望中國絕不要重蹈覆轍，在追求經濟繁榮的同時，也能找到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民免除恐懼和迫害的新通途。
（寫於2004年）
文貫中的父親，全國政協委員文強，於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文貫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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