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杀降、杀俘的传统，最有名的就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在与赵国的长平之战后活埋了当了俘虏的40万赵军。但中国人也一直流传“杀降不武”“杀降不祥”的说法，视作杀降者的一大污点。近代一个“杀降”冲突，是因李鸿章杀了太平天国大批降将降兵，引起英国军人的愤怒
◆高伐林
在探究袁世凯是否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史料的过程中，附带发现了其它很多很有意义的史实，这里就来讲讲太平天国的对手之一、“洋枪队”队长戈登与李鸿章发生严重冲突的故事。
前一段时间，中国红十字会陷于建会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一个叫郭美美的女孩自称是“红十字商会总经理”，在网上炫富，加上中国红十字会其它弊端被披露，引发网民对中国红十字会排山倒海的质疑和抨击。
这让我想起国际红十字会的创会初衷。
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Herry Dunant）于1863年倡议，举行了创立国际红十字会的会议，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独立、中立的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其使命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瑞、法、比、荷、葡等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者境遇公约》，后来于1906年和1929年两次修订补充，形成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了不得“杀降”，不得“杀俘”，当然也不得“虐俘”。1904年，中国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的红十字会，随后清廷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日内瓦，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1912年被批准）。
就在亨利·杜南倡议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同一年，1863年，在中国，英国人戈登却与李鸿章大吵一架，差点拿着洋枪将李鸿章干掉，就是因为李鸿章杀降——杀了太平天国一大批降将降兵。
“杀降不武”“杀降不祥”？
这件事说来话长。
中国人有“杀降”、“杀俘”的传统。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在与赵国的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兵，随后活埋了当了俘虏的40万赵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说：括（赵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即白起）。武安君计日：“……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
后来，又有楚霸王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有“飞将军”之名的李广杀死已投降的羌人800余人，宋朝辛弃疾诱降了反政府的茶商军后将头领处死，又在一天内杀掉其余八百人；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多次活埋放下武器的蒙古人……等等事例。还有明朝抗倭总指挥官、戚继光的上司胡宗宪——据《他领导中国：胡锦涛新传》所说，在安徽绩溪的胡氏宗祠载明，胡宗宪是胡锦涛的祖先之一（胡宗宪是34代，胡锦涛是48代），扫平了危害中国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海盗。但他诱降了海盗头目徐海，许诺其活命，但之后又背诺把他杀了。
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也一直流传“杀降不武”“杀降不祥”的说法，视作杀降者的一大污点，不齿其行径，流传着许多“杀降没有好下场”的故事，像白起被宰相范雎逼着自杀，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常遇春刚届不惑就猝死，胡宗宪后来也终老铁窗……
中国人观念中“杀降不武”“杀降不祥”的舆论，对“杀降”构成强有力的制约。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1950年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毛泽东下令在国共内战中投降和“起义”的前国军奔赴朝鲜战场，这是变相“杀降”“借刀杀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查首批入朝的38、39、40、42等军都是林彪的四野主力部队，原国军“起义”部队只有第50军（原为滇系部队），跨过了鸭绿江。
“洋枪队”两任队长
扯远了，回到1863年。
我在读初中时，就知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遭到清廷和帝国主义的连手绞杀，帝国主义的代表，就是由华尔（Frederick Ward）缔造、华尔死后由英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指挥的“洋枪队”。
对“洋枪队”，在中美两国史学界一度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前者认定其罪恶滔天，后者则看作“神话英雄”。中国大陆史学家们把华尔视作美国的泼皮、无赖、流氓；相反，在美国人的眼里华尔是个令人迷醉的传奇式的美国英雄。有关他的书已经出了6部，其中由美国记者亚鹏德写的书，题为《华尔传——从西方来的神》。程童一在《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一书中说，上海的买办官绅于1860年私自“商雇”的这支外籍雇佣军，“实际已缩短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他（华尔）在上海滩刮起的旋风，开始深刻地冲击着中国人的军事文化心态”。
西方诸国开始误认为洪秀全跟他们信同样的上帝（虽然对他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弟弟不能接受）、以为太平军与西方的民主革命势力一样，于是资助太平军武器弹药和粮食，后来，见太平军滥杀无辜、烧杀掳掠，改变了对太平军的态度，转而支持清廷，助剿太平军。本来对洋人时刻提防戒备的清廷，被太平天国闹得焦头烂额，万不得已，也只得借洋兵助剿。
洋枪队在上海等地以美国人华尔为队长。华尔，美国纽约人，陆军学校毕业，后因犯罪离开美国。应清政府之邀成立洋枪队，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华尔在攻打慈溪的战斗中阵亡，英国人白齐文接任洋枪队队长，很不地道，“权谋黠猾之徒”，和太平军的李秀成暗通款曲，私自资助军械，又向朝廷索要钜额军费，甚至抢掠官银。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罢免了白齐文，要求英国另派人来指挥洋枪队，于是戈登就当了队长。
戈登绝对是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英国伍尔维奇（Woolwich），是皇家炮兵队H. W. Gordon将军的第四个儿子。他在1848年进入皇家军事学院，1859年晋升为上尉。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被指派到了中国，没赶上对大沽炮台的攻击，不过赶上了占领北京和颐和园，直接指挥了在圆明园的烧杀抢掠。在中国北方一直待到1862年4月，直到太平天国开始在上海威胁西方人，他应聘担任洋枪队队长，率洋兵三四千人配合清军将领程学启与太平军转战江浙，不到两年间打了33仗，直至江浙两省的太平军被彻底消灭，仅花费清廷军费一百万两。
江南重镇苏州，在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8月，戈登率队与淮军联合攻苏州，数月无功，伤亡惨重。戈登了解到守城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郜永宽有投降之意，便主张诱降這个纳王，拿下苏州。戈登的建议最终为李鸿章采纳，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献苏州城以降清，程学启与郜永宽指天为誓，“即往不咎”，戈登作担保人，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刺杀谭绍光，第二天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兵不血刃”占了苏州。
但是献城后，纳王郜永宽、宁王周文佳等八个太平军降将拒绝剃发，拒绝解除武装，以此要挟封赏，这种态度让李鸿章十分不安，终于采取断然措施，诱杀了这八个降王、降将，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数万太平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杀降引起了中西方观念激烈冲突
杀降激起了戈登和洋人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登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自己的信誉，怒不可遏。戈登大骂程学启，与之断交，又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帐，逼得李鸿章四处躲藏，连营房都不敢回。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
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从中方夺回了“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也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洋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携手剿匪”局面，一时也慌了神。据《李鸿章传》等书介绍，他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Robert Hart和MaCartney Samuel Halliday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还辩解说因太平军人多，自己不得不杀降，又力陈淮军已掌握西方枪炮技术，战胜太平军不再需要“常胜军”。 李鸿章这两手奏效了，清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李鸿章并责备戈登“不明事理”，“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
而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然也称赞这种行径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据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载《历史：何以致此》，山西人民出版社）
列强为自己在华战略利益，也不愿意与清廷、清军就此翻脸，于是经过赫德等人调解，戈登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下台阶，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
后来，梁启超评论说：
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手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而文忠（李鸿章后来从朝廷那里得到的谥号）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据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刊于《江南时报》，与收入其书中的同题文章并不相同，书中此文无此段）说，对白齐文、戈登等人“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不过，这种“痞子手段”纵有效于一时、一人、一事，终无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屡屡重大失误。
但是，李鸿章对于外国人，平生所最敬爱者只有两人，一个就是戈登，另一个，是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格兰特将军。 戈登返国时，李鸿章奏请一千两路费给戈登。
李鸿章和戈登的严重冲突，预示着中国“杀降”的传统观念开始受到严重挑战。戈登如此强烈地抗议“杀降”，并得到外国军队和侨民的支持，说明这种观念在西方已经普及。致力于善待俘虏的红十字会在这一年成立，也证明这一点。
雷颐说得发人深思：曾国藩是中国“理学”大家，戈登只是英国一介武夫，还是要钱不要命的雇佣军，却对“雇主”的“杀降”行为万难接受，“李、戈二人观念之别非各人品性之别，乃时代之别也”。
从那以后，经过数十年，中国人的观念在逐步转变，在1863年过了一个花甲之后，毛泽东率领的军队纪律中，终于也规定“不虐待俘虏”——很难说是接受了这一普适价值观念，毋宁说是出于当时战争的现实功利需求，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到现代，人们更是不接受“虐俘”，更别说“杀降”了！ “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
戈登后来还有很多故事，这里不能一一写到，只提几件事：
占领苏州后，满清赐银一万两给他，戈登拒不领受，说：“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不是卖剑客。”戈登说：“清朝政府招募洋兵平定叛乱是急功近利，这些人大都是亡命之徒，反复无常，恐怕会危害中国，我一定严加管束，没法遣散，不使危害中国。”
戈登回国时两袖清风，只带回和程学启一起作战的两面战旗作纪念。同治授予戈登提督衔，又给了一堆赏赐，但他接受了提督衔、华服奖旗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却仍然拒收赏银。英国则晋升他为中校，并封他为巴兹勋爵士。
戈登临别，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此事见《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卷十一。赠言包括： 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则易于受蒙蔽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
三，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才。须知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所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
五，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当切记；
六，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
九，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径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于中取利
十八，中国宜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
二十，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
戈登的“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一语，实在惊人，矛头直指尚清谈而不顾国情、空言误国的清流派。当今中国与外国每当发生纠纷时，都有一帮爱国愤青喧嚷叫嚣要打、要武力解決，不就是“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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