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殺降、殺俘的傳統，最有名的就是戰國時秦將白起，在與趙國的長平之戰後活埋了當了俘虜的40萬趙軍。但中國人也一直流傳“殺降不武”“殺降不祥”的說法，視作殺降者的一大污點。近代一個“殺降”衝突，是因李鴻章殺了太平天國大批降將降兵，引起英國軍人的憤怒
◆高伐林
在探究袁世凱是否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史料的過程中，附帶發現了其它很多很有意義的史實，這裡就來講講太平天國的對手之一、“洋槍隊”隊長戈登與李鴻章發生嚴重衝突的故事。
前一段時間，中國紅十字會陷於建會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一個叫郭美美的女孩自稱是“紅十字商會總經理”，在網上炫富，加上中國紅十字會其它弊端被披露，引發網民對中國紅十字會排山倒海的質疑和抨擊。
這讓我想起國際紅十字會的創會初衷。
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Herry Dunant）於1863年倡議，舉行了創立國際紅十字會的會議，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獨立、中立的組織——國際紅十字會，其使命是為戰爭和武裝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護和援助。瑞、法、比、荷、葡等12國，在日內瓦簽訂《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病者境遇公約》，後來於1906年和1929年兩次修訂補充，形成了《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規定了不得“殺降”，不得“殺俘”，當然也不得“虐俘”。1904年，中國成立了一些地區性的紅十字會，隨後清廷命駐英使臣張德彝，前往日內瓦，以政府名義加入國際紅十字會，成為會員國（1912年被批准）。
就在亨利·杜南倡議成立國際紅十字會的同一年，1863年，在中國，英國人戈登卻與李鴻章大吵一架，差點拿着洋槍將李鴻章幹掉，就是因為李鴻章殺降——殺了太平天國一大批降將降兵。
“殺降不武”“殺降不祥”？
這件事說來話長。
中國人有“殺降”、“殺俘”的傳統。歷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戰國時期秦國名將白起，在與趙國的長平之戰中，大敗趙兵，隨後活埋了當了俘虜的40萬趙軍。《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說：括（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即白起）。武安君計日：“……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後來，又有楚霸王項羽坑殺20萬秦軍降卒，有“飛將軍”之名的李廣殺死已投降的羌人800餘人，宋朝辛棄疾誘降了反政府的茶商軍後將頭領處死，又在一天內殺掉其餘八百人；明朝開國大將常遇春多次活埋放下武器的蒙古人……等等事例。還有明朝抗倭總指揮官、戚繼光的上司胡宗憲——據《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所說，在安徽績溪的胡氏宗祠載明，胡宗憲是胡錦濤的祖先之一（胡宗憲是34代，胡錦濤是48代），掃平了危害中國東南沿海多年的倭寇、海盜。但他誘降了海盜頭目徐海，許諾其活命，但之後又背諾把他殺了。
而另一方面，中國人也一直流傳“殺降不武”“殺降不祥”的說法，視作殺降者的一大污點，不齒其行徑，流傳着許多“殺降沒有好下場”的故事，像白起被宰相范雎逼着自殺，項羽兵敗自刎於烏江，常遇春剛屆不惑就猝死，胡宗憲後來也終老鐵窗……
中國人觀念中“殺降不武”“殺降不祥”的輿論，對“殺降”構成強有力的制約。
順便說一句，有人說1950年中國決定出兵抗美援朝，毛澤東下令在國共內戰中投降和“起義”的前國軍奔赴朝鮮戰場，這是變相“殺降”“借刀殺人”，這種說法並不確切。查首批入朝的38、39、40、42等軍都是林彪的四野主力部隊，原國軍“起義”部隊只有第50軍（原為滇系部隊），跨過了鴨綠江。
“洋槍隊”兩任隊長
扯遠了，回到1863年。
我在讀初中時，就知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遭到清廷和帝國主義的連手絞殺，帝國主義的代表，就是由華爾（Frederick Ward）締造、華爾死後由英國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指揮的“洋槍隊”。
對“洋槍隊”，在中美兩國史學界一度有着截然相反的評價：前者認定其罪惡滔天，後者則看作“神話英雄”。中國大陸史學家們把華爾視作美國的潑皮、無賴、流氓；相反，在美國人的眼裡華爾是個令人迷醉的傳奇式的美國英雄。有關他的書已經出了6部，其中由美國記者亞鵬德寫的書，題為《華爾傳——從西方來的神》。程童一在《開埠：中國南京路150年》（崑崙出版社）一書中說，上海的買辦官紳於1860年私自“商雇”的這支外籍僱傭軍，“實際已縮短了東西方之間的距離；他（華爾）在上海灘颳起的旋風，開始深刻地衝擊着中國人的軍事文化心態”。
西方諸國開始誤認為洪秀全跟他們信同樣的上帝（雖然對他自稱是上帝次子、耶穌弟弟不能接受）、以為太平軍與西方的民主革命勢力一樣，於是資助太平軍武器彈藥和糧食，後來，見太平軍濫殺無辜、燒殺擄掠，改變了對太平軍的態度，轉而支持清廷，助剿太平軍。本來對洋人時刻提防戒備的清廷，被太平天國鬧得焦頭爛額，萬不得已，也只得借洋兵助剿。
洋槍隊在上海等地以美國人華爾為隊長。華爾，美國紐約人，陸軍學校畢業，後因犯罪離開美國。應清政府之邀成立洋槍隊，1862年初，江蘇巡撫薛煥把這支洋槍隊定名為“常勝軍”。華爾在攻打慈谿的戰鬥中陣亡，英國人白齊文接任洋槍隊隊長，很不地道，“權謀黠猾之徒”，和太平軍的李秀成暗通款曲，私自資助軍械，又向朝廷索要鉅額軍費，甚至搶掠官銀。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罷免了白齊文，要求英國另派人來指揮洋槍隊，於是戈登就當了隊長。
戈登絕對是個傳奇人物。他出生在英國伍爾維奇（Woolwich），是皇家炮兵隊H. W. Gordon將軍的第四個兒子。他在1848年進入皇家軍事學院，1859年晉升為上尉。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被指派到了中國，沒趕上對大沽炮台的攻擊，不過趕上了占領北京和頤和園，直接指揮了在圓明園的燒殺搶掠。在中國北方一直待到1862年4月，直到太平天國開始在上海威脅西方人，他應聘擔任洋槍隊隊長，率洋兵三四千人配合清軍將領程學啟與太平軍轉戰江浙，不到兩年間打了33仗，直至江浙兩省的太平軍被徹底消滅，僅花費清廷軍費一百萬兩。
江南重鎮蘇州，在清代是江蘇省城。太平軍占領蘇州後，為太平天國蘇福省省會，忠王李秀成長期精心經營蘇州，想將其建為第二個天京。攻占蘇州，當然是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夢寐以求之事。
1863年8月，戈登率隊與淮軍聯合攻蘇州，數月無功，傷亡慘重。戈登了解到守城的太平軍將領——納王郜永寬等“四王”、“四大天將”與主帥譚紹光一直不和，郜永寬有投降之意，便主張誘降這個納王，拿下蘇州。戈登的建議最終為李鴻章採納，經過一番秘密聯絡，郜永寬在蘇州城外親自與戈登、程學啟商議降約。雙方約定郜謀殺譚紹光獻蘇州城以降清，程學啟與郜永寬指天為誓，“即往不咎”，戈登作擔保人，程學啟承諾保證郜及部下性命。12月4日，郜永寬等八人刺殺譚紹光，第二天大開城門迎接清軍入城，清軍“兵不血刃”占了蘇州。
但是獻城後，納王郜永寬、寧王周文佳等八個太平軍降將拒絕剃髮，拒絕解除武裝，以此要挾封賞，這種態度讓李鴻章十分不安，終於採取斷然措施，誘殺了這八個降王、降將，清軍在城內大開殺戒，數萬太平軍在毫無戒備中被誅殺。
殺降引起了中西方觀念激烈衝突
殺降激起了戈登和洋人的強烈不滿，認為這是最無恥的背信棄義。更因為戈登是太平軍投降的保人，這下搭上了自己的信譽，怒不可遏。戈登大罵程學啟，與之斷交，又提着洋槍要找李鴻章算帳，逼得李鴻章四處躲藏，連營房都不敢回。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鴻章，戈登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李鴻章下台，否則他就率“常勝軍”進攻淮軍，將所攻占的城池再交還太平軍。然後，他率“常勝軍”返回崑山。同時給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寫信，要求英國政府干預，迫使李鴻章下台。
英國駐華陸軍司令伯朗也從上海趕到崑山，與戈登商定“常勝軍”由其節制，不再受李鴻章及中國政府調遣，從中方奪回了“常勝軍”的控制權。上海的外國領事館官員代表列強及所有外國僑民也簽署了一項嚴厲譴責李鴻章的決議，警告說此事很可能使列強不會再幫助清政府，並可能撤回幫清軍打仗的洋兵洋將。
李鴻章沒想到，他的“殺降”居然會引起洋人如此強烈的反應，甚至有可能破壞難得的“中外攜手剿匪”局面，一時也慌了神。據《李鴻章傳》等書介紹，他一方面急忙向對中國政局影響頗深的英國人Robert Hart和MaCartney Samuel Halliday求援，請他們代為調解；另一方面，在給朝廷的《駢誅八降酋片》中，辯解說：“戈登助剿蘇城，近來頗為出力”，“不料成功之後，既索重賞仍生釁端。值此時事多艱，中外和好，臣斷不敢稍涉魯莽，致壞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體，如臣構昧，恐難駕馭合宜。設英公使與總理衙門過於爭執，惟有請旨將臣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還辯解說因太平軍人多，自己不得不殺降，又力陳淮軍已掌握西方槍炮技術，戰勝太平軍不再需要“常勝軍”。 李鴻章這兩手奏效了，清廷下旨不僅明確支持李鴻章並責備戈登“不明事理”，“意殊頗測”，“惟有據正理駁斥，以折其心”。
而以“理學家”自詡的曾國藩，竟然也稱讚這種行徑說：“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據雷頤《殺降的“國情”與“公例”》，載《歷史：何以致此》，山西人民出版社）
列強為自己在華戰略利益，也不願意與清廷、清軍就此翻臉，於是經過赫德等人調解，戈登僅要求李鴻章發一文告說明此事與己無關。李鴻章立即答應，雙方都有了下台階，一場大風波總算平息。
後來，梁啓超評論說：
夫殺降已為君子所不取，況降而先有約，且有保人耶？故此舉有三罪焉。殺降背公理一也，負約食言二也，欺戈登負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齒痛恨，至欲手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而文忠（李鴻章後來從朝廷那裡得到的諡號）生平好用小智小術，亦可以見其概矣。
據雷頤《殺降的“國情”與“公例”》（刊於《江南時報》，與收入其書中的同題文章並不相同，書中此文無此段）說，對白齊文、戈登等人“掌控自如”，使李鴻章對自己與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頗為自得，當乃師曾國藩對“天津教案”頗感棘手時，他幾次去信建議說與洋人打交道要“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鴻章前雲痞子手段，我於盡情盡禮後，若再以無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這或許是他的經驗之談，不過，這種“痞子手段”縱有效於一時、一人、一事，終無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屢屢重大失誤。
但是，李鴻章對於外國人，平生所最敬愛者只有兩人，一個就是戈登，另一個，是美國南北戰爭時的格蘭特將軍。 戈登返國時，李鴻章奏請一千兩路費給戈登。
李鴻章和戈登的嚴重衝突，預示着中國“殺降”的傳統觀念開始受到嚴重挑戰。戈登如此強烈地抗議“殺降”，並得到外國軍隊和僑民的支持，說明這種觀念在西方已經普及。致力於善待俘虜的紅十字會在這一年成立，也證明這一點。
雷頤說得發人深思：曾國藩是中國“理學”大家，戈登只是英國一介武夫，還是要錢不要命的僱傭軍，卻對“雇主”的“殺降”行為萬難接受，“李、戈二人觀念之別非各人品性之別，乃時代之別也”。
從那以後，經過數十年，中國人的觀念在逐步轉變，在1863年過了一個花甲之後，毛澤東率領的軍隊紀律中，終於也規定“不虐待俘虜”——很難說是接受了這一普適價值觀念，毋寧說是出於當時戰爭的現實功利需求，但是這畢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到現代，人們更是不接受“虐俘”，更別說“殺降”了！ “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
戈登後來還有很多故事，這裡不能一一寫到，只提幾件事：
占領蘇州後，滿清賜銀一萬兩給他，戈登拒不領受，說：“鄙人效力中國，實因憫中國百姓之塗炭，鄙人不是賣劍客。”戈登說：“清朝政府招募洋兵平定叛亂是急功近利，這些人大都是亡命之徒，反覆無常，恐怕會危害中國，我一定嚴加管束，沒法遣散，不使危害中國。”
戈登回國時兩袖清風，只帶回和程學啟一起作戰的兩面戰旗作紀念。同治授予戈登提督銜，又給了一堆賞賜，但他接受了提督銜、華服獎旗和最高榮譽的象徵——黃馬褂，卻仍然拒收賞銀。英國則晉升他為中校，並封他為巴茲勳爵士。
戈登臨別，贈言二十條給李鴻章，此事見《李鴻章全集》之《譯署函稿》卷十一。贈言包括： 一，凡中國與外國議約須在中國商議，因中國官員若往外國則易於受蒙蔽致失其本心，終於獲罪；
三，中國現有深通外國語言文字之人中國大員並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才。須知中國通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必有所能替中國辦事，較用洋人之通華語者受益多矣；
五，中國必為自強之計，否則洋人不能相助整頓一切。務須逐漸興辦此條，必當切記；
六，中國一日以北京為建都之地，則一日不可與外國開釁。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於長驅直入，無能阻擋，此為孤注險；
九，中國須遍地設立電報，修理運河。此二事較整頓水師尤為緊要。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中國欲與外國爭勝，當使華商自往外國，徑向製造廠家購買各貨，則洋商不能於中取利
十八，中國宜在香港、澳門兩處各設領事一員；
二十，中國急宜設立稅務學堂，令華人學習關稅事宜，以備接替洋人。
戈登的“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一語，實在驚人，矛頭直指尚清談而不顧國情、空言誤國的清流派。當今中國與外國每當發生糾紛時，都有一幫愛國憤青喧嚷叫囂要打、要武力解決，不就是“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嗎！
相關文章：
袁世凱是否簽訂喪權辱國的“21條”？ 學者黃靖答問：美國智庫如何運作？ 日本與中國文化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江澤民哈佛演講與小布什耶魯演講 好友王清和有一把另類歷史學札記 感性與理性——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下） 感性與理性——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上） 如果能選擇，你願不願生活在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