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中国梦”的理念，比起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理念，更少理性色彩，更缺思辨力量。内涵如此清汤寡水，外延如此浮泛无涯，提出这样一个施政口号，实在是让学问人束手，让思想者挠头，能挖掘出什么建设性的思想资源？但有朋友告诉我，习近平一上任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
◆高伐林
我们上次曾谈到，毛泽东的梦并非凭空而来，其来源之一，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精英的梦想。中国知识精英有什么样的梦呢？手头正有一个颇有意义的样本：整整80年前，1933年元旦，著名的《东方杂志》以大篇幅刊发了各界学者文人的“新年的梦想”。
该刊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400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胡愈之的苦心，被鲁迅一语道破，他没有写“说梦”，倒写了篇《听说梦》，给了另外一家《文学杂志》（4月15日）：“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梦话的重点是否定现实
征梦活动算得上成功。这一期杂志以83页篇幅，刊出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林语堂等142位知识分子的244个梦。
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做梦者中知识精英至少有107人，而劳工大众“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代表性虽有限，但全国百位精英集体“做梦”，也算破天荒了。
读他们“新年的梦想”，我首先一个印象就是：竟有这么多人用否定句式！——他们的梦境，是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的祈望构成的。
多年前，我曾计算过，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光是不、无、非、否、莫、弗……这些否定词，就占了数百字；而80年前的这批中国学者文人，竟也纷纷如此描绘：
“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柳亚子）；
“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女作家谢冰莹）；
“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郁达夫）；
“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时代画报》编辑章克标）；
“没有阶级，不分彼此”（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
“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
“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
“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也应不著储蓄以备后患”（《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
……
还有些人虽没用否定词，但否定意愿极强烈，例如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说：“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
绝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官商两界的颇有地位者，都通过“梦”尖锐否定现状、否定当政者。时任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上海银行张水淇，梦想着未来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则抨击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
除了在梦想中否定许多事物，直接否定梦想本身的，也不乏其人：
茅盾：“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
郑振铎教授：“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
俞平伯：“我没有梦想”；
孙伏园：“只有回忆没有梦想！”
凌梦痕教授：“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千年桃花源
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精英们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他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大同”：柳亚子说“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为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也向往“大同”……
所谓“大同”，是《礼记》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
这像孔子的弟子颜渊所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征稿者想要的是“我们却还有明日”，写出来的却其实是悠久的昨日甚至前日！
他们常常提到的另一个词，是“社会主义”。与“大同”不一样，这是个新词，女作家谢冰莹梦想的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多次暴动之后，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之路”；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连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都梦想“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郑振铎心中未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再细看一下，这两个词，“大同”与“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二者可以互换！——柳亚子就直接将两个词连起来，他梦想中的未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而这个世界，门楣上高悬的牌匾，大书“平等”二字。
他们“梦想的中国”，其实就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
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些“梦”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相似，中国这些学者文人都热切地憧憬著的，是以平等为标志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这些19世纪的“80后”“90后”，身子进入了20世纪，接触到欧风美雨，但头脑还停留于古老的往昔。
其中颇有些文人的“田园梦”，更接近中国传统“桃花源”。《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像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梦的是“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教育部科长吴研因梦的是“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
追求平等超过追求自由
80年前中国知识界人士的这些梦，作为个人的“梦”，无可非议；但是作为知识界群体的“梦”，就大为可议了。
在他们思想的坐标系上，纵轴，是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同”的迷恋；横轴，打下20世纪30年代整个世界的风潮的烙印——在平等与自由这两个价值取向中，钟摆摆向了平等。中国这些精英，跳过了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样的步骤，省略了个人意识的觉醒，自由权利的伸张，做梦的重心跟上世界的潮流，向社会平等倾斜。法国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指出：人有对自由的爱好，也有对平等的爱好，但是对平等的爱好常常超过、取代对自由的爱好。为什么？因为对平等的爱好更容易满足。不是吗？杀富济贫，永远比脱贫致富更省力省时啊！
他们的梦昭示我们，为什么后来中国会走上那样巨大的弯路了。平等的梦，在中国有更深广得多的社会心理基础，更能契合传统的思想观念，也更能契合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潮流。毛泽东和中共强调“平等”，远比自由民主的口号有更强大的威力，“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能成为苏维埃最能点燃民众干柴的火星，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是步调一致的整体。他们的梦，也不仅是“大同”，还有更广泛的取向：像孔子仁的理想啦，列宁共产主义学说啦、孙中山三民主义原则啦、中国的王道啦……不一而足。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呼唤秦嬴政、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在国难当头之际，免不了“病急乱投医”，这类梦，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法治、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也不是没被中国的精英看到：
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
《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说，“应许言论绝对自由”；
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回答《东方杂志》，提出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
律师张耀曾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
北大教授李宗武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
马相伯老人的梦想，也十分全面：“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
缺法治梦，更缺公民梦
然而，正如中国大陆学人傅国涌所评价的：在247个梦中，“法治梦”连零头都不够！
相形之下，来自实业界的穆藕初所提出的主张，实为难得：“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他认为这才是“政治清明”。
更让我感叹的，是这么多“梦想”中，如此缺乏“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
大陆学者傅国涌口气沉重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
我在上篇文章中写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在杭州发出的大段“五七指示”，与这些知识分子的梦想，正是一脉相承！80年前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想“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这更像一个预言，是不是让我们立即联想起四分之一世纪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灾难？
区别只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在野之身，只能描绘对乌托邦的朦胧愿景；而毛泽东大权在握，便一手将亿万人民推入改造社会、改造人心的恐怖实践，乌托邦顿时变成了惊天噩梦！
习近平的“白日梦”
斗转星移，80年过去，长江后浪推前浪，轮到习近平来大谈做梦了。
习近平以“中国梦”作为自己登台执政的开篇，让我不无吃惊。比起江泽民到执政的晚期才提出“三个代表”，比起胡锦涛执政陆续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仅提出得更早——在其刚刚上任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而且三番五次地强调，几乎是逢公开场合必讲，甚至一篇不长的讲话中九次提“梦”，大有将之作为执政关键词、治国主旋律的架势。
一时间，应者蜂起，举国谈“梦”，开谈不说中国梦，饱读诗书也枉然。“梦”本来是个多么温软的话题呀，竟平添了坚硬的政治棱角！
习近平这个“中国梦”的理念，同样法治、宪政、公民统统缺位，比起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理念，更少理性色彩，更缺思辨力量。江胡的“三个代表”也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也好，你可以不同意它，但不能否认，它们都涉及根本课题，都有一定理论的支撑。而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什么？这只是一个无比正确、无比博大、无比响亮、却又无比空泛的口号！它的内涵如此清汤寡水，外延如此浮泛无涯，有什么东西不能往里装呢？有什么东西不能归结为“中国梦”呢？从钓鱼岛，到“国五条”；从禁止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民众请愿，到封杀披露政要元老家族财富的西方媒体……但是什么都往里装，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装进去。
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实在是让学问人束手，让思想者挠头，习近平的智囊团、笔杆子绞尽脑汁：又能挖掘出什么建设性的思想资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习近平三番五次提倡下，中国人人说梦，全民做梦。
有朋友告诉我，习近平一上任就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恰恰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他知道中国毕竟还是中低层民众人数众多，于是不吟“阳春白雪”，高唱“下里巴人”，他提出这一口号，本来就没打算诉诸理性，其用意正是要效仿毛泽东动员底层民众，他诉诸、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
或许是这样吧！但习近平大谈特谈“中国梦”，就能让民众“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吗？今天的中国人，会被重新催眠入梦，就像“文革”期间那样被蛊惑着自欺欺人、自戕戕人吗？
在当年《东方杂志》的梦话中，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的话空谷足音：“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
这是最关键的分野。习近平当然是做不到的。与以个人为本位的“美国梦”大异其趣的习近平牌“中国梦”，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复兴”，实际上当然是要以“党”为本位——虽然习近平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悍然泯灭个人的梦，要求党员和民众“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实现其社会改造大梦，习近平说过“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是，个人的梦，绝对不能干扰、阻碍国家、民族的梦。一旦发生冲突了，个人必须让位，公民的权利，不由分说地要让政府的权力——而个人的梦，是否干扰、阻碍国家、民族的梦，谁来判定？当然是权力者！这样，“中国梦”必然变成一根棍子、一道栅栏，一个新的打压异己的紧箍咒。
在本文即将结尾时，得知两个消息：
其一，4月6日，网民“红衣大叔”李磊创作了一个《中国梦》的歌唱视频。李磊在歌中唱道：“中国梦不是独裁的梦，不是专政的梦，不是贪官的梦，不是权贵的梦，不是黑帮的梦，不是审查的梦，不是屏蔽的梦，不是强拆的梦……是人民的梦，民富的梦，民主的梦，宪政的梦，选举的梦，自由的梦……”
这个充满正能量的梦，上网第一天，竟被删掉了！
其二，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作“重要指示”：“要把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之中，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这更让我毛骨悚然：
——根据中共建政以来的经验教训，凡这种利用权力大力推行、情况不明却决心极大的“梦”，无一例外，都会把好事办成坏事，把建设搞成灾难，把美梦变成噩梦！
（原载《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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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不遵循自由规律社会将走向悬崖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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