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民主進程挫敗的他山之石、前車之鑑-高伐林-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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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民主進程挫敗的他山之石、前車之鑑	2014-07-22 09:54:08


	烏克蘭又一次通過街頭運動實現政權更迭，俄羅斯則出兵，使烏克蘭事件升級為國際危機，同情民主反對專制的人會為民主化進程走了20年後還會發生如此亂象而痛心和不解：亞努科維奇或季莫申科都是通過公認民主程序產生的總統或總理，怎麼會鬧到這樣魚死網破的地步？老高按：前天發出一篇《埃及今天面臨的問題，中國明天會遇到？》，轉載了四封深入現場、探究埃及民主革命何以動盪不止、回到專制原點的來信。看來關注這一問題的人挺多，跟帖不少。中國在崛起、轉型過程中，要高度關注各種前車之鑑，要比較這些國家與中國的異同，既要探究同中之異，也要關注異中之同——外國與中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民族、歷史、國際國內情況的差異，是一眼都能看到甚至閉眼都可以知曉的；但是不同之下有哪些共通的規律？有哪些值得借鑑的啟示？就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了。當權者恰恰利用這一點，百般強調“中國特色”，作為拒絕人類文明發展主流的理由。他們似乎壓根兒就忘了：自己的指導思想、科層體系，本來就是“舶來品”。當今之世，我們不可能退縮回閉關鎖國，必須研究各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哪些問題是中國可能遇到的？哪些問題是中國不會遇到或可以忽略不計的？他們在處理中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中國當權者和挑戰者吸取？正如有的跟帖者所指出的：不能單舉理念旗幟，不講現實條件。最近幾年，這種“他山之石”和“前車之鑑”暴增，既充分說明民主之路非常坎坷，也說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莫之能御，不是光用“西方處心積慮”能解釋的。現在就又來了一個“他山之石”“前車之鑑”：去年以來，烏克蘭劇變吸引眼球，最近又突然發生馬航墜機事件，更使烏克蘭成了全球所有各大媒體的頭條。如何理解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中國學者秦暉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我讀來頗受啟發，轉載於此，供各位參考。埃及來信中和下面秦暉的文章中，都分析了民主進程之所以曲折的文化因素。從我的博客文章的跟帖看，文化、思維方式等因素真是不可小覷。烏克蘭問題解析秦暉，《經濟觀察報》難有贏家的“歐羅邁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關注的烏克蘭近來又出現驚人的政治劇變：去年11月21日因亞努科維奇總統中止“入歐”進程而引發的大規模抗議，即“歐羅邁丹”（Euromaidan，由“歐洲”和“廣場”兩詞根綴合成的一個新詞，目前它已經進入英、德等語）運動在3個月間愈演愈烈，發展成全面反對亞努科維奇政權的群眾性街頭運動。頭兩個月運動還是和平進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進入2014年後便逐漸失控，1月22日示威者與警方在基輔格魯舍夫斯基大街的衝突開創了死亡記錄，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當天被發現棄屍於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規模的抗議，對抗日益升級，並於2月18日演變成大規模流血衝突。最近的調查列舉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難者102人，其中100人屬抗議者，一人是圍觀者，一人為抗議者所殺，另有16名警方人員遇難，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經公布。亞努科維奇至此身敗名裂。他在事件初期還是理智的，後來就惱羞成怒，先派其親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隊進行鎮壓，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調派軍隊鎮壓，軍人卻拒不奉命。黔驢技窮的亞努科維奇不得不步步退讓，街頭的群眾卻越來越激進。2月21日亞努科維奇終於落荒而逃，議會隨即於22日凌晨以“總統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職責”為由高票通過罷免總統、提前大選的決議。烏克蘭又一次出現了通過街頭運動實現政權更迭的異常現象。而俄羅斯則出兵烏克蘭克里米亞，使烏克蘭事件進一步升級為國際危機，令全世界深感憂慮。對於這樣的現象，我想沒有人會感到高興。同情民主反對專制的人會為烏克蘭民主化進程走了20年後還會發生如此亂象而痛心。無論人們對亞努科維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張有什麼看法，他們畢竟都曾經是通過公認的民主程序產生的總統或總理，怎麼會鬧到這樣魚死網破、舉世震驚的地步？如果說2004年事件的是非還是比較清楚的，事件的善後也還差強人意（事件規模雖大卻滴血未流，亞努科維奇作弊事實最後也幾乎被公認，但他雖然因此落敗，卻並未斷送政治生命，幾年後還是在中規中矩的民主選舉中上了台），那麼這次的事件顯然雙方都有出格之處，善後也非常困難。就外部而言，俄羅斯對烏克蘭“變天”固然氣急敗壞，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歐美當然對亞努科維奇中止與歐盟簽訂聯繫國協定不滿，樂於見到反對派得勢，但也只是想延續烏克蘭入歐進程，歐債危機中尚未恢復元氣的歐盟並未準備好立即接納烏克蘭，更不想也沒有能力接過一個因政治“休克”和俄國制裁導致經濟崩潰的爛攤子，更何談為此與俄羅斯進行軍事對抗了。眾叛親離的“鐵腕”總統而更重要的是，整個事件的過程顯示出雙方的首領似乎都約束不了自己的追隨者：一方面，儘管國內許多親俄網民對反對派如此“鬧事”而當局卻收拾不了很為不解，乃至埋怨亞努科維奇“軟弱”、“右傾”，其實亞努科維奇並非心慈手軟之輩，他早就想使出“鐵腕”了。但是儘管烏克蘭軍隊的最高層都是亞努科維奇上台後這幾年新換的，卻沒人接受他出兵鎮壓反對派的命令。 2012年亞努科維奇剛提拔的烏軍總參謀長弗拉基米爾·扎曼納將軍出身於前蘇軍駐東德的精銳坦克部隊，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將軍原是蘇軍黑海艦隊的海軍軍官，而且出生於白俄羅斯而非烏克蘭，從履歷看他們都絕不可能“親歐反俄”，只可能相反，亞努科維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們的。但是他們都拒絕了亞努科維奇要他們鎮壓的命令。先是扎曼納因“不支持對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職，亞努科維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確宣布：“作為一名軍官，除了忠誠和確實地服務於烏克蘭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麼別的選擇，我沒有，也絕不會發布任何犯罪的命令”，軍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權更迭後即被解職，也可見他與反對派其實毫無瓜葛。但他寧可丟官也不願把軍隊用於對內鎮壓，與先下令屠殺、後落荒而逃的亞努科維奇相比，他們究竟誰是“男兒”？軍方不奉命，亞努科維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儘管基輔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開始以暴力驅散示威者，卻因勢單力孤收效不大。年後1月27日當局給他們大幅度加薪，並把人數擴充6倍，達3萬多人，但重賞之下難有勇夫，除基輔的“金雕”開槍鎮壓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觀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輔開槍後發生倒戈、譁變，使反對派控制了當地局勢。政權更迭後“金雕”成為眾矢之的，被臨時政府下令解散並宣稱要追究責任，此舉應該說很不明智。其實3萬“金雕”如果都聽命於亞努科維奇，即便軍方中立，反對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們都趕到對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亞投奔俄軍，新政權這樣做是很愚蠢的。軍人抗命，特警怠工，亞努科維奇的黨政骨幹更是眾叛親離。2012年選出的本屆議會（最高拉達）中，亞努科維奇建立的地區黨本是第一大黨，有208名議員，但“歐羅邁丹”剛發動，就陸續有議員退黨。去年年底地區黨議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開始流血後，退黨潮加劇，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經和議會中反對派主要三黨的議員數相當，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黨的議員也紛紛改變立場。 22日議會開會時，參會的38名地區黨議員有36人贊成罷免亞努科維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區黨正式聲明開除亞努科維奇，譴責“亞努科維奇和他的小圈子”發布“罪惡命令，導致人類受害，國庫空虛，債台高築，使黨在烏克蘭人民和整個世界面前丟人現眼”，並感嘆黨已被亞努科維奇綁架，“成了一個腐敗家庭的人質”。2月24日地區黨議會黨團領袖阿列克·葉夫列莫夫宣布：地區黨正轉為反對派。而77名國會議員已在18日後的幾天內退出地區黨。25日，前總理基納赫等32名前地區黨議員宣布成立新黨“經濟發展黨”並與亞努科維奇決裂。顯然，亞努科維奇的陣營已經土崩瓦解。22日後他逃離基輔跑到東部俄語區各省，那裡通常民眾親俄，地區黨實力強大，但他在那裡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爾科夫他不敢公開露面，只是開了個事後播出的室內會議，在更東邊“更親俄”的頓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發祥地，他更是連室內會議都沒開就悄然離去，而且想從那裡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亞他都不敢見人，而是徑直到了俄軍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衛隊，轉頭進了俄軍的地盤。後來俄羅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為其“代理人政治”已經完全癱瘓，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見好不收”的反對派但是另一方面，反對派的組織程度也是相當的差。整個運動由許多黨派組成，從左派的社會黨到極右的烏納翁索（UNA－UNSO，“烏克蘭國民公會－烏克蘭民族自衛”的簡稱，一個由退伍兵發起的極端民族主義派別），從國會中有相當影響的三大反對黨（祖國黨、烏克蘭改革民主聯盟和斯沃博達黨）到無數院外小黨派、非政黨類型的NGO和其他民間團體，從基輔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輔市中心“廣場運動”的幾十萬參加者到中後期約有半數是來自基輔以外的烏克蘭各地－－這是現代史上首都廣場運動曠日持久時常見的一種現象。這些外地參與者如果不是當權者純粹用錢僱傭來做戲的，而是真正“熱血沸騰”、不惜勞頓遠道前來的“憤青”，就往往會比本地市民更激進，有“既然來了就不能無功而返”的勁頭，同時也更不受本地反對派組織的控制－－或者說，本地反對派只有迎合他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如果本地反對派中也存在影響力競爭，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樣擁有強大道義資源和“受難聖徒”形象的人物來呼喚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現譁眾取寵、“比賽激進”的場面，造成“見好不收”、難以妥協的困境。整個“歐羅邁丹”運動中反對派的代表曾與亞努科維奇當局不斷談判，並且多次達成妥協。前期的妥協可能是亞努科維奇的緩兵之計，但2月16日、21日的兩次妥協是在亞努科維奇逐漸眾叛親離的情況下達成，他顯然是大勢已去，幾乎接受了反對派的所有條件，很難說還是緩兵之計了。然而當反對派代表到廣場上向群眾宣布協議時，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奮，要求乘勝追擊”的歡呼，或者是不屑妥協、不滿代表“軟弱”的噓聲，唯獨很少對妥協的響應。事實上，2月22日議會所做的各項決議，大都是前一天反對派代表、亞努科維奇本人與波蘭、法國和德國的歐盟調停人三方簽署的協議內容：恢復2004年議會制憲法，年內提前大選，通過新選舉法並成立（不受當局控制的）選舉委員會，否決緊急狀態，釋放被捕者，政府、反對派與歐盟三方聯合調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議者撤出占領的公共建築，沒收非法武器。反對派的勝利是那麼明顯，以至於俄羅斯調停人拒絕簽署這個協議。議會後來調整的無非是把年內大選確定為5月25日。協議未提到的釋放季莫申科其實也是順理成章（54個地區黨議員和32個共產黨議員都投了贊成票，反倒是反對派議員有個別不贊成）。而由於亞努科維奇逃走，程序複雜的彈劾總統變成了簡單的罷免總統。可以想見，如果反對派能夠在協議簽署後迅速履約撤出公共場所，不給亞努科維奇以逃走的藉口，他留在基輔議會同樣會通過除罷免他之外的各項決定，而彈劾他則因程序複雜不可能很快進行。這樣到新大選時他再下台，整個程序就會完美無缺。俄羅斯再惱羞成怒也難找到干涉的藉口了。但是協議在廣場宣布時遇到的噓聲、獲釋的季莫申科到場號召民眾堅持不撤、秩序恢復的緩慢和勝利者報復的威脅，都使得亞努科維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後來還反過來指責反對派並未接受先前的協議。儘管我們可以相信，即便那樣，亞努科維奇還是會出走，俄羅斯還是會干預，但那就更顯得強詞奪理了。曾經有段著名的對話： “為什麼廣場運動總是以（被鎮壓）失敗告終？” “因為不失敗它是不會告終的。” 當然這裡通常指的是專制國家，其實在專制國家也有以全勝告終（專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應該說，在專制國家廣場運動的確很少以妥協告終。不過民主國家就不是這樣，民主國家的廣場運動，從當年英國的“憲章運動”，1963年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1968年的巴黎學潮，世紀之交西雅圖、巴塞羅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都是在既沒有“勝利”也沒有被鎮壓的情況下告終的。問題在於，今天的烏克蘭已經不是個專制國家，實行民主政治已經20多年了。儘管其民主制度還遠談不上完善，但已經不能說那裡還是專制制度。亞努科維奇2010年上台後把議會制憲法修改為總統－議會制憲法固然增加了他濫權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總統制憲法，在民主國家也並不總是與民主牴觸而不可接受的。亞努科維奇作為個人可能貪腐，可能濫權，甚至可能（在親歐疏俄的烏克蘭人看來）“賣國”，但“歐羅邁丹”之前的烏克蘭國家基本上還是個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並不是不會有廣場運動，但這類運動在民主條件下通常都能夠“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烏克蘭人為什麼就不是這樣呢？“歐羅邁丹”式的場景如果發生在20年前，它被鎮壓會引起人們廣泛同情和聲援，它的勝利會引起人們普遍歡呼，但20年後還出現這樣的場面，就未免令人遺憾了。 “政變”還是“革命” “歐羅邁丹”運動的參與者構成複雜，應該說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會正常情況。可是各黨領導人甚至對自己的黨都很難有效控制，卻是烏克蘭的特點。而越是難於控制，越是需要“譁眾取寵”，慷慨激昂、不依不饒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節的呼聲越少。坐了兩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獄後呼籲“追窮寇”，與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獄後呼籲和解形成鮮明對比。在季莫申科獲釋、臨時政府成立前，反對派經常出面的“三劍客”中，經濟學家亞采紐克及其知識界為骨幹的烏克蘭改革民主聯盟應該是西方最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黨，但在烏克蘭其影響力遠不如有爭議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國黨。另外兩位，一個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個是不僅反俄、而且時有反猶太、反波蘭言論的極右翼人士賈尼波克，他所屬的斯沃博達黨常被視為“反俄但未必親歐”的極端民族主義派別。西方民眾和輿論儘管基於普世價值大都同情“歐羅邁丹”，但對這兩個人是很有保留的。歷史上廣場運動難免有過火行為，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規模宏大，卻難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國際上印象很不錯。這次就不同了，儘管人們通常都認為（甚至前執政黨也認為）亞努科維奇及其受命者應對流血犧牲負主要責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極端分子，有“蒙面人”與特警的武力對抗，則是新政權下的調查也承認的。西方的抗議運動也有“占領華爾街”之類的出格之舉，但占領政府機構、焚燒公共建築就太過分了。俄羅斯對此的憤怒不是沒有來由的。俄羅斯現在說整個“歐羅邁丹”是“暴徒”搞的一場“政變”，在俄羅斯以外同意這種說法的人並不多。因為如果不管價值判斷上的褒貶，就事實而論“政變”通常是“體制內”的軍政勢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奪權。就連俄國的“十月革命”劇變後被不少人稱為“十月政變”，也是因為十月前“兩個政權並存”狀態下，“兩個政權”之一的蘇維埃已經屬於體制內（臨時政府從未宣布取締蘇維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來“並存”的另一個政權（臨時政府）可以說是“政變”。如果是體制外的勢力推翻政權，褒義或不分褒貶的可以叫“革命”，貶義的就該叫“叛亂”了。烏克蘭這次的“歐羅邁丹”是體制外的廣場運動施加壓力，通過體制內的2月22日議會決議實現的權力更迭。從議會決議來講，儘管程序有瑕疵（根據2010年憲法議會不能罷免、只能彈劾總統，儘管當時議會已經決定恢復2004年憲法，但亞努科維奇並不承認），但基本應當說是合法的，因為正如議會方面所說：亞努科維奇誠然是民選總統，但他既以出逃來拒絕履行職責，就自然失去了總統資格。然而從體制外的廣場壓力而言，則確實不僅有合法壓力（和平示威），還有非法壓力－－占領政府建築、武力對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現在多把歐羅邁丹稱為“革命”或“革命與改革的結合”。就事實判斷而論，說“歐羅邁丹”是一場“革命”，實比說它是“政變”要合乎邏輯，因為它在體制內程序上說不上非法，但體制外壓力則的確有激進、“劇變”乃至流血的特徵。從專制到民主的過渡在邏輯上可以有漸進改革和“劇變”革命的區別，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劇變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鵝絨革命”。但是在民主體制下邏輯上應該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應有革命的。東歐當年在從極權主義走向民主的過程中大多都是“天鵝絨革命”，可是烏克蘭不僅在民主化進程走了20多年後還發生了“革命”，而且還不是“天鵝絨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這怎麼說也是個不幸的大悲劇。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左右”、“東西”之分，真的無法化解？俄歐爭奪烏克蘭，真的要明火執仗嗎？現在人們談到烏克蘭的國內鬥爭，大多承認這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主義”之爭，而是國家認同上的“東西”之爭、“親歐”與“親俄”之爭。這種說法有道理，但並不盡然。烏克蘭獨立以來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穩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並不是東西之爭。當年烏克蘭獨立時各州都進行全民公決，全烏84.2％的選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贊成獨立。與西部幾乎全民贊同相比，東南部俄語區的贊成率稍低，但也是壓倒優勢。如今號稱最“親俄”的最東部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兩州，當時支持烏克蘭獨立的也占到83.86％和83.90％，反對者只有13％和12％。連俄羅斯族占絕對優勢的克里米亞，甚至黑海艦隊官兵，多數也投了贊成票。黑海艦隊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講俄語的塞瓦斯托波爾，57.1％的投票者支持獨立，只有39％的人反對。需要指出的是：與今天的選舉結果常受部分人質疑不同，1991年的獨立公投至今無人提出舞弊指責。就黨派而論，當時從民族主義的魯赫運動到烏克蘭共產黨人，各有影響的派別都贊成獨立。正如時任烏共中央第一書記古連科稱：“如果我們不為獨立投票，將會是一場災難。”包括克里米亞人在內，那時誰也不會想到後來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國家認同之爭和東西對立。之所以出現如此強大的獨立呼聲，主要是由於歷史上烏克蘭的離心傳統和俄蘇時期的舊怨，以及因8.19政變陡然升級的對蘇聯政治風險的擔憂，也與烏克蘭當時經濟和生活水平高於全蘇平均值、也比俄羅斯略高有關。蘇聯解體進程的特點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國越想擺脫“窮親戚”。最富的波羅的海三國追求獨立最早，最堅決，烏克蘭次之，最窮的中亞諸國其實是在三個“斯拉夫老大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簽訂《別洛維日耶協定》決定結束蘇聯後，才無奈地跟風獨立的。獨立公決時的烏克蘭人普遍樂觀，認為他們和脫離帝俄後的芬蘭、脫離蘇聯後的波羅的海國家一樣會變得更富裕。克里米亞的多數俄族人贊成獨立，更是出於這種因素。但實際上，以重工業為主的烏克蘭經濟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銷售市場）和中游（技術協作與知識產權共享）各方面對蘇聯經濟的依賴程度，既高於工業不太發達的小國，也高於雖發達但國家小、西方經濟體系易於吸納和幫助的波羅的海國家，更高於本身體量龐大、相對更能自成體系維持一體化的俄羅斯。因此，儘管烏克蘭獨立後的經濟體制轉型遠遠沒有那些號稱搞了休克療法的“新歐洲”國家、甚至沒有俄羅斯那麼激進，但是付出的代價卻沉重得多。獨立後烏克蘭的經濟和生活水平很快變得不如俄羅斯，當然更不如已經“入歐”的西鄰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東部俄語居民，對獨立產生悔意，出現親俄情緒，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烏克蘭人更急於向“新歐洲”看齊，爭取加入歐盟。於是歷史上就存在的“東西差異”便被逐漸激活。儘管如此，很長時間內這種差異並沒有在烏克蘭政治中成為焦點。獨立後不久烏克蘭就陷入黨派紛爭，但前十年的紛爭和其他東歐國家轉型期的黨派之爭沒有什麼不同，尤其是與俄羅斯內部的黨派之爭幾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烏克蘭政爭的焦點是府會（總統府與議會）之爭、制憲衝突。與1991－1993年間俄羅斯總統－議會之爭導致“炮打白宮”事件相仿，獨立後烏克蘭也出現總統制還是議會制的對立。蘇聯時期的1978年憲法已過時，但烏克蘭新憲法一直在爭論中難產。 1994年俄羅斯的府會之爭以葉利欽獲勝、通過總統制憲法而告終，烏克蘭的府會之爭卻更趨嚴重。東部軍工企業出身的強人庫奇馬總統號稱是“烏克蘭的葉利欽”，要求強化總統權力以加快經濟轉軌。同樣以東部為基地、卻抵制轉軌的左派（以烏克蘭共產黨為代表）和以西部為基地的右派則形成反庫奇馬聯盟，利用議會掣肘庫奇馬。這樣的政爭既非左右對立，亦非東西對立。庫奇馬的手段比葉利欽更圓滑，他不用“炮打白宮”的強硬手段，只是合縱連橫，分化瓦解，終於在1996年戰勝反對派，通過了以總統制為基本原則的新憲法，結束了獨立6年來的府會之爭亂局。從府會之爭到左右之爭：親俄寡頭的崛起總統制下的烏克蘭黨爭進入第二階段。正如葉利欽戰勝“白宮”後的俄羅斯黨爭形勢變成葉利欽當局與俄共的對立一樣，1996－2002年烏克蘭的政爭也轉變為左右之爭。這一時期庫奇馬利用總統制下的強勢地位推進市場化經濟改革，使經濟出現回升。但市場化，尤其是強人主導的市場化，造成寡頭崛起，民眾不滿，給以烏克蘭共產黨為首的左派反對黨積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議會選舉，烏共取得96席，加上農民黨的19席、社會黨的25席，“左派聯盟”三黨共占有1／3以上議席，社會黨主席莫羅茲成為議會議長，議會多數委員會也由左派領導。1998年再次大選，結果更加左傾，烏共得票率達到約25％，比上屆多獲58席，一黨囊括議會全部議席的40％，連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議席已達半數。這是迄今烏克蘭政局最“左”的時期，庫奇馬政府面臨左派的強大壓力。由於庫奇馬所代表的寡頭集團主要形成於東部大型國企的私有化過程，而不滿私有化的左派基礎也主要是東部原國企工人，這種東部寡頭與東部草根民眾的對立自然屬於左右對峙，沒有什麼東西色彩。而當時的西部“右派”可分為反俄的民族主義者（一般視為“極右派”）與支持私有經濟的自由派（一般視為中右派）。西部由於沒有東部那樣的大型國企私有化寡頭，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營企業的民間自由派。他們在支持市場化改革方面與庫奇馬接近，與烏共對立。民族主義的“魯赫”右派由於在獨立之初（庫奇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時期）執政，成為當時經濟大滑坡的替罪羊，影響劇減，在1998年議會中只剩32席，比上屆減少60％，幾乎退出了主流政治。於是，庫奇馬聯合西部民間自由派與東部寡頭自由派，對以烏共為首的左派展開反擊。出身東部寡頭巨富的亞努科維奇與出身西部經濟學家的民間自由派尤先科，後來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當時卻是站在庫奇馬一邊的盟友。 1999年總統選舉，庫奇馬依靠上述聯盟獲勝連任，那時經濟也止跌回升，庫奇馬利用民氣，不失時機地於2000年1月聯合11個中、右黨團形成議會多數派，發動“議會革命”，一舉從左派手中奪走了議長、第一副議長和議會各委員會的領導職務。4月間，庫奇馬又發動全民公決，再次擴大總統權力，左派阻止未遂，再受挫折。2002年烏克蘭第四屆議會選舉，烏共只得66席，比上屆劇減108席，由第一大黨降為第三，可謂空前大敗。2006年大選，烏共只獲得3.66％的選票，議席更跌到21席。儘管此後稍有上升，終難恢復元氣。這期間烏共發生分裂，分離出的小黨烏共（復興）未能進入議會，烏共與社會黨關係破裂，農民黨則已瓦解。左派總的來講已經不成氣候了。庫奇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於他的“反共親俄”策略。作為寡頭政治家，他在國內堅持推行左派深惡痛絕的經濟轉軌，國際上卻明顯“親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機、北約東擴、車臣衝突等問題上偏向俄羅斯立場，並與俄羅斯、白俄羅斯一起積極推動獨聯體內“斯拉夫三兄弟”的“一體化”進程。因此他不僅得到了葉利欽、普京的支持，而且俄烏經濟聯繫的恢復也進一步拉動了烏克蘭的經濟復甦。由於這種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俄烏經濟聯繫，東南部率先受益，遂使烏共更陷尷尬。 “反右親俄”的烏共，其反右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多少吸引力，主要是靠“親俄”吸引獨立後吃了苦頭的東部選民而一度興旺。如今“親俄”的招牌被人奪去，烏共親俄，俄羅斯卻不親共。無論是“民主派”葉利欽還是“民主倒退”的普京都是打壓俄共的，自然也不會喜歡烏共。他們喜歡的是烏共的對手庫奇馬。俄共雖然由於思想陳舊，未能像許多東歐的前共產黨後繼者那樣改行民主社會主義後、在“左右輪迴”的民主政治中東山再起，但通過淡化意識形態、轉向“愛國”和民族主義，俄共還是保持了相當的支持率。烏共卻由於“親俄”，在烏克蘭根本不可能樹立“愛國”及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形象，其尷尬自然更甚於俄共。作為共產黨不能像俄共那樣打“愛國”牌，作為“親俄”者又無法與庫奇馬爭風，烏共前景黯淡是難免的。 “東西”之分，真的無法化解？但是，使烏共無法仿效俄共的上述原因，同樣也使庫奇馬難以比肩葉利欽和普京。眾所周知，由於種種原因，在俄羅斯1990年代共產黨與民主派的鬥爭結果是誰也沒能取勝，從葉利欽後期到普京的俄當局固然是逐漸背離了民主派的初衷而走上“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強人政治之路，俄共也沒能靠意識形態取得復興，其支持率自葉利欽後期達到峰值後就不斷衰落，只能靠“愛國”民族主義維持最大反對黨地位。於是俄羅斯的政治從府會之爭、左右對峙之後，到普京時代進入了第三階段，即以民族主義旗號求同存異，在民主雖有相當程度倒退但仍然保持多黨議會政治的狀態下，實現了劇變後從未有過的政局相對穩定。然而，如果說烏克蘭的前兩個階段與俄羅斯相當類似，進入第三階段後卻與俄羅斯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政局不是趨於穩定，而是越來越亂。道理很簡單：烏克蘭的民族主義不是“親俄”而是“反俄”的。在俄羅斯，普京可以靠民族主義掌權，俄共可以靠民族主義當反對派老大，但庫奇馬與烏共的“親俄”卻使他們誰都不可能拉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大旗當虎皮。在左右對峙階段，庫奇馬的“反共”使得西部民間自由派與東部寡頭自由派互相靠近，而西部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至少也不會以庫奇馬為頭號敵人。但是烏共這個對手衰落後，庫奇馬的“親俄”卻引起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強烈不滿，民間自由派與寡頭自由派也轉趨對立，以中西部烏克蘭為基地的民族主義者和民間自由派在“親歐疏俄”的立場上聯合起來，與寡頭自由派控制的東部地區矛盾越來越凸顯，終於釀成了以東西之爭為背景的“橙色革命”。早在庫奇馬當政後期，他不斷強化總統權力的做法已受到關於“民主倒退”的批評，但新的抗爭不再有“左右”分野。這是因為庫奇馬“親俄更親寡頭”的政策雖然迎合了東部親俄傾向，卻打擊了反寡頭的、除烏共以外的左派，同時親俄太甚引起具有反俄傳統的西部“右派”不滿，“民主倒退”更引起中右的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的社會民主派共同反感。於是烏克蘭又出現了“左右”混合的反對派運動。 2001年烏克蘭發生反對庫奇馬的三·九政治風潮，但過去領頭反庫奇馬的烏共並未參與，反而與庫奇馬同受衝擊。社會黨成為反庫奇馬運動的左翼，而右翼則是從“魯赫”衍生的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2001－2002年間政治風波不斷，尤先科總理與庫奇馬分手。在憲法規定總統連任只能一次、2004年必須交班的情況下，庫奇馬開始培養東部親俄寡頭、頓涅茨克州州長亞努科維奇為接班人，繼2002年任命其為總理後，2004年又支持其競選總統，從而由“大選舞弊”風波引發了那年的“橙色革命”。橙色革命意味着烏克蘭政治進入了俄羅斯支持的東南部勢力（以亞努科維奇為代表）和先前反庫奇馬的“左右聯合反對派”形成的親歐西部勢力（當時以尤先科為代表）的對壘狀態。“東西對立”具有更多的民族矛盾性質。筆者曾指出與“階級矛盾”聯繫的“左右對立”相比，民族對立與國家認同的對立是更難化解的。而俄、歐各拉一邊使問題更難解決。即便比“左右之爭”更難化解，這“東西對立”也不是一開始就你死我活的。甚至“東西”陣營的邊界那時也不是很分明。不僅亞努科維奇和尤先科幾年前都出自庫奇馬麾下，橙色革命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季莫申科也曾在庫奇馬時代當過副總理。烏克蘭那時畢竟已經搞了十幾年的民主政治，人們並非不了解妥協和多元化的必要。橙色革命雖然是亞努科維奇敗北，但正如一位俄羅斯評論家所說：“所謂的親俄候選人，如果他只以微弱多數獲勝，他的勝利就會有爭議，這使他無論如何不會像原先承諾的那樣奉行親俄路線。親西方候選人也一樣，如果他也以微弱多數取勝，他的勝利同樣會有爭議，他也永遠不會奉行反俄政策。” “親俄”與否的模糊性：季莫申科的角色演變橙色革命後亞努科維奇仍是親俄派領袖，而橙色陣營卻很快發生了分裂。最近中國網上有個“親俄”熱帖《季莫申科的十年》說：“2004年前任總統尤先科和她一起搞掉亞努科維奇，2005年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搞掉她，2007年尤先科和她搞掉亞努科維奇，2009年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搞掉她，2010年亞努科維奇和她搞掉尤先科，2011年亞努科維奇把她送進監獄，2014年亞努科維奇逃亡，她又回來了。” 這個貼子有許多事實錯誤：橙色革命時尤先科並不是什麼前總統。革命後尤先科與季莫申科確實很快分道揚鑣，2005年尤先科以重組政府免去季莫申科的總理之職，提名自己政黨的葉努哈羅夫接任，但談不上聯合亞努科維奇，只是次年議會選舉中尤先科自己的政黨大敗，依憲才不能不提名議會第一大黨而且能形成執政聯盟的亞努科維奇組閣。 2007年因政治僵局提前再選議會，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仍是第一大黨，但因無人願與之結盟、湊不成多數無法組閣（主要是上年與亞氏結盟的共產黨與社會黨這時都已與他鬧翻，所以要說這次亞氏下台有誰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與其說是季莫申科，不如說是烏共），尤先科遂再度提名第二大黨且有能力結盟執政的季莫申科。這時尤先科的“我們的烏克蘭”黨已瀕解體，其後繼派別有的支持季莫申科，但並非季的主要盟友。至於“2009年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搞掉她”則純屬子虛烏有。事實是季莫申科作為總理一直執政到2010年，才因亞努科維奇贏得總統大選後另組政府而被迫下台。在這次總統大選中儘管尤先科與季莫申科是各選各的，但他們都沒有幫亞努科維奇。當時尤先科的得票數已無足輕重（到第二輪選舉時，已被淘汰的尤先科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投了季莫申科的票），季莫申科是亞努科維奇的主要對手，後者以微弱多數勝了前者，這怎麼是“亞努科維奇和她搞掉尤先科”？倒是該貼沒有提到“2011年亞努科維奇把她送進監獄”時尤先科曾經出來作證。但尤先科要證明的恰恰是季莫申科與俄羅斯商定的天然氣價格太有利於俄羅斯，而亞努科維奇當局也恰恰是以這個“親俄”罪名判了她的“瀆職罪”。如此說來，這件事情上倒是亞努科維奇在“反俄”了。但這個熱帖的確反映了2004－2011年的烏克蘭政局敵友多變，分合不常。甚至親俄與否也不能一概而論。就以季莫申科和亞努科維奇而論，公認為“反俄”的季莫申科其實出生、成長、受教育都在東部俄語區（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而且也是從被東部俄語選民（基洛夫格勒州1996年）選進議會開始涉足政壇。季莫申科自謂過去一直講俄語，只是在加入政府後才學講烏克蘭語，但俄語仍比烏克蘭語流利。另一方面，亞努科維奇雖為公認的東部寡頭，與俄羅斯關係千絲萬縷，但他在與俄天然氣談判中的立場似乎比季莫申科更強硬。而烏克蘭“入歐”進程，雖然“西部人”嚷嚷很早，實際談判恰恰是在亞努科維奇任總理和總統期間開始的，而且在他2013年11月中止進程引發大亂之前進展也不能說慢。所以，儘管“西部親歐，東部親俄”的矛盾確實很難化解，但這次危機之前也並不是壁壘分明，你死我活。我國有些人想當然地認為俄羅斯支持的人一定偏左，西方認可的人就是右派。其實亞努科維奇“親俄”是否一貫尚可討論，他作為對東部大型國企搞權貴私有化而形成的寡頭巨富群體的代表倒是更為鮮明。尤先科主張市場經濟很明確，但也提出對某些大型國企（如克里沃羅格化工廠）私有化黑幕要立案調查。倒是季莫申科雖然也是富豪而且引起非議，但她從流通領域（從開錄像帶出租連鎖店到倒騰天然氣）發家，對大型生產性國企私有化則一向指責甚厲，乃至主張全面清算。她任總理時，曾計劃將3000個公司重新收歸國有，但未及實行就被解職。她也反對烏克蘭天然氣運輸系統私有化。部分烏克蘭政治家與學者認為她的政策屬於國家社會主義。其實社會主義倒未必，說她有濃厚民粹主義色彩應該是對的。不僅如此，季莫申科最初參加橙色革命主要也並非出於“東西”情結。無論她是否是“真正理想主義者”，也無論她自己的財富是否清白，至少作為一個選舉政治家（所謂政客），她當初反亞努科維奇的理由確實是以民粹主義價值觀來清算亞氏的權貴私有化，而很少提及“東西”“歐俄”問題。由於季莫申科早期的東部背景，更由於她在格魯吉亞事件中持現實主義的低調態度，反對尤先科嚴厲指責普京侵略（實際上卻無力支援格魯吉亞）的做法，以及她在進口天然氣談判中被認為是屈從俄羅斯的態度，在橙色革命後普京甚至一度很看好她。當時俄羅斯認為亞努科維奇已經玩完，季莫申科可能是替代的親俄派，因而對她評價甚高，在她與尤先科的矛盾中更是偏向於她。但是後來季莫申科不像真正親俄，更沒想到亞努科維奇很快東山再起，並且狠整季莫申科。普京權衡後還是覺得應該在亞氏一方押寶。但季莫申科成為“反俄英雄”顯然也不是必然的。矛盾為何突然激化？事實上，“東西之爭”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外部條件。2008年俄羅斯對格魯吉亞人用兵，嚴重加劇了多數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疑懼。他們覺得沒有西方的保護就隨時可能被俄羅斯吞噬。不久後全球金融危機波及烏克蘭，烏經濟遭受重創。人們又從經濟上更加感到烏克蘭需要保護。但到底向東還是向西尋求這種保護，對立就更加凸顯。應該說如果兩邊都能給予保護，所有烏克蘭人都不會反對。但如果二者只能得一，那麼親俄烏克蘭人的危機感就遠不如親歐烏克蘭人。因為有了格魯吉亞事件的教訓後，前者儘管親俄，卻並不擔心歐洲會侵略烏克蘭；而後者不但親歐，還非常擔心俄羅斯的霸權威脅烏克蘭的生存。至於入歐還是靠俄，哪邊獲得的經濟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今天我們這裡常有些自作聰明者算計歐盟能夠給烏克蘭的好處是否足以彌補與俄羅斯交惡會帶來的經濟損失。這樣的論證如果說在格魯吉亞事件以前還能有點說服力，在此以後就會被嗤之以鼻了。所以加快入歐對於親俄烏克蘭人的刺激，遠不如中止入歐對親歐烏克蘭人的刺激大。亞努科維奇如果只是親俄，東部人會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後能夠東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亞努科維奇如果絕歐，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東部人倒不見得會大力支持他－－歐羅邁丹之後亞努科維奇在東部也無法立足，連地區黨也拋棄了他，就足以說明這一點。而對於這一點，恐怕俄羅斯與亞努科維奇自己都沒有充分的估計。亞氏貿然絕歐，點燃了火藥桶，歐羅邁丹運動就這樣爆發了，而且其力度是出乎他們預料的。於是運動一起，親俄派就節節後退，但運動卻“見好不收”，終於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烏克蘭民主的“哥薩克傳統” 當然，“見好不收”的也不僅是“親歐”一邊，亞努科維奇也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主兒。2010年他剛當上總統，次年就把季莫申科判刑入獄，烏克蘭國內和國際上都廣泛地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這不是說早年貧寒、開錄像帶出租店起家、後來暴發成“天然氣公主”的季莫申科致富史就沒有嫌疑之處，問題是亞努科維奇這些通過大型國企私有化暴發的東部寡頭在一般公眾看來更黑，而季莫申科就是以聲言追究寡頭私有化黑幕而聲名鵲起的。2010年總統選舉中她僅以3％之差負於亞努科維奇，亞氏一上台就逮捕、審判季莫申科，當時指控她涉嫌貪污乃至謀殺等一系列大罪，但審了一年半，這些嫌疑仍未能證實，最後司法當局宣布對她的“十宗罪案”乃至“更多的罪案”仍然繼續調查，卻單獨以她主持俄烏天然氣進口談判接受了俄國的高價這樣的理由先判了她“濫用職權”，服刑7年。這個審判令舉世譁然，被指責為“選擇性執法”、“政治迫害”，不僅在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國家遭惡評，甚至俄羅斯輿論也有非議，歐洲人權法院、歐洲議會以及國際透明組織、自由之家、大赦國際和人權觀察等國際NGO組織都強烈抨擊這一審判。與此同時，亞努科維奇當局還對季莫申科陣營的人，包括她的政治盟友、同僚、軍人和她聘請的律師也進行類似的追查和審判，同時卻對自己陣營的腐敗案百般包庇。無怪乎季莫申科獲釋後來到廣場上也要號召其追隨者“宜將剩勇追窮寇”，窮究亞努科維奇黨羽了。像這樣不依不饒的做法，政治就很難穩定。但為什麼烏克蘭政治中的各方都喜歡這麼幹？本文前述格魯吉亞事件後的危機感，國家認同和民族矛盾相對於“左右”矛盾而言的非理性都是原因。但是，在烏克蘭悠久的歷史上這種現象屢見不鮮，使人覺得“哥薩克傳統”的因素也不能被忽視。人們談到俄羅斯實行民主制度的困難，通常都要提到俄國歷史上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的悠久傳統。烏克蘭政治長期以來受到俄羅斯影響，甚至如前所述，2004年以前的黨派鬥爭模式演進都類似於俄羅斯，但是從形式上看，烏克蘭人的文明史似乎與俄羅斯截然相反，自從“烏俄共祖”的基輔羅斯時期結束、烏克蘭人作為有別於東北羅斯（莫斯科羅斯，即後來的俄羅斯）的族群形成自己的特性以來，就從來沒有經歷過自己的君主專制制度。除了受到外族（俄羅斯、波蘭、奧斯曼土耳其等）奴役外，烏克蘭人的“自治”歷史一直是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歷史。可以說，除了憲政（契約、妥協）的要素比較缺乏外，要講自由、民主精神，在喀爾巴阡以東的歐亞地區，恐怕沒有誰比烏克蘭人更突出的了。烏克蘭的歷史與“哥薩克”這個族群－集團密不可分。可以說，歷史上的哥薩克並非就是烏克蘭人，但是歷史上的烏克蘭人就是哥薩克。“哥薩克”一詞源自突厥哈扎爾語，意為“自由自在的人”。14世紀以後在莫斯科公國向沙皇俄國專制制度演變、16世紀後俄羅斯農民逐漸農奴化的過程中，那些不願臣服於專制君主、不肯作為農奴侍奉主人的人們，紛紛以類似我國歷史上所謂“盲流”的形式逃往“邊疆”，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地區尋求“自由自在的”生活。這片廣袤的土地當時處於俄羅斯、波蘭－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幾大強國勢力的交界處，歷史上多次成為歐亞大陸民族大遷徙時突厥語游牧民族來往的通道。這些嚮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與之相結合，就以突厥語自稱“哥薩克”了。而他們生存的“邊疆”就是“烏克蘭”（斯拉夫語“烏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邊疆之意。大家可能記得十年前，南斯拉夫地區戰亂時，克羅地亞一些塞族人在克國與波黑交界地區成立過“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國”，“克拉伊那（крайна）”與“烏克蘭”其實都是“烏克拉伊那”的方音，指的都是“邊區”），於是，指地的“烏克蘭”與指人的“哥薩克”相表里，就成了這些“自由自在”生活在“邊疆”的人們的認同符號。當時，這些“自由自在”的“邊疆”人處在周邊幾大國管不着的幾近無政府狀態中，亦兵亦農，彪悍尚武，流動性強，形成類似綠林好漢式的群體，自己推舉“頭領”（音譯“蓋特曼”）實行自治，其代表性的聚落就是15－16世紀第涅伯河中游的“扎波羅熱營地”和17世紀在相距不遠處的“齊吉林營地”。與突厥人的世襲酋長不同，這些綠林好漢們不接受世襲制，他們的“蓋特曼”是以“齊吉林哥薩克人大會”的方式推舉產生，可以說是一種“軍事民主制度”。自由自在的哥薩克“民主選舉”蓋特曼，既沒有君主制也沒有農奴制，這種軍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體，對外“自由”，對內“民主”，部落的各級蓋特曼對下負責而不受上面任命。在軍事化部落內部講究嚴格的集體一致，與尊重個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會有很大區別，但作為前近代傳統，它與俄羅斯本土的農奴制和帝國官僚制也十分牴觸。這種“自由民主”傳統一直延續到18世紀後期哥薩克地區被沙俄帝國完全吞併，蓋特曼自治傳統被廢除。但是此後他們反抗專制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他們反抗過土耳其人、波蘭人、尤其是統治他們最久的沙俄帝國，二戰中又反抗過德國納粹，這一切都是為了捍衛他們珍愛的“自由民主”。正是這種傳統，使烏克蘭人難以接受俄羅斯普京時代的“民主倒退”。可以說，從劇變後頭十年烏俄政治幾乎同步演變，到2000年後烏俄政治趨勢漸行漸遠，“東西矛盾”逐漸突出，烏俄關係時好時壞，而總的趨勢是趨於惡化。除了民族矛盾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因素外，烏克蘭人的“民主傳統”與俄羅斯的“民主倒退”也是一個不能無視的因素。而西方之所以同情烏克蘭，當然有排擠俄羅斯的地緣政治考慮，但是基於普世價值觀對烏克蘭民主制度的支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哥薩克傳統”的三大弊病然而“哥薩克民主”的傳統畢竟不是近代的憲政民主。從某種意義上說，俄羅斯人擺脫君主專制傳統走上穩定成功的憲政民主制度固然不容易，烏克蘭要擺脫“哥薩克民主”的傳統弊病而實現憲政民主的穩定成功，困難也不小。在今天的歷史書中，17世紀烏克蘭的蓋特曼政治被歸類為“共和制”，而與“哥薩克民主”相表里，但實際上這種來自綠林好漢的民主共和與現代的民主共和國有很大的不同。具體地講，就是“哥薩克自由”不重視“群己權界”，“哥薩克民主”有多數決定但缺少尊重少數的傳統，也不大容得下反對派。而“蓋特曼政治”還有與周邊強大勢力結盟進行內部鬥爭的傳統，這在歷史上更使烏克蘭人大吃苦頭。 “哥薩克自由”不重視群己權界，使得烏克蘭的政治傳統中易於接受多黨制但很難形成西方那種“左”“右”派。西方成熟民主政治中的左派，即社會民主主義類型政黨，主張群域較大的福利國家。右派即自由民主主義或自由保守主義類型政黨，主張己域較大的自由競爭體制。但是無論群己孰大，權界都是清楚的。而烏克蘭的眾多政黨中能成氣候的大都是民族主義類型的政黨，自由黨類型和社會民主黨類型的政黨很難發展。社會民主主義類型的烏克蘭社會黨在獨立之初一度很有聲勢，其領導人莫羅茲在庫奇馬時代曾經是左派第一明星，但後來就逐漸衰落，如今已經連烏共都不如。烏克蘭共產黨的保守理論家曾從教條出發，認為烏克蘭“階級鬥爭”高度尖銳，所以不可能有社會民主黨式的“溫和左派”的發展空間。其實烏克蘭獨立後，從來沒有什麼像樣的勞工運動，何有尖銳的階級鬥爭可言？而自由民主黨類型的“右派”在烏克蘭更難找，通常只是民族主義政黨中有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已。歷史上的哥薩克曾經有相當長時期東西分裂，東部的“自由哥薩克”不是農奴卻要為沙皇服役，西部哥薩克則淪為波蘭貴族莊園中的農奴，但波蘭貴族只搞政治（當時波蘭是“貴族共和國”）不理農事，莊園管理依靠猶太人管家，造成波屬烏克蘭人與猶太人關係惡劣並形成哥薩克的“反猶”傳統。今天西部烏克蘭的一些“右派”政黨抗俄固然積極，但“反猶”傾向卻讓歐洲生疑。這樣的多黨制下，對市場經濟、私有化這類轉軌經濟中的關鍵問題並未形成有意義的分野，鬥爭卻非常激烈。同樣一個黨，往往在野時激烈反對執政黨的私有化，執政後就大搞私有化，而輪到下野的前執政黨扮演反對私有化的“左派”角色了。由於不停地角色倒錯，烏克蘭經常出現“再國有化”和“再私有化”過程，產權不穩定，鬥爭雙方都輪流突破“權界”，這是烏克蘭發展市場經濟的很大障礙。不夠尊重少數，對反對派缺少寬容，是歷史上蓋特曼政治的特點之一。哥薩克們的蓋特曼雖然都是民選的，但選上了就要排除異己，歷史上的蓋特曼“共和”就很不穩定，經常發生流血內鬥，選舉規則不嚴格，結果也時常不被承認。“哥薩克民主”往往變成頻繁更替的“短期獨裁”。尤其是這種內鬥還常常引進外力參與，使烏克蘭人的內部衝突變成周邊幾大國的國際衝突，結果往往極大地擴大了衝突烈度，給烏克蘭人和烏克蘭民族帶來災難。 1648年開始的、後來被蘇聯史學家稱為“烏克蘭人民解放戰爭”的蓋特曼赫麥爾尼茨基起兵反抗波蘭，開始了烏克蘭歷史上一個多世紀的內外爭交替時期。1654年赫麥爾尼茨基與俄國簽訂別列亞斯拉夫協定，宣布接受俄羅斯保護。在後來的俄羅斯歷史書中，這個協定被視為“俄烏合併”條約。實際上，赫麥爾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於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拋棄了他之後才轉而又投靠到俄國人的門下。即便這時他也並不像俄國史學家說的那麼親俄，別列亞斯拉夫協定的文本始終沒有公布，據說一直到1990年烏克蘭獨立時，葉利欽才從俄國歷史檔案中找出原本，複製給了烏克蘭政府一份，原來那不過是一種同盟關係而已，但俄國人以此長驅直入，與波蘭人爆發大規模爭奪戰，使烏克蘭血流成河，最終形成俄波瓜分東西烏克蘭之局。赫麥爾尼茨基之後的歷任蓋特曼也是在內爭之中對外多次反覆結盟、合縱連橫。像先依靠土耳其、後依靠俄羅斯以反抗波蘭宗主的赫麥爾尼茨基一樣，赫氏之後的蓋特曼維戈夫斯基就發動了一場與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聯波反俄）但同樣是追求烏克蘭自立的起義，並且一度成功地擊敗俄國人，與波蘭和立陶宛締結平等的三方聯盟，成立波蘭－立陶宛－烏克蘭三元國家。這個條約被認為是在1918年烏克蘭第一共和國以前歷史上，烏克蘭人爭取民族權力的最高成就。但是很快蓋特曼政權又陷入內訌，維戈夫斯基的政敵勾引俄國重掀戰禍，使他的努力終於失敗。此後的蓋特曼馬澤帕又曾與波蘭和瑞典密約，並乘俄瑞戰爭之際聯瑞反俄自立，失敗後逃往土耳其。馬澤帕以此在蘇聯時期的歷史書中被描繪成十惡不赦。但實際上他曾較長時期地有效控制了烏克蘭並頗有作為，如今馬澤帕時代被認為是“烏克蘭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可惜好景不長，波爾塔瓦戰役後敗走他鄉。他之後的蓋特曼老斯柯羅帕茨基也企圖獨立，直到1722年沙俄廢除了蓋特曼自治，派軍進駐東烏克蘭並成立“小俄羅斯成功地與委員會”直接統治該地，所謂的“俄烏合併”才真正實現。 “哥薩克民主”的這種內爭不休、頻引外力的特徵給烏克蘭歷史上增添了無數的混亂和流血，也使得烏克蘭的民族獨立之路變得異常坎坷。1918年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即第一共和國）又一次重演了這段歷史，金雁的《坎坷千年路，滄桑十三秋》一文介紹了當時原委，此不贅述。但顯然，今天的烏克蘭無論是要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還是要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就必須克服這種歷史傳統的積弊。事實上，獨立20多年來，烏克蘭人民在這方面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是糟糕的外部環境又一次使他們步履維艱。近期圖文：毛主席到底是奢侈還是節儉？不是要“平反”，而是要“正名” “喪權辱國”倒逼中國司法進步當初設計民主很糊塗，用專制重建更扯淡瞻仰傑斐遜《獨立宣言》珍貴手稿（組圖）紐約街頭舞蹈家（組圖）費城南街奇妙的馬賽克魔術花園（組圖）中國國寶“昭陵六駿”何時能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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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雨欲來風滿樓

留言時間：2014-07-24 01:47:25

雖然一百多年前中國就擺脫了帝制，實現了共和，可說那時99.9的不懂共和是何方物，95%的文盲，剩下5%識字的只懂《三字經》、《幼學瓊林》、“天地君親師”，根本就不懂現代政體、民眾權益。這樣，雖億萬群眾發動，最終還是帶向專制獨裁之路，擁戴一個自封的“大救星”。只是現在人們吃夠了苦頭，已經不會再以億萬屍骨去堆砌這麼一個專制獨裁者的寶座，所以，現在想愚民也難。過去，歐美曾為東方世界的共產風潮恐懼，因為他們發動民眾委實厲害。後來不害怕了，總算明白一個道理：既然你們民眾這麼相信將來的那個共產社會，就讓你實現它，一旦實現你就知道它是什麼，並稱之為“不戰而勝”。於是，實現的東歐、越南都掀起一股厭惡專制體制的浪潮，並依靠其自殺機制自行解體了。只是實現了民主的東歐國家，對民主體制、法製程序仍可能不了解，民主是很具體、龐雜、複雜的，與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不可輕忽，這需要一個長期的了解期。不然，就還只能來回拉鋸、付出代價。過去看〈解放了的姜戈〉嫌他的保護人——律師哆嗦，他每次對敵開槍前，必先叼逼一通法制條文，對方、已方應享有或不享的權力。不由讓人噴笑，現在看來很有必要。民主就是這樣一步步成熟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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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俺是凡平

留言時間：2014-07-23 06:23:35

說謊、造謠、抹黑成性的寡廉鮮恥的華山，

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沿着“新人婚禮，嬰兒出世，喬遷之喜”正螺旋進步，而以你華政委為代表的黨國是為數不多的幾個負螺旋退步的傻逼國家，這麼簡單的道理，你是真不懂，還是你要再次驗證一下你華政委的"說謊、造謠、抹黑成性的寡廉鮮恥"傻逼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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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俺是凡平

留言時間：2014-07-23 06:11:46

謝高先生轉秦暉好文！

補充一點，中國的左毛經常把烏克蘭事件描繪成歐盟西方為了打壓俄羅斯，逼迫烏克蘭做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是一大謊言。在烏克蘭與歐盟的談判中，歐盟的立場一慣是"烏克蘭與歐盟的合作"與"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合作"不矛盾，逼迫烏克蘭做非此即彼選擇的恰恰是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分子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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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山

留言時間：2014-07-22 19:21:29

老高，別費心了，哪個國家的變革，動亂，離合，不都是你所說的“新人婚禮，嬰兒出世，喬遷之喜”……都是不能不祝賀的啊。有這樣的胸襟，還要對中國的事情說三道四幹什麼？不管它是進步還是倒退，一言以蔽之“萬里長征又走完了一步，以後的路程更艱巨，更偉大“，不就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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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喜劇

留言時間：2014-07-22 18:15:18

感覺中國這個傻逼國家沒別的國家好命，也是有原因的。其實全是前因後果的報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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