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中國人忠君，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不忠君，所以就搞共和。可是當初第一代和西方接觸的中國人，反而得出了非常奇怪的結論：世上最忠君的是英國人，而中國人不懂忠君。有忠君傳統的國家反而容易搞民主，中國搞民主困難恰恰在於中國人不懂忠君


　　老高按：推薦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一篇精彩講演詞《中國人真的“忠”“孝”嗎？》，本想寫一點讀後感，但是發現他講得太精彩和全面了，將我長期以來“心中所有筆下所無”、零碎散漫的想法都系統地梳理出來了。請各位看看，是不是他講的這個理兒？
　　關於文化和制度孰輕孰重，我曾經介紹過，幾個月前在一個飯局上幾位朋友的爭論中，有位持“制度決定論”的學者就說，有了好的制度，才能夠開闢對文化的反思、揚棄和改造之門，鼓勵推動對民族未來更有利的文化，扶植培養人民心中的文明、進取的願望（大意）。秦暉這篇演講，也涉及這一問題，而且展開來，講的更透徹、更全面。
　　秦暉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做了這次演講，語焉不詳。不過，這不太重要。看來是有人整理的錄音稿，而不是他自己草擬的演講詞，所以其中有些文字和標點的差錯，我拜讀過程中順便做了點訂正。


　　中國人真的“忠”、“孝”嗎？

　　秦暉，愛思想


　　一百年以前，中國發生了新文化運動，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就是陳獨秀，他推崇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因此就受到當時一批比較保守的人的抨擊，說他搞“討父仇孝”，就是聲討父親、仇視孝道，甚至說他鼓吹“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而古代中國有一句話，叫“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
　　總而言之，以前中國人認為最壞的就是“淫”，最好的就是“孝”，而陳獨秀的宣傳的是倒過來的，認為最壞的就是孝，最好的就是淫。他們認為陳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就是淫，子女有獨立人格就是仇孝，因此是“討父仇孝”。對此，陳獨秀做了一個挺有意思的回應，他說我是反對淫、主張孝的。子女媳婦孝敬父母翁姑當然是好事，但是我非常反對用不合理的父權去恐嚇和約束子女。也就是說既然父母和媳婦本來就是懂得孝順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何必擁有那麼大的恐嚇權力呢？比如說中國人有一句話叫“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他說你何必要這樣呢？你不這樣，大家不也孝順你嗎？如果你有那麼大的權力可以置我於死地我才孝順你，一旦你沒有了這個權力我就不孝順了，你能說我是真的孝順你嗎？我只是在你的恐嚇之下才偽裝成孝順的樣子。只要你對我沒有恐嚇力量了，我就會忤逆不孝，你能說中國人真是孝順的嗎？反過來講，如果中國人真是孝順的，也就是說他們就是基於自己的親情和感情而懂得孝順長輩，那又何必要那麼嚴厲的父權呢？他說我當然是贊成孝道的，而且我也正是相信中國人民是有孝的價值觀的，所以才用不着這種強權，講得簡單一點，即使爹不會殺我，我也懂得孝他的，我孝順爹並不是因為害怕爹殺我。
　　他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人有沒有孝的價值觀，到底是怎麼才能體現出來的，如果你不孝我就把你宰了，於是大家只好孝，這算不算他真的有孝的價值觀了呢？如果他真的有孝的價值觀，大家就是衷心尊敬長輩的，當然也就不需要這個東西。
　　當然以上是討論“孝”了，實際上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有很多問題的，包括陳獨秀他們當時把主要的鬥爭對象指向父權，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父權是不是有那麼厲害，還需要討論。雖說歷來就有所謂“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這樣的話，但是中國的現實是不是承認這種父權我覺得是比較成問題的。我現在不想在這裡展開這個問題。
　　關於“忠”怎麼看待呢？很多人都認為中國人是忠君的，所以才有帝制，而西方人是不忠君的，所以西方人就搞共和。可是當初的第一代和西方接觸的中國人，他們反而得出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結論，他們認為世界上最忠君的就是英國人，中國人是不懂忠君的。當時第一代派駐英國的使節，郭嵩燾和他的副手劉錫鴻就是這麼認為的。

　　這裡我要插一句，當時中國政府派到西方去的使節經常是正使和副使的矛盾非常大，有人認為是因為皇上信不過他們，因此讓他們互相牽制，互相打小報告，讓一個監視另外一個。劉錫鴻和郭嵩燾是死對手，派駐美國的陳蘭彬和容閎也是死對頭。只不過給人的印象是派駐美國的正使陳蘭彬特別保守，副使容閎是第一個讀過耶魯大學的中國人，是個非常開明的人，是主張西學東漸的。而派駐歐洲的就正好相反，正使郭嵩燾是很開明的，整天說中國要向西方學習，而他的副手劉錫鴻就非常保守，整天給朝廷打小報告，說郭嵩燾崇洋媚外，說郭嵩燾想搞自由化，結果最後就把郭嵩燾給整倒了。

　　晚清“畢福劍”——陳蘭彬與劉錫鴻

　　可是後來我們的研究中發現，派駐美國的陳蘭彬和派駐英國的劉錫鴻這兩個人雖然給朝廷打小報告，強烈抨擊這些西方國家這不好，那不好，說容閎和郭嵩燾老說西方的好話，是政治不正確。而且陳蘭彬做過一些非常可惡的事，就是把中國第一次赴外留學生的事給搞黃了，因為這個留學生的事是容閎推動的，叫做“留美幼童計劃”，當時派了一百多個中國孩子到美國去讀書，結果這些孩子到了美國，就在他們讀完英語剛剛開始進入專業學習的時候，陳蘭彬給朝廷打小報告說美國這個地方亂七八糟，中國孩子一到美國就學壞了，不能搞這個事，然後朝廷就把這幫人叫回來了，使這些孩子的學業都沒完成。這件事情使人們對陳蘭彬有非常保守的印象，可是後來我們發現，陳蘭彬和劉錫鴻這兩個人在私下講的話和對朝廷講的話是截然相反的。
　　那時有一個年輕人叫薛福成，後來也成了派駐歐洲的一個使節，薛沒有去之前老聽郭嵩燾講“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就是西洋的政治很好，民風也很好，這一批人到了西方去以後，第一個感覺不是說他們的船堅炮利有多厲害，他們發回國內的文章和寫的日記，幾乎就沒有提到船堅炮利，大量的都是談他們這個社會如何講道理，國家對老百姓如何好。講得簡單一點，全部都是用儒家的價值觀來評價西方，覺得西方真是一個理想社會，而中國簡直是糟透了。
　　如果大家讀過儒家經典都會知道儒家有一個基本的觀點是認為中國最好的時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時候中國是非常之偉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後來秦始皇建立了專制，就越來越野蠻了。從秦以後兩千年，從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已經變成了很野蠻的地方，中國的儒家一直有這樣的觀點，所謂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黃金時代，以後就禮崩樂壞。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復禮，要回到三代去，有點類似於西歐的文藝復興時期，那些人對中世紀不滿，要回到希臘、羅馬去。他們說西方就像我們中國當年的三代，非常仁義道德。他們講西方非常仁義道德，這和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是沒有矛盾的，他們當然也不迴避西方侵略中國，雖然西方在他們口中是一個禮儀之邦，但是這個禮儀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國，當然我們也是要抵抗的。說西方比中國更仁義、更道德指的是他們的內政，也就是說他們的國家對他們的老百姓仁至義盡，我們的國家就不把老百姓當人的。他們人與人之間是講道理的，其實主要是指法治，而我們就經常誰的權力大就可以欺負人等等。他們講了很多各方面的話，其中提到言論自由，提到多黨政治、民主選舉、輿論、宗教等等，說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的，說西方的法制就是不講權勢只講道理的，說兩黨的爭論是很好的，取長補短。而且他說西方是個非常重視鄉紳的社會。大家知道鄉紳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概念，就是說從鄉里社會中出來的，要維護鄉里社會的道德秩序這批人，鄉紳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崇道不崇君”，我服從我的道統，服從我的道德原則，但是我不一定服從皇上。
　　鄉紳，如果直接把這個翻譯成英文就是gentleman，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當時中國最早的幾個人，包括徐繼畲、郭嵩燾，他們看到西方議會的時候都把西方議會叫做“鄉紳房”，就是gentlemanhouse，他們都痛感中國已經沒有鄉紳了，因為中國皇上太厲害，鄉紳都不敢講話，因此只能看上面的眼色，只會看上面眼色的人是什麼人呢？孟子曾經大罵過一種人叫“鄉愿”，鄉愿是儒家最討厭的人，鄉愿的特徵就是自己沒有立場的，趨炎附勢，有奶就是娘，誰的權力大我就聽誰的，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御用文人。孟子當時曾經大罵過這些人，但是後來秦始皇以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下很多人就痛感中國已經沒有鄉紳了，只有鄉愿，甚至譚嗣同還講過一番話，他說現在中國尤其到了清朝更糟糕了，“群四萬萬之鄉愿以為國，儒教安得不亡”，意思是，現在中國四萬萬都是鄉愿，鄉紳都沒有了，儒家面臨着空前危機。儒家的希望在哪裡呢？在西方，因為鄉紳都在西方，議會就是由鄉紳組成的，西方有一幫gentleman，在gentlemanhouse，在那裡從道不從君，為老百姓說話，不怕國王，他們認為這才是好的國政民風。

　　如果只是郭嵩燾和容閎這兩個開明派這麼說，大家可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很開明的。不過我要講，容閎這個人是在美國讀過書的，是耶魯大學畢業的。郭嵩燾這個人在以前從來沒出過國，而且郭嵩燾出國的時候已經58歲了，這個人是一個國學大師，在搞外交之前一直是翰林院的人。大家知道翰林院是專門搞意識形態的一個機構，他其實是個經學家，寫過很多關於《周易》的著作，對國學的研究一點不下於今天的錢穆先生甚至現在自認為是國學大師的一些人。因為他出國的時候已經58歲，他對他寫傳記的那位作者說，一位58歲的國學大師，到了西方也不懂英語，也不可能接受什麼西方價值。他評價西方所有體系都來自於儒家，什麼仁義道德之類的標準，但是他看到的西方他就認為這個社會非常仁義道德，非常符合儒家標準。結果，他講了這些話以後，到了國內就被整肅了，朝廷認為他政治不正確，結果就把他罷官了。他之所以被罷官則是因為劉錫鴻告狀，劉錫鴻說他崇洋媚外，壞亂風俗，意思就是說講了很多離經叛道的話。可是後來人們就發現劉錫鴻本人在私下講的比郭嵩燾還厲害，所以我在最近一本書中我說劉錫鴻是一個典型的“晚清畢福劍”。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國最近發生的畢福劍事件，中國很多人在官場上講的話和他們在飯桌上講的話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在飯桌上經常講真話，但是在官場上經常講一些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劉錫鴻和陳蘭彬都是這樣的人，陳蘭彬說中國不能派留學生到美國，因為美國是個烏煙瘴氣的社會，一到美國就都學壞了。但是私下，郭嵩燾說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薛福成還不相信，去問陳蘭彬，他說就是這樣的，甚至他說比郭嵩燾講得還要好。劉錫鴻也是這樣，後來劉錫鴻的日記發表了，我們就在這個日記中看到了很多比郭嵩燾還要過分的話，而且劉錫鴻的確是個聰明人，為了了解英國做過很多工作，比如當時英國官方請他去參觀監獄，他就想，英國人請我們去參觀肯定是一個形象工程，於是他就推託說身體不舒服，就沒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國監獄的地址給記了下來，有一天他帶領幾個人跑到街上說去買東西，走到那個附近突然說我們要進去看看，英國人事先都沒準備，後來問了問外交部，說那就讓他們去吧，結果一去，他說真的是不錯。
　　總而言之，他的日記中充滿了這些東西，而且他對英國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機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比如日本在英國也有公使，日本和中國雖然後來關係很壞，但是在劉錫鴻那個時代，這兩個人都是東方人，到了西方當大使，在西方他們就成了老鄉的樣子，因為都是東亞人。所以日本公使經常到中國公使這裡來做客，有一次中日兩國使節在那裡感嘆說我們現在國家財政很困難，老百姓都不願意交稅，西方政府怎麼有那麼多錢呢？他們的老百姓交稅都很積極。這時候劉錫鴻說，那當然了，他們的稅收都是議會討論的，議會都是老百姓授權的，他們征什麼稅是老百姓知道的，征的這個稅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的。老百姓知道，而且是老百姓通過程序表決的，就是所謂“無代表不納稅”，所以人家當然願意交了。我們的稅老百姓也不知道交來幹什麼，好像也不給老百姓提供什麼服務，誰願意交呢？他說了這句話以後，連郭嵩燾都覺得想不到這個人有這樣的認識。

　　在沒有尊重虛君傳統的體制下搞君憲是很難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還在裡面講了很多英國人很忠孝的話，他說英國人非常尊重君主，英國人舉行宴會，上演歌劇，前面都要為女王祝福——我不知道那個時候英國是不是女王，就是要為英國君主祝福。英國王室任何一件事全民都很關注，說某年王子生了病，全國人民都為王子祈禱，結果王子的病好了，全國人民都感謝上帝，“王子有病舉國禱之”，病好了，“舉國謝之”。他就非常之感動，他又說，英國其實是個民政之國，就是民主之國，他說英王其實是沒什麼權力的，英國人忠於不忠於英王其實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損害，你忠於英王，英王也不會給你什麼高官厚祿，你不忠於英王，英王也不會殺你的頭。但是這些人還是很忠心，後來他就很感慨，他說看來英國人忠於國王是發自內心的，“非畏其威，乃懷其德”，也就是說不是害怕皇上的威懾，而是真的認為英王是個有德之人，他們由衷地愛戴英王。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劉錫鴻卸任以後，後來又去英國的是張德彝，他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他在日記里寫，英國的國王是沒有什麼實際權力的，你忠於他他也不會給你什麼好處，你不忠於他，他也不會給你什麼壞處，但是這些人還是很忠於英王。後來也有人說過，說中國改姓換代這種事情在英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儘管英國也有dynasty，但是翻譯成中國的王朝恐怕是很有問題的，因為中國的王朝與王朝之間的更替完全就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一個王朝和另外一個王朝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就是一撥人把另一撥人推翻了。可是英國儘管有很多王朝，但是每個王朝其實都連在一起的，英國的王統從來沒有中斷過，從1066年諾曼人征服英國一直到現在，現在在位的英國女王還是威廉一世的子女，這個事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西方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他們的王統從來沒有斷過的，所謂的Dynasty更換隻是換了一個徽章而已。英國以及很多西方國家甚至包括一些體制上比較類似西方的，但是文化上好像是東方的，比如說日本，大家知道日本接受中國文化接受很多，但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制度，日本以前的天皇是沒有什麼權力的，但是日本也從來不換天皇的，所謂的萬世一系，雖然這個說法有點誇大，日本天皇肯定沒有傳到一萬世，但是的確沒有中國那種改朝換代的現象。可是在中國這個改朝換代在歷史上不僅存在，而且非常之殘酷無情，一旦發生改朝換代，那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對前朝是斬盡殺絕，而且自古以來就有很多人都是眼睛盯着皇位，從陳勝吳廣開始就有人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西遊記》裡有句話“皇帝輪流坐，如今到我家”，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國一旦皇上的權力不太可靠，馬上就有很多人想搶。
　　當年曹操有一句話，人家都說他專權，他有一個反駁，他說你們都說我專權，“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個個都想當皇帝，根本就不認為皇帝是一個具有什麼神聖的人，覬覦皇帝的人會很多。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古代的皇帝不能不把權力儘可能集中在自己手中，絕不敢當虛君。不要說把權力交給外姓人，就是交給自己家裡人他們都信不過的，只要不在自己手裡，哪怕是自己的至親骨肉都有謀害自己的可能。所以中國在建立秦帝國之前的兩個大理論家，一個商鞅一個韓非再三講過，作為皇帝，千萬不能相信別人對你是忠心的，不要說一般人，哪怕老婆孩子都可能要謀害你的，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至親骨肉在內。你的權力只能靠什麼呢？這些人之所以為你效勞是因為想得到高官厚祿，這些人之所以不敢背叛你是因為怕你殺他的頭，所以你只能用懲罰和賞賜來建立你的統治。忠誠、道德這些都是無所謂的，也是不可靠的，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歷史也的確是這樣，所以才不斷出現王朝更迭，而且最嚴重的時候，唐宋之際的五代，大家如果看過《水滸傳》都知道有一句詩“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撥亂五十秋。”就是五個家族朱李石劉郭建立了梁唐晉漢周，在五十年時間內出現了十五個皇帝，十五個皇帝都是通過暴力奪取政權的。
　　中國經常有末代皇帝，被人們認為是非常窩囊的，但是“末代皇帝”這個概念在西方是很少人能夠理解的。我曾經提到，我說你如果去英國會知道最偉大的英王，很多人就說那是維多利亞女王，白金漢宮前面就豎着她的雕像，大家都知道維多利亞時代是一直到現在英國人都很自豪的時代，也是所謂日不落帝國的黃金時代。可是如果按照中國人的觀點看你是很難理解維多利亞女王的，因為維多利亞女王是一個末代君主——她是漢諾威王朝的最後一個帝王。我們知道因為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是一個德國貴族，就是薩克森－科堡公爵。她之後，繼位的愛德華七世是她的兒子，她的兒子就把王徽換成了他父親城堡上的徽章，於是漢諾威王朝就變成了薩克森－科堡王朝。
　　可是這種王朝更迭，一般人根本感覺不到，根本就是一家人之間換一件衣服一樣的，從來也沒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英國所謂的Dynasty之間的演變，通常來講都不會成為英國無論是社會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英國歷史上是有些重大事件，比如1640年的英國革命，1688年的光榮革命，還有玫瑰戰爭，還有百年戰爭這些東西，但是都和王朝更迭沒有什麼關係的。可是中國一王朝更迭就不得了，人口往往要死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所以有人就說中國人是真的不懂尊君的，他們所謂的尊君尊的不是君本人，不是他們對皇上本人有什麼道德上的好感，或者就是基於道德的原因去對皇上這個人有什麼忠誠，所謂的忠君無非就是如果我不忠他會殺我，如果我忠可以得到高官厚祿，講得簡單一點，韓非、商鞅都說得很清楚，“君之於臣，非骨肉之親也”，他和你是沒有感情的，他為什麼能夠給你幹活呢？是因為圖你的賞賜，他為什麼不敢反對你呢？是因為害怕你殺頭。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搞君主立憲是非常之難的，因為我們知道搞了君主立憲的那些國家，包括日本、英國，他們的國王原來就沒有那麼大的權力，也不妨礙大家尊敬他，甚至他根本沒有權力也不妨礙大家尊敬他。可是我們國家長期以來從來沒有尊重皇上這個人格，我們尊重皇上只不過是怕他的權柄。我們實際上是害怕皇權，並不真正尊重皇上，所以這個皇上一旦沒有了權力，他就牆倒眾人推，沒有人把他當做一回事，甚至連他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證。辛亥革命雖然沒有真正實現君主立憲，但是當初給清朝的條件還是不錯的，在中國歷史上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中國對前代統治者是很殘酷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全家殺絕滿門抄斬。比如明清之際，大家知道姓朱的王子王孫，清朝的統治者幾乎見一個殺一個，逃到緬甸去還要抓回來絞死。
　　其實辛亥的清室優待條例雖然已經共和了，但是在紫禁城還是保留給清王朝的，而且在紫禁城內清王朝還是可以存在，紫禁城裡的人是皇上，而且仍然可以用宣統年號。關鍵是這個清室優待條例並沒有什麼保證，後來很快馮玉祥就撕毀了，而且撕毀了大家也沒有什麼反對意見，撕毀了也就撕毀了，沒有人說這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我們現在想，即使當年實現了君主立憲，其實也是很難保證的，因為除非實現了君主立憲以後中國就天下太平，很快就轉入盛世大家都很滿意，假如不是這樣，假如實現君主立憲以後，中國仍然碰到一些問題，仍然碰到一些戰亂或者困難，肯定就會有人提出說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沒有把事情做徹底，還有皇上，就會越來越激進，最後還是把這個國王給搞掉。在一個沒有尊重虛君傳統的體制下搞君主立憲是非常之難的，我認為比搞共和還難。所以辛亥革命出現共和制我覺得反而是更適合於中國的歷史邏輯的，因為儒家就講天下為公，他認為秦以後的帝制是天下為家、天下為私，那就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天下為公。法家其實也不相信忠君的，法家講的就是毛講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以前文革時候看的樣板戲裡的兩句唱詞“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誰的槍多誰就是皇上，根本沒有什麼所謂忠君的道義而言。

　　民主制度其實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種標誌

　　有一位學者提出一個觀點我認為很有意思，他認為忠君和民主是不矛盾的，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真正有忠君傳統的國家反而比較容易搞民主，中國搞民主的困難恰恰在於中國人其實是不懂忠君的。中國人其實就相信權力，權力萬能，如果是這樣，當然就經常會發生巨大震盪，“皇帝輪流坐，今天到我家”。後來有一位學者提出反駁了，他說“皇帝輪流坐，今天到我家”這不是一種平等的意識嗎？這和西方總統輪流坐有什麼區別呢？西方總統可以輪流坐，中國以前的皇帝也可以輪流坐，似乎中國人講平等比西方講得還厲害，西方王朝從來不輪流的，英國從1066年以來就沒有換過王統，包括從俄國到丹麥都是這個樣子，一般都是不換的，包括波蘭都是這樣。可是中國就經常換，中國人歷史上就經常換王朝，西方民主政治經常換政黨，不也是差不多嗎？中國應該更容易才對，為什麼說更難呢？
　　其實我們要清楚，民主制和專制最大的區別其實不在於換不換，因為如果要講換，古代那些人的壽命都很短，中國的王朝平均每個皇上在位時間其實並不長，羅馬帝國就更短，平均任期比美國總統短得多。所以不在於他的輪流不輪流，而在於這種統治的根據到底是什麼。我覺得無非就是兩種，說到底就是兩種，一種就是暴力，我有槍，你不同意我就殺了你，你同意我就賞你。你跟我有好處，不跟我有壞處，講得簡單一點就是這樣。還有一種就是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這種同意是自願的同意，不是憑暴力的。憑自願的同意怎麼去衡量呢？其實所謂的民主制度在我看來無非就是衡量同意的一種標誌，因為肯定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意，百分之多少人同意就可以從選票中體現出來，如果你得到了多數票表明有多數人同意你執政，你就可以憑同意建立你的統治的合法性。可是這個選票或者說民主制度這個程序只是衡量同意程度的標誌，並不反映同意的理由，你投了這個人一票，你是為什麼投呢？從投票中是看不出來的，你完全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可能，也許是認同他的政策，也許認同他的家族，也許是認同他歷史上做過的什麼好事，甚至可能就是他長得漂亮，是個帥哥，甚至也許就是認為他的家族背景好，比如說愛新覺羅氏就是一個優等家族，姓愛新覺羅的人我就要選。不管你是基於什麼理由，你這個所謂的同意都可以通過這樣一種途徑表達出來。

　　所以如果中國人真的忠於愛新覺羅家族，那麼愛新覺羅家族就沒有必要那麼害怕民主或者沒有必要那麼害怕憲政了。之所以有辛亥革命就是因為被統治者要求憲政而清朝千方百計不願意，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皇上都知道當虛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說把權力交給不相干的人，就是交給他們自己家的人他們都是非常害怕的，他們當然不願。
　　如果他們真的相信中國人是忠君的，那民主對他們有什麼可怕的呢？你專制也是愛新覺羅當皇帝，民主選舉，如果大家真的認你愛新覺羅家，民主選舉大家不是照樣投愛新覺羅家的人的票不就完了嗎？實際上他們也知道根本就不是的，大家認你只不過是你拿刀逼着人家，一旦沒有刀逼着人家人家就不認你了，才會有這種現象。
　　愛新覺羅皇室很害怕民主，可是威廉一世的子孫就不那麼害怕，我不是說威廉一世的子孫就很愛民主，全世界的君主大概都不太喜歡民主，但是的確有一些君主是不那麼害怕民主的，為什麼不害怕呢？因為他的臣民對他的愛戴不是靠暴力來維持的，臣民對你根本就無所謂愛戴，所有這些愛戴都是裝出來的，比如說你在位的時候，槍桿子在手，有上百萬人對你山呼萬歲，但是你一旦沒有了槍，失去了權力，馬上就被大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如果你真正是忠君的，如果這個民族真的有忠君的傳統，反而不會有人那麼害怕民主，正是因為這個民族沒有忠君的傳統，所以這個皇上就要死把住權力不放，而且非常之害怕一旦失去權力的情況。

　　文化無高低，制度有優劣

　　這裡就有個很大的問題，假如說我們講的文化是一種價值上的偏好，比如說中國人忠君，西方人就有別的特徵，或者說中國人孝順，西方人有別的特徵，假如這種特徵確實存在，它存在的依據就是這些人在可以選擇的範圍內體現出來了這種特徵，比如說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我們大家自然地表現出來對皇上的一種尊重，另外一個民族就不是這樣，根本就沒有任何敬畏可言，我們的確可以說這體現了兩種文化的區別。
　　可是如果有一種態度是在威脅之下產生的，你就很難把這種威脅之下的態度當做它的一個文化特徵，比如說我們現在經常講中國有什麼特色，西方有什麼特色，也許這些特色都是存在的，但是這些特色到底是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在價值偏好上有區別呢，也就是說中國人愛什麼，中國人選擇什麼，西方人選擇什麼，在這方面有區別呢，還是其實愛好什麼的區別並不太大，只是有和沒有選擇權利的區別？比方說你不能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的猶太人都很馴服地走向死亡，就說猶太人文化就是喜歡進毒氣室的，就是願意死的，因為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嘛。所以我覺得在政治現代化或者再透徹一點講就是民主化，其實它在文化上意味着什麼呢？無非就是意味着真文化能夠得到弘揚，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真文化，哪怕是忠君的真文化。假如中國人真的忠於皇帝，民主制度一點都不會妨礙這種文化的發揚，如果這個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實行受到阻礙，當然也不是因為中國人特別忠於君，由於中國人的忠君使這種政治現代化的進程受到損害。
　　我剛才講的陳獨秀講的孝不孝，中國人是不是真的孝順，其實只有在沒有父權威脅的情況下才能看得出來，中國人忠不忠君也是這樣的道理，甚至我認為任何文化傾向都是這樣的道理。比如說飲食方面，中國顯然是有文化區別的，美國人喜歡吃西餐，中國人很多人對西餐不太接受，我個人就是非常討厭肯德基、麥當勞之類的，這種文化差別其實是存在的，因為沒有人逼着我一定要吃什麼，如果我們在自願可以吃中餐和西餐的情況下，有些人願意吃中餐，有些人願意吃西餐，那就體現了飲食文化的區別。可是你說現在我不吃麥當勞，有人拿着槍逼着我吃，在這種情況下我吃麥當勞，你說我是具有西方飲食文化的偏好嗎？當然不是這樣的。所以能夠不能夠自由吃什麼，和你在自由吃什麼的情況下喜歡吃什麼是兩個概念，喜歡吃中餐和喜歡吃西餐是文化的區別，但是能不能自由地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這就不是文化的區別。政治現代化要解決的是後一種問題，並不是前一種問題，後一種問題其實無論在哪個文化的背景下都是可遇的，就是在價值上有追求的正當性，但是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包括英國在內都不是很容易追求到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以後還可以討論，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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