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超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的一个“子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规模超大、时间超长，涉及近亿人口，历时11年多。近半个世纪来官方和地下出版的回忆录、研究专著数百上千。任国庆的力作通过剖析这一运动，窥伺民族灵魂


　　老高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这个超大规模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子运动”。但这个“子运动”也规模超大、时间超长，涉及近亿人口，历时11年多（1968年底到1979年）。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关注，海内外出版的书——回忆录、研究专著，数百上千。我作为前知青，自然也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我了解万維上曾是知青、关注知青的人也相当多。
　　4月10日，我当主持人的“历史明镜”节目第25期，对知青研究专家、现在美国KCG资本集团任职的任国庆做了一个专访。之所以做这次访谈，是因为我读到了他的一篇长文（抱歉，又是一篇长文！）：《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民族灵魂之窥伺》。
　　任国庆受过美国学术专门训练，这篇文章是按照美国学术规范来写的。我与作者联系，他告诉我，此文原是应一个美国学术刊物的约稿，后来还请他修改。不料在即将刊出时，该刊发生某种变故而未能发表。鉴于中国大陆的正式刊物难以刊登（我想起前几天有网友劝我去看官方的《历史研究》，暴露出他对中国的学术研究现状一无所知，可叹！），便交给了在中国素负盛名的电子网刊《记忆》刊出了。
　　我感觉此文有很多观点值得请更多关心知青的朋友来了解和思考，便建议他授权给《新史记》杂志刊出。他便给了我以下稍加简化的版本，这个版本为让一般大众易于阅读，删除了所有注释，我推荐给《新史记》杂志36期刊出了。
　　4月10日对任国庆的电视访谈，我草拟的原题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毁了整整一代人”，后来播出时，有关编辑主管改为“上山下乡运动：青春无悔？毁了几代人！”
　　这个视频的网址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Q9YxAsaFE
　　这次访谈，他谈到许多问题，远远超出他的文章的范畴——作为一位专家，他的许多思想当然是一篇文章难以容纳的。那次访谈，许多关于知青问题的重要话题还来不及谈到，于是与他约定，安排更多的电视访谈，请他畅所欲言。第二次电视访谈直播，就安排在今天下午3点。
　　下面我转载这篇文章。考虑到不少朋友怕看长文，而此文即使删除了注释，也很不短，我就先节选其第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

　　——民族灵魂之窥伺（第一节到第三节）

　　任国庆，电子网刊《记忆》

　　零．题记

　　邓贤在他的《中国知青梦》一文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
本文作者说：其实那也是对民族灵魂的一次窥伺。
　　邓贤接着写道：“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本文作者说：真的吗？我没有看到。

　　一．起因再思考

　　在历史事件中，再也没有比起因包含了更多的本质因素的了。然而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却历来扑朔迷离，众说不一。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而言，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兔死狗烹说
　　这个观点最早见于贺文的文章《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这种观点认为，到1968年年底，“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这标志着红卫兵的政治使命已经结束。然而红卫兵的革命激情依然在燃烧。破四旧，揪斗“黑五类”，打砸抢，武斗都在继续。怎样化解掉红卫兵这个群体如此巨大的破坏力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把他们送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去，给他们摘掉“革命闯将”的桂冠，带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紧箍咒，就成为必要。
　　与此观点貌似相反，实则相同的说法还有：
　　内蒙卫视2008年拍摄的电视片《曾经草原》认为：“红卫兵运动只有一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激情要寻找新的出口。”
　　无独有偶，著名的上山下乡先行者曲哲也有与内蒙卫视的观点相类似的表述：“当时我们下乡，解决了上面需要解决而难于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红卫兵这么一支政治力量怎样去消解它。”
　　虽然贺文与内蒙卫视、曲哲对红卫兵运动的价值判断相反，贺文的观点明确对红卫兵运动执否定态度，而后者对红卫兵运动却委婉肯定，然而读者可以清楚看到，两种观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出了“兔死狗烹”的相同逻辑。

　　（二）整顿治安说
　　由于文化大革命全面停课，使得总共六届中学生，四届大学生闲散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全国城镇纷纷出现许多流氓团伙。他们结帮成伙，打架斗殴，偷盗成风，大搞流氓活动，严重威胁着社会治安，使得城市人民生活秩序受到极大干扰。这种观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遣散这些人，以整顿社会治安。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毛泽东“12.22指示”下达后，六届中学生（66、67、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即被送往边疆、农村，全国各大城市的治安立即得到很大改善。

　　（三）就业说
　　到1968年年底，文化革命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这三年全国小学，中学，大学全部停课。学校里积存的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达400万之多。由于文化大革命工厂停产，生产全面萎缩，使得社会未能给这么多的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无法就业，小学生无法升学。学龄前的娃娃已经超过10岁了，依然无法入学。升学——毕业——就业的流程被彻底堵塞，形成了一个“死锁”。
　　许多学者在思考、总结上山下乡运动成因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强调“就业说”的重要性，政府专职部门也不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到目前为止，这个文件依然是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结论。
　　文件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如上三种原因，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直接后果。无论哪一条成立，都可以认为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挽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四）备战说
　　40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已时过境迁。在思考上山下乡运动起因时，当时人人都能够感到的紧张的战争气氛却很少被人们提及。
　　且不管中苏冲突的是非曲直，那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近年来披露的史料显示，在60年代中后期苏联确实对中国存在着战争的威胁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有效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允许苏联在蒙古国驻军。这意味着，中苏之间的蒙古国这个天然屏障不复存在了。这使得苏联军队攻击北京的距离减少了1000公里！并且可以随时出击。自1966年起，苏联在蒙古境内的机械化部队的纵深能力可达700公里。而北京到中蒙边界距离仅仅是560公里。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随后发表了“有限主权论”。“有限主权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限制，其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这无异于向全世界宣布，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有资格随时入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近几年多方披露的资料显示，苏联确有对中国的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攻击的企图。这一点在30年后发表的《基辛格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战争的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重要工业企业纷纷迁往内地。学校，机关的建筑物下都挖成了防空洞，城市居民的门窗玻璃都贴上了“米”字以预防空袭。预防核爆炸，和空袭的各种课程在党政机关，工厂，学校，甚至街道广泛展开。各种军事演习，防空演习的警报频繁地回响在中国的大地上。
　　毛泽东在68年12月22日发布“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后来这被称为“12.22指示”。（在我的记忆中，毛的这段最新指示，是在1968年12月21日晚上8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首次发布的——这个节目，地位就相当于中国后来进入电视时代后，每晚7点的“新闻联播”。所以在有些文章中，将毛的这个指示，称为“12.21指示”，成为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纲领。——老高按）
　　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稍后，从1969年到1970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国组建了11个生产建设兵团。加上原来的新疆建设兵团，一共12个建设兵团，和三个农垦师，分别分布在十八个省和自治区。
　　它们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西藏农垦师、广西农垦师、江西农垦师。
　　这些建设兵团都是在现役军人领导下，以知识青年为主体。同“插队落户”相同的是，兵团也是上山下乡的一个主要形式。从69年到71年战备最紧张的三年中其总人数为127万，占同时期上山下乡总人数的约29%。
　　这些资料显示，中国正在为一场现代化战争紧张地做着准备。因此，“备战说”的观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为战争疏散人口，储备兵员。
　　然而，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5期的文章《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认为：“1969年‘珍宝岛事件’是中国一方策划的政治行为。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看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便突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转移国内矛盾，消除派性，稳定国内形势。”
　　另外，也有文章以赞扬毛泽东的角度提出相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革’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
　　尽管这种观点对毛泽东大加赞扬，但却直接质疑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和备战的真实性，进而对“备战说”构成了强烈的质疑。
　　如果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为了抵御侵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合情合理的国家行为。
　　但是如果为了缓和文革所造成的国内矛盾，转移人民视线而蓄意挑起战争，或故意制造战争爆发气氛而发动运动，则实属玩弄国民于股掌之上的祸国殃民行为。近年来更多的史料发现，这种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退一步讲，即使在“12.22”指示下达之时确实存在战争威胁，“备战说”也只不过是上山下乡运动被发动的原因之一。但事实是，在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跟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谈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很快得到了缓解。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已经消除。
　　这一点在俄罗斯学者贡恰罗夫的文章中得到确认。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双方离开了全面冲突的边缘，使苏中关系从灾难性冲突的道路转入了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竞争的轨道。”
　　此种事实的另一个证据则是林彪秘书张云生在《谈林彪“一号令”》的回忆文章中讲到，在69年年底林彪一号令发布不久，林彪认为苏联实行突然袭击的可能已经解除，并且明确表示“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
　　如此说来，如果备战是发动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那么上山下乡应该止于1970年年初。但事实是在1970年后，特别是1973年再次掀起新的高潮，大批知青依然陆续不断地被送往农村、边疆。显然备战只可能是上山下乡运动发动的原因之一，而不是1970年后持续的原因。上山下乡持续的原因只能在备战之外去寻找。

　　（五），再教育说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说法是毛泽东的首创, 也是毛泽东在他的“12.22”指示中对他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原因所作的唯一解释。不知道这种以“知识定罪”或者“知识分子原罪说”在中国起源于何时，也很难在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类似的提法和它的理论依据。令人费解的是在毛泽东那里，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体理念中，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改造，是一个无需论证，也不容争辩的共识。
　　仅就当时所显示的事实而言，毛泽东回避了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所难以回避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军事问题”的实质，而以一个精神领袖，甚至类似于一个宗教领袖的身份将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摆脱社会困境的手段表达成一种青年人道德以及人格自我完善的精神诉求，其欺骗性是难以逃避的。
　　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毛泽东自己是否真诚地相信，今天任何人都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然而逻辑所作出的判断是无法逃避的：若他真诚，质疑的是他的智力。若他不真诚，质疑的是他的道德：
　　如若真诚，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对于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思考过，乃至是否思考清楚了？
　　这些问题应该是：
　　1，知青为什么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究竟有哪些教育缺失？
　　2，为什么这些教育缺失不能够在学校里完成，要到乡下去完成？
　　3，为什么贫下中农可以给他们补足这些教育缺失？
　　4，他们下到农村去后，跟农民的基本关系是怎样的？
　　5，贫下中农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
　　6，他们有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7，“再教育”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8，他们是否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等等。假如他对这些问题思考过，甚至思考清楚了，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理性的，头脑清楚的人。“上山下乡”运动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假如他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只是一种市井匹夫的诸如“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之类的感觉，而没有任何实地考察的依据，没有任何理论支撑，那么我们也有理由得出结论：毛泽东不是一个理性的，头脑清楚的人。“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的前提——如若他对自己的理论是真诚相信的话——那么他也是属于后者：不是一个理性的，头脑清楚的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思考过这些问题。事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沉醉于语焉不详带来的高深莫测的神秘效果，以上帝的姿态，《圣经》体的语言，寥寥数语便完成了这个理论的全部阐述。并且在后来的实践中当如上问题一一出现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破产。今天体味起这个过程来，颇具喜剧效果。不禁让人想起拿破仑的话：“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
　　如上一切还都仅仅是智力问题，能力问题而已。如若不真诚，那么，以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为依据，发动一场那么大的运动，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人民就是欺骗！逻辑所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两种：
　　1，他对人民依然忠诚——这是最为善意的理解。欺骗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解决重大危机，理由如果直言告诉人民则会给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接受再教育”只是顺手抓来的一个由头。如果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至少在上山下乡这件事上，他一贯对外宣讲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等等人民观的表述都并非发自肺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思想才是他真实的人民观。“权使其士，虏使其民” ，阴谋为体，强权为用则是方法论。
　　2，他已经失去了对人民的忠诚，他个人成败同人民的利益已经背道而驰，在人民利益和个人成败之间做选择，他选择了牺牲人民利益！
　　言及对人民的“忠诚”，不能不说毛“12.22”指示里面的一句话：“来一个动员”。时值1968年12月，疾风暴雨样的红卫兵运动刚刚稍有停歇，“红色恐怖”尚未结束，各地对“走资派”，对“黑五类”怎样严刑虐待、虐杀，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年代，毛说这句话究竟要他的百姓们干什么，他心里是清楚的。然而这次对待的却不是少数人的“走资派”和“黑五类”，而是城镇人民的绝大多数。基于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对人民的忠诚呢？
　　不管毛对其理论是否真诚，这一说法直接界定了知识青年的“被改造”的社会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成因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多重因素够成的。如上所列五种或许并没有穷尽这一运动的所有成因。仅就这五种而言，也不应当是单一存在、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而应当是几种因素并存不悖的。
　　如上所述，随着大批知青下乡，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就已经渐渐消于无形，社会治安也大大好转了，由是（一）兔死狗烹说，和（二）整顿治安说已经不复存在；当1970年“柯周会谈”之后战争威胁已经消除，亦由是，(四)备战说也不复存在了。
　　至此，上述的五个起因中只剩下“就业说”和“再教育说”两个动因存在了。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所制造的社会问题，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就业问题本身，显然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举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对于毛泽东的“再教育”理论没有人敢于质疑，全党的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争相鼓吹，竞相执行，推波助澜才使一个明知走向失败的运动愈演愈烈。因此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运动，却是全党和全民族的失败和悲哀。

　　二．知识青年的界定

　　这里探讨的知识青年，特指在文化革命期间下乡的，特别是指在毛“12.22”指示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尽管文革前也有下乡的或者回乡的知识青年，但他们在下乡的起因，目的和性质等方面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有非常大的区别，本文且不做探讨。
　　虽然毛泽东在他的“12.22”指示中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但实际上知识青年不包含大学生。
　　从毕业年限上划分，知青包括从66年高中毕业生以降，直至79年高中毕业下乡的城镇学生。他们是：
　　66、67、68届高中毕业生。
　　66、67、68、69、70、71、72、73届初中毕业生。
　　76、77、78（有的地区包括79届）届高中毕业生。这3届高中学生实际上与74、75、76三届初中毕业生是同一批人。到他们初中毕业时，已经普遍实行高中毕业分配的政策。当时高中实行两年制，所以他们高中毕业的年限应该在他们初中毕业年限上往后顺延了两年。当然全国各地实行高中下乡政策的年份互有参差。因此，有的地区没有72届或73届初中毕业生下乡，但这两届学生在两年后作为74、75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尽管如此，这一点细节并不影响我们界定知青群体外延。因此，知青是由连续的14或15届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所构成。
　　从68年到79年，如上文所谈到的14届城镇毕业人口总数约2700多万。下乡知青人数是1647万。知青人数占14届城镇学生人总人口的61%。

　　三．知青的受教育状态

　　尽管当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基础教育”概念的理解没有一个统一定义，“基础教育”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实行多长时间、等等问题不同的国度也各有不同理解。然而从具体实施角度看，高中毕业，或者完成12年教育被视为完成基础教育的标准，大约是没有争议的。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识青年，他们呈现如下状态:
　　66届高中毕业生完成了基础教育，这是没有争议的。以此为起点按年龄顺序往下推延，直到79年，毕业年限每晚一年，他们接受基础教育时间就减少一年。
　　67年有些情况较为特殊，那年末有一个“复课闹革命”。此时中小学生重新被召回了学校。然而这并没有给予这些学生重新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当时教育界正在集中批判“白专道路”。 “知识越多越反动” 是一条国家理念，教师们都已经成为了“臭老九”而威风扫地。学校门窗桌椅都已经被砸烂。上课的内容除了极少时间用来学习毛主席语录之外，更多的时间是揪斗老师和校长，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此时旧的教材已经被打成反动教材，而新的教材还没有出现。可以认为这次“复课闹革命”并没有完成基础教育的任何课程。
　　到71届和72届初中生下乡时，他们只受过3、4年小学教育，基础教育的识字课程还没有完成。
　　全国各地参差不齐，分别在72年到73年先后开始“普及高中”教育。此时，实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毛主席指示。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和高中分别都由原来的三年制改为两年制。同原来的教育体制相比，此时“高中毕业”的在校时间跟原来的“初中毕业”在校时间一样，都是9年。按照平均年龄7岁入学，到他们下乡的年龄也只有16岁，还是未成年人。不同的只是原来的叫做“初中毕业”，这时候叫做“高中毕业”。
　　72、73年以后“普及高中”的这些学生的教育状态更差。文化革命开始时他们只有小学2、3年级，比他们再晚的学生还没有上小学。他们从识字开始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识字只是灌输革命思想的手段，很明显他们的语文水平比起文革前接受完整小学教育的学生要相差很多。
　　到他们进入中学时，恰逢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批转了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报告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1969年和1970年城镇学生升入中学时，他们学的就是这五门课，再加一门工业基础知识。
　　尤其是1973-77年高中生下乡时，他们有着过多的畸形政治知识，过少的文化知识。知识水平介于文盲和半文盲之间。许多人下乡后连家信都还不会写，一时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知青家信错别字的笑话，实际上正是一代知青知识现状的真实写照。
　　这种知识分布在后来知青回城后就业，以及知青下岗中都得到了强烈的印证。当大批知青势不可挡地回到城市以后，年龄虽然偏大，但受教育程度较好的“老三届”相对容易地找到了较好的工作。相反年纪较轻，而受教育差的69届以下的知青们大多数都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当90年代大批城市工人下岗时，年龄较大的“老三届”能够依赖他们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而多数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位置。而年纪较轻的69届以下的知青却普遍地失去工作机会。受教育机会被剥夺，使他们终生失去了在商品社会中的竞争能力，从他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那一天开始，就决定了今天他们只能艰难地挣扎在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命运。

　　未完待续。后续章节如下：
　　四．下乡的强迫性
　　五．插队知青靠谁养活？
　　六．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
　　七．谁是受害者？
　　八．最后的挣扎
　　九．被遗忘的小白鼠
　　十．回城后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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