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共對決的國民黨，借鑑兩個不能同時並立的政治架構，拼裝了一台不倫不類的政治機器：一方面依照蘇俄黨治學說設立集權機構，另一方面又依照西方分權學說成立五院，實際運作中組織散漫，早在軍事潰敗之前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老高按：68年前，古老神州為什麼會“城頭變幻大王旗”——毛澤東掛帥的中共把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打得落花流水、倉皇丟下大陸“播遷台灣”？共產黨獲勝，勝在什麼秘訣；國民黨慘敗，敗在什麼死穴？
　　這個歷史大謎，海內外破譯了68年，爭辯了68年，四五代人得出了無數的結論：
　　從“掌握了真理就掌握了群眾”、“人心所向，戰無不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一類高調，到蘇聯與美國向雙方各提供了多少武器軍援的數據對比；
　　從毛澤東“用兵真如神”的雄才大略，到蔣介石的個人性格導致戰略戰術上累累硬傷；
　　從中共占領政治制高點、爭得輿論主動權，到統戰功夫下得足，誘騙、籠絡有影響力的社會名流“說公道話”為中共代言；
　　從中共提前幾十年就布樁潛伏，情報工作出神入化，到熟練動用各種手段策反，讓國民黨每每在兩軍對陣千鈞一髮的關口背後挨一刀或者“掉鏈子”；
　　從國民黨“城市流氓”干不過更沒有底線的共產黨“農村痞子”，到解放區“土改”“新式整軍”“兩憶三查”激發了官兵的士氣……
　　當然，絕大多數親歷者和研究者並非“單打一”、並不認定某項因素就是“唯一”，而是得出了“多重因素綜合作用”這樣的結論。也有人（其中甚至不乏非常著名的學者）乾脆認為，這是一系列偶然因素湊到了一起才導致的結果，並沒有什麼必然規律可言，從中歸納什麼可資借鑑的“前車之鑑”都屬扯蛋！
　　對這一中華民族發展歷程上的超大事件，此前我在老高的博客中發表過、也轉發過許多人探討原因的眾說紛紜。這裡，我再轉發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專著中的一個章節。他指出了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一個關鍵原因：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獨裁之心有餘，獨裁之力不足。雖然仿照俄共實行一黨專政，而在實際運作中，其組織散漫性，又像西方議會政黨。
　　我覺得這一看法相當精闢，與我們所了解的這段歷史進程若合符節。但又還不滿足：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源何在呢？文中似沒有展開充分的闡述。我希望聽到各種分析。
　　中共為什麼超乎尋常堅持“黨的領導”？——什麼都可以商量，唯獨“黨的領導”無可商量，一而再再而三地聲稱是“絕對領導”，恐怕原因之一，也是汲取了國民黨的“前車之鑑”。他們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地位至高無上的黨，絕對領導一切的黨，對於他們繼續執政、永世執政，何等重要。


　　弱勢獨裁政黨的歷史命運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華文出版社，2010年10月）

　　國民黨政權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黨治政權。它的建立，標誌着中國政治形態在漫長的王朝帝制崩潰後，開始向一種新的黨國體制轉型。中國從此步入黨治時代。但國民黨仿照俄共實行一黨專政，而在實際運作中，其組織散漫性，又像西方議會政黨。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國民黨並非不想獨裁，而是獨裁之心有餘，獨裁之力不足。

　　（一）

　　1927年3月6日晚8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在上海環龍路26號與中共總書記陳獨秀閒談。在座的還有鈕永建、楊銓、羅亦農等人。
　　吳問陳：“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需要若干年？”
　　“20年！”陳毫不遲疑地回答。
　　吳作駭極之狀。羅在一旁似怪陳過於直率。
　　合座默然。
　　吳即亂以閒語曰：“由此，國民黨生命止剩19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盤商量才好！”[1]
　　這一場景對話，出自吳稚暉於“四一二政變”前夕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交的彈劾共產黨文。當年陳獨秀“二十年”之說，也許只是國共朋友之間私下閒聊之語，吳稚暉卻以之為清黨反共的藉口，顯然有借題發揮之嫌。而陳之閒語在22年之後竟成現實，恐是當年吳稚暉和陳獨秀均未曾預料的。
　　不過，就國共在北伐時期的組織實力而論，兩黨若僅以組織對組織，以運動對運動，僅“文斗”而非“武鬥”的話，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時間可能還要提前許多。1924年改組以後的國民黨，雖然在組織形式上師法蘇俄共產黨，實際只學到半套表面功夫。中共以一個數百人的小黨、幼黨，加入到一個幾十萬人的大黨、老黨之中，僅用兩三年時間，即反客為主，“容共”幾乎逆轉為“容國”。倘非蔣介石斷然以武力清共，國共之間或許早已和平演變。
　　1927年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師法蘇俄實行一黨專政。但此時的國民黨實際上根本不具備專政的社會條件和自身實力。中共執掌全國政權時，擁有600多萬黨員，其中脫產幹部331萬人（1952年），到1958年，黨員人數增至1300餘萬，脫產幹部增至792萬。以如此眾多之黨員幹部，共產黨尚感不能滿足其新政權組織建設的需要。[2]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之初（1929年），普通黨員僅27萬餘人，到1937年，亦不過52萬餘人。1929年，南京政府僅控制了約8％的國土和20％的人口；抗戰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區和人口分別增至25％和66％。[3]但這種控制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由於黨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將政治觸角囿限於上層和城市，縣以下農村基層社會任由土豪劣紳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號胡作非為；另一方面，大量吸納北洋舊官僚進入其各級政權系統，使北洋官場舊習得以在新政權中延續下來。
　　抗戰時期，國民黨的組織規模得到空前擴張，但大多數黨員只是掛名黨籍。黨不能在農村、工廠、礦山、鐵路以及其他部門中建立深厚的組織基礎，也不能在民間團體和社會組織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領導。40年代的國民黨幾乎喪失了作為一個政黨的基本組織機能和活力。1941年，“閻錫山對其左右明言，以後國民黨、共產黨與汪偽三方面之成敗，共黨則為六分之三，汪逆則為六分之二，國民黨則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4]
　　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和強大內聚力的政黨組織體系。國民黨政權的支撐力量不是黨員和黨機器，而是軍人和武力。在黨、政、軍三者之中，黨的力量最為脆弱。無論戰時抗日，還是戰後“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黨部，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首先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而共產黨則相反，黨的力量往往成為軍政的前鋒，攻占某一地區，最先打入的首先是黨組織，然後軍政力量跟進；從某一地區撤退時，即使軍政力量退出後，黨的組織仍然留下來繼續戰鬥。在共產黨那裡，黨充分發揮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國民黨那裡，黨完全淪為軍政的附庸。
　　國民黨執政以後沒有觸動既存的社會結構。國民黨不是派遣和選拔政治上合格的黨員進入各級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點，也不是培養黨員成為社會各界的楷模，以贏得民眾的信仰和擁護，而是不加甄別地網羅舊的社會權勢力量加入國民黨。那些人戴上國民黨黨徽，只是為了繼續保住其既有權勢資源和維護舊的社會政治秩序。
　　在社會整合方面，國民黨的組織和影響也未能深入到社會底層和輻射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資料顯示，國民黨在廣大農村基層社會的影響甚至不如鄉村教會組織和秘密社會團體。以四川為例，該省哥老會的勢力和影響遠遠超過了國民黨。黨和政府的許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當地哥老會首領的首肯後才能推行。
　　蔣介石秘密特務組織活動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國民黨法西斯強權政治的印象。國民黨黨機器的軟弱無能，與其特務活動的猖狂肆虐，形成強烈的反差。美國學者易勞逸認為：“國民黨政權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它時而專橫暴虐，時而又虛弱妥協。在獨裁的外觀之下，其權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對一支占優勢的軍事力量的控制。”[5]事實上，國民黨的專橫暴虐，與其軟弱無能是相因相成的。蔣介石依賴特務實行控制，與其說是其鐵腕權力的表現，不如說是他在黨機器軟弱無能，無法控制政治和社會局面之下的無奈之舉。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團，均是蔣介石痛感黨機器軟弱無能而不得不另起爐灶的結果。

　　（二）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陷入黨魁換代危機的權力糾葛中。清黨以後，黨內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又相繼引發。黨統之爭、路線之爭與地方實力派的地盤之爭交相雜糅。在這一過程中，蔣介石以軍權坐大，最終以軍權控扼黨權。蔣介石認為，任何社會，任何時代，軍人都是社會的主導群體；人類社會最合理、最嚴密、最有效的組織，莫過於軍事統制。與軍事統制相比，政黨組織的社會動員功能顯得軟弱無力和無足輕重。蔣介石對軍權和軍治的過分迷戀，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對黨機器組織建設的關注和考慮。在蔣的一生中，他最為倚賴的是軍隊，而不是黨。
　　在蔣介石重軍輕黨思想的主導下，軍權日趨膨脹，黨權日趨低落。從中央至地方，軍權凌駕於黨政之上，黨治徒有其表。國民黨黨治體制的法理序列是黨→政→軍，而實際序列卻是軍→政→黨；名義上是以黨治政，以黨治軍，實際上是以軍統政，以軍控黨。
　　蘇俄黨治自上而下貫徹到底，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黨權真正高於一切，黨權對政權處於絕對領導地位。而國民黨沒有仿行。在地方層級，國民黨中央不允許地方黨部直接干預地方行政。地方政權的重心在政不在黨。黨部被置於次要和無足輕重的地位。黨部沒有人事組織權，無法通過管理從政黨員去制約和監督政府，黨組織對黨員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黨權在地方層級因無所寄託而日趨弱化。
　　自清末廢科舉後，舊的官僚選拔機制不復存在，而新的政治錄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作為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本可通過嚴格的黨員吸納機制，將切實認奉黨的意識形態的黨員源源不斷地轉化為國家政權的官僚隊伍，建立一套新的政治錄用體制。但國民黨的人事制度很不健全。國民黨中央雖有“用人先用黨員，裁人先裁非黨員”的規定，但在實際運作中並沒有切實執行。黨員在政治地位和晉升機會上，比非黨員並無明顯的或潛在的優越性。黨員既無政治內幕的知悉權，更無政治決策的參與權。
　　另一方面，黨員對派系的忠誠大大超過了對黨的忠誠。黨機器由北伐時期指導全國政治軍事的核心權力組織逐漸蛻變為一個特定的政治派別所獨掌和壟斷的權力工具。蔣介石長期將黨務組織大權畀予二陳兄弟，遂使以二陳為首的CC系勢力極度膨脹，並導致國民黨黨務資源由“公領域”向派系的“私領域”大量流失。一國之黨蛻變為一派之黨。在“黨務派系化”的同時，另一些派系發展成為一種富有自主性和獨立性的准政黨組織。戰前力行社和戰時三青團即是“派系黨化”的典型。

　　（三）

　　1948年11月20日，蔣介石批准陳果夫赴台養病，黨內職務另擇人代理。陳果夫在當日日記中寫道：“黨的宣傳為民主自由，黨的訓練為軍事化，黨的組織為學蘇聯，內部是中國的。如此東拼西湊，不成一套，如何是好？”[6]陳果夫的這一番牢騷話在某種程度上道出了國民黨體制所存在的缺陷。
　　從1924年起，國民黨師法俄共（布）的組織形式，將黨建在國上，實行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但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理念中的政治藍圖又是基於西方民主體制而設計的。這樣一來，國民黨實際上是借鑑兩個不能同時並立的政治架構，拼裝了一台不倫不類的政治機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權學說，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蘇俄黨治學說，設立了集權的中執會、中政會。在歐美民主政治國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權的機關，沒有黨治的那些委員會；而在蘇俄那樣的黨治國家裡，有集權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委員會，卻無分權的獨立機關。而國民黨則兼收並蓄。
　　事實證明，這種兼收並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國民黨對政權的獨占和壟斷，意味着孫中山所設計的民主憲政藍圖成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義體系中的民主憲政目標，又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也時常成為體制外勢力用來批判和攻擊其黨治的有力武器。
　　國民黨仿照俄共實行一黨專政，而在實際運作中，其組織散漫性，又像西方議會政黨。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國民黨並非不想獨裁，而是獨裁之心有餘，獨裁之力不足。
　　國共分家後，國民黨漠視當時中國實際存在的階級對立和衝突，聲稱代表“全民”利益，而這樣一種“全民”利益實際上並不存在。國民黨企圖把本身的基礎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衝突的各階級聯盟之上，其結果卻是兩不討好。“全民”中沒有哪一個階級，真正認同或感覺到國民黨確實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國民黨自然也沒有一個真正屬於它的社會階級基礎。
　　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及黨團聯席會議在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決議將三青團併入國民黨，所有黨員、團員一律重新登記為黨員。合併前夕，國民黨中央公布的黨員人數：普通黨員377萬，軍人黨員485萬，合計為862萬。[7]三青團團員154萬。[8]黨、團合併後，國民黨黨員總數當超過1千萬。
　　但是，截至1948年11月，黨員、團員重新登記為黨員者僅132萬。[9]也就是說，在黨、團合併過程中，將近九成的黨、團員實際已脫離了國民黨。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自1947年起，停發縣級黨務經費，讓縣以下基層幹部自謀生路。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縣黨部僅留下一兩人做做例行的“總理紀念周”，有的縣黨部乾脆人去樓空，空懸一塊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風雨之中搖曳。
　　此情此景，寓意着國民黨早在軍事大潰敗之前，實際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注釋：
　　[1]《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文》，見1927年4月16日《廣州民國日報》。另見《吳敬恆致中央監察委員會請查辦共產黨函》（1927年4月2日），載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362－363頁。
　　[2]詹姆斯．R．湯森等：《中國政治》，顧速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頁。
　　[3]易勞逸：《流產的革命》，第331頁。
　　[4]蔣介石1941年6月26日日記。
　　[5]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二），第149、152頁。
　　[6]徐詠平：《陳果夫傳》，第952頁。
　　[7]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第588頁。
　　[8]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第116頁。
　　[9]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第544頁。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美國面朝大西洋的東海岸有很多海防炮台要塞（面對太平洋的西海岸，相對較少）。這是在北卡羅萊納州的Morehead City的炮台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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