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起乘坐“最後一趟加班車”到武漢大學報到的十多個同學，都是而立之年，一問都有家室，一個女生還挺着大肚子。我們並不驚詫，能趕上這趟車，每個人都有生動而酸澀的故事。沒能在12年前走進大學，是我們的不幸；但我們又多麼幸運


　　老高按：今年是文革之後首屆高考的幸運兒跨進大學校園40周年。這批人用各種方式紀念和慶祝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轉變。我也是這批幸運兒中的一員，我的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同窗，交給了我一個光榮任務：參與編輯我們年級自己的一部上下兩冊的70萬字文集，上冊是回憶錄，下冊是作品選，自己集資（時尚說法叫“眾籌”）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這部文集的讀者和買主，我推想主要還是我們自己和家人——雖然其中多數文字已在中外報刊上登載過，有一定社會影響，有的甚至還獲過國際國內的獎項。
　　閱讀其中同窗們關於當年是怎麼走上考場的回憶文字，我不僅覺得真實親切，而且感慨系之！我們是在一個多麼低的起點開始我們的掙扎、奮鬥啊。這些同學，上大學之前是普通人，大學畢業之後多數也還應該算普通人——當大官的畢竟是個別的，發大財的也畢竟是個別的，但是所有這些親愛的同窗們，因為在首屆高考獲勝，命運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從今天開始的幾天，我挑選幾篇我認為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轉載於此，以期引起同齡人的共鳴，並被下一輩理解。今天先刊出我們年級老大哥之一的趙譽泳的文章。


　　“末班車”最後一批乘客

　　趙譽泳

　　一

　　1978年陽春三月，鶯飛草長。剛過完春節和31歲生日，本應快樂高興的我卻愁容滿面，度日如年，跌進了我31年人生的最低谷。
　　新婚不久的妻子病倒住進了醫院，且這病至少50％因我而生。妻子懷孕卻血流不止，到醫院一檢查，葡萄胎，惡性的，惡到醫生給她做了三次手術後再也不敢做了，她體質虛弱得日日臥床不起，而我又沒有幫手，家裡、醫院，菜場、廚房，買、做、送、餵全是一個人忙活，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分身出幾個我來。精神壓力更大，妻子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岳父岳母都是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他們把心愛的女兒交到了我手中，我怎麼向他們交待呢？我是一個城市貧民的孩子，我們因下放到同一農村歷盡艱難才走到一起，如有不測，怎麼對得起與我患難與共的妻子呢？壓力當然還不止這些，因為照顧病危的妻子，我有半個多月沒上班，單位里有許多議論，那位容不得我的領導傳下話來：再不來，就別來了——我的單位是武漢人民廣播電台，我剛從下鄉的知識青年好不容易轉身為廣播電台的編輯，當時那是一份多麼難得又有多少人羨慕的工作！孰輕孰重，我心中自然有數，但我如何兩全？
　　僅此還不算是最低谷。更讓我們夫婦二人心疼又不敢互相安慰交流的是：我高考落榜了。落榜的原因我無從知曉，束手無策。這次高考，對於高中66屆的我，是最後一次機會，本來，我在1966年夏天就應該參加高考，那時，我們已經檢查過身體，填報完志願（先填志願，後考試），正在緊張備考複習，是文革將這場文化考試葬送了，整整推遲了11年。11年後的今天的這一次機會對我們來說，是最後一班車，錯過了這趟車，已三十出頭的我們這些人就再也沒有機會走進大學了。
　　正因為如此，妻子在得知恢復高考消息後非常支持，近乎脅迫地要求猶豫中的我立即報考，且特意從山區（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山區三線軍工廠）趕回武漢，幫我尋找複習資料，替我打理生活，為我填寫各種報表，促我安心複習功課，希望我能趕上這趟“末班車”。但是現在，錄取工作已近尾聲，大學已經開學，那些天之驕子們已平抑了興奮開始拼力汲取文化，學校的大門已經對我關上。我猜想，我近300分的高考成績雖屬高分，但31歲對於大學新生亦屬高齡，這大概是大學不願接納我的主要原因。
　　正在此時，謝謝鄧小平，在錄取工作後期又發了一個指示，要求以走讀生方式，擴大招生，這無疑向我開出了一趟“末班車”的“加班車”，又一次新的希望燃起，我踮起腳跟，翹首那趟車向我駛來。車來了！然而沒有停留，只與我擦肩而過，又開走了！我仍然沒有坐上那班車。
　　長長的等待後心中剛被點燃的火又一次被澆滅。是我的“北廣、武大、北大”的志願填反了向？還是那句“不服從分配”的話刺激了錄取官？是岳父的“政治問題”影響了我？還是自己的家庭出身不過硬？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覺得整個身軀還在向那個不見底的深淵裡墜落。那感覺，不只是大學向我關上了門，是整個世界都向我關上了門。坐在病床前，我們無言以對。望着重病中日益消瘦的妻子，抹乾妻子眼角的淚水，我自己的淚也禁不住涌了出來，我們倆就這樣不知所措地坐到天黑。

　　二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3月下旬，我們已在盤算如何度過今後的歲月，福卻悄悄地向我們靠近。先是醫生說妻子的病有好轉，可以從急救病房轉到普通病房，這給我們兩顆冰冷的心添加了些許溫暖，減輕了我的負擔，更減輕了我們對疾病的恐懼。紅暈笑顏爬上了妻子的臉頰，雖然都只有一點點，那卻是好運的開始。我暗自祈禱，希望命運能向另一個方向轉折。
　　命運在捉弄人時可以那樣殘酷，命運在撫慰人時又會是那樣地慷慨，慷慨得讓人難以置信。太巧了，與妻子同病房的竟然是時任武漢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張廣明的妻子。一見面，同病相憐當然就有話說，話說了不到幾句便談到了我們的境遇，說到了我考大學落榜的事，我正欲向張廣明主任請教我何以落選，張老師卻搶着說：“這事應該沒問題，因為鄧小平再次指示招生工作，明確地提出，一定要把高分高齡的考生特別是老三屆的學生收進大學。明天我就到系裡幫你問一問這事。”“高分高齡”！“老三屆”！這不就是我嗎？真正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覺眼前突然出現了一線光明，而近一個月的黑暗中的行走又讓我不敢立即相信這突如其來的一線光明，或者說讓我一時還睜不開眼睛。我不相信我的國家會為我和我的同伴們又專門開出一班“加班車”，不相信這加班車會在我面前停留，不相信我真會坐上這趟“末班車”駛向未來，不相信天上會掉下餡餅且正好砸在我的頭上。
　　然而第二天一早，在我還來不及去打聽張主任所說的鄧小平指示的真實性時，在張主任還沒有來得及為我去“開後門”時，便收到了武漢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手捧着錄取通知書，咬一咬嘴唇，擰一擰大腿，才敢相信我真的被武漢大學中文系錄取了！我狂奔着跑向醫院，釋放我壓抑多時的情緒，要把通知書儘快地呈現在病中妻子的面前，那才是醫療她的心病和身體病的一劑良方。在病房，我們相擁而泣，忘記了這是在病房，忘記了同房的另一位病友，忘記了向張主任道謝，忘記了醫生和護士們正在門外準備查房。他們知道我們的故事，在等待中笑了。我們也笑了，用笑來表達我們的歉意和感謝，用笑來結束我們的這一段酸楚的往事。

　　三

　　我帶着簡單的行李和複雜的心情走向了珞珈山。那是4月初的一天，珞珈山的湖光山色展示出春天嫵媚動人的尾韻，教學樓也借着暮春的寂靜來呈現其深邃與肅穆。踩踏着櫻花道上如雪的落花，一首小詩迎面而來：“莫怨春歸早，花余幾點紅，留將根蒂在，歲歲有東風。”多麼好！一邊高矗着靜謐的書齋，一邊洋溢着無邊的綠色，踏上那條小道我便深深地愛上了它們。
　　和我一起乘坐“最後一趟加班末班車”到武漢大學報到的只有10多個同學，都是而立之年的人，男人都長了鬍子，一問都有家室，一個女生還挺着大肚子，我們並不驚詫，31歲能跨進大學校門，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本身就是一個特例。迎新點早已撤銷，我們一起到行政大樓報到，一起到校醫院檢查身體，一起接受比我們年輕的戴着紅色校徽的老師給我們戴上武漢大學的白色校徽。我們將走向武漢大學不同的院系，但我們的學號和年齡都將是那個系裡最大的。我們完全不相識，卻像早已相識的老友一樣互相幫襯，互相提醒。和我一樣，能趕上這趟“末班車”，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一個生動而酸澀的故事。
　　是的，我們本該在12年前便走進大學的，這是我們的不幸；但我們又是非常幸運的──如果中國沒有走向改革開放，如果高考制度沒有恢復，如果大學沒有走讀生，如果沒有一次又一次的擴大招生，如果沒有這些“如果”中的任何一次“如果”，我們便成為不了這趟“末班車”里的最後一批“乘客”，而永遠地被關在校門外。這一點，我們都很明白。
　　這點“明白”，我們會將它長久地裝在心底。走讀時，我們每天懷揣中學生月票（市政府認可大學走讀生使用中學生月票），奔波於江南江北；四年中我們很少看精彩的周末電影或參加周末派對及舞會，而要回家去盡丈夫和父親的責任；課堂里我們與小我們十二三歲的同學一起學英語，我們是從認識ABC開始（我們這茬人在中學時都是學的俄語），他們已在中學裡學習了數年；操場上大部分同學15分鐘跑完了2000米，我們卻要測試許多次，流下更多的汗水，這一切都因為我們心中裝着那份“明白”。我們的優勢在畢業後，社會經驗比年輕的同學豐富，我們會更快地融入社會，但我們也不敢懈怠，只能努力工作，積極投身改革，熱情服務社會，因為我們的時間不多，被減去了十二三年，更因為我們都不會忘記1978年3月那輛緩緩向我們駛來的“加班末班車”。

　　趙譽泳自述（節選）

　　從小家境貧寒。平日裡飯是吃不飽的，過年才能看到肉，三十夜的那頓飯是一年中最好的，往往猛填而在大年初一消化不良滴水不進。因長期營養不良而得了貧困病——肺結核。衣不遮體，年年冬天手腳長凍瘡，痛不堪言。因窮險遭輟學，只得在年年假期以瘦弱之軀上街拉板車、到車站賣茶，為居地掃街，只要能掙到錢什麼都干。上中學後申請到甲等助學金，才能完整地讀完高中。
　　中小學12年我讀了9所學校。幾乎一年換一所，恐怕屬“之最”。技校、師範、普高全讀過。頻繁地更換學校大都不是我個人的原因。學無定所，讓我所受到的初中級教育也多有缺陷，成績雖在班校屬佼佼者，在校外卻是個中下等。不奇怪，那不是一個培養人才的時段。
　　老三屆是中國的一個特殊的群體，這群不諳世事的年輕人，仗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把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烏煙瘴氣，使中國的發展受阻或倒退了十幾年。受損的不僅是國家，還有我們自個兒，正值人生成長的關鍵期，大好青春都在鬧騰中耗盡。對於66屆高中生來說，有12年的光陰被耽誤。
　　1969年下放到東西湖漢南農場。在農場我的最大收穫是愛情，我們走到了一起，改變了我的人生。
　　後又調到東西湖區文化館。從演樣板戲起家，演員、樂隊、編導、創作都幹過。
　　1974年調到湖北暨武漢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做編輯工作。
　　1982年從武大畢業後回到武漢電台文藝部，1984年任文藝部副主任，1990年任主任，1999年評聘為高級編輯，2000年調局新聞中心任業務指導。
　　2001年出車禍，雖命大而車毀人未亡，卻讓自己和周圍親友受罪不少，與死亡擦肩而過，年余的病榻生活，像到寺廟去修行了一趟，更有感恩情懷，更能隨遇而安。
　　2007年退休。因在崗時獲了幾個國家級大獎，又趕上了一末班車，正高升為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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