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帶來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市場自由，但其實民主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未必同步，民主的出現未必伴隨着這些自由。“不自由的民主”具有民主的外殼，但是通過選舉產生的執政者限制政治自由，使下一輪的政治競爭在不公平的起跑線上展開


　　老高按：這幾天有較高含金量的文章紛至沓來，應接不暇。劉瑜副教授的一篇《俄羅斯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頗有見地，在此推薦。文中一個骨幹概念“不自由的民主”，雖然沒有太展開深入論述，但是對我們理解世界上那些形式民主、實則威權的國家，很開思路。
　　文中還說“不自由的民主”最需要有一個“魅力型領袖”，普京就是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打造成這樣一個領袖。這個觀點也讓我很受啟發。劉瑜說：
　　普京的號召力絕不僅僅是因為他善於“凹造型”，而是因為他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了一系列價值的代言人。什麼價值？經濟發展、打擊豪強，以及最重要的——民族復興。
　　劉瑜打了個比方：
　　如果有人在街上向我們兜售一堆酸蘋果，我們多半不會去買，但是，如果有人把一堆酸蘋果和一堆甜櫻桃放在一起，說買五斤蘋果、送五斤櫻桃，那我們很可能就衝過去買了。這叫“捆綁銷售”。……
　　在查韋斯的委內瑞拉、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歐爾班的匈牙利、亞努科維奇的烏克蘭、穆加貝的津巴布韋、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相似的模式不斷浮現。雖然他們兜售的觀念內容各不相同，有的是“櫻桃”，有的是“芒果”，有的是“西瓜”，但是他們所搭售的“酸蘋果”卻是相似的。
　　對於簡中文字圈中熟悉“中國夢”“新時代”等觀念的讀者和作者，這番話很可以引發“由彼及此”“舉三返一”的領悟，發出會心一笑。
　　順便說一句：劉瑜的這篇文章，在微信上存活了一天多，現在已經被封了，給出的是標準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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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劉瑜，南山松隨感 2022-03-23

　　原公眾號編者按：今天，我們想分享劉瑜在《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中的觀點，講述俄羅斯政治轉型的內容。
　　通過了解在“不自由的民主”之下，威權與民族主義是如何相互作用，影響着今天的俄羅斯的，或許能更深入地理解當下這場戰爭。
　　戰爭的苦難關乎全人類，和平，則是共同的祈願。
　　劉瑜，女，1975年12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研究生學歷，政治學博士學位。學者，作家，詩人。現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等職。


　　01.俄羅斯失敗的民主轉型：不自由的民主

　　在所有的轉型國家中，俄羅斯可能格外引人矚目。畢竟，俄羅斯是前蘇聯遺產的主要繼承國，而蘇聯是冷戰兩大霸主之一。
　　當年，正是蘇聯的崩潰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因此，從蘇聯的廢墟之上能夠生長出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民主，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直接影響着世界格局的變遷。
　　戰場上講“擒賊先擒王”，其實做社會科學研究也差不多，抓住一些最重量級的國家，觀察它的變化軌跡，分析它的發展邏輯，或許有利於我們理解整個政治浪潮的走勢和機制。
　　遺憾的是，如果我們把政治轉型理解為從峽谷的一邊跨越到另一邊，30年過去了，俄羅斯並沒有完成這種跨越。相反，它似乎是掉到峽谷中間去了，並且乾脆在峽谷裡面安營紮寨了，一副“我就在這裡待下去了，哪也不去”的架勢。
　　對於普京政府及其支持者來說，這是走出了一條“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民主道路。
　　但是，對於很多期待俄羅斯成為“自由式民主”的人來說，俄羅斯的民主轉型則是失敗了。失敗的標誌之一，就是普京自2000年上台之後，就神奇地成為俄羅斯政壇的不倒翁。
　　事實上，在很多觀察者看來，俄羅斯的轉型不但失敗了，而且失敗得非常經典。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俄羅斯的民主轉型失敗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暫時的失敗，而是代表了一種類型。這種類型，被很多人稱為“不自由的民主”。
　　什麼叫“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最早由一個記者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開始普及。從 9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在新興民主中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一些明明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政治家，卻掙脫權力的制約機制，打壓反對派的言論和行動空間，以此實現權力的鞏固。
　　1997年，扎卡利亞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題目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
　　在這篇文章里，他這樣寫道：“近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徵不僅僅是自由公正的選舉，而且是自由主義，也就是法治、分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財產保護等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這兩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傳統中合二為一，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為二。民主在崛起，憲政自由主義卻沒有與之同步。”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扎卡利亞提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因為他發現，民主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未必同步。我們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帶來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市場自由，但是扎卡利亞發現，在新興民主中，民主的出現未必伴隨着這些自由的出現。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條腿走路”的民主。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殼——也就是說，它往往有周期性的選舉，甚至選舉也有一定的競爭性，這是它與傳統的威權體制不同的地方；
　　但是，另一方面，通過選舉產生的執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義打壓反對派，使下一輪的政治競爭在不公平的起跑線上展開，以此實現權力穩固。
　　如果用唱歌比賽來比喻，傳統的威權政體根本就沒有比賽可言，內定一個冠軍，比賽還沒有開始就直接結束了。
　　但是“不自由的民主”不是這樣，它有比賽，有觀眾投票，但是它讓選手A大展歌喉，燈光、舞台、演唱時間，樣樣都給足；而選手B、選手C、選手D……唱了兩句就被奪走麥克風了，或者唱着唱着燈光黑了，以至於雖然最後的確有觀眾投票，但是觀眾很難對選手A之外的任何選手留下美好印象，選手A自然成了贏家。
　　這就是“不自由的民主”，它並不取消民主，只是扭曲它而已。

　　02.“不自由的民主”下的俄羅斯：威權與政治暗殺

　　當代俄羅斯被很多學者視為“不自由民主”的典型。一方面，它的確擁有民主的外殼。它有周期性的多黨選舉，而且它的選舉有一定的競爭性，比如，2018年的總統選舉中，儘管普京的得票率高達77％，但是這個數字也意味着，有近1/4的選民並沒有投票給他，而是投給了其它小黨。
　　但是，另一方面，無可否認的是，俄羅斯的政治自由是大打折扣的，甚至是穩步倒退的。比如，2013年，納瓦利內，一個比較有政治號召力的反對黨人士，還參選了莫斯科的市長選舉，甚至贏得了27％的選票，但是，2019 ，當局就吸取教訓，不讓他參選了，甚至幾度把他給抓起來。
　　因為此類的限制，俄羅斯政壇上雖然有反對黨，但是這些反對黨基本上是“劣勝優汰”的，真正像樣的反對黨不會被留下，留下的都是“歪瓜裂棗”式的。用一個批評者的話來說，這些所謂的反對黨的候選人往往如此之不堪，以至於他作為異議人士都會迫不及待地想給普京投票。
　　那麼，不能參加選舉，和平集會可以嗎？那得看政府的心情。反對派集會需要政府批准，而政府多半不會批准。如果一定要聚眾，那就只能抓你了，抓了之後，你就有了犯罪記錄，而根據法律規定，有犯罪記錄的人是不能參選的。所以，這套邏輯可以說是環環相扣、行雲流水。
　　不集會遊行，辦個獨立媒體可以嗎？那就看你有沒有誤解“獨立”的意思。過去20年，俄羅斯政府以收購、起訴、吊銷執照、抓捕投資人等等方式將自由派的媒體幾乎一網打盡了。
　　有一份報紙不服，叫《俄羅斯新報》（Novaya Gazeta），因為一直“執迷不悟”，從2001年至今，已經有6個記者被神秘謀殺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6年被殺害的女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
　　這位勇敢的女記者曾經追蹤報道車臣戰爭，激烈地批評過政府的車臣政策，但她的結局是被槍殺在自家的公寓樓里。
　　辦報紙也危險，那做公民組織呢？不是不可以，但是顯然你不能從事“極端主義”活動，至於什麼叫“極端主義”，則模糊不清。而且，如果非政府組織的資金來源里有國際資助，哪怕只是一個研究機構，也要登記為“外國代理”。“外國代理”聽起來是不是很難聽？難聽，就是他們要的效果。
　　那個體言論呢？同樣得小心掂量，尤其如果你是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人物的話。俄羅斯的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一個石油大亨，因為公開批評普京被各種調查，偷稅漏稅、欺詐、盜竊、腐敗……總有一款適合你。最後他被關了10年，被放出來後就逃亡到瑞士去了。
　　或許，對俄羅斯政治自由狀況最鮮明的註腳，就是頻繁的政治刺殺。前文提到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的神秘死亡，其實，她的死不是偶發事件，暗殺幾乎是俄羅斯政治的一個傳統。
　　1934年蘇聯中央委員基洛夫被神秘刺殺，成為蘇聯大清洗的序幕；蘇聯的開國之父之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交惡之後，哪怕逃到了墨西哥，也沒有逃過被暗殺的命運。
　　在這個背景下，俄羅斯當代的政治暗殺現象就不足為奇了。最近一次的著名暗殺是針對反對派政治家涅姆佐夫，這個人曾經在葉利欽時代擔任過副總理，但在普京時代一直批評政府，曾數度入獄。2015 年，就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一座大橋上，他女朋友的旁邊，身中四槍，當場死亡。
　　俄羅斯知名反對派人士在異國他鄉常常被暗殺，而且死法也經常是神秘詭異，有放射性物質中毒的、有神經中毒死亡的、有在公寓被勒死的、有在大街上被槍殺的、有自殺或者被自殺的……
　　這些神秘死亡往往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最後查無真相——要麼是追查不了了之，要麼是追蹤到一個環節線索就斷了，似乎所有此類的政治刺殺都有一個信息熔斷機制，一旦觸及到某個點，信息就會自動黑屏。

　　03.“不自由的民主”的核心：魅力型領袖成為觀念的化身

　　所以，從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來，俄羅斯有選舉，但是少自由，這兩個元素相互組合，就構成了“不自由的民主”。在這個組合當中，一個樞紐性的元素，就是魅力型的領袖：普京。
　　事實上，魅力型領袖，不僅是當代俄羅斯政治的特色，也是幾乎所有“不自由的民主”政體的特點。
　　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要成為選舉當中的“常勝將軍”，必須具有個人魅力。大家在媒體上可能也看到，普京一會兒赤裸着上身騎馬，一會兒彈鋼琴，一會兒冬泳，一會兒柔道，為了贏得民心，也是蠻拼的。
　　這和蘇聯政權後期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領袖形象形成鮮明對比。有一項民調甚至顯示，有1/5的俄羅斯女性想嫁給普京。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俄羅斯民眾會聽任政府打壓政治自由？總統騎騎馬、彈彈琴就能贏得這麼多選票嗎？當然不是。俄羅斯人肯定沒有那麼幼稚。
　　普京的號召力絕不僅僅是因為他善於“凹造型”，而是因為他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了一系列價值的代言人。什麼價值？經濟發展、打擊豪強，以及最重要的——民族復興。
　　我們知道，如果有人在街上向我們兜售一堆酸蘋果，我們多半不會去買，但是，如果有人把一堆酸蘋果和一堆甜櫻桃放在一起，說買五斤蘋果、送五斤櫻桃，那我們很可能就衝過去買了。這叫“捆綁銷售”。
　　在任何國家，面對民眾，惡都是很難被推銷的，打壓異議分子、限制政治自由是一種惡，直接推銷它是很難奏效的，但是，當惡與善被捆綁銷售，人們卻有可能為它慷慨解囊。
　　在俄羅斯，很長一段時間裡，普京被視為經濟救星。俄羅斯在90年代的轉型之初，由於轉型的陣痛，經濟一度嚴重下滑，而普京上台之初，俄羅斯經濟復甦，2000-2007年GDP的年均增長率達到7％。儘管這很大程度上是國際油價飆升的結果，但在很多普通的俄羅斯人看來，這是普京政府英明決策的證明。
　　不過，過去十年左右，普京作為經濟救星的形象也隕落了。為什麼？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國際油價下跌了。過去十年，俄羅斯經濟增長越來越慢。甚至，2013年以來的6年裡，俄羅斯有5年真實收入下跌，2019年的真實收入比2013年下跌了10％。因此，很多分析家說俄羅斯經濟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尤其尷尬的是，這種下跌與前蘇聯陣營一些鄰國的發展形成鮮明對比，90年代初，俄羅斯的人均GDP與波羅的海三國、波蘭、匈牙利等中歐國家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曾經的“老大”已經明顯落後於這些鄰國。
　　有些人信奉“政府越威權，經濟越發展”，但是至少從前蘇東陣營轉型後的命運來說，並非如此，事實上，正好相反。波羅的海三國、中歐四國這些蘇東國家，經濟比俄羅斯更發展，政治也比它更民主和自由。

　　沒有經濟牌可打，沒關係，普京還有第二張牌：打擊豪強。從2000年上台伊始，普京就開始打擊俄羅斯的“經濟寡頭”。
　　大家可能知道，在葉利欽時代，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由於缺乏公正透明性，俄羅斯崛起了一批“經濟寡頭”。普京上台後，對很多經濟寡頭展開調查、拘捕，一時間大量的經濟寡頭要麼破產、要麼被抓，普京因此樹立了“不畏豪強、為民做主”的政治形象。
　　當然，這個形象也不完全經得起推敲，有學者分析指出，普京其實並不是打擊所有的寡頭，只是打擊那些“不聽話的”而已。在國際透明度的腐敗排名中，2019年，俄羅斯在180個國家當中排名第137位，所以，反腐實在不能算是普京政府的強項。
　　不過，即使經濟救星和打擊豪強這兩張牌都站不住腳，也沒有關係，普京真正的王牌是民族主義。對很多俄羅斯人來說，轉型後最大的創傷不是經濟的短期困難，不是腐敗，而是民族自豪感的淪落。
　　前蘇聯是主導世界命運的超級大國，而在更早期的歷史上，俄羅斯作為一個橫跨東西的帝國，它的國土面積本身就是它戰鬥力的說明。然而，轉型之後，俄羅斯突然坍塌成一個地區性國家，經濟萎縮、文化凋敝，連周邊小國都紛紛跳到歐盟這隻船上去。俄羅斯人一落千丈的心情可想而知。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普京出現了。我們都知道特朗普有個口號，叫做“讓美國再次偉大”，其實普京的使命感是一樣的，就是“讓俄羅斯再次偉大”。上台後，他發動了一系列成功的軍事行動。
　　2000年鎮壓了車臣叛亂，2008年入侵格魯吉亞，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頻繁介入中東戰局……這一系列的動作讓俄羅斯人重新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仿佛慢慢走遠的帝國背影突然轉身，重新回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心。
　　從普京上台以來支持率的變化中可以看到，普京支持率的三次高峰，恰好與他的三次軍事行動吻合。
　　第一次出現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之後；第二次高峰期發生2008年左右，普京進軍格魯吉亞、支持阿布哈茲和南奧賽提分離主義之際；第三次高峰則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之後。
　　當時，普京的支持率一路漲到90％，以至於有學者決定給這種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上升的政府支持率起個名字，叫做“克里米亞效應”。
　　所以，政治強人要建成“不自由的民主”，光靠作秀是不可能的，光靠拳頭也是不夠的，他必須同時成為觀念的化身，而這個觀念能夠擊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心靈。在俄羅斯，這個觀念的支點就是民族主義。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豪感，但是對於一個虎落平陽的民族，對自豪感的渴望就格外迫切。普京的出現，正是迎合了這樣一種心理需求。締造“不自由的民主”，不僅僅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操控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民意表達……（有刪減——原注）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本質上是一種威權-民粹主義，它的一頭是威權，另一頭則是民粹。一個獨夫再厲害，單槍匹馬也很難走遠。反過來，民意也可以因為權力的魔法而被不斷放大、強化、升溫。
　　本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只有三、四十度，但是長期的受害者教育、復仇宣傳給它慢慢加溫，結果就是長期處於沸點狀態。
　　遺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絕不僅僅是一個俄羅斯現象。在新興民主當中，它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病。
　　在查韋斯的委內瑞拉、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歐爾班的匈牙利、亞努科維奇的烏克蘭、穆加貝的津巴布韋、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相似的模式不斷浮現。雖然他們兜售的觀念內容各不相同，有的是“櫻桃”，有的是“芒果”，有的是“西瓜”，但是他們所搭售的“酸蘋果”卻是相似的：
　　一個魅力型的領袖通過選舉贏得權力，再通過打壓自由來贏得更多選票，下次勝利後更加嚴厲地打壓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民主不但沒能約束權力的濫用，反而為濫用權力提供了合法性。
　　所以，扎卡利亞在這一點上是對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處，但它們並非同一事物。民主是關於如何產生執政者的規則，而自由則是關於如何限制執政者的規則。
　　遺憾的是，學習民主可能比學習自由要容易得多，因為前者是一種制度，而後者是一種習俗。制度改寫易，移風易俗難，這種不對稱或許正是為什麼新興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不過，有一點扎卡利亞說的並不正確，在西方，民主也並非從一開始就是“自由式民主”，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德國魏瑪共和國，最後都走向了“不自由的民主”。
　　事實上，在任何國家，當政治制度迅速變革，它都可能與既有的政治習俗脫節，只能停下來等待文化緩慢的變遷。遺憾的是，人類政治文明的變遷沒有捷徑，它必須穿過千千萬萬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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