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構成政治發展的約束，但這些約束不是牢籠，每個社會對其政治未來，都有一定的選擇餘地。一開始也許只有十厘米，但是，通過行動的勇氣與智慧，它可能擴展為十米、一百米、一萬米，直到打開全新的天地。
　　反過來，政治在創造可能性的同時，也時常收縮可能性，把本來遼闊的空間從1萬米壓縮成100米、10米、10厘米……
　　這是中國大陸海歸學者劉瑜副教授系列講座的結語中的一個觀點。在此與大家分享她這篇結語，希望能夠幫助我們在美國大選兩黨拼殺白熱化（更準確地說，是“黑熱化”）之際，冷靜、超越地思考政治前景和我們所處的位置，我們能起的作用。


　　政治的“可能”與“不可能”——比較政治學30講結語

　　劉瑜，微信公號：布穀在歌唱


　　你好，我是劉瑜，我們的比較政治學30講，到上期為止就做完了。今天，我來和大家做個總結和告別。
　　在這裡，首先，我要和聽眾朋友們道個歉，就是我在節目的過程中，沒有和聽眾朋友們在留言區進行一對一的互動，主要是我實在是太忙了。在開始做這個節目的時候，疫情還比較嚴重，北京的學校都沒有開學，所以我要花很多時間在家帶孩子；節目做到後面，北京開學了，孩子倒是送走了，但是我自己也開學了，學校的工作也不能耽誤，所以確實沒有時間和大家做一對一的互動，還請你們諒解。
　　我們這個節目，30講下來，內容涉及古今中外，怎麼總結呢？我還是想回到這門課的標題，也就是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俾斯麥為什麼說這句話？據說，俾斯麥是在1867年一次談話中做這個表述的，而那正是德國統一大業成敗未卜的時刻。這時候，俾斯麥正在歐洲各國之間聯合縱橫，各個擊破，為了實現目標，他常常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為了爭取國內的民意支持， 他作為一個反民主人士，卻主動開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權；作為一個反社會主義人士，他卻完成了福利國家的奠基。正是俾斯麥的這種靈活性，讓他贏得了“政治現實主義大師”的標籤。“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表達的正是這種“政治現實主義”主張。據說，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是這樣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 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可行性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這個完整說法，更清晰地呈現了它的“政治現實主義”指向。
　　關於這種政治現實主義，我舉個例子。今天的中美關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指望兩個國家換屆領導人，就能通過運籌帷幄使中美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這就是art of the impossible了，不現實，但是，如果兩國政府能夠趨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溫不火的和平，卻是可能的，這就是art of the possible了。換句話說，政治是一種藝術，但不是一種魔術。
　　我剛才舉的例子，是在國際關係語境下，但是，政治現實主義放在比較政治學當中，也同樣適用。我們這個節目，如果說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或許可以被概括為：“政治創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邊界”。關於政治所蘊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個可能非常主觀的判斷，那就是：政治“可能”讓一個國家成為地獄，但是，它卻“不可能”讓它變成天堂。換句話說，政治所能抵達的上限不會那麼高，但是，它所能抵達的下限卻可以非常的低。
　　大家也許會對我這種“不對稱的”的說法有點困惑，為什麼政治可能讓社會變得非常糟糕，卻未必會讓生活變得非常美好？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政治可能扼殺所有的社會關係和個人努力，但是它卻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會關係和個人努力。什麼意思呢？就是當政治非常糟糕的時候，比如一個極權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發的社會組織、家庭乃至人性，使生活變成一場噩夢。就像我們在“蘇聯往事”中講到的那樣，連奶奶都遠離孫輩，在家裡講話都要竊竊私語，而中央委員都不得不痛哭流涕地自我批評，但即使如此也難逃被批量槍斃的命運。可是，另一方面，當政治非常好的時候，它也只是制定一個相對公平遊戲規則——我前面講到過，一場球賽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遊戲規則只是一個必要條件，絕不是一個充分條件——為什麼？因為球賽踢得精不精彩，除了遊戲規則，還要取決於球員們技藝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這個意義上，好的政治註定只是美好生活的一半，另一半則取決於社會、市場、個體的創造力與合作能力。這種不對稱，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現實主義”。
　　遺憾的是，在當代世界，人們普遍缺乏這種“政治現實主義”意識。我們經常聽到一類說法，比如，“某某國家不是都民主化了嗎？怎麼還會爆發衝突？”“某某國家不是國家能力很強大了嗎？怎麼經濟還沒有上去？”“某某國家不是已經換屆新政府了嗎？為什麼公共服務還是不行？”在此類的提問中，都蘊含着一個不切實際的假定，就是政治可以神奇地解決一切難題，而政府有義務包攬所有人的幸福。
　　遺憾的是，政治沒有那麼神奇。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經濟學家索維爾的一句話，他說：經濟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為從來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麼呢？就是忽略經濟的第一原理。這話雖然是句調侃，但道理卻非常深刻，因為他指出了政治浪漫主義往往忽略“約束”問題。
　　政治存在什麼約束？當然很多，我們這個節目就談到很多，試舉幾例。第一，社會結構的約束。當一個社會由極端對立的二元陣營構成、並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協精神時，鮮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圍。我們在講埃及的“裂痕動員”時，講到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轟轟烈烈的對立，如何摧毀了埃及短暫的民主實驗；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是另一個例子，紅衫軍的人數優勢和黃衫軍的街頭優勢，使泰國政治陷入僵局。第二，歷史的約束。在講國家能力的時候，我講到歷史上的戰爭頻度烈度，如何深深地塑造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而這個影響可以延續千年而不倒。在講文明衝突的時候，我也說到過學者Inglehart/Welzel所畫的文化地圖，上面刻劃着揮之不去的歷史烙印。第三，地理的約束。比如，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它難以形成強國家的傳統，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使它步入經典的“資源詛咒”，而美國缺乏“天敵”的地緣位置，使其能夠相對從容地“先發展民主，後建設國家能力”。
　　但是，或許因為我是個“准文化決定論者”，在這個節目中，我強調最多的，還是“文化的約束”。這種約束在不同國家以不同形式體現：在俄羅斯，強烈的民族主義助推俄羅斯走向“不自由的民主”；在印度，“表親的專制”削弱政治競爭的真實性；在阿富汗，宗教極端主義的陰影使得民主轉型難以落地；在委內瑞拉，經濟民粹主義觀念的盛行，讓民主制度最終走向自殺；在泰國，對“程序正義”的蔑視，讓它難以擺脫不斷政變的循環。換句話說，當觀念的水位太低，所謂憲法就成了一張隨時可以撕掉的廢紙而已。
　　我在節目中反覆說到過一點：“政治在社會中”。其實，“社會”在這裡是一個籠統的表述，分解開來，就是“政治在社會結構中”、“政治在經濟中”、“政治在歷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中國人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樣，好的政治很難在逼仄的社會、經濟、文化、地理、歷史空間中長成參天大樹。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寫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間讓“大地舊貌換新顏”，這種心態，說好聽點，是一種浪漫，說難聽一點，則是一種懶惰。真正的政治變革不可能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動，它必須同時自下而上地生長。在人們學會寬容、學會耐心、學會同情、學會從各種集體主義的輪椅中站起來邁出個體的步伐之前，沒有什麼政治可以成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給每個人一張船票，但是它無法、也不應該把每個人帶到他的目的地。
　　不過，政治現實主義並不意味着政治虛無主義。政治是有限的，並不是無用的。這一點，我在發刊詞中說到過，對比韓國和朝鮮、東德與西德、海地和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內瑞拉與20年前的委內瑞拉、今天的德國和80年前的德國，我們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為一種“藝術”的力量。相似的歷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會、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公平的遊戲規則未必會使一場球賽精彩紛呈，但它是一切可持續比賽的前提。
　　在節目中，我談到了“政治創造可能性”的各種路徑。比如，政治選擇的路徑——在南非，雖然社會結構極度撕裂、歷史記憶充滿創傷，但是新舊兩個政治領導集團通過妥協與分權，使南非實現了轉型的軟着陸。還有經濟政策選擇的路徑。智利身處經濟民粹主義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權政府倒台後，卻堅持了溫和的經濟自由主義路線，使得智利經濟成為拉美地區的佼佼者。我們還談到集體行動的路徑。美國國家能力的建構，和許多其它國家不同，不是緣起於密集的戰爭、也不是來自於發達的文官制政府，而主要是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社會運動。在韓國，新的政治可能性則來自於觀念的變遷——當觀念水位不斷上升，人們甚至超越其經濟理性，為了一個更高的價值重新締造新的制度。
　　在所有這些故事中，我們發現，儘管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構成政治發展的約束，但這些約束不是牢籠，每個社會對其政治未來，都有一定的選擇餘地。這個餘地一開始也許只有十厘米，但是，通過行動的勇氣與智慧，它可能擴展為十米、一百米、一萬米，直到打開全新的天地。哪怕從歷史深處流淌而來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個國家的胎記，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衝突”那兩節中分析的，文化不但可能變遷，在一個大發展和全球化的時代，它可能非常快速地變遷。80年前的德國人，默許了納粹政府屠殺600萬猶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國人，成為整個歐洲最歡迎移民的群體；90年前的日本人，忙着刺殺一切有和平主義嫌疑的政治家，但是，當代的民調顯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願“為祖國而戰”的國民。40年前，HK人以不關心政治著稱，但今天的HK人，簡直是人人坐而論道。歷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絕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只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當然，反過來，政治在“創造可能性”的同時，也時常收縮可能性，把本來遼闊的空間從1萬米縮成100米、10米、10厘米。我們談到過阿富汗，70年代時本來處於現代化的入口，但是，極左力量的崛起引發蘇軍的入侵，蘇軍的入侵激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引發內戰，政治多米諾骨牌效應讓一個國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窮水盡。我們還談到過伊拉克，薩達姆不是什麼伊拉克救星，他治下也沒有很多人想象的發展與和平，事實上，正是他把一個現代化過程的國家拉進了無窮的戰火。我們也提到過津巴布韋，1980年獨立的時候，充滿希望、百廢待興，但是，穆加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義以及大權獨攬，讓一個非洲糧倉淪為通貨膨脹的傳奇。政治是藝術，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藝術。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藝術之間，是政治行動。行動需要勇氣，需要道德覺醒，需要有一個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險，從人群中站出來說：對不起，國王，你並沒有穿衣服。在關於“平庸之惡”的討論中，我講到過，惡的泛濫未必需要多少“壞人”，往往只需要幾個“魅力四射的瘋子”和無數“不假思索”的人，而要從“不假思索”出走，我們必須跳出“此時此刻”，獲得一個更高、更遠的視角，足以看到歷史深處的亡靈，以及道路盡頭的懸崖。
　　但是，政治行動不僅僅需要勇氣，也需要節制。泰國反覆的政體振盪說明，狂熱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毀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毀自由；而委內瑞拉式的經濟崩潰則說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韁繩，可以像海妖的歌聲，把無數船隻引向觸礁與沉沒。很多時候，比左右之爭、東西之爭、普世與民族之爭更重要的，是狂熱和溫和之爭，是斬釘截鐵和懷疑主義之爭，是感嘆號和問號之爭。
　　最後，我想補充的一點是，可能是因為我常常在公共領域寫作，而且我儘量用非學術化的語言和讀者、聽眾交流，所以我常常被貼上一個標籤，叫做“政治學常識的普及者”。說實話，我對這個標籤有點不適。為什麼呢？因為政治學幾乎沒有常識。你對政治學了解越多，就越會意識到，政治學沒有常識。你覺得“民主”是常識，但是歷史上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麥迪遜說，“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蘇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會仍然會是一群暴民”；你覺得“自由”是常識，但是很多左翼往往會追問：誰的自由？哪有沒有階級屬性的自由？你覺得“平等”是常識，可是歷史上對平等的追求，常常帶來一敗塗地的悲劇。我能普及什麼呢？更多的時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謂“常識”，而恰恰是遲疑。
　　有時候，我會為政治知識的這種“原地踏步”而絕望。在其它領域，人類的進步令人驚嘆。直到現在，坐飛機的時候，我仍然感到難以置信：人類怎麼這麼聰明？居然能造出這麼一個笨重的傢伙，而它能在天上飛十幾個小時？吃到改良水果的時候，我也特別感恩：他們到底對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麼，怎麼這麼好吃？全球氣候變暖運動的擴散，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球平均溫度200年裡上升1度，這麼微妙的變化，居然被人類發現了，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後果，發展出轟轟烈烈的全球運動。有一年我看一個舞台劇，表演和特技、音樂結合得太完美了，我幾乎熱淚盈眶，感慨人間真是不虛此行。所有這些文明的成果都讓我敬畏，但是，轉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泄氣了：雖然人類已經能夠上天入地、呼風喚雨，但仍然會為能不能退出一個宗教打得頭破血流，為一句刺耳的言論付出沉重代價，為一句口號淪為無法退出的實驗品，為一場選舉而反目為仇。同一個物種，居然會同時如此智慧和愚蠢，偉大和狹隘，勇敢與懦弱。
　　不過，另一些時候，我又覺得，沒有常識未必是一件壞事。為什麼？因為如果知識是確切的，專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識的不確定性，讓我們需要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情境中不斷重返基本的道德問題和歷史經驗，用我們自己的頭腦思考，並以這種思考成就人之為人的尊嚴。如果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是在建造一座層層累加的高塔，社會科學的知識則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頭，推上去，掉下來，再推上去，再掉下來。或許有人認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種徒勞，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許正是對自由落體的抵抗。政治複雜到令人絕望，但也正是這種複雜，讓思考充滿樂趣，讓自由成為必要，讓未來湧現無窮無盡的驚奇。
　　好，我們的節目到此就結束了，再次感謝大家一路收聽到這裡，我們後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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