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垂青史的八千字“長電報”開頭，喬治·凱南為電文罕見長度作出解釋：如果我把我的回答壓縮得很短，將會造成過於簡單化的危險。可見凱南多麼厭惡概括、總結的簡單手法。這位處事謹細的外交官被譽為“冷戰之父”，其實畢生抵抗“過於簡單化”


　　老高按：在國際政治學界、世界近代史學界尤其是冷戰史、美蘇關係史學界，盡人皆知“長電報”。這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特指1946年2月22日從莫斯科發往華盛頓的那封長達八千言的外交電報。這封長電報，提出了最終被美國政府所採納的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也就是“圍堵”政策，對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長電報的作者——當時美國駐蘇聯的一個中層外交官喬治·凱南，因此名載青史。
　　凡是做房地產生意或者要買房租房的人都知道：“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從事軍事對抗、政治博弈和經濟決策的人，也都知道：“Timing，timing，timing！”喬治·凱南有自知之明，他對自己這封長電報為何引起這麼大影響，就有很清醒的評價。
　　長電報在網上很容易找到，維基百科有“長電報”詞條，全文刊載中文本。


　　他親手開啟了冷戰的序幕

　　沈誕琦，《自由的老虎》

　　1946年2月的長電報為何在華盛頓激起如此反響？其中除了命運女神的眷顧，還有另一原因，用凱南自己的話來說：“早發六個月，國務院對它嗤之以鼻，晚發六個月，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他只是在一個合適的時機發了一封合適的電報：當美國政客在蘇聯問題上屢遭碰壁而困惑不解的時候，凱南提出了一個全面的、有說服力的解釋。

　　一、那封電報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外交使團臨時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臥病在床。使團的大使正在辦離任手續，凱南暫時頂替大使處理華盛頓發來的電報。當天他需要答覆的一封電報是財政部詢問駐蘇外交官，為什麼蘇聯人不想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十八個月來這樣的電報司空見慣：戰爭部詢問為什麼蘇聯人高層談判沒誠意；外交部詢問為什麼蘇聯人不想援助歐洲戰後重建。在一九四六年的美國政界看來，蘇聯仍是堅定的盟友和夥伴，雖然幾個月來似乎在鬧各種小脾氣。當然，沒人指望駐蘇外交官能對這些讓人煩心的小脾氣發表真知灼見，說到底他們不過是辦事員：參議員訪蘇他們負責安排行程，杜魯門想給斯大林捎口信他們負責填表。在華盛頓的各個部門政策早就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發個電報給莫斯科的使團，等着這邊例行公事地回兩句話，彼此走個形式，然後上交杜魯門的總統辦公室。
　　喬治·凱南在床上讀完財政部的電報，叫來秘書多樂茜·海斯曼小姐草擬回復。
　　他正在發燒，重感冒引起鼻竇發炎、牙齦出血，在二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疲於奔命、碌碌無為。不出意外的話，時年四十二歲的他再熬幾年將憑着老資歷被派到無關痛癢的歐洲小國當個大使，然後退休回國頤養天年。他盯着多樂茜的筆看了一會兒，“今天可得讓你的手受罪了”。於是他啞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電，篇幅之長讓習慣了上司謹慎作風的多樂茜大吃一驚。

　　喬治·凱南

　　這封著名的長電報通過分析俄羅斯的民族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馬克思主義為何首先在蘇聯大獲成功等深層問題來判斷蘇聯對外政策的邏輯，進而指明美國對蘇政策的正確方向。它在歷史上首次明確揭示了：
　　雖然蘇聯人民是和平而友好的，可是蘇聯由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諸多原因而不得不選擇削弱資本主義的立場。但是，與納粹德國相比，社會主義蘇聯無論從經濟基礎還是意識形態上說仍是一個弱小的力量，絕不會冒險擴張。
　　電報因此判斷，正確的美國對蘇政策應該是：

　　放棄繼續在國際事務上與蘇聯合作的天真幻想，通過媒體教育美國民眾了解蘇聯的真相，致力解決美國國內問題不讓蘇聯有可趁之機，援助歐洲各國戰後重建。

　　在這封著名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開頭，凱南為電文的罕見長度作出了解釋：財政部的垂詢涉及到幾個十分複雜、十分精細、跟我們的慣用思維十分格格不入的問題，同時對當前國際環境的分析也相當重要。如果我把我的回答壓縮得很短，將會造成過於簡單化的危險。
　　這短短兩句話也許比讓他名垂青史的八千字電報更能概括凱南的一生，可見凱南是多麼厭惡概括、總結的簡單手法。這位處事謹細的外交官畢生都在抵抗“過於簡單化”。對外，他努力糾正美國國家政策制定上以“主義”、“信條”先行的風氣；對內，他是個滔滔不絕的獨白劇演員，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這兩者或許對他是一樣的)。
　　如果凱南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那年沒有報考外交部，他廣闊而細膩的內心也許會迫使他成為普魯斯特式的作家——那種可以從平凡的“小瑪德萊娜”點心開始講述一生的作家。
　　在凱南自傳的開始，他寫道：“我處在……一個特別地、親密地屬於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被獲知……”可見，為凱南這類人立傳的嘗試很可能是徒勞的，因為唯一影響他們的只有他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即便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戲劇性地被幾次重大的冷戰事件所定義。
　　冷戰史學家盡可以說：“凱南的長電報導致了杜魯門主義。”“凱南是馬歇爾計劃的核心策劃者。”“凱南的X文檔定義了美國冷戰外交上的‘圍堵策略’。”這些陳述句都是事實，可是卻恰恰體現了華盛頓的決策圈是怎麼“過於簡單化”地誤解了一個卓越的政治家。

　　二、普林斯頓

　　可想而知，一九二一年夏末，年輕的凱南懷着多麼高的期望來普林斯頓報到。出租車開到拿蘇街和大學路的交叉口，月色將高聳的哥特式塔樓勾勒得和菲茨傑拉德小說里一模一樣，這月下的一瞥的確能稱得上是“天堂的這一側”，可校園生活的現實卻潑給他一桶冷水。
　　當時的新生寢室按成績分配，以最後一名錄取的凱南被分到了遠離校園的一間簡陋的寢室，與主學區生活隔絕，更別提經常欣賞哥特式的塔樓了。當時的普林斯頓學生主體仍為富裕的東部上流子弟，與風度翩翩、善於交際的菲茨傑拉德相比，同樣來自中西部中產階級的凱南卻為微賤的出身和口音自卑，不知如何與這些比自己高出一等的同學們交往。
　　雪上加霜的是，大一的聖誕節他為了攢夠錢買火車票回家過年，去郵局打零工，在暴風雪中挨家挨戶遞信，結果染了猩紅熱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幾乎死去。當他終於病癒返校，他的同學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個緊密的小團體。沒人願意和這個正在狂補功課、身體虛弱、家境“貧困”的威斯康辛人交朋友。
　　就這樣，凱南在普林斯頓鬱鬱寡歡地捱了四年，成績中等，缺課無數，結交的朋友都是和他同樣格格不入的邊緣學生，沒有參加任何菲茨傑拉德讚不絕口的社交團體，沒有體驗到菲茨傑拉德所讚頌的“愛情與驕傲”。
　　大學畢業就要決定未來的去處。和現在相仿，當時的名校畢業生主流的選擇無外乎醫生、律師、銀行家。在普林斯頓的四年讓凱南對美國上流小社會產生了強烈牴觸，他甚至因此對整個美國的社會制度都產生了懷疑，希望長期離開美國。正好這年新改組的外交部(Foreign Service)招收外交官培訓生，凱南為了遠走高飛報了名。
　　一九二五年末，這個自卑又自傲的二十二歲青年被外交部錄取了。
　　這些戲劇的片段被凱南記錄在日記本上：某個下午，他作為管海運的副領事與水手交談，看他們辛勤而微薄地勞作。某個晚上，他和一群德國人擠在成人夜校里，聽一個小鬍子男人朗誦一戰的詩歌。在仇恨的語氣和備受摧殘的眼神中他領悟到，戰敗是如何摧毀了德國人的信念，卻讓他們的自尊膨脹。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醜陋的廢墟上，民族自尊正催生着一種嶄新而殘忍的價值觀。某個周末，他站在雨中的廣場上第一次看到共產主義者遊行：一群衣衫襤褸、面黃飢瘦的男人舉着被雨水打濕的標語走過……他想象周一這些人又要回到何等悲慘的車間勞作，這一出天真的戲劇註定要走向悲劇的結尾，他哭了。
　　一九二九年夏，凱南在外交部資助下入學柏林大學東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學習俄語和俄國文化。畢業後，他輾轉拉脫維亞、捷克、蘇聯，工作職責都是對蘇政策。
　　從二十五歲開始學習俄語到四十二歲從莫斯科發出那封長電報之前，凱南過着平凡無奇的外交官生活，有着平凡無奇的職場煩惱：與上司不合、不受重視，長距離的地理遷徙換得緩慢的晉升。與無足輕重的事業相比，這更是一段私人歲月，到處是隱秘的自足的驚喜。
　　可是，當這個細膩的人想把對個人經歷記述的高度精確性帶到政策分析中去，卻被習慣於籠統簡單的政客頻頻誤解。理解這樣一個複雜人物，最好的辦法是看他的行動，可是歷史給予他行動的機會是這麼少。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因為大使離任，他才能以副手身份發出那封“長電報”。

　　三、專家

　　回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那封剛發出的長電報。從資歷上來講，這時的凱南已是美國外交界的蘇聯問題專家，他是極少數自從一戰結束至今持續關注蘇聯局勢的美國人，像他這樣親歷大清洗等重大歷史事件的駐蘇外交官已是寥寥無幾。可是說實話，凱南並沒有對這份長電報寄予多少期望。他之前的外交通報全都石沉海底，擬出八千字電文多少有點逞一時痛快的意味。
　　可是，電報發出沒多久，國務院居然一反常態發來回復，表示“讚賞”。海軍部長大為贊同，要求所有高級軍官仔細閱讀電報內容。一周之內，財政部長讀了，國務卿讀了，總統讀了。兩個月後，凱南被召回華盛頓，上級認為他的長電報已經“讓他能勝任更高階的職位”，儘管他電報中的觀點早在十年前蘇聯大清洗時期就已成型。
　　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國家戰爭學院( NationalWar College)主管外交事務的副官。這個學院旨在短期培訓中高階軍官。長電報在決策層引起的震動迅速被媒體報道，這樣一個一鳴驚人的故事頗有一點“美國夢”的情調，凱南被激動的媒體描繪成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大智者。
　　1946年2月的長電報為何在華盛頓激起如此反響？其中除了命運女神的眷顧，還有另一原因，用凱南自己的話來說：“早發六個月，國務院對它嗤之以鼻，晚發六個月，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他只是在一個合適的時機發了一封合適的電報：當美國政客在蘇聯問題上屢遭碰壁而困惑不解的時候，凱南提出了一個全面的、有說服力的解釋。
　　凱南在國家戰爭學院的工作只是一個過渡性的學術職務，意在觀察他能否勝任更重要的行政職務。果然，1947年春，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將軍把在戰爭學院才待了半年的凱南叫到辦公室，他很賞識凱南的長電報。從1947年5月至1948年末，凱南就在馬歇爾隔壁的辦公室工作。
　　以長電報中所提出的觀點，即“美國必須以經濟手段援助西歐以防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進一步擴散”為基礎，凱南在一年半內具體制定了一系列援歐政策，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馬歇爾計劃”（官方名稱“歐洲復興計劃”），以馬歇爾1947年6月著名的哈佛大學演講作為系列政策的啟動標誌。凱南的長電報是“馬歇爾計劃”的直接誘因，凱南本人又是“馬歇爾計劃”的具體起草者，居功至偉。
　　馬歇爾並非一個親切的人。漫長的軍旅生涯早已將嚴峻、冷酷的特性融入他的血液。然而凱南在華盛頓的幾年，只有這個與自己極端不同的將軍真正傾聽了他的建議，真正欣賞了他的價值。
　　與馬歇爾共事的一年半中，凱南將一位高級助手的影響力發揮到了極致，而馬歇爾也成為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視下屬意見的國務卿，雖然他的政治見解遠比之前之後的大部分國務卿更加成熟深刻。馬歇爾任內開創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作為長期機構保存至今。可惜也可嘆的是，之後所有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都沒有機遇和能力達到第一任主任凱南那樣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力。

　　四、邊緣化

　　凱南在政治雲端的美夢以馬歇爾的退休告終。在新任國務卿艾奇遜麾下，凱南迅速被邊緣化，並於195O年辭職。可是，事實上，早在1947年初凱南風頭正旺之時，杜魯門主義的高調出台已經預示凱南對政策制定的理解與華盛頓的既定方針格格不入。
　　1946年末，英國國內經濟衰退嚴重，導致英國政府不得不暫停對希臘的經濟援助。當時，希臘國內左翼勢力正在南斯拉夫鐵托政權的支援下與政府進行內戰，英國對希臘政府的經濟援助是阻止共產主義控制希臘的關鍵。英國突然撤出，希臘危在旦夕。更微妙的是，跟希臘一海之隔的土耳其歷來與希臘政局息息相關，且地理上又與蘇聯接壤，若希臘不保，土耳其恐將連帶滑入蘇聯的共產主義陣營。
　　此時，凱南在長電報中的對冷戰局勢的分析已成為美國政府的共識，對希臘和土耳其進行軍事和經濟援助在美國決策層看來已在所難免。可是，作為民主黨人的杜魯門總統這時面對的是共和黨占優的參眾兩院，在國會的共和黨人中還有不少孤立主義的聲音。如何說服國會投票支持對希臘和土耳其進行援助就成了白宮的重要問題。於是，凱南與另外幾個政策專家日以繼夜地趕出了一份詳實中肯的報告。
　　誰知臨近杜魯門總統的國會演講日，凱南才驚訝地發現，國務院最終呈遞給總統的定稿跟自己所寫的稿子已大相徑庭。原來，這份報告已經經過了另一個小組的“潤色”，扭曲和強調了原稿中本來並未側重的內容，以便獲得國會多數支持。
　　凱南立即對此表示抗議，可是為時已晚。杜魯門關於希臘、土耳其問題所作的著名演講——“杜魯門主義”演講——此時已成定局。
　　與凱南對此問題所寫的就事論事的初稿截然不同，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於國會的演講充斥着意識形態的渲染。演講中對冷戰發展影響最大的是這樣幾句慷慨激昂的話：我相信，支持自由民族，幫助他們抵抗有征服預謀的少數內部武裝分子以及外部壓力，必須成為美國的政策。我相信，我們必須幫助自由民族通過他們自己的方式來安排自己的命運。
　　這些國會喜聞樂見，傳播“自由”、“抵抗”旗幟的句子恰恰是凱南所擔心的。“必須”、“支持”、“幫助”……單一的土耳其、希臘問題（試想，如果英國人不是因為經濟危機而撤出，美國根本不會介入土耳其和希臘）在這樣的修辭下變成了普遍問題，而美國為土耳其、希臘問題制定的專門政策在這樣的語境下也被解讀成了美國將要一貫堅持的政策。
　　凱南在長電報中分析了蘇聯人對國際局勢的微妙心理和不敢貿然擴張的原因。面對這樣謹慎敏感的敵人，正確的政策理應是避免衝突、特事特辦，而不是將某一問題普遍化，在世界範圍內與蘇聯你爭我奪。
　　這篇基於凱南的長電報卻嚴重背離長電報本意的演講，果然使國會通過了對希臘和土耳其援助的決議，並在美國輿論界受到好評。
　　可是，這份演講同時觸動了蘇聯人敏感的神經，並給世界其他國家發去了錯誤的信號。之後的幾十年，朝鮮問題、中國問題、古巴問題、越南問題，一切國際動向都因為杜魯門演講而演變成自由民族和社會主義專政的鬥爭，都不得不迫使美國出面與蘇聯對抗。
　　為此，杜魯門自己後悔不迭，曾經試圖在多個場合澄清他當年的演講，可是收效甚微。美蘇的緊張局面不斷升級，任何初衷友好的舉動仍不得不在惶惶的大環境中被誤讀成敵意。195O年，杜魯門簽署了基於杜魯門主義的絕密文檔“NSC-68”，奠定了此後二十餘年美國對外政策基本立場，將“被動遏制”轉為“主動遏制”，即在全球範圍內與蘇聯交鋒。
　　如果說1945年5月丘吉爾關於“鐵幕”的評論還只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憂慮，到1947年3月12日，這份好大喜功、以偏概全的演講讓美蘇雙方被迫揭下了克制的面具。冷戰正式開始了。

　　五、隱退

　　1999年初夏，傳記作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前往普林斯頓看望95歲的凱南。凱南從外交官位置上退下來之後就成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史學研究員。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他作為美國政府政策的現實主義批評家，著書不輟，曾分別獲得普利策獎和國家圖書獎。
　　哥特式的尖頂，鬱鬱蔥蔥的老樹，這片風景如昨的校園，少年凱南曾熱烈地嚮往過，像依附一根救命稻草那樣依附過。而青年凱南在這裡看清了美國社會的階級真相，心灰意冷遠走他鄉。中年的凱南有過春風得意的時光，而最後仍是傷痕累累，從廟堂之高退回江湖之遠。江湖之遠，可憐可笑，非在桃花深處，卻偏偏是這所讓他一言難盡的母校。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直到生命的終結，這又是一長段如同長電報發表之前那樣寧靜的私人生活。讀書、寫作、釣魚、打高爾夫球。傳記作家加迪斯去普林斯頓拜訪的就是這樣一個失敗的政客、神秘主義者、弗洛伊德信徒、美國政治的現實主義批判者。熱愛俄羅斯，痛恨俄羅斯。痛恨美國，熱愛美國。
　　在堆滿幾千本俄國和美國書籍的書房裡，傳記作家和老人東拉西扯地聊天：威斯康辛、莫斯科、華盛頓，然後兩行濁淚突然從老人眼中流出。
　　他說，他想到了契訶夫的小說《草原》。九歲的小男孩葉果魯希卡被媽媽託付給做生意的舅舅帶到遠方上學，期望他能躋身上流社會。小男孩和舅舅乘馬車穿過大草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為什麼要去，他只是十分想念媽媽。
　　他一直在想象這個契訶夫的小男孩，想象他從馬車裡仰望星空，試圖從天上的星辰里抓住意義。然而星辰以它們的寂靜壓抑着他的魂魄，孤獨在墳墓里等着他。
　　凱南喃喃地說，他過完了葉果魯希卡的一生。
　　2OO5年3月17日，喬治·凱南在普林斯頓家中逝世，次日《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頭版配以大幅照片哀悼凱南。這樣罕見的殊榮，用以紀念這位101歲的老人在短短兩年內所作的歷史貢獻，以及，他被人遺忘的剩餘的99年時光。


　　近期圖文：

　　歷史不按劇本來，推動歷史的往往是意外　　
　　“無法表達的歷史一無是處”　　
　　越熱衷看短視頻，人的思維越簡單化、越退化　　
　　猴子——中美戰略儲備競賽的一個新焦點　　
　　言論自由和正當程序正面臨無妄之災　　
　　中美關係四個“不寄希望”與一個窗口期　　
　　強化民主制度執行力將是美國取勝的關鍵　　
　　對仇恨犯罪要有反擊之策，更要找治理之道　　
　　多元性是一種財富，還是一種隱患？　　
　　全球化進程嚴重受挫，轉向撕裂的半球化　　
　　假新聞：言論自由面臨的新挑戰和新考驗　　
　　如何讓色盲島上的人相信世界是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