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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三个批示展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2013-08-12 16:35:40

　　如果说，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将人物简单化，突出宣传人物某一方面的政治倾向和主要特质，舍弃人的其它方面，多少是可以理解、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话，那么当人物进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就应该逐步更全面地探究他，将他从特定时期的政治符号，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复杂的人

　　老高按：关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我在上一篇博客的按语和转发的文章中有所涉及。
　　如果说，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将人物简单化，突出宣传人物某一方面的政治倾向和主要特质，舍弃人的其它方面，多少是可以理解、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话，那么当人物进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就应该逐步更全面地探究他，将他从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治符号，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复杂的人。
　　无论什么历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装神弄鬼，都是一时主观或客观的政治需要。关心历史的人，终究要洗去其神圣化的虹彩和妖魔化的油墨，将其还原成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江青、胡耀邦、赵紫阳，乃至更早的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外国的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日成……无不应该如此。有些人对这一点完全缺乏概念，当看到历史研究者开始多側面、多层次地介绍或分析某位人物时，他会要么惊诧，情绪上拒绝接受；要么疑猜：是否是在翻案？背后是否有什么政治图谋？
　　这里有一个例证，就是康生。
　　我们在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就知道康生不仅在政治上是跟“四人帮”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陷害了大量官员民众——他对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王逸伦当面说：“我看你面相就像个特务！”成了名言；他针对当今新一号的父亲习仲勋所递给毛泽东的那个“利用小说反党”的纸条……我们都耳熟能详；而因为这位“康老”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艺术品味，非常识货，又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趁乱将大量珍贵文物据为己有。這方面的揭发材料，指证历历，不由人不信，对康生其人极度憎恶；连带的，对康生信任和提拔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但过了20来年，康生走进历史，我们才知道：他留有遗嘱：所藏文物，一律交公不留子女！这下让我吃惊不小。——这是2012年第11期《炎黄春秋》一篇文章《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中披露的。讲述这一史实的，是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的李传俊，他2004年口述，原中宣部“五朝元老”郑仲兵等人提问，参加旁听的还有江青前秘书阎长贵等多人。他们边探问边议论，实际上已不是众人问、李传俊答，而是大家都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在一起交流。涉及的文革风云人物挺多。例如他们讲到康生的秘书李鑫，阎长贵说：
　　李鑫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生病去世了。现在写抓“四人帮”，没提到李鑫，据汪东兴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把“四人帮”隔离审查的是李鑫。前两年，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写的抓“四人帮”文章，谈到李鑫的建议，在一个刊物发表的时候给删掉了，他专门去问过：“为什么删掉？”刊物回答说是上边的意见。
　　郑仲兵随后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现在中央对康生是完全否定的，那么他的秘书李鑫就是坏人了，就是这么一种逻辑。
　　在场一起议论的王广宇也说：“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当他们谈到康生大量侵吞文物时，阎长贵转述康生的秘书黄宗汉的话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李传俊则证实：“我从曾在康生办公室做生活管理员的杨德田那儿也听说，康生临终时嘱咐他将所有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此事是由杨德田具体承办的。”
　　康生有这样的遗嘱，并不能否证或冲销他掠夺文物的恶行，也未必能推翻他据为己有的图谋。但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对康生其人就会增添更丰富的认识。
　　下面这篇余汝信的文章，也讲述了康生的另一面，他举出康生的三个批示来。这三个批示，康生都没有落井下石，陷人入罪；相反，却都是与人为善，放人一马。我们当然也不能用这三个批示以偏概全，不过，看看这些史料，我们会对人的复杂性有更深切的了解。
　　余汝信是中国著名文革史专家，最近刚刚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很巧，我刚刚读到两位林彪研究专家对他这本书中某些观点的评论，一位对之基本肯定，另一位则对之尖锐反驳。两篇文章正好一起发表在即将出版的《新史記》第15期上，有助于深化对“文革”和对林彪事件的认识。

康生的另一面
余汝信，《记忆》2011年第3期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做白区党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当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留山东工作。一九五○年后长期养病，六年未做工作。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组织写‘九评’等文章，并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副主席。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

　　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审查报告》称：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点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三百六十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本文仅举三例如下。

　　一、关于谭启龙的批示

　　谭启龙（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1967年11月间，经周恩来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谭启龙，回到山东接受批判。
　　12月初，谭启龙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与他联系的孙吉太写了一封信，叫他的儿子带到北京。信中称：
　　回山东已二十多天了。回来第三天（十五号）就要我作检查交代，我要求先见见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帮助未允，要求推迟检查让我作些准备亦没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写的学习总结改为补充检查。结果认为是假检（查），真反扑。后来即接受大会、中会、小会批斗，开始进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于大家一定要我承认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认忠实、顽固地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刘、邓在山东的代理人和忠实走卒。引起革命派义愤，结果于昨夜开中心组批斗会议，实行坐喷气机，下跪，我提出意见这样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义愤，给我拳打脚踢，……因此，我只好写信简单告知你，希你转告汪主任一下，我当前处境较困难，可否给我一点帮助请告知。
　　谭启龙的这封信，有幸还是转到了汪东兴手中。汪东兴于1967年12月19日批示：“请总理阅。”周恩来次日简单地批了几个字，转请负责山东问题的康生处理：“康生同志阅转杨得志、王效禹两同志阅。”
　　康生看到谭启龙这封信后，其批示是具体、负责的：“请杨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确是坐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并耐心的向群众进行教育。”
　　康生的这个批示，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谭启龙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谭启龙写了一篇题为《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的文章，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唯文中称：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那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与档案材料相对照，谭启龙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
　　一、谭启龙这封信，是写给中办的工作人员孙吉太，请孙转告汪东兴，而并非是想通过中办直接转交给周恩来。以谭当时的处境，没有直接向周转告的奢望。
　　二、这封信是谭启龙本人的亲笔信，并不是他儿子代写的。
　　三、康生对这封信作了具体的批示，要求杨、王查清情况，“严加禁止”。谭启龙在其回忆中半句也没有提及，可能是并不清楚这一过程，亦有可能是有意回避了康生对其处境的过问。
　　四、谭启龙不提康生，而将其处境得以改善归功于只对其来信简单批一句话的周恩来，从批示上看，周恩来不过是要杨得志、王效禹看一看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并没有表态。而所谓周恩来打电话责问王效禹，“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保护我”等等，不知谭是如何得知的？

　　二、关于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5月4日－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问题。会议决定，停止彭、陆、罗、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后长达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所属的彭真、刘仁专案组，向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及叶群作出《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称：
　　“大叛徒、大特务彭真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康生加：对审讯、监视、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现在根据查证，彭真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在监护期间他的反革命气焰一直非常嚣张，拒不交代问题。同时为了彻底查清彭真的内奸罪恶活动，建议将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监狱关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国民党一经逮捕就跪倒在敌人脚下，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根据大量事实又证明，这个家伙还是暗藏在我党内部的大特务。彭真在北平狱中，曾接受国民党反动派任务，答应‘为国民党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狱后，在大叛徒、大特务刘少奇的旨意下，经过日、蒋特务李铁夫、张秀岩的介绍，到北平住在汉奸、特务机构‘大义社’内，和大汉奸张璧、宋哲元，张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结，进行了一系列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抗日战争初期，彭贼和中统特务胡仁奎串通，在晋察冀各地，设立国民党部，建立特务组织，向国民党反动派发送大量情报，破坏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结成反革命联盟，猖狂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并阴谋搞军事叛变公开投靠蒋匪。解放后，彭真伙同罗瑞卿、刘仁、冯基平等，盗窃大量国家核心机密，送给敌特机关。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潜伏匪特，去台湾参加蒋匪的‘八全’大会，向其献计献策，效忠其主子蒋介石，攻击、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彭真贼心不死，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怀着刻骨的仇恨，对他的种种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还借机大肆放毒。在历次审讯中，他气焰嚣张，在事实面前百般狡辩抵赖，甚至进行疯狂反扑。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罪大恶极，应该逮捕关押对他采取专政措施，同时为了彻底查清他的内奸罪恶活动，也利今后对他的斗争。”

　　为什么彭真要由卫戍区监护上升至逮捕关押，送至秦城监狱？上述报告缺乏有逻辑性的理据。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并不需要什么理据不理据，关键在于彭真是毛泽东钦点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泽东在1966年4月就说过：“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从“反党集团”的头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

　　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活动，是为中央政治服务的。对于这个小组所报告的重大问题，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故而，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请假暂不送）、永胜、富治、叶群同志审批。”我们可以看到，毛、林、周、陈、黄、谢、叶都划了圈，周恩来、陈伯达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两字处。
　　仅就《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

　　三、关于吴德峰的批示

　　吴德峰（1896－1976），中共党内曾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1931年起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市长，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文革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外身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为吴德峰事给康生、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据外调人员反映，吴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体很不好，现仍被高等法院群众专政，因两派争议，问题不能解决。”
　　“据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长征途中，他任当时中央局的白区工作部长，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康生批注：在1931年前后，当王明等簒党时，他是坚决反对王明的。）双十二后在负责西安秘密情报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的，反对王明、博古的，在总理、康老领导下，他对敌斗争是勇敢和机智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有关文电档案，现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门工作中的情况我不了解，如果历史上没有查出重大问题，希望中央能通过高法院军代表向群众组织作些工作，对他作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对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顾，帮助他向群众作认真的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妥否，请予考虑。”

　　当天，康生收到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转给周恩来：
　　“吴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风上有许多毛病甚至有许多错误，解放后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气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请富治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帮助他认真检查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解除群众对他的专政。据说他病的很利害（厉害——编者），应给以适当照顾。”
　　周恩来当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罗青长同志意见，请富治同志办理，仍以一批、二保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总理的批示，对吴德峰同志应该是一批二保，军代表和×××同志（余注：原件字迹不清）应向群众做工作。”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前身——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对建国前吴德峰的工作，应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对吴德峰的批示，无疑比周恩来的具体、详细，“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有这么一句话，也足够了。
　　从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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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莉88

留言时间：2013-08-14 16:57:59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修逼债”，毛主席都不吃肉了。康老给毛端去一小碗毛最爱吃的红烧肉，毛还是不吃；李敏李讷也勒紧了裤腰带。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极大的增强了抗灾反修的决心。果然中国经济好转，然后进行了“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政治大革命，最后苏修也垮了…… 怎么样？我这个自命的历史学家与北大教授有一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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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8-13 21:40:21

起轩厉害！不但对中共历史清晰掌握，而且判断正确。
没错，希特勒也是人。谁都可以发现甚至不能否认希特勒也有“人性”的一面。但是这对认识第三帝国的历史以及人类的历史，对于人类正义的大是大非，真有那么重要和必要吗？
倒是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康生在1950年之后一直“养病6年”？中共建政之初，可是大力需要“除奸反特"的高峰期啊。可见，康生实际上是毛泽东主要用来监视整肃党内异己的鹰犬，而对于国民党特务的防范，可能还是周恩来主管，康生当配角。而中共建政之初，防范重点确实还没有从对付国民党转移到对付内部来。在延安时代，康生的冒升，也是主要用来对付王明等党内异己，方式是把这些党内异己加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而对付高岗，毛用不着康生帮忙，因为高岗事件实际上是毛对扳倒刘少奇的试探。如果高岗真的整垮了刘少奇，那么高岗无非是同刘少奇换一下死去的前后时间而已，就像林彪同刘少奇的前后命运一样。
康生同林彪，一文一武，哼哈两将，都是毛这样先储存一下再派大用场的。康生算是善终，林彪是暴毙。两个人除了真本事，可能都有着一点真性情人性，因为他们毕竟都不是大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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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起*轩

留言时间：2013-08-13 20:31:51

续二

关于吴德峰一事，应该说是部分体现了康生与人为善的一面。但和罗青长比，康生先说了些负面的东西，而罗青长基本没说坏话。康生对吴德峰的功劳部分也没有罗青长说的全面，详实，生动。第一人中调部长康生和第三任中调部长罗青长相比，还是不够厚道。

但我觉得，吴德生当年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是康生的老部下，罗青长的老战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康生如果不为吴德峰说话，等于是＂兔子吃窝边草＂。这件事与我在前面说的毛泽东与谭启龙的关系类似。

很多人都知道，康生长期掌管社会部和中调部。即便是在文革后，康生被官方触底否定的时候，在中调部的康生老部下中间，康生的威信也是很高的。情报机关和军队类似，系统内的封闭性极强，上下级的关系十分密切。康生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大家长，极力维持自己系统内部的稳定和团结，是康生要在党内
站稳脚跟的必然选择。所以他在处理吴德峰一事表现出人性的一面是正常的。如＂虎毒不食子＂一般，
并不奇怪。

我个人感觉，康生的坏，主要表现在他为了迎合毛泽东，迫害其他干部不择手段。特别是在一些问题上，他明知不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制造冤案，谋害他人。

以二月提纲为例，他明明参与了，也同意了，结果在批判彭罗陆杨的时候昧著良心往死里整书记处的其它四个人。

海瑞罢官是当时是康生亲笔题的字，他却翻过脸来狠批＂三家村＂。康生的许多把柄曾被蒯大富等人在1967年初揭发出来。四个红卫兵组织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最后此事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压了下来。如果不是康生坚定地站在老毛一边。就事论事来说，他应该比陶铸等人垮的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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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起*轩

留言时间：2013-08-13 19:02:51

续前

第二，关于彭真的批示，可以说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彭真倒台之前是书记处的二把手，锋头远超当时的康生。这个档次的人的处置，康生只配提建议，表达一下个人意见就完了。彭真的那些事情早就被批判了无数遍，康生还能说出什么？

从彭罗陆杨的倒台到康生批示的1968年7月份，连彭真的大老板刘邓陶都已经被打翻在地一年半多了。期间发生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刘少奇夫妇，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揪军内一小撮＂，揪出＂王关戚＂，揪出＂杨余付＂等等一系列大事件。彭真等人完全是＂死狗＂了。除了专案组，几乎没有人会对＂彭罗陆杨＂的事情有多大兴趣了。这个时候，把彭真的事情拿到康生的桌子上，就像解放后，把爱新觉罗•溥仪的案子摆到毛的面前一样，康生即便再有斗志，也不会把精力浪费到这几条＂死狗＂的身上。说他有人性，还不如说他＂心不在焉＂更切合实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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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起*轩

留言时间：2013-08-13 18:15:58

我同意目前可以重新看一下康生在生前的表现，包括文革期间的批示，也许能找出一些康生较人性的一面。但是这三个批示的作用有限。

首先，作为文革前的山东一把手，谭启龙虽然在文革初期靠边站，＂老右派＂王效禹当了山东革委会主任。但毛泽东本人，曾多次提到谭启龙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除了河南的刘建勋和黑龙江的潘复生这两个铁杆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之外，毛泽东最关心的省委一把手就是谭启龙了。

谭启龙是毛泽东井冈山上的老班底，和毛的感情很深。这一点康生不可能不知道。在延安整风和文革期间大行其道的康生，如果没有对毛察言观色的本领，绝不可能混到当时的地位。从他在临死之前才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一事，可以看出康生的心机之深。

在毛本人的支持之下，谭启龙和王效禹一起参加了九大。不识相的＂王大麻子＂在九大和谭启龙大吵，不给毛面子。九大之后，王效禹又因为土地之争，派人到南京去揪毛的爱将许世友，犯了毛的大忌，最终被打翻在地。康生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康生给谭启龙问题的＂人性批示＂其实是给毛泽东本人面子。

毛泽东对自己的老班底的死保是有名的。死顶江青的陶铸被活活整死，陶铸的夫人曾志是毛在井冈山时的死党。在毛和朱德闹矛盾时，曾志铁心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所以毛在文革最乱的时候，一直派专人保护曾志。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是毛的老友蔡和森的妹妹，蔡家曾安置毛的母亲住在长沙看病。所以李富春夫妻在文革中一直受到大的冲击。

曾资助毛泽东四万大洋的章士钊两代人受到毛的照顾也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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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透視鏡

留言时间：2013-08-13 05:33:57

老高說不定哪天也發現“一國國伲瑑牲h黨父”孫中山的另一面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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