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介绍过美国没有学生班干部。没想到，中国竟在班干部制度基础上变本加厉，大规模搞起“学生信息员”！实在是后果严重的坑害。对这些年轻幼稚的学生信息员，我们应告诫他们：从告密那一刻始，就会被牢牢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老高按：一个多星期以来，“告密”这个词在中文社群媒体上刷屏。四川唐云教授被下课，引发了民众对道德底线的大论辩，对告密陷害的大讨伐，权力者一纸有权任性的处分令，成了开启民智的导火索。
　　上一次“告密”这个词被热议，如果我没有记错，是近十年前章诒和揭露冯亦代、黄苗子奉命卧底打小报告等，引发网络媒体陆续披露英若诚、钱伟长等人的告密行径。那一次是“听老人讲那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几个老一代文化精英——在当时那种政治文化环境下，多少减轻了他们告密行为的恶劣程度；这次则是“现在进行时”，告密者是代表祖国未来的普通青年学子，而且执政者公开化、系统化、制度化地建立“信息员”（也就是告密工作者）队伍，不能不引起民众大规模的恐慌和愤怒。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赵士林教授在微信公众号发文，一针见血地怒斥：
　　一个社会如果告密者泛滥，表明这个社会已经腐烂透顶。一个时代如果怂恿告密者，表明这个时代已经黑暗至极。一个民族如果以告密为荣，形成了告密制度，表明这个民族已经万劫不复。

　　我还要加一句：一个政党如果鼓励告密行为，表明这个政党已经堕落成了黑帮。

　　更多的网友旁征博引，借古喻今，一个劲地猛介绍前苏联、前东德和纳粹治下如何告密成风给民族给自己带来的恶果，以及中国古代著名告密者的下场——虽然不便明说，只能是“对着和尚骂贼秃”，但这些他山之石，前车之鉴，有助于形成扬正气、灭邪招的强大舆论场，对潜在的告密者，既是警醒：使其明辨善恶，不愿告密；也是威慑：令其审时度势，不敢告密。
　　有网友在网上转发美国影片《女人香》（Scent of a Woman）的8分钟片段：艾尔·帕西诺饰演的残疾退役中校弗兰克·斯雷德，发表了极具感染力的辩护，来支持照顾他的年轻学子查理宁可舍弃前途也不告密出卖同学的行为。这部影片我早就看过，艾尔·帕西诺凭本片的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影片还赢得金球奖最佳电影、最佳剧本等），我原来看到这一段就非常激动，在中国群起讨伐“告密”的声浪中，再次看这一段斯雷德中校激情洋溢的雄辩，心情更是激动不能自已。这部影片，至少这一段视频，实在应该让中国广大莘莘学子都看一看！
　　几年前我介绍过，美国学校里没有学生班干部。没想到，中国竟在过去班干部制度基础上变本加厉，大规模搞起了“信息员”！此举对这些孩子，对这些孩子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实在是后果极其严重的坑害和陷害。对这些年幼无知、年轻幼稚的学生信息员，我们应该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爱护他们，指点他们，让这一思想牢牢地铭刻在他们心里：从告密那一刻始，他就会被牢牢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读到今天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海娜的文章《别让教育成为桎梏：从高校里的“告密者”谈起》，她从教育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分析了告密的思想误区来源之一。其中提供的很多信息，值得我们深思并参考！


　　别让教育成为桎梏：从高校里的“告密者”谈起

　　徐海娜（FT中文网专栏作家），FT中文网2019年4月2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新闻爆出几件类似的事情，内容大致是某大学教授被学生举报“讲课不正确”，重者甚至“因言获罪”离开讲台。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从教育的角度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对何谓“正确”有着“非黑即白”的认识，那么一定是教育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教出这样的学生也可谓是现代教育中的一种耻辱和失败。

　　“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方式和不恰当的管理，害了学生，害了教育

　　毫不讳言，我曾经也做过一次“告密者”，那是在我的第一个初中一年级（我读过两次初一），当时我是一名学生干部，有一天被教导主任叫到了办公室，给了我一张表，要求我诚实记录每个老师上下课的时间等情况，一周交一次。当时，我们的英语老师有一次上课大迟到，大概迟到了20多分钟，我就如实记录上交了。后来英语老师找到我说，她辛辛苦苦去帮我们拿英语磁带，我却报告她迟到令她伤心难过。当时的我因为事先对老师迟到原因并不知情而内心委屈，而且左右为难，这位英语老师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我也不想看着她难过，可是我也不敢违抗教导主任的命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后来这件事大概是这样结束的，英语老师和我一起去找了教导主任一次，说明了情况。
　　之后的我，内心一直很不是滋味，记录表再也没有填过任何老师迟到早退的情况，直到有一天教导主任收回了他的命令。老师只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却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两者之间还有非常多种可能。就像是迟到是错的，却不知道什么样的迟到是应该被原谅的。而学生只会机械地服从老师的命令，而不会自己思考和进一步发问。
　　在我整个中小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大概只做了一件事，就考上了大学，那就是学会写出“正确答案”。直到上了大学，才知道，自己多看专业书，而不只是教科书，也是可以通过考试的；用自己的观点写论文，也是可以毕业的。但当时大学老师的授课方式仍是“填鸭式”为主，我们仍然按照老师的基本教导去判断正误。可想而知，毕业之后的我对生活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我曾经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义愤填膺，好像浑身充满了“正义感”，而不能像教科书一样“正确”和“简单”的社会令我头晕目眩。因此，作为曾经的电视新闻记者，我的一身热血，很快便被现实打败。后来我决定将自己“清零”，重新接受教育。
　　那时候我到了香港，很多场合不改记者本性，到处跟人攀谈，还喜欢发表意见。在香港认识的新朋友曾经说我的观点犀利，“非黑即白”，当时的我不明所以，还以为是一种赞誉，后来才知道，当时的我距离真正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有多远。
　　只有“正确”和“不正确”的这种二元思维方式，直到我在香港开始研读硕士课程才真正得到打破。当时的老师一节课三个小时，逼着学生要动脑筋，学生再也不能享受“填鸭式”的“快感”了（事实上“填鸭式”于师生而言都是一种懒惰的学习方式）。课堂上讲到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有古往今来诸多学者提供了无尽的思路和学说，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哪个“正确”和哪个“不正确”，而是需要了解每一个人提出的每一种学说背后的原因和道理，学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同一个问题。老师每讲一段，就会停下来，征求学生们的看法，这时也算是个小型辩论的时间，可以听到各种观念的碰撞。更有意思的是每个科目的主课上完之后，还有很多堂“导修课”，这些课上学生要分组合作，对主课衍生的一些小课题做研究汇报，由另一组同学来辩驳，或者接受其他全体同学的辩驳和质疑。我再也不能通过写出“正确答案”来拿高分了，因为我们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由大课的表现和考试、导修课的表现和独立的论文三大部分来组成的，每个人必须看完老师推荐的海量阅读材料，历经通宵看书澄清疑惑的辛苦，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心得，全面理解所学习的主题，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
　　硕士毕业之后，我又攻读了一个特殊教育文凭，这份文凭课程讲理论的同时，十分注重实践。拿其中一门长达56个课时的“读写障碍”那门课来说，学校除了请不同高校研究此议题的老师都来讲了几节课之外，还请了此领域中的脑科学家、医生、医药学领域等专业人士来讲课，还穿插不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以及不同专长的治疗师也来讲课，谈现实中帮助读写障碍学生的经验，也请了家长和学生来谈感受。我们这些学生也要自己做选题研究和报告，以及实习，接受质疑和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观点，完全矛盾的也有，都能促成我们的思考。这些课程尽可能全面地为我们这些学习者构建了对读写障碍者的基本认识。56个课时虽然够长，却令学习完的人意犹未尽，感到自己的无知像是深渊一样巨大。读完这些课程，我对自闭症、资优儿童、过动或注意力不足、听障等等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有了初步的认识，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打破了自己原有知识构筑的堡垒，意识到自己巨大的不足，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纷纭复杂，我们不得不怀着一颗谦卑和敬畏的心，去学习我们不曾了解的事物和观念，去学会用开放的心看待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我这么详细地讲述我的求学过程，也是为了说明一个人的成见是怎样一步步地被打破和怎样重构知识体系。现在内地的很多高校也已经改革了他们的教学方式，也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可惜的是，仍有很多学生固定的思维模式很难打破，这不得不说也是教育的一种悲哀。先哲孟德斯鸠曾针对早期的东方专制社会这样说过，“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的目的都是在极力地降低国民的心智。” 我们的国家早就已经脱离了封建专制社会的阶段，那么教育就应该朝着打破思想藩篱，打破人生桎梏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所受的教育成为我们的一种桎梏，那么这种教育就是落后的和失败的。

　　从“思辨教育”和培育“成长性思维”中寻找出路

　　我以为只有大学阶段的教育才是这样开放性地鼓励不同思想的碰撞。后来亲眼目睹了香港部分国际学校的教学，并作为志愿者老师参与其中，让我知道了孩子们的思辨教育是应该从小就开始的。随便举几个例子吧，有一次和孩子们共读童书，那本书讲的是恐龙的生活，到结尾部分，讲到了恐龙的灭绝，列举了三种恐龙灭绝原因的假说，不仅如此，每种假说都简单给出了道理和论据，而不是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这让小朋友学会用科学家的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关于历史的很多图书也是这样，对于一些历史事实，会告诉小朋友，历史学家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出判断的，而不是简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我还记得，四年级的小朋友上课，学习阅读报纸上的新闻，老师给出的指引，首先是要小学生们判断一篇新闻报道中，哪些话是在纯粹描述事实，哪些话夹杂着观点，哪些话是在纯粹表达观点。历史课的时候，给一篇阅读材料，小学高年级学生要分析其中那些史实，巴比伦的早期民主，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权利，女人的地位，和现代民主有什么不同等等，可以各抒己见。最重要的是，你不能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代表着你没有思考也没有学习。在这些国际学校里，从小学生开始，背诵“正确答案”已经不可能取得好成绩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成长性思维”的教育，这是打破思想桎梏的绝好思路。基于斯坦福大学学者Carol Dweck的研究和推动，成长性思维即Growth Mindset在当今世界的教育学界倍受重视。2000年，Dweck发表论文指出，人们如何看待智力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固定性（Fixed mindset or entity theory），一种是成长性（Growth mindset or incremental theory）。这一理论的起源要追溯到Dweck和另一位学者Diener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学生如何面对失败的多项研究。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学生对于失败的反应，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个类型是“无助”（helpless），另一个类型是“征服导向”（mastery-oriented）。后来Dweck又和学者Leggett一起研究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学生追逐的目标也不同，“无助”型的学生追求表现性的目标，看重外在的评价，关于智力持有固定性和实存理论；而“征服导向”的学生追求的是学习性的目标，以增加自身竞争力为目的，关于智力持成长性和增长理论。Dweck以及后续很多学者的继续研究发现，拥有成长性思维的人总体上的学业表现要优于固定性思维的人。渐渐地，成长性思维的培育也开始在教学的实践中受到重视。除了Dweck写的《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这本书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写了关于Growth Mindset的许多书，都值得一读。
　　总的来说，两种思维方式的人在面对挑战、障碍和批评上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固定性思维的人，倾向于回避挑战，遇到困难容易放弃，倾向忽略那些实质上有用的负面反馈，觉得越努力好像越糟糕，别人的成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视其他人的成功为一种威胁。我相信高校里的“告密者”也是固定性思维方式的受害者，是“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受害者，是不能容忍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或者说不能容忍“不正确答案”的人。他们不能容忍老师挑战自己的固有认知，认为自己过去习得的才是正确的。我不想揣测，在教育的过程中，是否有人为孩子们灌输了——只有某一种思想才是正确的——这种可怕认知。仅仅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教育应该是努力培养一个头脑开放的人，一个能够面对未来社会挑战，能够承担起人类的明天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在求知的道路上固步自封的人。

　　高校的管理也许该去官僚化，尽可能扁平化管理

　　最后，高校出现“告密者”也和管理上的官僚化有关。假如高校管理者注重的是自己的学术声誉，就应该看重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不是如何保住位置以及如何步步高升，“告密者”也就没有发生的土壤。
　　有一年我在东京旅行，拜访了过去我在香港的一位老师林教授，当时他已转到了东京大学任教。在谈到东京大学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他说的很多东西令我印象深刻。在高校的管理上，他说到了东京大学的两个优点：一个是高度的教授治校，东京大学单纯的行政人员非常少。校长是由有永久教职的人按照东京大学章程，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任期五年。另一个是，在大学层面，几乎抹掉了所有等级，创造了十分有利于学术研究发展的文化。例如，日本文部省的研究拨款是按照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等名衔而不同的，但是东京大学每个系都将所有研究经费平均，而且通常是教授们主动提出将自己的额度平均分给同事。在大学里“当官”更多情况下是一种个人牺牲，是在为整个学术机构贡献自己的服务。这些经验也许是值得借鉴的。
　　此外，告密和“依法举报”也是有所不同的，假如老师有违法行为、收受贿赂、性骚扰等行为的确应该举报，但是因为主观上认为老师“讲课不正确”，或者“言论不当”，“有辱国家声誉”而举报就属于典型的告密行为，因为他们依据的不是法律。《人民日报》也曾经在2015年1月22日针对一家学校鼓励学生间相互揭发事件而发表过评论文章“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再说，课堂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地方，教育是为了让人更开放，而不是束缚人。身在其中的教育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得我们的教育至少不成为一种精神的桎梏，才能迎接未来文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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