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革”中造反派头头的特殊经历，比我们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中央领导人直接接触。虽然他们仍然是“局外人”，并不了解中央复杂的路线交锋、人事纠葛，但是他们的回忆录中还是记录下对这些领导人的许多生动直观印象，像吴焱金，就写下了周恩来训斥造反派头头“你过来，我要领教领教你”；陈伯达“一屁股坐在走廊上的水泥地上”，上了卫生间回来裤裆拉练敞开；吴法宪居然亲自动手把睡梦中的造反派推醒去见毛泽东……
可惜我无法更大量地摘录书中有更多有血有肉、妙趣横生的轶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找来看看。这些文字，揭示了十年“文革”，绝不是像官方声称“彻底否定”而后绝不许人们提起的那么一种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图景。不论造反派、保守派或是“亮相”的干部和“支左”的军人，不论其思想性格，还是人际关系，都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志于写“文革”题材小说的作家们，实在应该更多地阅读这些亲身经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录！
以下仍然选自吴焱金的回忆录《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我抽取了其中若干章节的若干段落。原书中原有大量翔实注释，介绍“文革”人物和群众组织和“文革”中特有的口号、提法，为阅读方便，对注释有所归并、删减。——高伐林按
我见到的许多大人物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节选，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
中央领导人四次接见，出台《五二七指示》
1969年5月份一个月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人民大会堂四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每次都几乎谈一个通宵。
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和这么多中央首长面对面，既高兴又有点儿不安，不知道中央将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我们坐定后，抽的是专供中央首长的熊猫牌香烟，喝的是小袋袋装的西湖龙井茶，每人面前还摆了纸和铅笔。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总理突然严肃地问道：“胡厚民同志来了没有？”胡厚民（注1）从最远的地方站起来，他不像我和朱鸿霞（注2）坐在周总理身边。总理说：“你过来，我要领教领教你！”这话使我们全体震惊，为胡厚民捏一把汗。胡厚民似乎也没想到周总理突然这样独点他的名，小心翼翼走到周总理对面坐下。
周总理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胡厚民答：“我们大家一起干的。”周总理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胡厚民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周总理再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过要‘反复旧’？”胡厚民说：“我觉得《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复旧’，代表的是中央的声音。”
见周总理态度略有缓和，胡厚民拿出材料开始汇报武汉的“复旧”情况，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他提到了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湖北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湖北印刷厂田国汉的情况，总之列举了不少“复旧”的实例。
周总理静静地听着，待胡厚民讲完后，问康生有什么看法，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管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胡厚民要我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
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5月18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第二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即《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档，《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即《五二七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听完传达后，朱鸿霞、吴焱金、胡厚民当面对周总理说：“‘反复旧’的责任在我们头头身上，我们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对领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回去以后不要整群众，千万千万不要整群众。”周总理当时表态说：“曾思玉同志，你们都在这里，回去要做细致的工作，可不能压群众。”曾思玉（注3）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见办事。”
《五二七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予追究，实现“团结、胜利”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康生外，其它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中央学习班
1969年11月5日，武汉市抽调有关人员及钢、新两派大小头头共1319人，参加中央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名誉校长是林彪，校长是陈伯达，湖北组组长是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注4），副组长是工造总司成员平毅（注5），地点在空军学院，院长是白云。
一到学习班，就宣布这是中央办的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是中央请来的客人，大家来到这里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开始气氛并不紧张，甚至还把三次蝉联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削球国手张燮林请来，在大礼堂为我们表演精彩球技。
尽管如此，中央办的学习班还是向我们宣布了“五不准”的纪律：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串联，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互相传播消息。一句话，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记得与我分到同一个小组的武汉搪瓷厂钢工总头头刘荣辉曾感叹道：“我的最大愿望是尽快结束学习班，最小愿望是让我给家里写一封信。”
虽然人身不自由，但伙食是很不错的，每餐都有荤有素有汤，主食的花样品种也不少，使大家在长达八个月挨整的时间里能够吃饱喝足，大家对伙食一直是满意的，不少人还长胖了。
学习班大部分时间是开小组会。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要“上挂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把自己摆进去，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和罪行。尤其是联系湖北、武汉实际，深入揭、批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挖出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及其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总头目。
在学习班中，又把造反派头头人为地分为“动力”和“对象”（这是从毛泽东著作中学到的说法：“动力”指的是“革命者”，“对象”指的是被革命的人）。例如：我所在的五连三班，班长兼“动力”是“钢工总”交通系统一号头杨爱国（不知为什么，杨爱国离开中央学习班回单位后竟跳楼自杀身亡），还有“钢九一三”头头吴传友也是“动力”。“对象”则是我和市统计局长、革干联干部崔放鸣。军代表也在关键时参加小组会。像我们这些被列为运动对象的头头，交待检查后再接受“动力”和军代表的批判。简单地说，每天都在作交待挨批判中过日子。
和我同班的老干部崔放鸣对付审查很有经验，他一点也不紧张，字斟句酌地写好三张材料纸的检查交待，除了自己给自己扣大帽子外，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每次都是念完三张材料纸就开始接受批判，无论你怎么样批判，他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每次照念不误。后来军代表恼火了，把他的三张材料纸收去，但他对检查交代的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又一字不差地再写三张。九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念下去，软磨硬抗，军代表居然到最后也没能把他怎么样。
崔放鸣的办法虽好，我却学不会。面对永无休止的批判、逼供、警告、诬陷，永远不为所动，不是我这种感情丰富、性格急躁的人能够坚持下来的。
我后来才明白，每次要整谁，都是学习班的领导们事先策划、确定好了的，与被批判对象的态度好坏无关。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纯粹是骗人的鬼话。那次在北京学习班，省革委会副主任、钢二司司令杨道远在大会上作了深刻检查，学习班的领导照样不放过他，最后杨道远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武汉的代理人，学习班还未结束就被抓了起来，押回武汉。
我当时在学习班自认为有底气，自己与“北决扬”、“五一六”绝对扯不上关系。但检讨还是要检讨的，不深刻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学习班把朱鸿霞、杨道远和我等人在大会上的检讨发言都录了音，当时就拿回武汉大放特放，以此制服在武汉办学习班的各厂矿造反派头头。张昭剑利用在北京办中央学习班，造反派头头畏惧中央的权威，害怕自己对毛主席不忠的心理，向批判对象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每个人在大会检讨时，必须痛哭流涕，否则不能过关。这个要求对朱鸿霞非常容易，对杨道远和我就很难。杨道远挤了几次眼睛硬是哭不出来，我则反复调动感情，想生病的父亲，终于挤出了眼泪。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的耻辱。我们违心地流眼泪，只能是配合张昭剑演戏，只能是为了自己蒙混过关，任凭张昭剑拿这个痛哭流涕的检讨去欺骗、威胁在汉的广大造反派头头，这是我在中央学习班的一件不光彩的事。
学习班还有一位老干部应该成为我们的楷模，他就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文革前的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在北京学习班的九个月里，他始终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不写，任凭你如何批判，他始终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军代表有次组织我们去打薛朴若的态度，我静静地观察，他果然半闭着眼端坐不动，像和尚坐禅一样。个别人为表现自己，不但大声吼叫，而且拳头几乎要挥到他的脸上，他也纹丝不动。有人吼道：“你为什么打瞌睡？”只见他并不睁眼，轻声说：“听着呢！”在半天的批判中，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三个字。我当然不会去乘机批判他来表现自己，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但薛朴若这个办法我也学不会，我天生没有这个能力。别小瞧这不理不睬的法子，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它需要顽强的毅力和极大的勇气。薛朴若硬顶九个月，居然也平安无事。
陈伯达、谢富治等经常到学习班来，有次来我们湖北班五连沈复礼住房的门口，一屁股坐在走廊上的水泥地上。陈伯达对大家说：“我是小小老百姓，你们是头头，头头就是首长，你们可以审判我呀！”又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放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你们不要自我膨胀，要虚心接受批评。什么是虚心？虚心就是让脑子腾出地方来，旧的东西空了，新的才能进去呀！”“你们说，按劳取酬是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你们是工人，工人就要劳动，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你们代表了工人阶级利益吗？”陈伯达讲了很多，他的福建话不好懂，有时谢富治为他当翻译。时隔近四十年，只记得这些只言词组。
记得陈伯达和谢富治还专门找过朱鸿霞、李想玉（注6）、杨道远、胡厚民和我到小会议室谈过话。那天谢富治胃疼，用热水袋捂着肚子。只是陈伯达那天讲的什么，我竟一句也回忆不起来了。
北京学习班的第一个高潮是将钢工总头头、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万泰，钢九一三头头、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总指挥张鹏程，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王锦铭三个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全体学员大会上进行批斗，然后宣布逮捕，押回武汉。刚好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三大组织各摊一个，像1968年初三结合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时分配席位一样。
我不了解钢工总的刘万泰和钢九一三的张鹏程为什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工造总司的王锦铭却是因私下的谈话被战友出卖而当上“现行反革命”的。原来是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向学习班当局揭发，说王锦铭说过“男人当道，女人得势”这句话，学习班领导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和叶群，也是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言行。王锦铭就这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坐了多年的牢。想不到王锦铭因祸得福，因为坐牢，以后造反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与他无关。在毛主席逝世后，他反而成了反对林彪、江青的英雄，被平反昭雪，回厂上班，最后正常退休，得以安度晚年，直到2006年夏天去世。
1970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首都体育馆两万多人的形势报告会上作报告，我们学习班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我又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谈到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在美国的操纵下，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后又判处他死刑。周总理还风趣地说，西哈努克原来是亲右派的，想不到正是右派发动政变推翻了他。周总理讲了好多国际形势，其它的内容就记不住了。
1970年5月20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我们应邀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我的座位是在东2台。那天，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能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林彪在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
张昭剑整天板着脸，披着军大衣在学习班走来走去，到处耍威风，他是林彪的忠实信徒，每次都是扯起喉咙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相比之下，谢富治每次到学习班都是笑容可掬，客客气气，从没有听到过谢富治训人，批评人。陈伯达则不一样，喜欢卖弄理论，喜欢训人。记得在一次大礼堂召开的学习班全体学员大会上，陈伯达一开始竟说：“有人说我是窃国大盗，你们看我像窃国大盗吗？”接着叽里咕噜讲了一大堆，我也记不得了。只记得这次大会上点了任爱生和支持造反派的银行干部闻立清的名，闻立清是著名诗人兼斗士闻一多的侄子，任爱生是坚定支持钢派的革命老干部。他站起来和陈伯达互相大声叫喊，好笑的是陈伯达的福建话和任爱生的“鸟叫”谁也听不清，反正任爱生公然站起来与陈伯达硬顶则是大家亲眼目睹。任爱生同薛朴若相比，是另一种类型的硬骨头。薛朴若相当于后来受审的张春桥：一言不发。任爱生类似于后来受审的江青：大吵大闹。陈伯达又问闻立清，你是否说过“士可杀，不可辱”的话？闻立清挺直腰板回答：“说过！”张昭剑插话：“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虽然上台揭批胡厚民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批判揭发都没有分量。这时，胡厚民的上级兼战友、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朱鸿霞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揭批了胡厚民的反动思想，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干。”这下子不得了，学习班立刻将“三干”策略宣布为反革命纲领，又有了斗争的活靶子。胡厚民非但不作任何辩解，反而“就汤下面”，把朱鸿霞总结的“长期干”改成“二十年后大干”。有一次，军代表组织我们到小组会上去揭批胡厚民，胡厚民非但不检讨，反而借交待为名，大谈为什么要“二十年后大干”。他说：“二十年后，老红军不多了，抗日干部掌权的也不多了。那时造反派已是久经考验的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锐利武器的战士，将是战无不胜的！”军代表指责他边交待边放毒，胡厚民照说不误，直到军代表不准他讲话。我猜想胡厚民当时的心情，既然已经把我打成“五一六”的黑后台，对朱鸿霞的揭发也无所谓了，干脆借题发挥，大肆宣扬。至今，胡厚民为何在钢工总高层领导中总是单独同朱鸿霞谈“三个长期斗争”和“三干”策略仍然是一个谜。为什么夏邦银、沈复礼等人就没有听到胡厚民讲那些话呢？
北京学习班把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任爱生押回武汉批斗，然后分别关押。胡厚民、李想玉、任爱生先是单独关押在湖北省公安厅，1973年3月，又把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转移到咸宁关押。
1970年6月底，长达八个月的北京学习班结束了，我们全体回到汉口黄浦路兵站，然后分别回到各自的单位继续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我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因为文革，我这个普通一兵被推上历史舞台，得以接触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大人物。
毛泽东：毛主席在文革中是亿万人民的偶像，也是我心中的偶像。他的雄才大略，坚定的意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不忘本色永远坚持工农的立场和农民的生活习惯，龙飞凤舞的毛体书法，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的诗词……都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如果没有文革，像我这样的普通工人，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许是永远的梦想。1969年5月1日夜晚，在中央学习班学习的我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台，心潮澎湃地仰望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焰火晚会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1969年5月18日中午，我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寝室里睡午觉，在睡梦中突然被一个人推醒。推我的人原来是矮胖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的外表形象让人不敢恭维，使人看了会忍俊不禁，但他待人却是和蔼而亲切的，没有一点大首长的架子。他叫我赶快起床，去参加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我们坐上交通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根据我保存的入场劵，我的座位是三排2号。下午3时，在激越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依次走上主席台，一同登上主席台的党、政、军领导人相当多，陈毅元帅去了，徐海东大将坐着轮椅也去了。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频频招手。我的座位离主席台只有几米远，所有中央领导人都看得真真切切。毛主席当年的确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高大魁梧的身影在台上来回走动。其间，毛主席和站在主席台前排中央的白头发地质学家李四光握手，较长的时间交谈，周恩来总理后来告知我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们湖北省暨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全体群众代表不停地纵情欢呼，全场气氛热烈沸腾，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毛主席接见军民的照片，我能从照片中隐约地看出自己。
1970年5月21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我又荣幸地来到观礼台东2台，再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这次同样是在很近的地方仰望天安门城楼，仰望毛主席，感受他气吞山河的伟人气势。林彪副主席在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五二○庄严声明。毛泽东在声明的最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到了1987年春天，我已经不能再仰望毛主席，而是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静静地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泽东，他与生前的差异是失去了神采，而且再也不能说话了。
我与毛泽东没有直接谈过话，但我心中的毛泽东始终是无比高大的，他的魄力无人企及。无论他有多少缺点或错误，他都是一代伟人，一座丰碑。
林彪：我的湖北老乡，一位能征善战的元帅。我当兵时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当时在部队里大兴“三八作风”、“四个第一”都是他创造的。由于支持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被选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见林彪也只是在毛主席接见我们时遥望一眼而已。我对他既无好感也无恶感，倒是他刚刚在九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婆叶群，我1969年5月份在人民大会堂见过四次，在处理湖北“反复旧”运动四个通宵的谈话中，叶群讲话不多，每次她都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叶群在唯一的一次讲话中称自己是“半个湖北人”，和我们攀老乡，并说“很理解你们所受的委屈”，承诺“我将把你们谈的情况报告给林副主席”。似乎是很亲切和蔼的一个人，好像邻家阿姨。她说自己以前在军队中不过是个广播员，是与林彪的结合改变了她的命运。想不到两年多后她与林彪命丧蒙古温都尔汗。
七二○事件后，湖北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林彪死党、活党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等军人的把持下，想方设法整造反派。而且军队在各级革委会中是不受监督的，他们大搞一言堂，革委会实际上演变成为军政府，这就是导致造反派与林彪的死党、活党们长期不断斗争的原因之一。林彪之死——一个至今未解开的谜！
周恩来：周恩来总理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感到最亲切的人。他的革命资历不亚于任何人，他的能力，他的风度，他的品德，为举世所倾倒。文革中我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他永远是慈祥、和蔼、亲切、耐心地听我们讲话，从不乱扣帽子，也不以势压人。1969年5月18日毛主席接见我们后，我在人民大会堂问周总理：“主席今天在台上和李四光说什么悄悄话？”总理告诉我们：“主席问李四光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李四光说是小行星撞地球，导致地质结构和气候的变化使恐龙灭绝。主席说，没有小行星撞地球，恐龙也会灭绝，为什么呢？恐龙太大了嘛！物极必反，先称霸后灭绝是必然的规律。周总理借此告诫我们，你们现在就很膨胀，很自以为是嘛！任何人一意孤行就会走向反面。他的批评不使人难堪，而是让人心悦诚服。党中央在北京开九大，我们在武汉搞“反复旧”，闹出那么大影响的事，周总理只是一开始说了“胡厚民，你过来，我领教领教你”这句最重的话，以后四个通宵再未说过我们一句重话。和我们一块儿吃饺子，一块儿看电影，还拉着朱鸿霞和我的手说：“回去好好做工作，我相信你们。”
文革没有周总理的支持是不堪设想的，他才是毛主席忠诚的战友和中流砥柱。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围攻毛泽东住所、绑架中央代表王力等人、军队武装上街示威游行、反对中央决定的事件。如果不是周总理指挥若定，亲临武汉为毛泽东解围，后果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1967年8月，周总理提出：钢、新两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始终关注武汉的造反派。1967年10月，周总理来武汉解决造反派大联合问题，轻轻松松一句：“不要钢，不要新，成立一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就把武汉大联合的问题解决了。后来周总理在东湖长天楼接见武汉造反派时曾说：“不要说不钢必康，康有为就很好嘛！”有人说总理“和稀泥”，中国还有第二个能“和稀泥”的人吗？在人民内部还是要多和稀泥好。周恩来一生是温和派，有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他始终是极具魅力的一个人。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个超人，一个完美的人。
陈伯达：陈伯达也许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党中央领导人，以前只知他是秀才文人。1969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四个通宵，陈伯达几乎没讲话，即使偶尔讲了几句，既听不懂也记不住。只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陈伯达上完洗手间回来，坐在我附近的沙发上，他的坐姿经常变动，这次就叉开裤裆斜靠着，裤裆的拉练完全是敞开的，我很想提醒他把拉练拉上，但又恐当众说他会出洋相。同总理比起来，他也太不讲究了。
身为军人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是东倒西歪地靠在沙发上，有时还跷起二郎腿。真是不见不知道，一见知分晓。
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我们在北京办学习班时，陈伯达、谢富治等经常到学习班去，这次陈伯达是主角，说的话非常多，我绝大多数记不住。只有几句话被他自己后来验证了。一是他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二是陈伯达在学习班全体大会上说：“有人说我是窃国大盗，你们看我像窃国大盗吗？”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果然被当作“窃国大盗”（政治骗子）抓起来了，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对陈伯达的印象谈不上好和坏，也不觉得他有多大学问，但他不摆首长架子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可取的。那天他到学习班沈复礼住地的门口，一屁股坐在冰冷的走廊水泥地上，恐怕没有第二位中央首长这样随便了。与他同行的谢富治对我们的态度始终很友好，从不说话伤人，就是身体不太好，经常用热水袋捂住胃部。我不了解谢富治，但总觉得他是个好人。陈伯达是我接触最多而又说不出什么印象的人。
力荐吴官正担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
北京“六厂二校”（注7）经验是北京市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湖北省从1969年6月开始模仿北京六厂二校抓典型的经验，也搞了“六厂一校”的典型引路。王克文1973年担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以后，要我抓六厂一校工作。
有一次，大约是1975年，葛店化工厂的两名军代表要向王克文汇报工作，王克文通知我到他家去听汇报。军代表在汇报时提到了该厂革委会副主任吴官正，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1968年分配到葛化的，工作表现很不错，特别是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搞得很好，在葛店化工厂很有群众基础。王克文说：
“这样的人才可以调到市科委来抓全市的技术革新工作。”军代表说：“吴官正人是不错，但可惜他是造反派，不能重用。”军代表走后，我问王克文将吴官正调到市科委来作何安排，王克文说：“先让他当一般的工作人员吧，搞得好再说。”我说：“军代表说造反派不能重用是完全错误的，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有真才实学的造反派应该大胆用。吴官正在厂里就是厂革委会管技术的副主任，你把他调到市科委当工作人员，完全是埋没人才，不能因为他是造反派就进行打压。再说，他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与武汉市的派性不沾边，提拔吴官正不会引起任何非议。你要调他到市科委来，至少当个副主任。”王克文问：“你说他当副主任行吗？”我说：“他肯定能行。一是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凭他的文化水准肯定够格；二是他在工厂的实践证明他搞得不错。你要提拔人才就要大胆提拔。”王克文当时表示：“我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不久，吴官正就被调到了市科委当上了副主任。
吴官正当上市科委副主任，与我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也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关键的一步。在极力推荐吴官正的问题上，与我的造反派情结是分不开的。如果军代表不说他是造反派不能重用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卖力地向王克文书记力挺吴官正。后来我跟吴官正接触较多，彼此也非常熟悉。吴官正在襄樊会议期间明确表示支持造反派。但我从来没有当面跟他谈过他到科委任职是我推荐的。在我陷入困境时，知情的亲友曾劝我去找吴官正寻求帮助，我不做此不明智之举，这也不是我的为人之道。我今天说出这段历史，已经完全不会影响吴官正的前途，只是说明任何人的命运，都有可能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而改变。
俞正声批示，解决了我们的养老生活费
最早领头为幸存的造反派“两案”人员的生活费奔忙的是原长办联司的头头顾建棠（注8），他通过合法程序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中发〔1982〕9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等。就是这样一个邓小平、胡耀邦主政时的中央文件，当时湖北主政的省委主要负责人竟不予传达，也不执行，尘封18年后才被顾建棠意外发现。这时是2000年。湖北省在1982年、1983年不仅对抗中央两案工作会议只判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徒刑的决定，扩大了对造反派头头的判刑范围，这些被判刑的人释放以后还被开除厂籍和公职，不给生活出路。为此，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等人开始了艰难的申诉之路，甚至带领数十人到省委门口静坐。防暴警察前来驱赶，当问清缘由后，都自动离去不再过问，看来连警察也对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动了恻隐之心。
首先是由顾建棠写信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反映情况，然后是登门申诉。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高处长、李处长、董处长直至厅长应该说对此事还是比较重视的，也能正视和处理这个问题。由于时间长，涉及面较大，一系列问题不是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厅一个单位能够解决的。尽管如此，由于有了中央〔1982〕9号文件，武汉铁路分局率先自行解决了该系统杨全顺、刘祖清、刘祖平等三人的生活费问题，鉴于他们三人均年过七旬，武汉铁路分局一次性发给每人4万元。这件事鼓舞了顾建棠继续诉求的决心。
2003年夏天，胡国基到我家，让我填了一张解决生活问题的表，才将我的名字登记上去。我又和胡国基一道，到中山大道老蔡林记参加了一个会，碰到了李家骥、陈端午等人，其中李家骥说要上街游行，我当即表示反对。后来才知道，为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中也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顾建棠、刘永熹、胡国基等人是温和派，主张坚持不懈地逐级反映情况，坚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节的方式，绝不采取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我自然是和温和派一起活动。
我前后多次参加在朱裁缝家召开的会。会上，一是讨论顾建棠写给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省长蒋大国等的信，二是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的会几乎每周开一次，总是由刘祖平主持，顾建棠唱主角。会开得多了，也容易产生分歧，人多嘴杂，乱传消息，既不解决问题，还产生一些副作用。因此，我多次建议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不要再开这种会了，有事小范围商讨即可。以后，我很少参加这样的会，但后来由顾建棠召集的小范围研究如何给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困难情况的会，我大部分都参加了。所有的信都是顾建棠亲自起草、打印，征求意见修改后，又再打印。据说先后写了二百多封信。这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顾建棠为解决大家的生活费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代价。
我也曾多次同顾建棠、胡国基、黄有堂、陈大华等人到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向高处长、李处长反映情况。李处长说：百万雄师1967年打工造时，他还小，但他就住在工造总司大楼附近，现场目睹了屠杀惨状，至今记忆犹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顾建棠等不间断地、执着地向有关部门写信、上访，省政法委终于为此事召集省八个相关部门开了半个月的座谈会，搞出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根据这个会议纪要，还要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来甄别哪些人属于“两案”人员，哪些人不属于“两案”人员。胡国基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准，才有了武政法办〔2005〕40号文件，被认定的几十名“两案”人员自2005年元月起每月领取555元养老费，但没有医保和其它待遇。有些“两案”人员由于难以认定案情，至今还没有解决生活费。2007年，又将“两案”人员生活费参照社会退休职工的平均工资调整为755元，2008年调整为802元。
这件事每年都是由顾建棠、胡国基不断地为大家奔走、反映，才得到妥善解决的。如果没有顾建棠、胡国基等人全力去做这件事，垂暮之年的我们该怎么办？对于身残病重、常年独居的我来说，这是我唯一的生活来源。
我给俞正声写信说：“即使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没有不给政治犯生活出路的。严格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根本没有政治犯的，我们虽然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却比资本主义国家差远了。”
我也曾和顾建棠、胡国基、黄有堂、陈大华等人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去上访过一次，要求重新复查对我们的判决。该院一位主任对我们说：“你们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中央统一解决的，我们不能开口子。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也同情你们的遭遇。只要上面开口子，我们立即解决你们的问题。”
注释：
1，胡厚民：1937年7月生，湖北汉阳人。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后分出为武昌铸钢厂工人）。1文革初为群众组织钢工总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12月对其实行专案审查，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10月31日死于劳改农场。
2，朱鸿霞：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7年去世。
3，曾思玉：1911年2月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7·20”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4，张昭剑：当时武汉市二把手，1923年生，文革期间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陆军29师即8199部队政委，“7·20”事件后任空降兵15军即7250部队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陆军第17军政委，兼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武汉当时一把手是方铭，1921年生，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5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文革期间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
5，平毅：1941年生，复员军人，文革前为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普通成员，1973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6，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电焊工，文革中为武钢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被关押十几年，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刑事处分，1993年初死于肝癌。
7，“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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