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熊大缜被锄奸队处决之际，他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都是我造的。要毙了我，就用石头把我砸死。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这样的临终遗言，惊天地，动鬼神，掷地作金石声。这样的人物，难道不是“中国的脊梁”，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崇敬缅怀！
老高按：世界上有法庭、有战争，必然就有错案冤魂。错案冤魂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无法完全避免。
但是我们看到、听到、知道最多的，也最让我们情难自抑的，是中国的错案冤魂——错案数量那么多！沉冤时间那么长！平反昭雪那么难！
这里就是一例：在抗战中研制烈性炸药、沉重打击日军的熊大缜（熊大正）。他在战争年代被当成国民党特务处决，我虽然震惊、痛惜，但那是敌我殊死对阵、国共明争暗斗的环境，让我尚能理解；我无法理解的是，中共建政大半个世纪，“文革”结束也近两代人时间了，是什么样的黑暗力量，阻止熊大缜得到应有的正确评价——他竟然不能算“烈士”，让他的胞妹89岁去世时不能瞑目？
曾有人批评我在博客中专拣负面事件和人物。我曾回答他，我在博客中介绍过众多具有正能量的人物——不认为他们是正面人物，那是您自己的标准有问题。像这里所说的熊大缜，我看就是其中一位，堪称“中国的脊梁”！
当他被锄奸队处决之际，他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都是我造的。要毙了我，就用石头把我砸死。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
这样的临终遗言，惊天地，动鬼神，掷地作金石声。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崇敬、缅怀！
央视有个歪曲抗战史烂片：无知和弱智导致无耻
刘深，原载靠谱 2015-07-18
2015年6月15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系列抗战纪录片——【新儿女英雄传】《边区科学家：用专业知识杀敌报国》，而且在多个频道及央视网、CNTV和多个视频网站传播。
这是一部歪曲和罔顾历史事实，粗制滥造而且胡言乱言的破烂片子。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分区负责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研究社，聚集着京津地区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的熊大缜为首，他在叶企孙先生的支持下，率领上百名热血青年造出了烈性炸药，并沉重打击了日军。
但是，好景不长，熊大缜率领的这支队伍刚刚组建一年多，即遭到八路军内部“锄奸”运动的严酷整肃，几乎所有青年大学生都被关押和严刑拷打。
包括熊大缜在内的大学生们不堪忍受酷刑逼供，纷纷招供自己是“特务”和“叛徒”，后来，他们大部分被释放，“戴罪立功”，唯独熊大缜被秘密处决。
熊大缜的英雄事迹，在这部央视破烂片中毫无痕迹，他的所作所为，被安在了他的部下身上。该片的破烂解说词胡言乱语，漏洞百出。
比如：说晋察冀军区为了制造烈性炸药，张珍奉吕正操司令员之命，去北平寻找懂得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他找到了在清华大学化学系教书的叶企孙先生，叶企孙派了最得意的学生汪德熙去根据地，云云。
事实上，张珍找到的是同学孙鲁，孙鲁在天津找到了熊大缜，叶先生是后来因为熊大缜要放弃留学德国去冀中，征求他的意见才知道此事的。
孙鲁的亲笔证实材料
此外，众所周知，叶先生是清华物理系的奠基人，后来担任理学院院长，当时正在天津主持清华向南方转移工作，怎么可以被驴唇不对马嘴地安在了化学系教书？也许因为汪德熙是化学系学生，所以就想当然把叶先生当成化学老师了。
解说词中的“张方”又写成“张芳”，“张珍”又写成“张真”；更可笑的是，在片尾字幕中，叶企孙先生竟然被排在“青年科技人员”的第一个，葛庭燧的“燧”变成了“煫”。
虽然熊大缜也在这个字幕名单中，但是有谁知道他是谁？有谁知道才是本片当之无愧的主人公？！再说，这些青年大学生与“科学家”的称谓又怎能相符？
低调平反，无墓碑，无追悼会，无抚恤金，无人过问
“地雷战之父”熊大缜为何至今讳莫如深？
老电影《地雷战》遗留的最大后遗症，就是严重歪曲地雷战的真实历史，让许多人至今还认为，当年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地雷是农民靠“一硝二磺三木炭”自己配出来的，而抗日地雷战的幕后英雄熊大缜等一代爱国大学生制造烈性炸药的丰功伟绩至今鲜为人知。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竟然遭到央视的歪曲！
在北京的清华园里有一座校友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安静地矗立在河边，即便是在清华园里打听它的具体位置，很多人会说不大清楚。这座碑上刻着很多著名的人物：
驾驶飞机撞向日军航空母舰的国军空军第二轰炸机大队中尉沈崇诲，白山黑水中的抗日英雄张甲洲、“三一八惨案”中的韦杰三等等。如果说最近牺牲的清华烈士，恐怕就是五十八岁的清华校友王树林，在海地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不知其名字是否已经补刻到纪念碑上了。
然而，纪念碑上有一个人的名字却一直在大陆公众视野中讳莫如深，他就是抗日英烈熊大缜。纪念碑上关于熊大缜的具体死因含糊其辞，只有“殉职”两个字，而不是像其他抗日英雄那样，堂而皇之地写上“牺牲”，而“殉职”差不多就是“工伤”的意思。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并非死于日寇之手，而是在他所任职的抗日前线，被八路军冀中军区锄奸部秘密处决。按照一九八六年中共河北省委为其平反的文件精神，以及后来有关方面的一贯态度，正因为他是“死于自己人手里”，所以不能叫作“烈士”。
熊大缜之死，就当时来说，最高兴的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八路军锄奸部以及下设到基层的线人组织——“工作网”，可以邀功请赏；另一种人就是日本侵略军，因为熊大缜正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兵工厂研制地雷和枪支弹药的技术负责人，是他把原来农民游击队土制的黑火药变成了烈性炸药，而且还有遥控电雷管。
清华物理系合影，左起第一排：陈亚伦 杨振邦 王大珩 戴中寂 钱三强 杨龙生 张韵芝 孙湘
第二排：赵忠尧教授 叶企孙教授 任之恭教授 何家麟 顾柏年
第三排：周培源教授 赫崇本 周长宁 张景廉 傅承义 彭桓武 吴有训教授 陈芳允
第四排：方俊奎 池仲瀛 张石城 钱伟长 熊大缜 张恩虬 李崇淮 沈洪涛 夏绳武
第五排：秦馨菱 戴振铎 郑曾同 林家翘 王天眷 刘绍唐 何成钧 刘庆龄
缺：萨本栋教授 余瑞璜 孙珍宝 郁中正(于光远) 何泽慧 李整武 赵芳瑛 徐骣宝等位。
如果熊大缜不死，后来很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一是地雷战的神威能够更加神勇，导致八路军大量减少作战损失，百姓少些灾难，日寇也因此早些被打败；二是中国可能会多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或战场上走出来的学者型将军——他的同班同学彭桓武后来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伟长成为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九四九年之前，清华物理系每级毕业生寥寥无几，最多十几人，少则一两个人，其中涌现了王淦昌、赫崇本、赵九章、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杨振邦、于光远、葛庭燧、林家翘、戴振铎、王天眷、杨振宁、李政道(转学生)、朱光亚、邓稼先等科学大师。
熊家人才辈出，够办一所大学
熊大缜(熊大正)，1913年11月9日（农历）出生于上海，其父熊正琦曾任民国时期的吉林省财政厅长。
熊大缜的原籍是江西南昌月池熊家村，该村素有“教授村”的美名，村里有个传统习俗，每当家族有人考上状元进士举人之类的，就种上一棵樟树，后来，樟树都种满了。近代以来，熊家出了一百多个教授，如果自家办一所大学，所有教授的位置都不缺。
卢沟桥事变之后，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将军率部在冀中抗日，冀中是平原地区，环境非常险恶，又严重缺乏弹药、药品和无线电器材，尤其是急需威力强大的烈性炸药和地雷。
于是，吕正操派人到北平物色爱国的大学生来帮忙。当时，辅仁大学化学系任助教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珍（建国后任兵器工业部部长等职，长期主管兵器生产），就是被派去联络大学生的关键人物。
张珍回到北平后，首先找了他在辅仁大学曾经同宿舍的老同学孙鲁(曾就读青岛大学、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后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任教。)
孙鲁从辅仁大学转学到清华之后，与熊大缜住同一栋宿舍，彼此很熟悉。
当时，熊大缜在清华园很活跃，是明星式的人物，他不仅一表人材，聪明伶俐，擅长踢足球。在他的广泛爱好中，最出名的就是照相，还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清华照相馆”，因为在家中兄弟排行第五，人称“熊五爷”。
熊大缜喜欢照相并非公子哥闹着玩，而是作为学术研究，当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红外(当时叫“红内”)照相技术，而且，他还拍摄了中国第一张红外夜景照片。
据他的同班同学钱伟长回忆，一九三六年，小熊(当时同学对熊大缜的昵称)为吴有训和余瑞璜的X实验室设计了国内少见的大型连续冲洗暗室，用国内的化工原料，复制出国外的高敏感度胶卷涂层材料。
他曾经用自己试制的粗制的胶卷，在香山鬼见愁顶上拍出清华大学的夜间俯视全景，连大礼堂和气象台都能看清，后来，他还在香山上拍摄过北京城的夜间全景。
熊家合影
一九三八年春节，孙鲁在天津的清华同学会找到熊大缜。熊大缜在天津，是因为他正在协助因病留守的叶企孙教授处理清华南迁的善后事宜。当时，义父一般的恩师叶企孙先生已经为熊大缜与未婚妻联络好去德国留学。
孙鲁动员熊大缜到冀中参加抗日，并说明军区领导如何求贤如渴，以及抗日爱国的伟大意义等等。当时熊大缜非常犹豫，这件事毕竟太突然，如果去抗日前线，与未婚妻出国留学的梦想即将断送。但是，经过几天的考虑，他还是做出了去冀中抗日的抉择。
没想到，孙鲁的一番动员竟然将熊大缜引向了一条不归路，而且，熊大缜的命运还牵连到清华物理系的开山祖叶企孙教授晚年的不幸。
当上供给部长，成为冀中兵工技术首领
据叶企孙后来在“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记述，他当时对熊大缜到冀中根据地工作并不赞成：
1938年春节后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己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竭力劝阻，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同时也担心:“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膺此重任，恐无好果。
叶企孙毕竟饱经世故，对于熊大缜的一腔热血能否适应中国人特有的明争暗斗持有保留态度，但是，出于巨大的抗日热情和爱国之心，叶先生还是同意了爱徒的选择，并继续在暗中支持冀中游击区。
熊大缜抵达冀中游击区之后改名“熊大正”，立即受到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初来乍到就当上了冀中军区印刷所所长，算是先给一个定心丸，后来，军区调供给部部长关学文去当边区银行行长，立即让熊接任军区供给部长的职务，因为这个职务正是军区首长找熊来的目的――主管军火生产。
熊大缜一担任供给部部长，立即开始组建了一个“技术研究社”，亲自兼任社长。这个研究社就是兵工厂的核心技术部门，下属人员都是来自北平各大学的爱国学子。
当时因为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需要器材和设备，熊大缜就请留在天津的叶企孙老师帮忙，而且，叶教授还在天津安排了清华化学系研究生林风（后来曾经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专门在租界内一家油漆厂的车间里偷偷生产TNT炸药，然后将炸药伪装成肥皂，装箱运到冀中。
烈性炸药地雷曾让日军闻风丧胆
熊大缜领导的技术研究社迅速发挥了威力，生产出来的地雷威力强大，经常炸翻日军的军列，如果是农民自家生产的黑火药，要炸毁一个火车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年的地雷战让日军和美国军方都非常吃惊，美军观察组回国发表文章说：“美国的军工技术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冀中大平原上。”而日军的报纸上说：“八路军研制出反坦克地雷”。
一位美国著名记者对冀中地雷战的评价是：围困日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据点周围埋上无数的地雷，这是面对强大的敌人所能想出的“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当年在冀中地区从事敌后地雷战的八路军兵工厂技术人员，前排左一为张方。
此时的熊大缜已经成为八路军的军官，而且身肩重任，正干得热火朝天。因此，他写信给叶企孙老师，请老师继续为他物色人才。叶企孙教授在自己熟悉的学生中先后物色了很多人选，并输送到冀中，其中包括：
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汪德熙(到冀中化名“汪怀常”，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地学系毕业生李琳(到冀中后改名“李广信”)、机械系工程师胡大佛、生物系实验员张瑞清；
物理系毕业生、燕京大学研究生葛庭燧（到冀中化名“何普”，后来成为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金属内耗大师、中科院院士）、清华经济系毕业生祝懿德；
还包括上面提到的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清华物理系研究生林风，祝懿德和林风后来还因为被叛徒出卖而做过日本人的监狱。
在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阎裕昌(到冀中后改名“门本中”)，阎裕昌本来是个勤杂工，因为心灵手巧，被叶先生不拘一格提拔为物理系仪器管理员。
他到冀中后发明了一种电动引爆雷管，在经历过“百人特务案”的冤屈后，阎裕昌后来在日军扫荡中被抓获，日军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游街示众，最后残忍地将其杀害，如今，阎裕昌的名字也刻在清华烈士纪念碑上。
国共两党明争暗斗埋下祸根
熊大缜做梦都想不到，厄运正悄悄向他逼近。
尽管日寇扫荡日益猖獗，但是，延安和八路军内部开始学习斯大林“肃托”(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经验，在各个基层分别成立锄奸部。
像熊大缜这一批来自北平的大学生，出身和经历并不符合当时共产党审查干部的基本标准，都是临时抱佛脚招聘来的，所以，技术研究社的所有成员都存在着无可避免的隐患和祸根。
当时的国共两党虽然在表面上一致抗日，结成了统一战线，但相互之间的敌意、摩擦甚至大动干戈从未停息。比如，叶企孙教授对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之间难以合作就很不理解，他曾经在写给熊大缜的信中还关注这一问题，一厢情愿地为抗日做统战工作。
熊大缜的杀身之祸，实际上也是国共两党明争暗斗的牺牲品。当时，叶企孙因为要支持和接应熊大缜在冀中军区的秘密工作，推迟了去西南联大，并在那里以清华校友会的名义为八路军采购器材，甚至为此动用一万多元清华公款给熊大缜用，叶先生后来曾经专门就挪用公款的事情，向梅贻琦校长及校方专门解释此事。
为了冀中抗日需要，叶先生动员当时在天津的一切关系，其中包括带着熊大缜去找王崇植(时任开滦矿物公司副经理)和时任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主任王绶青(王若僖)。
王绶青原任天津电报局局长，是蒋介石中央系代表人物。他暗中支持生产炸药和提供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所需要的零件，并且在做吕正操部与鹿钟麟联合抗日的工作。
“铁证如山”，跳进黄河洗不清
恐怖的灾难终于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开始降临，当时的冀中军区锄奸部很快就将熊大缜这一批热血抗日的学子锁定为嫌疑犯，全部抓起来审查，冀中根据地的无辜被捕者有上百人。
当时无论是延安的“拯救运动”，还是在各抗日根据地的锄奸运动，都是大搞“逼供信”，全部是严刑拷打，背靠背检举揭发，公报私仇的现象很严重。
那时，几乎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人都被屈打成招，除了被打死的和含冤自杀的。关于延安“拯救运动”令人发指的悲剧已经有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予以详尽介绍，冀中的“肃托”搞出了一个李晓初（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案，技术研究社则被当成了一个“窝案”。
在当时，没有证据都可以逼供出来证据，更何况，身居重要位置的熊大缜还真的被锄奸部找到了一件“铁证”。这件证据是从天津送到根据地一批伪装成肥皂的TNT炸药中夹带的一封密信，那些炸药正是清华校友林风一个人秘密生产出来的。
那封信上写着：“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落款：“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这个联合办事处是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清华校友、天津地下党领导人姚克广(姚依林)和朱其文，后来都为此出具了证明，而且朱其文当时就代表中共参与这个组织的工作。
锄奸部认定这个办事处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机构的主任王绶青是国民党的人，而且王希望熊大缜到冀中后能够说服吕正操能与民国政府的省主席鹿钟麟合作，意思是让冀中的共产党军队服从指挥，鹿钟麟派人到冀中“洽谈”的时候，熊大缜也确实与来人接触过。
从后来解密的档案资料上看，当时的熊大缜在严刑拷打之下，终于“招认”自己是CC特务，清华校友葛庭燧是技术负责人，叶企孙是老CC特务等等，胡编乱造一气之后，不知道是否少挨了打，但并没有保住命。对于锄奸部来说，只要你招供了，白纸黑字签字画押，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当时的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也不知道熊大缜是何时被处决的，而且，他也被锄奸部当作“怀疑对象”——毕竟他是东北军出身，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熊大缜等人已是爱莫能助。
锄奸部令人毛骨悚然
在熊大缜被捕之前，“锄奸”和“肃托”运动就在延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一九三八年四月，抗日军政大学绥德分校发生了多起自杀和逃跑事件，都是因为不堪忍受“坦白运动”。
当时胡耀邦曾经在该校任第一大队政委，曾经向军委锄奸部副部长钱益民提出建议，要求取消锄奸部在基层单位秘密建立的工作网。
冀中“百人特务案”发生后惊动了延安，由于抗日斗争形势严峻，中共高层立即派北方局领导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前往复审。
据后来许建国夫人和当时的冀中军区锄奸部长余光文回忆，经过“严格”的复核，对冀中“百人特务案”的复审结论为：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被关押的人基本上都释放了，唯独留下了一个“有问题的人”，这个人就是熊大缜。
时到如今，有关当年北方局社会部和晋察冀军区锄奸部主要负责人的“锄奸”历史，已经变成了保护干部、反对锄奸运动扩大化的“光荣历史”，熊大缜反而成了他们纠偏的功劳证据，这样的文章至今在网上比比皆是，真是令人寒心。
要求省一颗子弹打鬼子，終被石头砸死
据《吕正操回忆录》记载，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熊大缜率领他所领导的供给部随军区一起转移到唐县葛公村，在那里遭到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当年七月，冀中军分区为了躲避日寇扫荡而转移，途中将熊大缜秘密处死。
《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中关于熊大缜之死的细节描写非常令人震惊：
在转移途中，熊大缜因遭受严刑逼供无法行走，押解他的战士凶狠地对他说：“快走，不走就毙了你。”熊大缜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都是我造的。要毙了我，就用石头把我砸死。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
那个年轻的战士终于举起了石头。
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缜，造出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缜，死在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有硬过石头。叶企孙老师最好的学生死了，几十年后，余下的学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有一位学者在文章中说，当时负责押解的战士史建勋因为和熊大缜发生了口角冲突，私自决定杀掉熊大缜，并为此受到了处分。熊大缜被秘密处决的时候，距离他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长整整一年，他死后三个月后，组织上正式宣布：熊大缜为叛徒、国民党特务，已被处决。
据后来一九八六年河北省委的平反文件称，熊大缜是经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并审讯，并经中共北方局社会部同意定为“国特”(国民党特务)。其实，即便真的是国民党特务，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不是一致抗日统一战线的战友吗？
叶企孙教授后来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中说，他曾经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接到朱家骅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说收到熊大缜可能被捕的消息。
一年后，朱家骅再次来电，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公函”的形式抄发给叶企孙一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发给行政院的一份公函，证实熊大缜被捕的消息，公函中还有批注：“逆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并切实制止嗣后不得再有此类情事发生，以维法纪。”
国民党高层出面说情，熊大缜等一百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叶企孙先生得知熊大缜被捕的消息，预感到凶多吉少，他多方奔走营救，甚至专程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但是他哪里知道，他最喜爱的学生早已成石头下的冤魂。
锄奸者也被人锄，“文革”中翻出旧账
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当年参与复审熊案的许建国和余光文等人，在“文革”期间也尝到了被“自己人”打成“特务”的滋味。
叶企孙教授当年就预感到熊大缜到冀中会出问题，但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因为这件事倒霉一辈子。
1949年，他没有像梅贻琦和胡适一样跑到台湾，依然相信自己凭借抗日有功，凭借无党无派的与世无争，应该不会惹来麻烦。然而，他没想到自己和当年的学生熊大缜一样幼稚。
这位中国科技界的泰斗和奠基人物，1918年在清华园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后来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北京城迎接解放的时候，他主持清华的校务工作，但时间不久，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他分到北大，变成无官一身轻了。
1949年北平一解放，叶企孙流着眼泪找到进驻清华的军管会代表说熊大缜是冤案，但哪里会有人搭理他？如果当时真的有人去翻出旧档案，恐怕立刻就会把他抓起来。当叶先生知道介绍熊大缜去冀中的孙鲁并不是共产党员时，立即发脾气责怪他。
“文革”中，因为吕正操被审查而牵出“熊大缜案”，由熊案牵出了叶企孙，还牵出了当年参与冀中炸药研制的林风和葛庭燧等人。
叶企孙被北大聂元梓指使的红卫兵揪斗，造反派组织“井冈山”贴出“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字报，导致他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妄想症，形容枯槁地流落北京街头，每天幻想有人用军事雷达跟踪他的一举一动。
后来，叶企孙因为当年熊大缜档案中说他是CC特务而被投入监狱，1977年1月13日，在中国的政治春天即将来临的料峭春寒中走了，享年79岁。
叶企孙一生未婚，作为一代科学宗师，他培养的学生包括华罗庚、吴有训、熊庆来、周培源、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赵九章、彭桓武、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周光召、唐孝威等。
在叶企孙追悼会上，吴有训先生曾经因为不满对叶先生的评价而愤然离去。
老将军和战友出面喊冤叫屈
改革开放之后，熊大缜当年的战友张方(原名李度，1937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物理系，后来曾任一机部技术司司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曾经为熊大缜案件的平反昭雪多方奔走。
老军工张方曾经在试制炸药时左手被炸掉三个手指，也是当年被锄奸部关押审查的人之一，在熊大缜被处决后任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后来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因为涉及到大量“锄奸运动”真相，被禁止出版，只作内部发行。
吕正操将军也非常关心熊案的平反问题，并亲自会见熊大缜亲属，表示会为此努力。当年去找熊大缜参加抗日的孙鲁一直对熊大缜的死心存愧疚，曾致信吕正操将军，希望吕将军能够过问熊案。
熊大缜的四哥熊大纪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吕正操曾于1983年左右到上海，派秘书去找熊大纪，并在兴国宾馆与熊大纪会面。
吕正操当时对熊大纪说：“你弟弟是个人才，又聪明又能干，牺牲了实在是可惜啊！你母亲如果还在，我要当面去赔罪，她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吕正操向熊大纪表示，关于熊大缜的案件，河北省委正在调查情况，亲属如果有何要求，可向河北省委反映。
1986年8月20日，河北省委做出为熊大缜平反的决定，全文见《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二版)：
中共河北省委
关于熊大正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
熊大正，原名熊大缜，江西省南昌市议缜人，约1912年生。
1931—1935年清华大学读书，毕业后留任清华大学助教兼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孙，下同）的秘书二年，“七七”事变后，在天津帮助叶企荪办理留守之事。
1938年4月，熊大正经叶企荪、孙鲁（熊大正清华大学同学）介绍，通过我党在北平的秘密工作人员黄浩和我“平、津、保交通站”负责人、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珍同志，同年七月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长。
1939年春，因组织上怀疑他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派到冀中军区来的特务，由冀中军区锄奸部将其秘密逮捕，经晋察冀军区锄奸部审讯，北方分局社会部同意，定熊大正为国特。同年七月，因日寇扫荡，机关转移途中将熊大正处决。
当时定熊大正为特务的依据有四条：
一、熊大正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派到冀中军区的特务，并向冀中输送特务搞破坏活动；
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会及东珠市口九号两个联络点，与黄浩和日本特务德先生接头，并派裕少青帮助德先生进行特务活动；
三、他是叶企荪发展的CC特务；
四、他在冀中军区成立“技术研究社”进行特务活动。现已查明上述四条依据都不存在。
关于第一条。“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抗战时期根据我党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熊大正是在1938年4月经叶企荪、孙鲁、黄浩、张珍同志介绍，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的爱国的进步知识份子。所谓熊大正系派到冀中军区的特务并向冀中输送特务搞破坏活动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第二条。黄浩同志系中共党员，并无特务问题。他在1938年就参加革命，自抗战初期开始到解放后，一直是我党秘密工作人员。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是有功绩的。德先生是苏联驻远东情报局的第三国际代表，当时对我抗日是支持的，没有发现有危害抗战的事。
关于第三条。叶企荪是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抗战期间，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解放后致力于学术事业，曾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CC特务，所谓熊大正是叶企荪CC特务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关于第四条。经查证，“技术研究社”是在抗战初期我军供应缺乏，即缺原料又缺人才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建立的一个专门研制、生产烈性黄色炸药的组织，它为冀中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研究社成员熊大正（当时兼社长）、李广信、汪德熙，张方等同志，都是叶企荪教授推荐的好大学生，是有志青年，他们怀着一片报国之心，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为冀中抗战作出过卓著的贡献。
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荪，孙鲁同志介绍，通过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张珍和我党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员黄浩同志，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
当时，他放弃出国留学机会，推迟结婚，为拯救民族危亡，毅然投笔从戎。到冀中后，历任冀中军区印刷所所长、供给部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他不畏艰险，积极工作，重用人才，创办“技术研究社”，并与“技术研究社”的成员一道，研究成功了高级烈性黄色炸药，用制造出的手榴弹、地雷、子弹等，武装了部队，提高了我军战斗力，还多次炸毁敌人火车。
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叶企荪教授之捐款，聘请何介绍各方面技术人才到冀中参加抗战，并为冀中军区购买输送了大批医药、器械、电台元件及各种军需物资，对冀中之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定熊大正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正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凡确因熊大正特务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子女亲属，由所在单位（地区）党组织认真进行复查，做出正确结论，并做好善后工作。
中共河北省委(公章)
1986年8月20日
低调平反不许声张
据熊大缜的胞妹熊淑嫈回忆，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上午，河北省委组织部干审处处长董锋来到家里，向亲属传达复查经过并宣读为熊大缜平反的决定，当时在座的还有河北省公安厅处长李保中等三同志。实际上，这个平反决定在两个月前就已经作出了。
熊淑嫈说：“他们态度还不错的，还蛮诚恳。他们说，这个事情当时不是在河北省的辖区内，因为当时的另一个案件是在河北区，与此案性质差不多，他们处理那个案件，其家属抱不平，要求河北省委管，所以才归河北省。再说，当时熊大缜是八路军的军官，这件事应该由军队来管，我们能管就不错了。”
熊淑嫈说，熊大缜平反之前，河北省委曾经给熊大纪写过信，问家属方面的要求。熊大纪代表亲属表示，希望能将熊大缜的英勇事迹编辑成册，召开追悼会。并询问对方是否知道熊大缜的遗骨在什么地方，能否运回南方安葬。
熊淑嫈还回忆，她的五哥大缜没有结婚，无子嗣，母亲在世时，曾经很喜欢次子大纶的儿子，希望能给大缜做义子。
熊大缜案宣布平反后，河北省委曾经就熊大缜亲属的意见给予反馈：
一、假如有事迹，将来一定会印发成书；
二、平反大会要有一个单位来主持，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主持单位，不知部队肯不肯主持。
三、不知道遗体下落。
四、熊大缜的义子现生活在新疆，生活可以予以补助，但目前没有经费。
五、熊大缜属于自己人打死自己人，不能算烈士。
受到熊大缜案件牵连的很多人后来一遇到运动就会被揪出来，河北省委的人曾经对他说，有一个人连子女都与他划清界限，一人在天井里搭个小茅屋。平反后组织上派人向他宣布决定，他不敢见面，也不敢相信能平反，一直承认“是我错”，最后神经失常。
当年，熊家人到河北省委跑了很多次，开始就是没人理，后来才做了那个平反决定，还私下对家属说，这事不要声张，因为很多当时处理案件的领导还在，阻力其实是很大的。
五哥沉冤七十一年，胞妹死不瞑目
2010年8月20日，熊淑嫈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八十九岁。临终之前，老人最大的遗恨就是没有看到五哥的冤案大白于天下。
熊大缜的名字虽然被刻上了清华园的英烈纪念碑，但是，一代抗日英雄被冤枉被残害七十多年之后，连个正式的烈士待遇都没有，尸骨不知下落，追悼会也没开过，熊淑嫈老人死不瞑目。
说起来很巧，熊淑嫈溘然长逝这一天，正是她的五哥大缜被河北省委宣布平反二十四周年纪念日。作为胞妹，熊淑嫈是熊大缜最后一个直系亲属，她一直珍藏着五哥的遗物。
时至今日，熊大缜案件的卷宗早已解密，在北京市某单位档案室所存的32卷熊案档案中，关于熊大缜的“口供”材料就有81页之多，还有叶企孙先生在“文革”期间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然而，这些档案材料至今没有销毁，也没有归还给熊大缜的亲属。
清华百年，校园里的古木旧景，仿佛依然映射着熊大缜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身影，但是，在偏僻山林中的纪念碑旁边，熊大缜的冤魂始终徘徊不散。面对历史，面对一代代清华学子，今天的清华应该有怎样的良知来面对一个老校友和老师的亡灵？！
熊大缜1931年考入清华物理系(七系)，那一年是清华的20年校庆。他在清华园度过了四年的时光，他1935年毕业留校任教，并担任叶企孙秘书，为清华留下了自豪和荣光。对于清华学子来说，他不仅是校友，也要叫他一声老师，然而，熊大缜的冤魂已飘荡了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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