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記者”身分招搖的蘇聯特務維克托·路易斯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與台灣當局幾次秘密接觸，紙頁發黃的檔案，重新被翻了出來。一位長期研究“九一三事件”的業餘學者提出，這應該也是我們開啟林彪謎案黑箱的眾多鑰匙之一


　　老高按：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特務維克托·路易斯”這個名字，凡有機會讀到《參考消息》的人是不會感到陌生的。現在提起這個名字，相信不少60歲以上的人還能依稀憶起。此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以記者身分（但又不是塔斯社、《真理報》《消息報》等蘇聯媒體的記者）在歐洲和亞洲到處竄，似乎神通廣大，又似乎並無建樹。
　　在中蘇交惡的大背景下，哪一個蘇聯人，不被視作、被說成“蘇聯特務”；到蘇聯留過學、或者在蘇聯專家援華時與之接觸多一點的中國人，哪一個不沾上“蘇聯特務嫌疑”；《參考消息》所選的媒體對“蘇聯特務維克托·路易斯”活動的報道，也都帶有當時政治、外交鬥爭的色彩。此人是不是真“特務”？刺探過什麼機密？策划過哪些暗殺？我當學生、當知青、當學徒，搞不清、管不着，慢慢就丟到腦後了。
　　這個名字重新復活，是因為前一段時間，一位長期關注、用業餘時間研究林彪謎案的紐約華人朋友，給我打電話時提到一份材料《魏景蒙日記》，其中涉及這個“蘇聯特務”，要我找來看看。他告訴我，中共1969年準備打仗、搞大疏散（才發生“林副主席第一號令”等問題），有一個很重要的國際背景，那就是蘇聯和台灣的秘密接觸和勾結，正在合謀夾擊中共政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這也是後來發生林彪事件的原因之一（當然，其間有“蝴蝶效應”的很多連鎖放大環節）。
　　這位朋友提供了一個過去我們比較忽視、談得不多的角度。他對“九一三事件”還有若干新的研究成果，近日內將陸續發表，我未受授權，不便提前泄露。但他所說的《魏景蒙日記》，我就去找了，還真找到了。
　　魏景蒙是什麼人？上個世紀60年代末，他擔任台灣的新聞局長，有記日記的好習慣。過了若干年之後，日記中有價值的部分出版了，涉及機密的若干內容慢慢也就公開了。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灣《聯合報》全文連載了魏景蒙日記中的“王平檔案”——“王平”，就是台灣給蘇聯特務維克托·路易斯所起的代名。
　　我讀到的“王平檔案”，都是PDF文檔，而且量不小，我技術水平差，沒法搬到博客上。作為“代用品”，看到余科傑在中國大陸的《百年潮》雜誌上寫的一篇文章《台灣與蘇聯幾次驚世駭俗的秘密接觸》，雖然難免有國內政治立場和視角的局限，但事情經過大體勾勒了出來。這一線索，對破解林彪謎案是否真有幫助？我並無定見，轉載如下供參考。


　　台灣與蘇聯幾次驚世駭俗的秘密接觸

　　余科傑，《百年潮》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國、美國和蘇聯三者之間撲朔迷離、錯綜複雜的局勢中，台灣和蘇聯這對看來不可能往來的宿敵，為了各自的戰略利益，卻有過多次驚世駭俗的秘密接觸。據報道，從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灣的蘇聯“秘歙”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灣，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以《倫敦晚報》記者身份為掩護，化名為維克托·路易斯的蘇聯“特務”維塔利·葉夫根尼耶維奇，在此期間他曾三次去台灣，密晤包括蔣經國在內的台灣高層人士。同時台灣也應邀或主動派出“特使”在維也納等地與蘇聯“特使”接觸。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灣《聯合報》全文連載了台灣前“新聞局長”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名），首次披露了這些驚人的秘聞，其中對跑易斯第一次台北之行和台蘇雙方“特使”兩次維也納會談的記錄尤為詳盡。

　　蘇聯“特使”跑易斯第一次訪台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灣是在1968年10月。此時的中蘇關係已近水火之勢。利用台灣問題大做文章，這是自60年代初中蘇交惡以來蘇聯方面與中國鬥爭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蘇聯等國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時，蘇聯同意把台灣當年“主權國家”，要它在條約上簽字。1965年蘇聯通訊衛星日本大使館舉行招待會，特邀台灣有關人員出席。之後，蘇聯的外交人員、新聞記者與台灣的同行在華盛頓、東京、渥太華等許多地方進行“非正式接觸的事”越來越多。蘇聯國內許多刊物上經常刊登台灣的“國旗”，稱蔣介石為“總統”。隨着中蘇關係的不斷惡化，蘇聯進一步考慮拉攏曾標榜誓死“反共抗俄”的台灣共同反華的可能性，最終把台灣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成為它拼湊的“亞洲集體安全”的戰略計劃的重要環節。實現這一計劃無疑也是對美國的沉重打擊。跑易斯就是蘇聯派出探路的馬前卒和拉攏台灣的說客。而台灣當局此時也頗欲利用國際變局有所作為。根據魏景蒙日記的透露，美國政府暗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往來，台灣高層早就看在眼裡，而且評估美國不會幫助台灣“反攻大陸”。同時中日關係也有鬆動跡象——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辦事處此時在東京設立了聯絡事務所，日本最具規模的報紙《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呼籲中日關係正常化。因此，台蘇接觸，雖然開始是蘇聯主動，但終究是兩相情願，一拍即合。
　　9月的一天，路易斯攜英籍妻子在東京外籍記者俱樂部見到台灣駐日本“大使館”“新聞參事”盧為，自我介紹說他是《倫敦晚報》記者，開門見山地要求訪問台灣。進一步深談，盧為知道他持的是蘇聯護照，並可通過他聯繫蘇聯高層。後來盧進一步打聽對方的來路，知道其背景與蘇聯克格勃有關。事關重大而且敏感，戶立即報告台灣“駐日大使”陳之邁。陳通過台灣“外交部”拍電給“新聞局長”魏景蒙。
　　對於路易斯要求訪台，台灣當局持慎重而積極的態度，對路易斯進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得悉他不是一般的記者，來台大有目的等。蔣介石考慮再三，裁定讓路易斯來台，要蔣經國親自掌握，蔣氏父子又委託魏景蒙具體負責，指令絕對不能走漏風聲。從10月2日中午路易斯乘華航班機抵台北到31日離台，路易斯始終受到台灣當局周到妥善的接待安排。此間，路易斯與台灣當局高層官員舉行了多次“政治會晤”，包括台“新聞局長”魏景蒙、“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啟、“經濟部長”陶聲洋、“情報局長”葉翔之和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其中，重要的會談有三次，魏景蒙與路易斯的會談：葉翔之和魏景蒙與路易斯會談：蔣經國與路易斯的會談。
　　在10月22日魏景蒙與路易斯首次晤談中，路易斯首先講了他來台的目的：希望知道台灣“對另一邊（中共）的情況有何看法，尤其對打倒毛澤東的看法”、“對毛澤東之後的情勢有何看法”，以及台“對與莫斯科的關係有何建議”，並“探明是否可能與蘇聯重修舊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路還問：“兩個中國”能否使台灣高興。魏答說“不行”，“因為中國人不希望中國長久分裂”。魏還表達了所謂“解放同胞”的決心，並告訴路“我們在中共內部有自己人”。
　　路易斯在魏景蒙的陪同和參與下與葉翔之的會談有兩次。第一次是在25日上午。會談中，路易斯提出以下問題：1，我們能開展大使給之類的接觸嗎？2，你們反攻大陸後，能容忍莫斯科的共產黨員以政黨身份存在嗎？3，如果你們反攻大陸，俄國保持中立有所幫助嗎？4，俄國不會喜歡具有敵意的國民黨作鄰居。5，希望知道台灣願意以哪個名義與莫斯科接觸。6，離開台灣後，應與誰談？7，莫斯科願與台灣交換純屬中俄問題的情報。
　　葉翔之答覆要點如下；1，如果俄國保持中立，我們會很高興。2，能像以前那樣與俄國合作。3，我們能容忍共產黨，條件是他們不能有軍隊。4，我們希望俄國真心展開工作。5，我們在中共軍隊、黨內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6，我們也保持黨的中立。7，如果俄國保持中立，沒有美國幫助我們也能回去。8，在展開大使級接觸後，我們可以考慮運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9，如果俄國承認國民政府，這點可以考慮，但我們雙方必須對諸如目的等重要事宜要有更充分的了解。
　　路易斯與葉翔之第二次會面，魏景蒙也參加會談。魏景蒙提出幾點請路易斯向莫斯科報告：1，我們願在光復大陸的實際行動之前和莫斯科磋商；2，請嚴守中立，或者索性幫助我們；3，聯絡的管道（東京大使館不錯）；4，廢除中蘇條約，有助鼓舞我國民心；5，是否建立親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6，兩個中國絕對不可能，而且行不通；7，美國、蘇聯、日本都不能有效地解決毛，唯一合理的政權就是台灣。
　　路易斯訪台最重要的活動是同蔣經國的會談。在會談中，路易斯首先談他見蔣經國的主題是：“希望與台灣建立直接聯繫，並把聯繫位階提高到大使級的層次。建議台北和莫斯科互設新聞處。希望台灣在短期內對大陸採取行動，蘇聯會在這件事上保持中立態度，不會幫中共。”蔣經國強調莫斯科應該支持國民黨，他說：“當今中國大陸沒有人可以繼承毛，毛的接班人沒有一個膽敢不反蘇。毛澤東垮台後唯一能夠治中國的，就是國民黨。”“現在，重點是，俄國當局要我們容忍一支在中國的親莫斯科共產黨……。果如此，當我們在大陸採取軍事行動時，莫斯科就會保持中立。”“我們的看法是，既然國民黨是社會主義黨，毛下台後，蘇聯幹嘛不和我們合作。”對此，路易斯表示，“莫斯科寧願透過親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來和你們共事，那個黨也會和國民黨合作。”
　　會談中，路易斯提出了如何進一步聯絡的問題。30日，蔣經國向蔣介石報告之後就此答覆如下：1，魏景蒙會安排建立聯絡系統的計劃。2，盧為將擔任“信差”，希望莫斯科任命一名東京的聯絡人和盧為接頭，必要時，盧為可以回台報告。3，希望莫斯科稍後派一人前來台北。4，只有蔣介石、蔣經國和魏景蒙知道這件事（葉翔之現在已在局外）。雙方約定，“收到維克托的問候”為識別身份的用語。
　　路易斯來台期間，蔣介石始終沒有考慮接見他。但對他在他的一言一行甚為關切。除了聽蔣經國的匯報和仔細看書面報告之外，蔣介石還特別召見羅啟兩次，任何小處都不放過。

　　台蘇“特使”維也納相會

　　路易斯第一次台灣之行結束返回莫斯科後，由於蘇共內部許多人反對，所以聯台之事“曾一再擱置”。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戰爭之後，蘇聯重新考慮聯台，加緊拉攏台灣。在3月蘇共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分別代表“元老派”和“少壯派”的貝里舍、謝里賓公開鼓吹與台灣合作，他們就此提出的5項建議得到了“有條件的支持”，即；1，毛制度有崩潰及內戰可能，蘇聯與台灣合作且極有希望。2，雙方合作基礎可用有條件或密約規定之。雙方協議在毛崩潰後，成立一個國民黨與新組織之共產黨合作之聯合政府。3，新的中國國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產黨名稱，但須符合社會經濟進步之條件。故在相當時期內，容許一個兩黨之“人民民主國家制度”。4，國共聯合政府僅屬過渡性制裁，蘇聯對於職合政府之援助，不僅於新中國共產黨；惟因該新中國共產黨需要相當長時間，始能在社會、政治方面發展成一個具有力量之親蘇黨派，固蘇聯必須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5，美國的遠東政策，為莫斯科與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礙。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資助肩負溝通台灣高層的使命，幾次從羅馬打電話給台灣的魏景蒙，要求雙方在上次會談的基礎上進一步商討合作事宜。路易斯提出從台灣駐羅馬“大使館”取得簽證，再次赴台北，顯得很急迫。台灣當局出於保密等方面的考慮，描繪此要求。最後雙方商定並經蔣經國批准，台灣派出魏景蒙為“特使”去維也納會晤路易斯。魏此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使對方“以具體措詞談如何合作，以及應采何種步驟推翻毛政權”。
　　對此，台灣最高當局十分重視，蔣介石不僅對魏景蒙之行有關細節（如所經國家、不帶中文文件、所帶文件用後銷毀、與路易斯對答技巧、下次會談地點等）作出了安排。而且親自批示會談5點原則：1，中國大陸毛政權仍然存在，已經危害了甲乙雙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國，乙：蘇聯），如再令其繼續發展必成更惡劣的後果，此點即為甲乙雙方合作之基礎。2，合作之辦法，首先應以雙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權，以及推翻後甲乙雙方應採取之政策為先決條件，故商討各種辦法之前必先決定政策。3，甲乙共同推翻毛政權，可得到國內朝野及大陸人民之諒解。但決不能採取在歷史上已經失敗並因此而造成甲乙雙方極大之禍患，即所謂國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產黨名義號召之舉，不獨遭到中國人民之恐懼、痛恨，就是毛共組織內之反毛分子亦將起而抵抗，此對乙方亦為絕對有害而不利的。當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蘇友好條約，支持蔣委員長領導之國民政府謀得統一，則決不致形成今日對甲乙雙方共同這禍患。4，甲方為吸收毛政權內各部門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之下採取反毛救國聯合陣線，其在全國各黨派中成員之一參加共同討毛復國之戰爭。5，至於甲乙雙方之基本問題如邊疆、經濟、外交等，應作為今後商談之主要課題。
　　5月14日，魏景蒙按照為掩人耳目擬定的行程，在經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羅馬、波恩之後抵維也納。從14日晚到16日晨與路易斯雙方分手，兩人先後會晤交談五次，會談內容概括起來有以下要點：

　　其一，路易斯就上次台北會晤時台灣要求說明一旦國共發生戰爭蘇聯的態度問題作了正式答覆，並向台灣保證：“不論由台灣或任何中國之一部發生任何形式之爭執，蘇聯認為是純為中國之內政，與蘇聯無關，如形成內戰時，蘇聯決不支持毛澤東”。路易斯要求“以上文字請勿予外人道及。如有願告美國者，希望先商於蘇聯”。
　　其二，魏景蒙將蔣介石的五點批示向路易斯傳達。15日上午9點半，魏在自己的房間對路照文慢念，路認真筆錄，然後兩人復讀校對，確認無誤。
　　其三，情報交換和軍事合作問題。關於交換情報，路易斯特別關注，反覆提出在14日晚的交談中，路就說：“（情報交換）希望即該開始，開始時可重量不重質，譬如關於大陸軍隊之布置（對蘇聯有關之資料）、（中共）九中全會分析等。但每頁須以打字抄件送交，視合作交換情況如何再加質量。”至於如何傳遞情報，路建議由台派“貿易商”往來於莫斯科和台北，或台指定一些領事館傳遞信息。關於軍事合作和軍火交易，魏景蒙說：“如一旦大陸發生大變，或台登大陸等等，蘇聯如何支持我們須事先有所計劃。如關於利用蘇聯基地、我方需要軍火接濟之各點、武器種類、情報交換等等。”跑易斯表示：台方所需軍火盡可提出並開列名單及交貨地點。並聲稱“將來如台動手時，蘇聯不怕製造邊疆之事件以應合之。”中蘇邊境蘇有重兵，如海參崴發生威脅，俄會全面作點”。（此處費解，文字疑有誤。——老高注)
　　其四，下次會談地點及如何加強雙方聯絡。對此，路易斯特別關心，並顯得很急迫。對於兩人下次會談，魏說，“如有必要，下次再談可在維也納”。路多次表示他可去台，魏復以回台後研究之。關於“高級會談”之地點，雙方提出在台灣或莫斯科，魏景蒙提出如舉行“最高級談話”，則必須以台北，並講明理由。關於雙方聯絡，路兩次提出台派“貿易商”常駐莫斯科的建議。此外，雙方約定了進一步聯絡的密碼和暗號。
　　其五，路易斯向魏景蒙講了“新疆騷亂”和“國際共產國家會議”的情況。關於前者，路介紹說：“兩星期前中共在邊境派大批牛群入蘇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隱藏軍隊，現已挖好壕陣。蘇聯已決心將其攆出。可能有一場戰爭。牛群為常有之事。”關於後者，路說：“莫斯科將召開國際共產會議。不參加者，到現在有毛澤東、阿爾巴尼亞、北朝鮮、北越、捷克、南斯拉夫、古巴。”
　　5月27日，魏景蒙回到台北之後，根據蔣經國的指示，向蔣介石匯報如下幾點：1，他們急於舉行高層會談。2，認為我們的5點內容空洞。3，下次見面的重點要變情報交換、高層會談方式、五點回音。見面地點將等其來電時約定。4，軍火之事，他們提出的方式、地點、種類。5，事務代表，兩個月內派聯絡員。蔣介石聽了匯報之後，對魏景蒙的維也納之行表示很滿意，決定等路易斯來電後再考慮下次見面及派人到莫斯科等問題。

　　羅馬會晤的流產

　　1969年秋中蘇關繫緊張到可能爆發核戰爭的程度。8月28日蘇聯發出“欲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的狂妄叫囂。但當蘇聯就此暗中徵詢美國的意見時，遭到了美國的堅決反對，美國稱：如果蘇聯那樣做，“美國將對蘇聯採取同樣的行動”。美國當政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與蘇聯全球爭霸的國家利益。實際上當時美國很多人反對中國擁有核能力，8月20日美國禁核官員尤特在給其蘇聯同行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國和蘇聯聯手摧毀中國的核武力，“以懲處不受管制之國家”。這封信還暗示台灣“願此項處理”。因此，蘇聯對中國的核戰爭企圖雖然遭到美國的反對，但卻煽起了台灣參與摧毀大陸核能力進而反攻大陸的熱望。與此同時，中蘇關係在極度緊張的過程，又呈現了某些緩和的跡象。9月11日，中蘇政府首腦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長達190分鐘的會談，討論緩和兩國關係等問題。因此，探明與蘇聯合作實施對大陸核打擊的可能性和中蘇關係現狀，一時成為台灣當局的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再加上跑維也納會談之後，蘇聯對“蔣五點”一直沒有回音，蔣介石決定派魏景蒙為“特使”向路易斯約會。9月14日，路易斯致電魏景蒙，要求會面，並提出見面的地點安排在羅馬，魏去電建議把時間定在10月2日或7日。雙方要求見面幾乎不謀而合。
　　9月20日，蔣介石在榮民總醫院接見魏景蒙，蔣經國在座。老蔣對魏作出以下綱領性指示：“見到路易斯時，先聽他如何說法，如果其態度依然友好，或有積極之建議，我方不妨做以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1，在目前情形之下，中（台）蘇兩國已經到了應作進一步增進雙邊友好關係。2，毛澤東擁有原子武器，甲乙雙方皆受其嚴重的威脅，甲方可與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徹底消滅之方法。3，如不用武力，毛政權是不會自行崩潰。甲方有足夠訓練的人力擔負其事，惟其海空軍的力量還不夠，故需要乙方供應適當海空軍之攻擊武器。（類如米格23、遠程轟炸機、飛彈潛水艇等）、（第三項最好要待對方提出時我方再提，否則始終不提）、（此時可觀其反映如何，……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幹空軍人員駕駛新式米格轟炸機突襲其原子設備，未嘗不是一個方法）。4，為了造成毛澤東極不利之形勢，以及變更今後世界的局勢，甲方與乙方應共同磋商在適當的條件下，甲方可以考慮正式承認外蒙古並建立外交關係。”
　　之後，蔣介石就約見路易斯再親筆寫下9點具體指示：1，問他對我方所提五點（即蔣五點），你們有否意見。2，我們始終遵循孫總理遺囑，願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總理教導我們，三民主義即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他主張親蘇（容共）政策來實現三民主義的建國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國害民之徒毛共。3，反毛之中共黨員如其有願皆可容納於國民黨之內，但其不能另有共黨之組織，亦不能跨黨。4，中共在國內若另有組織，則與國內各政黨的組織同在國民黨領導之下。5，如果問起要什麼武器，則可答應此事還待他們對我方所提5點有了確實答覆再行詳商，如無對我方5點有了確答，則待雙方正式代表會商時詳談。但我們欠缺者只是海軍新式武器，至於陸軍武器現可自給之語。問其是否已準備派正式代表來台，或要由我國駐雙方友好國家大使先議，但最後仍須在台北舉行最後會談。6，外蒙問題可以略提我承認其獨立的可能性，但新疆與東三省的主權與領土必須完整。7，對毛具體計劃應由雙方組織參謀團共同實施。8，討毛行動必須由中華民國政府單獨實施，不須外國參加。9，對毛共核子武器，由他們供給武器，由我方負責實施摧毀。
　　魏景蒙把以上9點譯成英文後，蔣經國交待再加三點：1，甲方不願為了中國討毛戰爭而引起世界之紛爭，故不需要外國參與其事，只要乙方聲明此為中國內政問題，不予干涉。2，乙方應當體念到過去支持毛共奪取政權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絕對錯誤。經過毛共20年殘暴統治，中國大陸人民對其恨之入骨。今後乙方只有支持國民黨推翻毛共政權，方能使中國人民對乙方發生好感。即中共黨員為軍隊亦將因此而親蘇，並將與乙方重歸於好。3，在甲乙雙方合作之下，國民黨領導全國從事討毛戰爭，在政治上可以容納一切反毛政治團體（包括反毛共黨分子）。
　　9月22日，魏景蒙銜命離台後到達印度孟買，在此寄信給王平（路易斯）：“親愛的王平，我於10月2日至6日一定會在羅馬，我沒有在伊登旅館訂到房間，改住羅馬的PARCODIRPRINCIPI旅館，我的電話號碼大概是861089、841071，我會在那裡等你的電話。”
　　但是，台灣當局精心準備的這次羅馬約會，卻在魏景蒙的一再等待中化為泡影。魏景蒙2日如期到達羅馬後，就先打電話給伊登旅館，路易斯不在那裡，也沒有預訂房間。4日，魏先後5次打電話到伊登旅館查詢，路易斯仍未住進。後來魏又打電話給路易斯家，路不在家，又打電話到莫斯科，轉告他的新地址，並把在羅馬等候的時間延長到7日。但仍沒有路易斯的消息。
　　對於這次失約，路易斯後來對魏景蒙解釋說：當時中蘇將要在北京進行邊界談判（10月20日舉行），莫斯科的鴿派認為，如果晤面，會破壞北京會談，將是很困窘的事，鴿派的代表是柯西金。

　　台蘇“特使”再會維也納

　　1970年10月30日至31日，台蘇雙方在經過多次函電往復之後，魏景蒙和路易斯在維也納再度相會。此間兩人集中會談兩次，共8個小時。概括起來，會談主要集中在兩大主題：其一，要求台灣為蘇內部“鷹派”勢力提供證據情報，說明毛澤東及其以後的中共都不可能與蘇和好，以配合“鷹派”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其二，進一步探討雙方軍事合作的途徑，推動台灣加快反攻大陸的步伐。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30日的會談中，路易斯說：“明年3月將召開蘇共代表大會，會充分討論權力問題，這是‘鷹派’表明他們觀點的重要時刻。”“在台北時，蔣經國曾告訴我，毛死後莫斯科和北平的關係可能更加惡化。”路稱他“在多個場合轉達了此一觀點，效果甚佳”。“但如今鴿派認為，柯西金已與周恩來晤面，並建立了會談管道，且雙方並無戰事，情況已經很好了。鷹派說，你不能保證將來沒有戰爭，而且只會給毛澤東更多的時間來戰爭。”路挑明了說：“如果台灣可以提供情況，證明毛澤東在積極準備發動更大的戰爭（對抗莫斯科），我們就可以充分利用。”這正是路易斯此次要求見面的主要理由。
　　30日會談結束後，魏景蒙當晚對此進行了認真思考，認為“比較容易做到”，“因為北京利用和談暗中積極準備攻打蘇聯的策略，是眾所周知之事。他們‘赤化亞洲’的計劃已定，正積極推動。蘇聯希望我們提供一些情報——不論是已發表的或未發表的，他們都歡迎。毛打算動用核子武器，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我們如果加以宣揚，對路易斯和他提出的要求都有幫助。”在第二天的會談中，魏景蒙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路易斯。
　　關於第二個問題，兩人花了大部分時間討論。魏景蒙問：“蘇聯願意做到什麼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到什麼程度？”路乾脆地說：“上次在維也納，蘇聯已經很確定的承諾，如果國共交戰，蘇聯不會幫中共。這一次，更進一步地說，蘇聯願和中華民國合作來消滅毛。”當魏談及以前曾涉及的共同開發西北東北的話題時，路對此不感興趣，認為這些事不應在現階段列入談判，因為它們還太遙遠，他有興趣的是應如何在政治上及軍事上與台灣合作，以消滅毛澤東。
　　雙方合作反對中共是台蘇兩相情願的事。但似乎台北並沒有莫斯科積極主動。在這次會談中，當路易斯要求魏景蒙提出由莫斯科合作支持台灣反攻大陸的具體計劃時，魏景蒙經過一夜思考，謹慎地表示“這一點台北很難準備，需要召開高層幕僚會議”。並說：“做這種計劃，非我智慧所及。”而路易斯卻提出了具體方案，他進一步建議：“台灣可說出需要哪些裝備，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種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階段。”“比方說，台灣提出，希望在展開登陸前，蘇聯先以飛彈摧毀台海對岸的海防武器。”“又譬如，台灣可以要求蘇聯提供轟炸機去摧毀羅布泊等等。讓台飛行員使用西伯利亞或其他地方的空軍基地。”他還解釋：“老美不會幫你們反攻大陸，只想要台灣和老毛保持和平，而俄國卻會幫台灣光復大陸。”路易斯還說：“這兩件事並不衝突，你們可以用概略的方式說。”路為此歸納了三點供魏參考：1，台灣原則同意蘇聯採取軍事行動。2，台灣能作什麼，以及台灣希望蘇聯做什麼。3，台灣何時希望蘇聯協同行動。路還說：一旦這些構想被認為可行，蘇聯會“立刻”與台灣軍事將領展開數次會談。這樣做對台灣毫無損失，因為台灣早已誓言要反攻大陸。
　　對於這次會談，蔣氏父子在聽了魏景蒙的匯報之後，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蔣介石對對方提出的兩點要求表示“都同意”，指示在對方要求的11月15日至20日之間交給他們需要的證據情報資料。其二，台灣當局決定全部釋放1954年7月23日台灣海軍在台灣海域截獲的蘇聯船隻“陶普斯”號的42名船員。這批船員大部分已於1955、1957、1958年分三批釋放。蔣經國覺得在此時釋放剩餘船員“或許是個好主意”，既然“國共釋放了美國人，我們何不也放人”，“下次釋放‘陶普斯號’船員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釋放的時間和將去的地點，再通知美國記者”。蔣這樣做顯然是向蘇聯示好，同時也是做給美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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