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實質上就是政府一個部門，所有人都被納入一個上至副部級下至科級乃至股級幹部的森嚴等級。等級越高，資源就越多，自然越受歡迎。而表示等級的主要信號，就是一個人的頭銜。中國的頭銜是一種難以向美國人解釋的怪物


　　老高按：讀到聶輝華在《經濟學家茶座》上的一篇文章《沒有架子的哈佛教授》，後來各家網站轉載時，將標題改為“中美教授的頭銜與脾氣”，這個題目似乎更為貼切。文章寫得很有意思，也很能發人深省。
　　萬維上有許多對中美教育都有切身體會的專家，寫過若干很有信息量的文章。我對中美教育比較這個話題，基本上沒有發言資格——雖然接觸和結識過若干美國教授，甚至有些美國的大牌教授，卻都是在課堂以外；當然，華人教授認識很多，理、工、經濟、文史各個專業的都有，其中不少人在美國和在中國有了很大的名氣，但真要拿來用作比較中美教育的樣本，我總覺得他們不能算“典型的”美國教授。
　　聶輝華談到中美教授在各自國內的不同待遇，讓我想起1993年，我陪一位老友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去接楊振寧教授到曼哈頓來給旅美華人學子做一次演講，結束後又送他回去，到他的家聊了聊。他沒什麼架子，平易近人，對我這個無科技背景的晚輩，倒很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話題，也讓我感覺他對文史方面的知識面比較廣闊，也有一些別開生面的見解。我看到他開着一輛小小的Toyota的Tercel老舊紅車。據他告訴我，他每星期要給大學本科一年級的學生上課；校方給予諾貝爾獎得主的唯一特權，是在他們系教學樓的停車場給他劃定一個專用的停車位，任何人不得占用。僅此而已！後來有人說，比起來，楊振寧在中國就風光得太多了，難怪他更願意在中國逍遙，被當作天神供起來。不知現在的楊振寧老人，是否也架子大了？
　　聶輝華文章中不僅列出了中美教授不同脾氣的有趣例證，更指出，這不僅是個性和修養差異的問題，他試圖探討中美教授這種對比的體制上的原因，指出“權威集中是根本”。我覺得他說得相當中肯，但我是外行，請各位內行的網友來評鑑，或許能有更深入的見解。


　　沒有架子的哈佛教授

　　聶輝華，《經濟學家茶座》總第47輯

　　（作者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一年博士後研究）


　　一、哈佛教授的頭銜與脾氣

　　2009年9月中旬，我剛到哈佛大學不久，第一次去見博士後導師哈特(Oliver Hart)教授。哈特教授是不完全契約理論和產權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也是目前的領軍人物之一，曾任美國經濟學會副主席和法律經濟學會主席，而且是有望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因此我擔心他架子很大，不好接觸。沒想到，見面後我們寒暄了幾句，他就讓我以後叫他Oliver。我說按照中國傳統我絕對不能直接稱呼老師的名字，我應該稱呼您哈特教授。他說我不在乎這個，我也要叫你名字。接着，他詢問了我的研究計劃、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情況。然後，他說明天我們有一次研討會在MIT舉行，那個地方比較遠，他可以開車捎我過去。我本能地說，不用不用，我自己走過去就行了。
　　在MIT的研討會結束後，哈特教授讓我搭他的車回去，我不好意思再拒絕了。同車的還有哈佛經濟系另一個著名教授阿庚(Aghion)以及另一個哈佛博士後。我感慨地說，真羨慕美國師生之間的關係，可以隨便叫名字。而且，所有的大學教師都可以簡稱教授，不管是正教授、副教授還是助理教授(講師)。相反，中國的同事關係是一種等級制度，從校長、院長、正教授、副教授到講師或助教。而且，中國的正教授可以稱教授，而副教授只能在非正式場合稱教授，但講師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能稱教授。聰明的中國人一方面為了保持等級體系，另一方面為了避諱，於是凡是講師一律改成“博士”！阿庚教授聽了哈哈大笑，說他們法國也是這樣子的。

　　美國的教授之間也不是沒有任何區別。例如，哈佛經濟系的教師大致分為六級：助理教授、副教授、普通正教授、講席教授、院級教授和校級教授。校級教授是最高級別的教授，目前經濟系只有兩位，一位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另一位是前任哈佛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哈佛，只有正教授才是終身職位，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都不是“鐵飯碗”。除了哈佛、耶魯，其他美國大學的副教授一般都是終身職，而且有些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也有講席頭銜。另外還有非終身軌的講師(lecturer)。教授的等級差別主要是表現在薪酬上，不代表學術水平的高低，更不是獲取資源的“硬通貨”。系主任基本上是正教授輪流擔任，沒有什麼實權。實權都在各種教授委員會那裡，比如，招人有招聘委員會，升職有職稱委員會。哈佛經濟系有60多個教師(faculty)，只有一個系主任。系主任助理是一個行政職務，由非教師序列的職員(staff)擔任。哈佛不少教授都是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計量經濟學會院士(Fellow)，但這些頭銜全都是一種榮譽職位，沒有任何實權，也沒有專門的津貼，更不會與各種評獎掛鈎。哈佛某個系有五六個諾貝爾獎得主，他們連專用的停車位都沒有。哪怕你是諾貝爾獎得主，一旦申請不到資金，就招不到學生，緊接着就要關閉自己的實驗室。

　　在很多中國經濟學師生心目中，像巴羅(Barro)、弗登伯格(Fudenberg)、曼昆(Mankiw)和施萊佛(Shleifer)這些大名鼎鼎的教授簡直跟神一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在哈佛，像這樣的大腕每天都可以撞見一堆。毫不誇張地說，在哈佛經濟系大樓(Littauer center)里，摔一跤都可能跌倒在這些人身上。接觸幾次後，你會發現這些“大師”、“權威”和“泰斗”其實也像平常人一樣工作和生活。不管你是普通教授還是諾貝爾獎得主，吃飯都要自己排隊，出門都要自己開車，開會都要自己拎包。
　　有一次，我參加每周二中午舉行的產業組織研究生午餐研討會。艾斯(Susan Athey)教授是主持人之一，她是第一個獲得克拉克獎的女經濟學家，而且是那種少年成名的明星經濟學家。這次做報告的研究生講了幾分鐘後，她才匆匆走進教室。此時，前幾排都坐滿了學生，但沒有一個學生讓座。她自己搬了把椅子，隨意坐在一個角落裡，一邊吃東西一邊聽講。午餐研討會是從中午12點到1點。到了1點整時，主講人講完了論文，但還在和提問者進行交流。此時，艾斯站起來跟主講人說，對不起，我得先走了，因為我馬上要上課了。而在我看來，拖延時間的是主講人，說對不起的也應該是他。還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公共經濟學研討會。我坐下後，施萊佛教授進來了，就坐在我旁邊。因為他跟哈特教授很熟，所以我也經常見到他。他手裡沒有演講稿，問能不能借我的給他看一下。我隨手給了他，他說了聲謝謝。不過他並沒有怎麼看講稿，而是信手翻了翻，然後就開始他一貫的漫遊式提問。研討會結束後，他走在我前頭。經過活動門時，他一手把着門，讓我先走。我哪裡好意思，連忙說你先走。客氣了一番，最後竟然還是我先走了，因為我看到後面還有好多人呢。艾斯和施萊佛目前都是普通教授，沒有冠以講席，但是在學生心目中地位很高，在學術界地位也很高。
　　來哈佛之前，我曾經給不少外國教授發過電子郵件索取論文電子版或者請教問題。多數教授都會熱情地回信，其中幾個還因為沒有電子版而給我郵寄了打印稿。我寫博士論文時，因為涉及的主題是不完全契約理論，所以通過電子郵件向本領域的兩個Oliver——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哈特(Oliver Hart)——請教過幾個學術問題，他們都對我的問題做了答覆。我認識的一個博士生在波士頓學院訪問，他在哈佛旁聽了一門課程，想請任課的教授寫一份證明文件。那個教授不僅立即答應了，而且開頭用詞就是“在我與某某先生一起工作的期間……”。其客氣程度實在令人感動。

　　二、中國教授的頭銜與脾氣

　　中國的大學實質上就是政府的一個部門，所有人都被納入了一個上至副部級下至科級乃至股級幹部的森嚴等級。等級越高，資源就越多，自然越受歡迎。而表示等級的主要信號，就是一個人的頭銜。中國的頭銜是一種難以向美國人解釋的怪物，例如誰能準確地翻譯“博導”呢？在大學裡，從職稱上講，有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每一種職稱內部又分出一至四等，據說一共有13級。從職務上講，有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院長、校長，所有職務還有若干副職或助理，然後還有一個平行的黨委系統。在本校系統之外，還有省部級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專業學位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和評審組成員、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這些校外系統的職務可不是虛的，是官方文件規定的“專家”，而且是帶級別的。假如一個人是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或組長，那是可以直接評二級教授的。在職稱和職務之間，還有博士生導師、學科教授、責任教授、院士這些頭銜。另外，還有新世紀人才計劃、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百人計劃、千人計劃、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都是很有份量的獎勵頭銜。不是在大學裡混幾年的，根本搞不清楚這些名堂。
　　在等級制下，大學裡的所有這些頭銜，全都與資源配置掛鈎，而不僅僅是表示工資或津貼不同。例如，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和一般項目，必須是副教授以上級別。有些學校規定，申報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必須由學院申報，而二級教授可以直接申報。這些項目和獎項不僅僅是給錢，更重要的是能在評職稱時加分。如果一個人是院士，那在中國就可以享受副部級待遇，在申請課題、評獎時可以說攻無不克。相比之下，美國的科學院院士僅僅是一種榮譽，真是可憐。有人會問，在職稱、職務和獎項之間，究竟先有誰後有誰？一個基本的觀察是，有職稱的人不一定有職務和獎項，比如一個普通正教授很可能僅僅是一個教授。但是誰見過有高級職務的人沒有高級職稱和高級獎項？看來，三者之中，職務的頭銜最重要。頭銜如此重要，有如神器，大學教師焉能漠然視之？有關部門又焉能輕易頒授？至於這些頭銜是否與學術水平正相關，只有天知道，因為學術水平的衡量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我還記得國內一個經濟學院的官方網站上有一則新聞，說是祝賀本院教師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資助。但是，新聞里既沒有教師的姓名，也沒有教師的項目名稱。為啥？因為獲得資助者是講師，那是教師序列里最低的一級。按照“突出領導”的傳統，官方顯然認為沒有必要提及講師的姓名，反正獲得項目一事已經體現了領導的政績。真是絕啊！

　　我在中國做了二十年學生和三年老師，很難想象中國的大學老師會像哈佛教授那樣平易近人、彬彬有禮。中國當然有很多和藹可親的老師，也不乏樂於助人的教授，但是身居高位、久負盛名還能對人一視同仁者實在太少。我自己就見證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場景。讀博士生期間，我曾在一次會議上報告自己的論文。評議人是某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而且還是個“長江學者”。他多次直接打斷我的報告，而且動輒就說“這個你沒搞懂”、“你說的不對”。當時我年輕氣盛，也就毫不客氣地反駁。像這種沒有風度的對話在哈佛是不可能發生的。即便聽眾對主講人的文章有很負面的評價，也會比較委婉地指出，不管背後怎麼議論。否則，按一個MIT商學院教授的話來說，這是還沒有充分進化的表現。在中國剛工作不久，我曾參加了一個課題組。課題組開會討論前，主持人挨個介紹在座的老師，輪到我時直接就跳過去了。此時，一個領導站起來給大家發名片，輪到我時便也直接跳過去了。我想可能是因為我是剛工作的講師，人微言輕，不值得提及。後來我就退出那個課題組了。
　　中國的著名教授做報告，如果有高級職務，必定有相應級別的領導出席，以示隆重；會上必定介紹其諸多頭銜，以示尊重；會後必定奉上豐厚酬金，往往還要安排宴請和專車接送，以示貴重。要是像哈佛那樣搞得“平易近人”，主講人就會覺得沒有面子，邀請單位也會覺得沒給面子，下次就見不到面了。哈佛經濟系每周大約有十幾位外單位教授來做學術報告。如果都要搞開場白，介紹頭銜，安排迎來送往，那恐怕也得十幾個院級幹部才能應付。

　　三、中美對比：權威集中是根本

　　瀏覽美國的大學網站，你會發現所有教師的名單都是按姓氏音序排列。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表明所有教師都是平等的；二是方便人們查找。再看中國的大學網站，90％的教師名單都是按頭銜大小排列。一般職務優於職稱，少數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會列在校長或院長之前，職稱或職務相同的就按入校年份排列。不少大學的網站甚至根本不列講師的名字。在開會時也按這種複雜的程序來排座位。中國人的時間和智力很多就耗費在這類沒有任何生產性的事務上。注重頭銜的教授，往往非常講究排場，脾氣自然不會好到哪裡去。美國教授也不是人人和藹可親，但總體上中美兩國的大學教授在頭銜和脾氣兩方面差別非常懸殊。為什麼呢？我認為，有兩個體制性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評價體系的問題。美國大學內部的評價體系比較完善、透明，因此教授們不需要藉助各種頭銜來判別學術水平和學術聲譽，而中國大學內部的評價體系不完善，更不透明，因此教授們需要通過官方認可的形式來表明自己的類型。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學，原因之一是大學之間形成了激烈的競爭格局，迫使大學內部形成了透明的評價體系。即便是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雖三足鼎立，但絕對無法壟斷美國大學的第一集團。MIT、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龐大的加州大學系統都對三強形成了有力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有實力的教授得不到恰當的評價和有競爭力的報酬，就會立即跳槽到競爭對手那裡去。以哈佛為例。原先哈佛很少從本系直接提升正教授，而是從世界範圍內遴選頂尖人才擔任正教授，這實際上嚴重地壓抑了本系教師的積極性。但是今年哈佛經濟系居然一下子決定從本系提升兩位正教授(終身職)，其中一位叫Emmanuel Farhi，法國人，2006年才從MIT博士畢業，現在還是助理教授，但是已經在五大頂尖雜誌上發表了7篇論文；另一位叫Gita Gopinath，印度女性，現在是副教授。
　　據哈佛經濟系主任說，前者已經收到來自普林斯頓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正教授offer，而後者也收到了來自耶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正教授offer。哈佛如果不提升他們，他們就會流失。像哈佛這樣雄霸世界的大學都必須正視人才評價，因此一個高水平的大學教授根本不擔心沒有好待遇。
　　激烈的大學競爭導致教授流動速度很快，信息交流又很透明，評價機制也很公正，誰有什麼水平和學術聲譽，圈子內的同行和研究生全都知道，因此美國大學的教授自然不需要靠一個頭銜來炫耀。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封面上，對作者的介紹往往就是一句話，他是什麼大學的教授，研究什麼，通常不會寫上在哪裡讀本科、博士，擔任過什麼行政職務，得過什麼獎勵，在哪些刊物上發表過論文。要是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上寫了“他在AER、QJE上發表論文多篇”，那肯定會被哈佛的人笑死，因為在這些刊物上發表論文乃是哈佛教授的最低要求。
　　中國大學內部的評價體系就複雜多了，關鍵是缺乏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然後評價過程又不透明，而這一切又源於受行政體系庇護的大學之間缺乏真正的競爭。以發表文章為例，青年教師和博士生可能認為《經濟研究》或《經濟學季刊》是最好的，但中年教師往往認為《中國社會科學》是最好的，老年人可能認為《經濟學動態》是最好的。眾口難調，標準不一，規則混亂。面對一群正教授，究竟誰的水平高呢？行內人都說不清楚，行外人就更是捉摸不透了。於是，就必須有教授之外的頭銜，例如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二批次、長江學者、千人計劃等。多一個頭銜，就表明一個人多得到一份認可。因此，不管是在學界內部，還是在學界之外，中國教授總希望自己的頭銜多一些，份量重一些，這樣才能更有利地發射關於自己類型的信號。一個人如果特別在乎自己的頭銜，生怕別人不知道，怎麼可能有平易近人的脾氣呢？怎麼可能為了學術而學術呢？

　　第二個原因是權威配置的問題。美國是一個高度分權的國家，不僅在政治領域如此，而且在整個社會領域也如此。例如，一個即便貴為總統，也不能隨意干涉學術研究，更不敢輕易向大學索取學位。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是，1986年哈佛大學正值建校350周年，準備邀請當時的總統里根來做畢業典禮的演講。里根想要一個榮譽博士學位，但被哈佛拒絕了，於是他沒參加典禮。美國學界內部也是權威分散的。每個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可能是權威，但是在另一個領域可能就是一個普通人，絕對不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將美國的這種權威格局稱為“分立的權威配置”，而中國則是圍繞行政體系形成一種“集中的權威配置”。典型的情況是，一個人只要當了官，權力、金錢、美女和學位便信手可得。這實際上是一種錯位的權威配置（參考聶輝華《“劉翔讀博”與“李約瑟之謎”》，《環球》，2004年第22期）。學術界的情況也不會比官場好太多。一個人如果擔任了行政職務，有了諸多頭銜，掌握的資源就多了，圍着他轉的人也多了。如果他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那他每天不會被累死？因此，官越大，脾氣越大，這是一種均衡，也算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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