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扭曲，是登峰造极的火刑，那么中共建政之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可算“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开水浇头——被美其名曰“洗澡”。感谢科学家竺可桢记下了日记，留下了难得的关于那段煎熬的历史记载


　　老高按：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有三个“千万不可低估”的警句：一、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二、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三、千万不可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
　　前两者姑且搁下，只谈第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实在是怵目惊心，近年来被痛心疾首地抨击揭露出来的人和事太多了，学术伦理、职业道德领域的大面积塌方，抄袭剽窃、伪造数据，就不说了；涉及政治社会领域，知识分子变节告密、勾结权贵、卖身投靠、落井下石等等，丑恶面目更是惨不忍睹。
　　实在让人纳闷：不就在中共建政之前最近的朝代——中华民国的知识分子，还显得很有风骨气节吗？怎么共产党一来就变成这样？
　　必须解释一下，我这里说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非国际上通常指称的“主要是指具有相对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现实持有一定批判精神的人士”，而是沿用中国习称的学历较高、从事脑力劳动者。中共建政初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改造知识分子”，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规定改造的对象的。
　　《南渡北归》三部曲这本厚重的大书，在出版八年之后，近年来突然又走红，书中所写的上个世纪上半叶那些学界泰斗的精神让人倾慕，命运令人唏嘘。但是也有人（例如我妻子）在读后就对我抱怨说：对许多学者的描写，未免尖刻挖苦过头。“知乎”上有位网友也评其“材料详实，梳理到位，评论轻佻”。但我读罢此书，却感到这正是作者岳南藏得深深的良苦用心，他要表达对这段历史，另有一层深刻理解：喝下苦酒的人，自己也参与了酿造苦酒；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来几十年备受致命打击和强行扭曲的境遇，对于“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大师自身、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其实都有一份责任，早就埋下了未来悲剧命运的伏笔。
　　（我相信，必有某些人读到这里会对我拍案而起：你说知识分子自作自受？你是为中共开脱！该好好追究你的“政治目的”、“情治背景”、“特殊使命”，是谁的“后代”，“有什么资格”这么说，等等——这段文字中打引号者均系前几天某位读者对我的跟帖评论。一笑！）
　　知乎上有位网名为“东方未明”的人所写的一段评论，也注意到《南渡北归》这一点：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并未停留在“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上，而是以客观的态度进行了深入挖掘。书中各位大师们固然都是在各自领域呼风唤雨，名重一时的高士，然而他们之间也会有摩擦龃龉，也会彼此摩擦乃至势不两立。其原因有不少，比如性格不合，比如气场相斥，比如思想相左。“文人相轻”确是客观存在，不避讳此点并不有损这些大师的正面形象，反而令其更加丰满真实。毕竟，再高尚的人也一样会有人格上的瑕疵与缺陷……
　　今天我们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堕落原因，必须说：他们在文革中所受残酷迫害和凌辱，实在是决定性的一笔。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北京国子监“破四旧”毒打老舍、萧军、荀慧生、马连良、袁世海、侯宝林等，众所周知，就不说了。在此之前，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40多名（一说是60多）教授，包括王力、吴组缃、王瑶等遭集体批斗，学生将墨汁倒在被斗人脸上，拿厕所纸篓套在被斗人头上。但远在南方的毛泽东表态：北大“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在上海，复旦苏步青教授被押上台，主持大会的女生把红墨水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将其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学狗爬，再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这样的情景，当时哪个城市、哪个学校、哪个科研学术机构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多年搜集的资料，自己付之一炬或者被人焚烧！
　　如果说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扭曲，是登峰造极的火刑（当然“没有最恶，只有更恶”：文革之后，又加上了商业利益从另一方向汹汹而来的逼良为娼），那么中共建政之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可算“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开水浇头——此前读过杨绛描写这段历史的小说，书名就叫“洗澡”。今天FT中文网发表叶胜舟的文章，从科学家竺可桢的个案让我们再次重温知识分子低头转向的开篇。当时，就有些知识分子被“烫”得受不了，他们若知道后来几十年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上还会经受更惨酷得多的凌辱，在历史上更要落下堕落的恶名，可能当时的自杀者会成倍成十倍地增加。
　　中共对知识分子无非两手，一手是诱骗，一手是打压。前期以诱骗为主，后期以打压为主，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双管齐下的。感谢竺可桢，记下了日记，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记载。


　　竺可桢与老友“洗澡”记

　　叶胜舟，FT中文网2019年4月12日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2月1日，通过《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很快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和“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在全国开展了。
　　这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思想改造。杨绛在《洗澡•前言》中说，当时“三反”运动“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
　　竺可桢的身份已由前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转变为此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被塑造为旧政府和国民党阵营中转变的典型，一个进步知识分子，一个红色科学家。他亦步亦趋，努力跟上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曾唱高调、说套话，但从未丧失一位科学家的良知，“洗澡”中也不例外。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三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同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范长江、办公厅主任徐迈进听取中科院“三反”工作汇报后，要求1月7日以前各单位首长作自我检讨和发动群众。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政务院主管部门的要求迅速予以落实。
　　1月6日下午，中科院召开大会，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分别作“三反”自我检讨40分钟、30分钟、25分钟。竺可桢主要检讨自己除了官僚主义外，还有“本位主义和敌我不分两个缺点”。与会者纷纷开炮，其中针对竺可桢的意见有：“不够深刻，丝毫没有检查到实际问题”；“利用公家运器材时搬家具”；“有作客思想（注：明指没有主人翁觉悟，暗指与党不是一条心）是要不得的”；钱三强针对本位主义批评，竺曾经工作过的四个单位“南高、中研、气象、地理的人不能动，其他部份就置之度外”等。
　　此后，竺可桢主动单独征求意见，老友们比较客气，年轻一辈更不客气。浙大老教授王淦昌提的意见是：“不走群众路线，任用私人亲信，以为自己人靠得住；缺乏斗争性，缩手缩脚。”浙大1937级史地系学生沈自敏在校时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在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尖锐批评竺老校长：“是买办资产阶级，取改良主义态度，所以最能压制学生，因其为中间路线”；“有严重宗派主义”；“近来作文没有阶级争斗性”、“作文应当揭露资本主义国家错误思想”，“好引资产阶〔级〕言以自重”；质问“在浙大时间何以所有接近者统为顽固分子，如梅迪生、谢幼伟，而对于张其昀特别赏识” 。（《竺可桢日记》，1952年2月19日、2月24日、3月20日）
　　2月17日，竺可桢与中科院党组成员兼机关支部书记吴征镒交谈，反省自己缺点有四个，明显比1月6日“三反”检讨的定调更严厉：“一、缺乏斗争性；二、有亲美、崇美心理；三、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思想；四、宗派观念。”尽管他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实质已是向党组织“交心”、“看齐”，并作自我批评。
　　2月28日下午，他在中科院思想改造会上作首次检讨一个多小时。沈自敏再次猛烈开炮，指责他1944年在中央训练团加入国民党，“填表时思想斗争完全是自私自利，不从人民立场出发”、“在浙大培植了强固的反动集团”、“教授治校是反动集团包办”。陶孟和温和批评他“以旧眼光看Charles Eliot”（注：哈佛校长），副院长李四光善意劝他“多讲学生运动”，院党组成员曹日昌认为他“对自己批评不够，对教授治校没有批判，学生运动时未站在学生立场上，用法律来掩过去”。杨克强意见最尖刻，说竺是“御用学者，见蒋介石可直达不通报，翁文灏提拔”。
　　第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调门没有达到组织和群众的预期，竺可桢“觉悟”了，更主动地上纲上线，往自己头上扣“政治大帽”。3月15日下午，他在小组会议上作第二次自我检讨，承认“向上爬、宗派主义、崇美思想及国民党时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有问题。检讨完后与会人员一个个表态，钱三强提出竺有“殖民地思想，在UNESCO（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能通过以日本仪器作赔偿”。
　　4月14日，中科院党组成员刘大年与竺可桢交流他的检讨，肯定竺“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欲望，问心无愧”，“爱学生是用家长眼光。生活谨严，没有贪污”；同时批评竺的“主导思想是帝国主义思想”、“在科学研究上辨护殖民政策”，主要缺点有：一、与群众隔离思想，宗派思想残余，不接近群众；二、作客思想，信心差，无主人翁态度；三、思想上敌我不分，与共产党尚不大融洽。
　　“洗澡”的水太烫，不仅让人不适，而且会要老命。
　　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在中国物理学界是与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并称的先驱泰斗，两人在政治运动中的结局都极为凄惨。据竺可桢1952年2月29日、3月6日、3月7日、4月12日的日记，饶在“洗澡”中备受刺激，“极牢骚”、“常失眠”、“神经失常”、“其眼直视无睹，不能认人”。
　　原因是饶的得意门生、一年前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虞福春事先未通气，直接在北大会上公开炮轰恩师：“好教人做研究，和清华竞赶上世界学术水平，全是自私自利”，“虞为树人（注：饶毓泰字）一手提拔之人，故大不高兴，居常怏怏。”六十年轮回，如今哪个导师带研究生做出世界一流学术成果，相信他的学生及其家长都会“烧高香”，校内外主要共识是精心栽培、为国争光，应该鼓励表彰，决不会扣上“全是自私自利”的大帽进行打击迫害。
　　竺可桢探望饶毓泰，饶向老友吐槽，对北大心灰意冷，“不愿再留北大”、“长吁短叹，谓将离去北大”。原因有二：一、“在北大目前几乎不能谈到研究工作”；二、“自马寅初、汤锡予（注：汤用彤字）起直至学生，无一寄与同情，常说倒是科学院友人还有同情。”不久后，北大和全国院系调整，饶辞去北大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职务。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被认为检讨不深刻，难过“洗澡”关，“因思想改造，几次欲悬梁自尽，已出外购得一绳子。”幸好吴太太来，吴有训把所有心事全盘倾诉释放后，才没有走极端。3月18日，吴在中科院第二次自我检讨后，25年老友、清华教授余瑞璜严厉批评他，“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完全为自己辨护，谓事实上是拥蒋反共”，“解放后要回清华是想做清华校长”。彭桓武、陆学善都批评他，“喜欢玩弄手段，但一致认为正之（注：吴有训字）聪明能干”。（《竺可桢日记》，1952年4月10日、3月18日、7月31日）
　　阶级斗争酣畅之际，亲情伦理向来靠边，儿女揭发批判父母并不鲜见。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北大三次检讨未能通过”，儿子周浩博批判父亲，但还是儿子的口气；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女儿陆曼琦批判父亲，开口就是“你陆志韦”。（《竺可桢日记》，1952年4月25日）
　　1957年4月27日、29日，傅鹰教授在北大整风鸣放期间两次尖锐发言，经中宣部科学处龚育之整理，全文5月12日在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发表，题为《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傅鹰在发言中犀利批评五年前“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形象地总结怎么过关：“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有“揭发关”、“检讨关”，或血口喷人，或血口自喷，良心未泯者承受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也带来永远的心理创伤。1958年初，诗人聂绀驽因划为“右派”，被开除党籍，遣送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改。1961年初，他结束劳改后坐火车返京途中，借景抒情写了《归途》诗。其中第二首颔联为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引起无数在政治运动风暴中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情感共鸣。
　　中科院系统在建国初的思想改造、“三反”运动中有多人自杀。据竺可桢日记，1952年3月26日，中科院图书馆毛宗荫跳楼自杀，因被同事怀疑为“贪污份子”而斗争，“讲话时声色俱厉，同时五六人同时呵斥，以致毛呆若木鸡。”留下一妻三子女，竺可桢既“为之凄然”，又认为“要肃清贪污数千年来的遗毒，牺牲是免不掉的”。又说，中科院上海分院在“三反”运动中已自杀四人。
　　7月30日，竺可桢在中科院作思想改造第三次长篇检讨，文稿“已成五千字，尚有一半来不及写”，时间长达105分钟，重点“检讨崇美、亲美思想和宗派主义”。检讨完后，大家发言约三小时，钱雨农、顾震潮、叶笃正、彭桓武、罗常培、朱岗昆等人的基调都比较和善，就事论事居多。范文澜讲得最长，约一小时，也不过份，称竺“有狭窄的爱国思想”、“具农业救国、教育救国也是好的”，“有消极的个人道德”、“洁身自好，奉公守法，但对于公家的好坏没有去想他”；陈伯达称竺“在浙大想自成一王国，亦是洁身自好”、“宗派观念根深蒂固，现在不免有残余”。（《竺可桢日记》，1952年7月30日）
　　“洗澡”的水虽然烫，竺可桢还是顺利过关。他幸运地没被开水反复“洗澡”，也没加辣椒等猛料煎熬，心理依然备受折磨，痛苦不堪。1952年5月12日，他在日记中自责几乎是完全自我否定：“年衰力薄，真同走尸，虽为活人而脑筋实已僵化”，“动辄得咎。坐领干薪，窃居高位，于人民、社会可称无丝毫之好处。”
　　（注：作者为独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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