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扭曲，是登峰造極的火刑，那麼中共建政之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可算“風起於青萍之末”的開水澆頭——被美其名曰“洗澡”。感謝科學家竺可楨記下了日記，留下了難得的關於那段煎熬的歷史記載


　　老高按：旅居美國的中國社會學家周孝正，有三個“千萬不可低估”的警句：一、千萬不可低估官員的腐敗程度；二、千萬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三、千萬不可低估學者的墮落程度。
　　前兩者姑且擱下，只談第三。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實在是怵目驚心，近年來被痛心疾首地抨擊揭露出來的人和事太多了，學術倫理、職業道德領域的大面積塌方，抄襲剽竊、偽造數據，就不說了；涉及政治社會領域，知識分子變節告密、勾結權貴、賣身投靠、落井下石等等，醜惡面目更是慘不忍睹。
　　實在讓人納悶：不就在中共建政之前最近的朝代——中華民國的知識分子，還顯得很有風骨氣節嗎？怎麼共產黨一來就變成這樣？
　　必須解釋一下，我這裡說的“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並非國際上通常指稱的“主要是指具有相對豐富知識，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對於現實持有一定批判精神的人士”，而是沿用中國習稱的學歷較高、從事腦力勞動者。中共建政初期，按照毛澤東的部署，“改造知識分子”，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規定改造的對象的。
　　《南渡北歸》三部曲這本厚重的大書，在出版八年之後，近年來突然又走紅，書中所寫的上個世紀上半葉那些學界泰斗的精神讓人傾慕，命運令人唏噓。但是也有人（例如我妻子）在讀後就對我抱怨說：對許多學者的描寫，未免尖刻挖苦過頭。“知乎”上有位網友也評其“材料詳實，梳理到位，評論輕佻”。但我讀罷此書，卻感到這正是作者岳南藏得深深的良苦用心，他要表達對這段歷史，另有一層深刻理解：喝下苦酒的人，自己也參與了釀造苦酒；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在後來幾十年備受致命打擊和強行扭曲的境遇，對於“大師遠去，再無大師”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些大師自身、中國知識分子自身，其實都有一份責任，早就埋下了未來悲劇命運的伏筆。
　　（我相信，必有某些人讀到這裡會對我拍案而起：你說知識分子自作自受？你是為中共開脫！該好好追究你的“政治目的”、“情治背景”、“特殊使命”，是誰的“後代”，“有什麼資格”這麼說，等等——這段文字中打引號者均系前幾天某位讀者對我的跟帖評論。一笑！）
　　知乎上有位網名為“東方未明”的人所寫的一段評論，也注意到《南渡北歸》這一點：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本書並未停留在“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上，而是以客觀的態度進行了深入挖掘。書中各位大師們固然都是在各自領域呼風喚雨，名重一時的高士，然而他們之間也會有摩擦齟齬，也會彼此摩擦乃至勢不兩立。其原因有不少，比如性格不合，比如氣場相斥，比如思想相左。“文人相輕”確是客觀存在，不避諱此點並不有損這些大師的正面形象，反而令其更加豐滿真實。畢竟，再高尚的人也一樣會有人格上的瑕疵與缺陷……
　　今天我們來討論知識分子的墮落原因，必須說：他們在文革中所受殘酷迫害和凌辱，實在是決定性的一筆。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在北京國子監“破四舊”毒打老舍、蕭軍、荀慧生、馬連良、袁世海、侯寶林等，眾所周知，就不說了。在此之前，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40多名（一說是60多）教授，包括王力、吳組緗、王瑤等遭集體批鬥，學生將墨汁倒在被斗人臉上，拿廁所紙簍套在被斗人頭上。但遠在南方的毛澤東表態：北大“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在上海，復旦蘇步青教授被押上台，主持大會的女生把紅墨水倒在蘇教授謝頂的頭上，將其推到台下，責令他在曬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學狗爬，再帶着紙做的牛頭帽子遊街……這樣的情景，當時哪個城市、哪個學校、哪個科研學術機構沒有？多少知識分子的學術成果、多年搜集的資料，自己付之一炬或者被人焚燒！
　　如果說文革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扭曲，是登峰造極的火刑（當然“沒有最惡，只有更惡”：文革之後，又加上了商業利益從另一方向洶洶而來的逼良為娼），那麼中共建政之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可算“風起於青萍之末”的開水澆頭——此前讀過楊絳描寫這段歷史的小說，書名就叫“洗澡”。今天FT中文網發表葉勝舟的文章，從科學家竺可楨的個案讓我們再次重溫知識分子低頭轉向的開篇。當時，就有些知識分子被“燙”得受不了，他們若知道後來幾十年自己在肉體和精神上還會經受更慘酷得多的凌辱，在歷史上更要落下墮落的惡名，可能當時的自殺者會成倍成十倍地增加。
　　中共對知識分子無非兩手，一手是誘騙，一手是打壓。前期以誘騙為主，後期以打壓為主，但不管什麼時候，都是雙管齊下的。感謝竺可楨，記下了日記，留下了難得的歷史記載。


　　竺可楨與老友“洗澡”記

　　葉勝舟，FT中文網2019年4月12日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12月1日，通過《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很快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和“三反”運動（即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在全國開展了。
　　這是解放後知識分子經歷的第一次思想改造。楊絳在《洗澡•前言》中說，當時“三反”運動“又稱‘脫褲子，割尾巴’。這些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
　　竺可楨的身份已由前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轉變為此時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也被塑造為舊政府和國民黨陣營中轉變的典型，一個進步知識分子，一個紅色科學家。他亦步亦趨，努力跟上政治形勢和政治運動，曾唱高調、說套話，但從未喪失一位科學家的良知，“洗澡”中也不例外。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各單位立即按限期發動群眾開展鬥爭，“三反”運動迅速進入高潮。同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范長江、辦公廳主任徐邁進聽取中科院“三反”工作匯報後，要求1月7日以前各單位首長作自我檢討和發動群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政務院主管部門的要求迅速予以落實。
　　1月6日下午，中科院召開大會，副院長陶孟和、竺可楨、吳有訓分別作“三反”自我檢討40分鐘、30分鐘、25分鐘。竺可楨主要檢討自己除了官僚主義外，還有“本位主義和敵我不分兩個缺點”。與會者紛紛開炮，其中針對竺可楨的意見有：“不夠深刻，絲毫沒有檢查到實際問題”；“利用公家運器材時搬家具”；“有作客思想（註：明指沒有主人翁覺悟，暗指與黨不是一條心）是要不得的”；錢三強針對本位主義批評，竺曾經工作過的四個單位“南高、中研、氣象、地理的人不能動，其他部份就置之度外”等。
　　此後，竺可楨主動單獨徵求意見，老友們比較客氣，年輕一輩更不客氣。浙大老教授王淦昌提的意見是：“不走群眾路線，任用私人親信，以為自己人靠得住；缺乏鬥爭性，縮手縮腳。”浙大1937級史地系學生沈自敏在校時曾任學生自治會主席，當時在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尖銳批評竺老校長：“是買辦資產階級，取改良主義態度，所以最能壓制學生，因其為中間路線”；“有嚴重宗派主義”；“近來作文沒有階級爭鬥性”、“作文應當揭露資本主義國家錯誤思想”，“好引資產階〔級〕言以自重”；質問“在浙大時間何以所有接近者統為頑固分子，如梅迪生、謝幼偉，而對於張其昀特別賞識” 。（《竺可楨日記》，1952年2月19日、2月24日、3月20日）
　　2月17日，竺可楨與中科院黨組成員兼機關支部書記吳征鎰交談，反省自己缺點有四個，明顯比1月6日“三反”檢討的定調更嚴厲：“一、缺乏鬥爭性；二、有親美、崇美心理；三、唯利是圖，自私自利思想；四、宗派觀念。”儘管他當時還不是中共黨員，實質已是向黨組織“交心”、“看齊”，並作自我批評。
　　2月28日下午，他在中科院思想改造會上作首次檢討一個多小時。沈自敏再次猛烈開炮，指責他1944年在中央訓練團加入國民黨，“填表時思想鬥爭完全是自私自利，不從人民立場出發”、“在浙大培植了強固的反動集團”、“教授治校是反動集團包辦”。陶孟和溫和批評他“以舊眼光看Charles Eliot”（註：哈佛校長），副院長李四光善意勸他“多講學生運動”，院黨組成員曹日昌認為他“對自己批評不夠，對教授治校沒有批判，學生運動時未站在學生立場上，用法律來掩過去”。楊克強意見最尖刻，說竺是“御用學者，見蔣介石可直達不通報，翁文灝提拔”。
　　第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檢討調門沒有達到組織和群眾的預期，竺可楨“覺悟”了，更主動地上綱上線，往自己頭上扣“政治大帽”。3月15日下午，他在小組會議上作第二次自我檢討，承認“向上爬、宗派主義、崇美思想及國民黨時代學生運動”中的立場有問題。檢討完後與會人員一個個表態，錢三強提出竺有“殖民地思想，在UNESCO（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未能通過以日本儀器作賠償”。
　　4月14日，中科院黨組成員劉大年與竺可楨交流他的檢討，肯定竺“沒有政治野心，沒有欲望，問心無愧”，“愛學生是用家長眼光。生活謹嚴，沒有貪污”；同時批評竺的“主導思想是帝國主義思想”、“在科學研究上辨護殖民政策”，主要缺點有：一、與群眾隔離思想，宗派思想殘餘，不接近群眾；二、作客思想，信心差，無主人翁態度；三、思想上敵我不分，與共產黨尚不大融洽。
　　“洗澡”的水太燙，不僅讓人不適，而且會要老命。
　　北大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饒毓泰，在中國物理學界是與清華理學院院長葉企孫並稱的先驅泰斗，兩人在政治運動中的結局都極為悽慘。據竺可楨1952年2月29日、3月6日、3月7日、4月12日的日記，饒在“洗澡”中備受刺激，“極牢騷”、“常失眠”、“神經失常”、“其眼直視無睹，不能認人”。
　　原因是饒的得意門生、一年前獲得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的虞福春事先未通氣，直接在北大會上公開炮轟恩師：“好教人做研究，和清華競趕上世界學術水平，全是自私自利”，“虞為樹人（註：饒毓泰字）一手提拔之人，故大不高興，居常怏怏。”六十年輪迴，如今哪個導師帶研究生做出世界一流學術成果，相信他的學生及其家長都會“燒高香”，校內外主要共識是精心栽培、為國爭光，應該鼓勵表彰，決不會扣上“全是自私自利”的大帽進行打擊迫害。
　　竺可楨探望饒毓泰，饒向老友吐槽，對北大心灰意冷，“不願再留北大”、“長吁短嘆，謂將離去北大”。原因有二：一、“在北大目前幾乎不能談到研究工作”；二、“自馬寅初、湯錫予（註：湯用彤字）起直至學生，無一寄與同情，常說倒是科學院友人還有同情。”不久後，北大和全國院系調整，饒辭去北大理學院院長、物理系主任職務。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被認為檢討不深刻，難過“洗澡”關，“因思想改造，幾次欲懸梁自盡，已出外購得一繩子。”幸好吳太太來，吳有訓把所有心事全盤傾訴釋放後，才沒有走極端。3月18日，吳在中科院第二次自我檢討後，25年老友、清華教授余瑞璜嚴厲批評他，“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完全為自己辨護，謂事實上是擁蔣反共”，“解放後要回清華是想做清華校長”。彭桓武、陸學善都批評他，“喜歡玩弄手段，但一致認為正之（註：吳有訓字）聰明能幹”。（《竺可楨日記》，1952年4月10日、3月18日、7月31日）
　　階級鬥爭酣暢之際，親情倫理向來靠邊，兒女揭發批判父母並不鮮見。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在北大三次檢討未能通過”，兒子周浩博批判父親，但還是兒子的口氣；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女兒陸曼琦批判父親，開口就是“你陸志韋”。（《竺可楨日記》，1952年4月25日）
　　1957年4月27日、29日，傅鷹教授在北大整風鳴放期間兩次尖銳發言，經中宣部科學處龔育之整理，全文5月12日在中宣部內部刊物《宣教動態》上發表，題為《傅鷹對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提出尖銳的批評》。傅鷹在發言中犀利批評五年前“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形象地總結怎麼過關：“運動來了，給你提意見的不是毛澤東、周恩來，而是那些年輕的黨員、團員。他們在大會上大罵你一通，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混蛋，這才鼓掌通過。事後說是搞錯了，他只到你一個人面前道歉。”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常有“揭發關”、“檢討關”，或血口噴人，或血口自噴，良心未泯者承受巨大的壓力和痛苦，也帶來永遠的心理創傷。1958年初，詩人聶紺駑因劃為“右派”，被開除黨籍，遣送北大荒黑龍江墾區勞改。1961年初，他結束勞改後坐火車返京途中，借景抒情寫了《歸途》詩。其中第二首頷聯為名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引起無數在政治運動風暴中劫後餘生的知識分子情感共鳴。
　　中科院系統在建國初的思想改造、“三反”運動中有多人自殺。據竺可楨日記，1952年3月26日，中科院圖書館毛宗蔭跳樓自殺，因被同事懷疑為“貪污份子”而鬥爭，“講話時聲色俱厲，同時五六人同時呵斥，以致毛呆若木雞。”留下一妻三子女，竺可楨既“為之悽然”，又認為“要肅清貪污數千年來的遺毒，犧牲是免不掉的”。又說，中科院上海分院在“三反”運動中已自殺四人。
　　7月30日，竺可楨在中科院作思想改造第三次長篇檢討，文稿“已成五千字，尚有一半來不及寫”，時間長達105分鐘，重點“檢討崇美、親美思想和宗派主義”。檢討完後，大家發言約三小時，錢雨農、顧震潮、葉篤正、彭桓武、羅常培、朱崗昆等人的基調都比較和善，就事論事居多。范文瀾講得最長，約一小時，也不過份，稱竺“有狹窄的愛國思想”、“具農業救國、教育救國也是好的”，“有消極的個人道德”、“潔身自好，奉公守法，但對於公家的好壞沒有去想他”；陳伯達稱竺“在浙大想自成一王國，亦是潔身自好”、“宗派觀念根深蒂固，現在不免有殘餘”。（《竺可楨日記》，1952年7月30日）
　　“洗澡”的水雖然燙，竺可楨還是順利過關。他幸運地沒被開水反覆“洗澡”，也沒加辣椒等猛料煎熬，心理依然備受折磨，痛苦不堪。1952年5月12日，他在日記中自責幾乎是完全自我否定：“年衰力薄，真同走屍，雖為活人而腦筋實已僵化”，“動輒得咎。坐領乾薪，竊居高位，於人民、社會可稱無絲毫之好處。”
　　（註：作者為獨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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