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為什麼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那麼白?主席抽煙抽得牙齒全是黑的呀,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陳石林說,主席工作那麼忙那麼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修掉黑色才是真實
老高按:在久負盛名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民間歷史”網站,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我給毛主席加工“標準照”》,我才知道,中國居然有這麼一個奇怪的機構,叫作“全國領袖照片工作組”。而這篇文章的主人公陳石林,就曾擔任這個工作組的組長。 文章有趣,我便轉載於此。關於這篇文章的內容本身、透露出來的信息等等,我不打算說什麼,讀者自有各種判斷。只想說,我對文字素有“潔癖”(多年來與我合作過的同事對此嘖有煩言),總是對一些文字“疑神疑鬼”,例如這篇,我總覺得其中的文字有些錯亂——經常讀紙版媒體和網絡文章這二者的人,比較有鑑別經驗,可能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在紙媒上,一篇文章的正文、導語、照片說明、大小標題、插入語乃至註解等等不同功能的文字,因為用了不同的字體、顏色,甚至加框、空格,可以鮮明地區分開,讀者不致誤解;但如果搬上網絡,都混入正文中,很可能就混成一鍋粥。大多數網友讀者不在乎這些細節,而我不是有病嘛!這篇《我給毛主席加工“標準照”》倒還不算太嚴重,但是其中有些地方也讓我的“潔癖”發作。例如下面這句話: 1989年,陳石林退休。製作領袖照片的陳石林,對於政治氣候的變化格外敏感。1978年底,鄧小平在一次視察講話中提出要給劉少奇同志平反…… “1989年,陳石林退休。”與下文陳石林“對於政治氣候的變化格外敏感。1978年……”有什麼聯繫呢?正常寫文章的人,會這麼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嗎? 我的潔癖驅使着我去尋找原始出處來解開疑惑。這才發現,這篇文章是“出土文物”,其實是2008年9月10日,即11年前,由中共官方刊物《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新聞社主辦)刊發的。 順便說一句:同樣是“官方”,但也要分什麼時候,彼時的官方與此時的官方,口徑可能大不一樣。2008年是胡錦濤主政時期,這一期《中國新聞周刊》在網上推出時的介紹詞,上來就是—— “前兩次解放思想偏重於還利於民,這一次解放思想在繼續注意還利於民的同時更偏重於還權於民!”8月的最後一天,中共湖南省委召開“堅持科學發展、加快富民強省”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電視電話會議,會上,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張春賢一語驚人。 這樣的觀點,在11年之後的習近平主政的今天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立馬就被“和諧”了。 這也從反面告誡了我們法治是多麼重要,將希望寄托在領袖個人身上是多麼靠不住——光憑領導人的價值觀和理解力,一朝天子一朝令,看看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的寬鬆尺度會有多麼大的變化!11年來倒退的幅度有多麼大! 這一番搜尋的另一個副產品是,讀到另一篇關於陳石林“翻修”毛澤東標準照的採訪記《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像是如何誕生的?》,也有讓我受啟發的信息,但比較多地涉及專業技術領域,一般讀者可能興趣不大。陳石林的這些本事,在有了Photoshop等軟件之後的當今,全都作廢,但這些故事對於我們了解那個年代,多少有些參考意義,索性也轉載在下面。如果讀者嫌長,就不必讀第二篇。
陳石林:我給毛主席加工“標準照”
羅雪揮,“民間歷史”網站(轉自《老衲讀史2》),原發《中國新聞周刊》
陳石林,中國攝影家學會高級工程師,曾任新華社攝影部技術組組長、翻修組組長,全國領袖照片工作組長。除了毛澤東的標準像,陳石林當時加工過所有國家領導人的照片,包括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林彪在內。 陳石林10來歲就被父親送到南京照相館學藝,後來又到香港和台灣謀生,學習加工照片。1950年7月,陳石林回到大陸,當時還很少有人會加工照片,並且能夠修出光線的層次、密度和立體感,陳石林被作為人才留下了,進了中央新聞攝影局,後來又進了新華社攝影部,而且享受着和延安來的老革命一樣的高級待遇,可以吃小灶,睡沙發床。 恰好趕上要為毛澤東製作標準照,陳石林的技術派上了用場。

陳石林修整的毛澤東標準照第一版

毛澤東標準照第一版是陳石林從毛澤東與勞模的集體照中摳出來的。
“政治是第一位的”
有好幾個人問陳石林,為什麼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麼白?剛解放時,主席抽煙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 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麼忙那麼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拍攝了一張面帶笑容、情緒很好的畫面。但畫面左右兩側都有人東張西望,顯得很不協調,如果把兩邊剪裁掉又失去了現場的氣氛。陳石林擔負了修整照片的任務,他用3張底片合成放大,去掉了畫面上左右人群,還原了場地和樹木,並為主席修出了潔白的牙齒,“加強了毛澤東歡樂的笑容”。 “我當時是翻修組組長,翻是‘翻拍’的翻,修是‘修整’的修。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新華社有個反對修正主義小組。”陳石林回憶。 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毛澤東從不上照相館,也不喜歡被人擺拍,陳石林於是從上萬張底片中選中了一張毛澤東與勞模的合影,從“集體照”中摳出了毛澤東的頭像,他把鐘錶的發條磨得很細,做成刀片,修掉了毛澤東右後側的人頭。毛澤東第一張標準照在發條刀下誕生了,一年中就印刷了2000多萬張,並作為最高面值的紀念圖案,上了日後的新版人民幣。 “一般照片出來不應該修,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群眾可以理解。但是當時情況不一樣,政治是第一位的。”陳石林強調,修整好照片的前提是,照片一定要是真的,特別是照片的影像結構不能動,動一點就假一點。而假照片是沒有好下場的。陳石林介紹,特殊年代裡,因為政治原因常需要對照片動大手術,比如新華社當年曾經發表了一張有毛主席、劉少奇和鄧小平等共同出席會議的照片,而記者當時因故沒有拍到鄧小平,在後期加工時想出奇招,把陳毅的頭從畫面中裁掉,把鄧小平的頭安在了陳毅身上。這樁“換頭案”到底被揭發,被“四人幫”視為幫“走資派”復辟的罪證,大加批判,加工照片的人也受到了處分。

陳石林修整的毛澤東標準照第二版,我小時候對之有印象。
“最像”毛主席
“我從來不講主席不上像,而是主席的真實形象有沒有被真實地記錄下來。”在暗房實踐中,陳石林逐漸摸索出一套做法,讓照片看上去“最像”毛主席,關鍵是要對領袖氣質心領神會,要懷着對領袖的深厚感情,仔細觀察,取長補短,突出神韻。比如毛主席頭上的光線,該亮的地方一定要亮,毛主席的額頭上有“龍骨”,智慧紋很細,略微有一點亮光比較好;而毛主席晚年的眼袋比較深,這裡可以柔和一點;毛主席的眼睛原來是很明亮的,年紀大了有點混濁,就要在眼白部分稍微提高一點亮度。相紙也很重要,因為普通放大紙有收縮性,要用匈牙利的放大紙,毛主席的照片才不會變形。 在陳石林看來,政治人物的像有特殊性,美不美倒並不打緊。沒有電腦的年代,只能用透明水彩染料塗,用減薄液,哪個地方該濃、哪個地方該淡,靠得是對影像的感覺。比如毛澤東的第三張標準照起初是請照相館的高級技師修整的,結果他們修得太過仔細,臉部太光滑了,領袖看上去像個瓷娃娃,只好把底片拿回去讓陳石林再重做。製作的過程也有講究,常常是領導默默地將膠捲交給陳石林,陳石林獨自修整加工,而後又默默地上交。 陳石林的辦公室當時是禁區,一般人不能夠隨便進入,而沒有修改完成的照片則絕對不可以泄密,廢了的照片也要全部扔到新華社的一個大爐子裡去,當場被焚毀。照片結果的好與壞,大家一句話都不敢講。因為指責照片,也等於是指責領袖的不足,是為大不敬。 上世紀60年代,陳石林的職業生涯達到巔峰,他甚至在人民大會堂擁有一間暗房,天安門有什麼重大活動,記者剛剛拍完照,膠捲立即就送到這裡,由陳石林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修整。除了要把照片修得更像毛主席,畫面上容易引起歧義的元素,比如群眾揮舞的手臂擋住了毛主席的臉,也註定是要被刪除的。 1976年,毛澤東逝世。作為第一批群眾代表,他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北廳瞻仰毛主席遺容,寄託哀思。加工了半輩子毛主席照片,這是他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毛主席,毛澤東遺體化了妝,臉上塗紅了,看上去如同活人。陳石林心裡有個比較,毛主席輪廓還是挺好的,但和照片上不一樣。

陳石林修整的毛澤東標準照第三版,或許是我們這代人印象最深的形象。
誰動了毛主席的領子?
陳石林在暗房中為毛主席整過兩次領子。毛澤東第三張標準像流傳最為廣泛,鮮有人知的是,陳石林塗抹掉了背景上露出的燈罩子,消掉了衣服上的皺褶,還把毛澤東白襯衣的領子勾畫齊整。只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張照片到底被人挑出了骨頭,為什麼毛主席在這張照片上只露出了一隻耳朵,且左眼珠偏上,這是污衊毛主席“偏聽偏信”。 1964年,為毛澤東拍一張正面照,露出兩個耳朵的標準照,這個重大任務落到了新華社記者鄭景康的頭上。為了不驚動毛主席,鄭景康只帶了簡單的燈光,隻身赴中南海。照片拍回來了,領導還是默默地交給了陳石林。陳石林也還是一句話沒有講,他多年後才披露:“當時我拿到照片後,只感到作為一位偉人,毛澤東這張照片根本不能和崇拜他的群眾見面。”在陳石林看來,這張什麼都記錄下來了的領袖照片幾乎是廢品:毛澤東眼神無光,顯得很蒼老,衣服上有大塊陰影,衣領還不整齊。 但是陳石林曉得攝影記者的苦衷。那個年代,毛主席已經是神,攝影師見到毛主席連話都不敢同他講,哪裡還敢提醒主席,甚至於敢摸摸主席的領子,幫着主席把褶皺抹平。 陳石林只能在暗室里動了毛澤東的領子。他用四倍的放大鏡進行修整,修掉不足處。這時的陳石林,技術已經達到了真正的巔峰狀態。經過修整的照片,甚至比5年前製作的毛澤東第三張標準照顯得還要年輕,頭髮更黑,皺紋更少了。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已經70歲了。1998年,陳石林碰到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李訥說毛主席很喜歡這張照片,親自圈定,李訥讚嘆其神奇:“無論在哪個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修整後的第四張標準照幾乎完美無缺,直到群眾提出了新的意見。原來,鄭景康曾經給蔣介石拍過照,群眾質疑,說偉大領袖怎麼能夠和蔣幫頭子用同一個攝影師?陳石林又開始製作毛澤東的第五幅標準像。只是晚年的毛澤東迅速衰老,畫面無論怎麼修整,再也體現不出偉大領袖的形象了,關鍵是看上去“不像主席了”,陳石林無奈放棄。多年修整出的毛主席形象已經深入人心,陳石林自己也過不了這道關了。 1970年,陳石林被調離領袖照片工作組,下放到幹校勞動。他感謝時任新華社領導的幫助,中止了他繼續研究工作的權利,因為他的人生就此圓滿了,他再也修不出合格的毛主席像了。而毛澤東最終還是和蔣介石共用了同一個攝影師,由鄭景康拍攝、陳石林修整加工的毛澤東第四幅標準照,至今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

陳石林修整的毛澤東標準照第四版,沿用至今。
“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
1980年,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訪問鄧小平,她問鄧小平:“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回答:“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特殊年代裡,以毛澤東的標準照為母版,毛主席像幾乎也成為了神祇。昔日的黑龍江新聞攝影記者李振盛在其博客上回憶,他當年的辦公桌玻璃板下面,就壓着翻拍的各種各樣的大小不一、角度不同的毛主席照片備用。凡是拍回來的新聞照片上,領袖像不大清楚的、集會大場面領袖像太少的、遠景中的領袖像顯得太小的、群眾舉的領袖像只見背面木板不見正臉的,都必須動手修改,找出適合的毛主席像剪貼上去,哪怕是大會場中從群眾背後朝前拍的大會場,貼正臉領袖像的方向不對頭看着很彆扭,這都沒有關係,只要突出領袖,保證都會順利過關。 陳石林成了造神鏈條上最初始的那一環。“文革”時期,紅衛兵曾經到新華社造反,指責其封鎖偉大領袖的照片。於是由陳石林負責,做了多套毛澤東像的透明片,發到全國各地。當時全國各地的圖片社、照相館等都停下了正常業務,全力以赴生產,一共生產出了上億張毛澤東照片。陳石林告訴記者,自己離開了領袖照片工作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當時社會上的毛主席像已經達到了飽和。而他保護了照片洗印行業一批人的飯碗,當有人問,出身不好或者是給漢奸拍過照的人能否參加毛主席像的生產,陳石林回答,只要技術好,他們正好可以在生產毛主席像的過程中進行改造。 1989年,陳石林退休。製作領袖照片的陳石林,對於政治氣候的變化格外敏感。1978年底,鄧小平在一次視察講話中提出要給劉少奇同志平反,那時劉少奇的照片資料還被封鎖着。陳石林與攝影家協會的同事合作,從老攝影家、老記者,以及王光美的個人收藏中精選了上百幅照片,進行加工。1979年5月17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劉少奇開追悼會,由他們製作的《少奇同志生平》的大型攝影圖片,也在各省市自治區展出。鄧小平90華誕時,陳石林又參與組織了“小平你好”大型圖片展。 陳石林表示,“毛主席思想滲透到我的最底層去了,在政治方向上掌握得比較好。”而只要毛澤東或者其家人的歷史照片需要修整,他更是義務配合。他曾經為邵華加工過一張與毛岸青的合影,為了效果理想,他將照片放大成2米長進行修整,沒有提錢的事。他還幫助邵華最終找到了110位攝影家,展出了110張有關毛主席的珍貴歷史圖片,慶祝毛澤東誕辰110周年。陳石林幾乎和當時所有拍攝過毛澤東的攝影師關係良好,特別是文革時期,“那種照片,不修怎麼出得去啊!大多數都修了,把主席臉上修得很均勻,很好。”令陳石林滿意的是,群眾再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像是如何誕生的?
華辰影像,新浪品圖專欄2013年12月26日
華辰影像編者按:本文是視覺傳播學者曾璜對當年製作毛主席標準像的新華社攝影部技術組組長、全國領袖照片工作組長陳石林的專訪。陳石林先後為毛澤東製作了四版標準像,都是當年製作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的照片母本。 曾璜以下簡稱曾,陳石林以下簡稱陳。
第一張標準像是從與勞模的合影中摳出來的
曾:天安門城樓上,一共掛過四幅毛主席的像,對嗎?我們來具體談談每幅標準像的製作過程吧。1949年,開國大典上,人們舉的都不是毛主席的標準像。後來,您找到一張集體照,摳出來的,做出了毛主席的一張標準像,當時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陳:1949年,有關單位曾派過4名攝影師去給毛主席拍照,但由於種種原因,照片出來後,都不能用。1950年7月,我剛從台灣回來,之前,我在香港大光明電影公司工作過,那裡是拍傳統照片拍得最好的地方,在南京、上海、成都、香港、台灣都有分公司。當時,中央新聞攝影處副處長陳正青是管技術的人員,他是個好同志,可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我回到大陸後,把自己照的一些演員的照片給陳正青看,他說:“太好了,你就留在新華社吧!”於是,我留在了新華社。 1949年人們拿的是毛主席戴八角帽那張。1950年6月底,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開始,陳正青為毛主席與勞模拍了一張合影,我就用從這張合影中摳出毛主席的頭像,做了第一張毛主席像。人民幣上的是第二張,1952年做的。 第一張照片,我用刀片把後面的人修掉了,再補上背景。當時,是用鐘錶的發條做成刀片刮的。這個我對別人都沒說過。大夫用的手術刀,也可以用來刮照片。當時,我把發條磨得很細,來刮。但刮得太細了,頭髮那裡有點假。
曾:臉上的光澤、質感怎麼修出來呢? 陳:臉上的質感靠修片技術。主要修兩個地方,一是把反光修勻,二是把濃重的陰影去掉。 曾:有一個問題,我們不是很清楚:底片暗的地方,您要把它提上來,就往上塗顏色,那強光的部分,要把它降下去,您怎麼做呢? 陳:你問得好。大家認為在照片修整方面,現在電腦都可以做,電腦只是一個工具,而且比筆修方便了的工具。但是,怎麼修,修什麼,用筆還是用電腦是沒有區別的。當然,沒有電腦的時代,只能用透明水彩染料塗,還有一點,染料可以滲到紙基裡面。
曾:就是照片上的強光部分,您是在相紙上修的,還是在底片上修? 陳:是在相紙上修。 曾:那低光部分呢?您是在相紙上修的,還是在底片上修? 陳:在相紙上修的,用減薄液,但多、少都不行。哪個地方該修、哪個地方不該修、把它修得有很好的柔和度、有一定的影像把它勾劃出來、哪個地方該濃、哪個地方該淡,靠的就是對影像的感覺。
曾:那第一版、第二版的毛主席像就是在相片上修,然後翻拍出底片來? 陳:對,第一版、第二版的毛主席像比較簡單,不過剛解放時,很少有人會修。修光線密度、效果、立體感,很少有人會。 曾:那這兩張照片在天安門上掛過嗎? 陳:第二版一直掛到1959年,但只有五一、國慶時才掛出來,所以印象不深刻。
“堅持照片的真實性不能改變,眼神、笑容不能改變”
曾:那第三張…… 陳:一開始攝影記者怕拍不好,讓毛主席到照相館拍,劉少奇的照片就是照相館裡拍的。但主席不去,1959年9月底,距離國慶只剩下幾天了,還沒有主席像,中央的人急得不得了,派了新華社二位攝影師去,當晚兩個膠捲衝出來,用點光源照的,有的哧光很厲害,有的後面的燈罩露出來了,最後找了一張,但是陰影很濃、牆反射光很濃,衣服上的褶皺也很多,燈罩很明顯。陳正青說,這不行,於是放大了4張16寸的照片,找來北京照相館技術最高的師傅來修,他們修的很仔細,洗出來以後很光滑,像瓷娃娃一樣,一點層次都沒有了。陳正青看了說,這不行,政治人像要求真實性,要修得很有層次……修砸了。修照片有一點很重要,一個地方修完了,其他地方都要按照這個來修,否則就不行了。
曾:那為什麼一開始沒找您修呢?是他們覺得照相館的人技術高嗎? 陳:他們開始以為人像照相館的人肯定能修得好。後來才找我。其實,我當時已經掌握了一整套修照片的方法。修照片,一定要在修之前就考慮好哪個地方該修,哪個地方不該修。我想辦法用減薄液把強烈的反射光修掉,一定要在底片上修,不能在照片上修,這樣才能使翻版效果好。太濃的地方,在底片上給它塗顏色,塗淡一點。衣服上的扣子都修過,皺的地方都修過來了。 從1950年到1959年,我在9年的工作中,受到了新華社的良好教育,學習到,政治人物要真、善、美,按照這個標準,複製底片一定要真實,製作的相片也要真實。按照這個方法,新華社對中國照片檔案館裡的重要底片都做了複製,應該複製了100萬張底片。當時有規定,珍貴照片的原始底片不能用,要用複製底,複製完交給中國圖片社——這底片只有一張,新華社要向全世界發稿,你說怎麼辦?中國圖片社對外提供的那些珍貴照片都是用複製底製作的。 曾:這是誰規定的? 陳:石少華規定的。
曾:您用反轉顯影複製底片的方法複製底片,那您在原底片上用了,比如塗紅之類?是否還用了其他方法? 陳:你又問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第三張毛主席像,背後有大燈罩子。背景是白背景,燈罩不塗掉不行。我就在原版上塗紅,把燈罩修掉了。 曾:那其他底片您就沒在原底片上修嗎? 陳:其他都沒敢修。
曾:其他的,主要是在照片上修,修後再翻拍?那您用了控制反差係數這些方法,以及反轉顯影複製底片等,是不是複製出來的底片比原底的效果要好呢? 陳:這樣說吧,原底有缺點的,我經過修整,可以使複製出來的底片效果比原底好;原底沒有缺點的,基本和原底相同。另外還有一點,很多原底是小底片,我做出來的複製底,都是3寸的大底,這樣會使曝光方便,也可以使複製出來的底片效果好。在製作照片的過程中,我堅持照片的真實性不能改變,眼神、笑容不能改變。1959年9月底,這張照片向全國發稿,1959年10月1號,國慶十周年,全國各大報紙全刊登了這張照片。
曾:也就是說,從1959年開始,我們才開始正式用從攝影室拍攝出來的毛主席的“標準像”,以前用的毛主席的標準像都是從合照中摳出來,通過後期加工做出來的。 陳:對,你將這點講得最清楚了。原版的照片不能用,一定要經過後期製作,這些都是我製作的。
曾:第三張除了燈罩外,還修過什麼? 陳:強烈的反光、強烈的陰影部分,要把它修得柔和一點,濃、淡都不行。 曾:您是在底片還是照片上修? 陳:在原底上修,這很不容易呀,原底,誰敢動呀,一點都不能馬虎。
曾:這麼說,第三張毛主席的標準像是您在攝影師拍攝的原底上修後,用反轉顯影複製底片方法做出了複製底片。當時發放複製底片的範圍有多大呢?誰會有? 陳:只有中國圖片社有,還有戰備資料也有幾十萬張,新華社還有戰備基地,在三線,保存另一套照片。還有新華社還成立了照片檔案館。
曾:您說過多次,照片的真實性特別重要,這點也是我想問的。比如侯波拍的“毛主席去十三陵”,原始照片是毛主席和彭真在一起勞動,文革中把彭修掉了,依您現在的觀點,是不能修掉的,但在您做第一張、第二張照片時,您也把毛主席後面的人修掉了。當然,我們能夠理解,這張是肖像照片。不過我還是想讓你談談,從您專業的角度來看,修照片的尺度是什麼?您認為什麼可以動?什麼不可以動? 陳:你問得很好。我認為,因為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包括沒有好的像機、沒有好的鏡頭、燈光等,沒有辦法把原形象的真實性表現出來,需要加工、修整,修掉影響真實性的地方,把原來的真實…… 曾:就是"通過改變而更真實"。 陳:對,這句話講得最好了。還有新華社有明確的規定,只要這張照片經過加工、修整之後,修改了畫面了,照片有任何的改變,發表的時候,就不會署記者名字,不會說是誰拍的,只寫“新華社供稿”。 曾:當時,是從尊重新聞真實性的角度,還是尊重工作人員、記者的勞動成果的角度? 陳:兩者都有。
如何把老態、憔悴的毛澤東修得很有精神?
曾:我相信,您今天談的都是我們新聞攝影史上很重要的事情。接下來,我們進入到第四張。 陳:1964年,鄭景康要去為毛主席拍照片,走之前,他找到我,跟我商量,怎麼拍好,我建議他,把照相館的方法去掉,只要兩個燈,一個做主光,一個做輔光,並且要把影像拍得大一點。 曾:就是他去之前跟您聊過。 陳:對,我們倆最好。我就給了他建議。結果,出現了兩個大問題:毛主席的影像在底片中很小,在120底片上,只有不到2公分的影像;感光不夠,畫面中陰影濃重。
曾:那為什麼?是害怕嗎? 陳:對。那不得了!主席是“神”啊!結果出來後,他把底片交給我,他也很慎重,交給我的時候,一句話都沒講,一句話都不能講,講了就可能是講毛主席的缺點。交給我之後,我就關起門來,修了一個禮拜。我沒有用反轉顯影複製底片的方法,因為需要修整的地方太多,由於感光不夠,陰影很淡,層次不夠清晰,眼珠和眼皮都分不開。當時,我用的方法是把底片做成透明正片,跟電影的方法一樣,電影就是負片拷正、再拷負、再拷正。做大的正片。當時用的是英國伊爾福印刷製版二型膠片,它的反差係數比較大。做個比較,用普通相紙做出來,反差最大也就100:1,但透明正片可達1000:1。透明正片擴大很多倍以後,再進行修整,修整主要還是兩個方面:一是把強部壓下來,二是把陰影部分保留下來、勾劃出來,這個就用減薄液。最後,我做了一個多星期,反覆做,做出大概20張,留了一張最好的。當時,修不好就得燒掉,不能流傳到外面。做的時候,先將膠片進行感光測定,測定後,用密度計量,求證出伊爾福二型膠捲的最小密度為0.43~0.458,這時,影調可以真實地,按比例地反映出來,最小密度0.4左右,陰影部分才可以反映出來。
曾:您做的這些,比如感光密度的測定,是要“最好地利用伊爾福印刷膠片的性能”。 陳:對。性能包括最小可用密度和最大可用密度。 曾:有了這些,您就可以知道曝光和顯影的參考數值,然後去做這張負片。 陳:做出來後,陰影密度達到0.45,再不行,就調感光,一定要達到效果。
曾:然後,做完這張底片呢? 陳:從做出的20多張正片中,挑出最好的那張,為了防止光學翻拍後效果受影響,用正片拷貝一張負片出來,也就是“透正翻負法”,也叫"透正拷負法"。還有,翻負底片的質量很重要,底片的反差和相紙的密度差要符合。翻拍時,對膠片性能進行感光測定,確定它的反差係數和最小可用密度,都要很準確,搞錯了可不行。
曾:您做出這張照片後,就有了72.6萬拍賣的故事。您當時做了幾張照片? 陳:只留下最好的了,交出去,其他的都銷毀了。沒做好的是不能留下來的。當時,做天安門用的照片,用紙很重要,並不是所有的放大紙都行。普通放大紙有收縮性,縱向、橫向收縮係數不同,人像會變形,當時用的是匈牙利放大紙。因為我是搞技術的,這個問題我特別注意。
曾:你總結一下,如何把老態、憔悴的毛主席修成很有精神的呢? 陳:我主要是把陰影修柔和,強光部分修的很柔和,尤其是鼻子兩旁,再有,把眼白處修好。
華辰影像編後語: 在影像藝術品收藏領域,毛澤東主席的照片不僅是紅色經典的主力藏品和市場追捧熱點,還引領着中國紀實性影像藝術品的收藏的風向。2007年春拍一幀由鄭景康拍攝、陳石林修片的《毛澤東正面標準像》以72.6萬元成交,創立並保持了紅色經典影像藝術品的最高單張價格;2013年春,拍江青拍攝於1961年的彩色染印《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以39.1萬元成交,再次引發了毛主席影像的收藏熱潮;2013年秋拍江青拍攝於1961年,並引發毛主席寫下《為李進同志題廬山所攝仙人洞照》題詩的《廬山仙人洞》,也以39.1萬元的高價易手。在1950-70年代,中國曾傾全國之力拍攝和製作毛主席的照片,這些作品代表着這個歷史時期攝影藝術的最高水平,這應該也是目前保持着紀實性影像藝術品單張成交價前三名的藏品,都與毛澤東主席有關。在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紀念日,華辰影像重發《毛澤東正面標準像》製作過程、傳播方式的訪談,幫助藏家進一步挖掘紅色經典影像收藏的內涵和文化審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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