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执业的心理治疗师乔纳森·阿尔珀特（Jonathan Alpert）于昨天(2025年11月10日)在 《国会山报》发文认为，纽约市市长当选人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像是一位心理治疗师，而纽约需要的是领导者而不是心理治疗师:

投射是心理学中最古老的防御机制之一。当人们无法面对恐惧、愤怒或嫉妒时，他们会将这些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焦虑的经理会把责任归咎于糟糕的团队。缺乏安全感的学生会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在评判她。这样做能带来一丝慰藉，却无助于成长。如今，我们的政治也越来越多地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现在，佐兰·马姆达尼赢得了纽约市市长选举，即将就职，这种心态正在塑造纽约市民对他的期望。政治已然带有心理治疗的色彩，而选民则像病人一样接受治疗。

马姆达尼在这方面技艺精湛。他的语气平静，举止沉稳，语调令人安心。他不与人对抗——他给予安慰。他告诉选民许多心理咨询患者想听到的话：你的感受是合理的，错在别人。信息会因受众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效果却始终如一。人们感到被理解。怨恨听起来像是道德上的清醒。

这种风格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触及了全国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某种现象。领导人正在使用心理咨询的语言。困境被描述为伤害，分歧被描述为冒犯，个人挫败感被描述为不公正。

这就是投射。

马姆达尼允许选民将不适感外化，并认为他们的困境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在心理咨询中，如果这种想法能促使人们承担责任，那么它或许是有益的。但在执政中，这却是一个陷阱。

城市生活艰难。房价上涨。街道环境日益恶劣。许多纽约人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却仍然落后于时代。马姆达尼为这种挫败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如果你感到挣扎，那一定是别人索取太多。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这同时也阻碍了进步。心理咨询处理痛苦，而领导力解决问题。

在私人执业中，我看到了这种从沮丧转向指责的转变。一位客户曾几个月都坚信他的老板在暗中破坏他的工作。而真正的问题是，他老板在规避风险。当他不再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时，他的自信心就恢复了。城市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成长源于直面不适，而不是将其转移。

然而，投射正在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化模式。大学将普通的争论描述为创伤。社交媒体鼓励人们表达情绪而非理性思考。我们鼓励人们将不适视为自己受到不公对待的证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理念反映了这种转变。他对待不满的方式，就像大众心理治疗师对待创伤一样，不是将其视为需要克服的痛苦，而是将其视为需要接纳的身份认同。

投射对双方都有好处。选民感觉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领导人显得富有同情心。但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政客们鼓励投射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训练公民将自己视为病人，将国家视为治疗师。其结果是依赖性。

纽约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我们不能通过指责房东来缓解住房危机。即使城市表达了自身的痛苦，混乱也不会消失。那些需要妥协和能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却被重新包装成情绪化的讨伐。这种做法不仅阻碍了进步，还耗尽了预算，阻碍了投资，加剧了不平等。

真正的成长，无论是在心理治疗还是公民生活中，都始于承认我们想要逃避的事物：急躁、局限、权衡取舍、艰难的抉择。每个城市都必须决定，它想要的是安逸还是进步，是认可还是责任，是象征性的胜利还是可衡量的成果。

马姆达尼擅长情感共鸣。在心理治疗中，这有助于建立信任；在政治领域，则可能滋生依赖。他对情感的驾驭能力使他极具说服力，但也可能使公众更难容忍艰难的抉择。问题不在于他能否感同身受地理解挫败感，而在于他能否在挫败感中执政。

纽约对道德化的不满情绪的投入在左翼阵营最为明显，但这种心理冲动却是跨党派的。双方都发现，煽动怨恨比激发责任感更容易。双方都明白，疗愈性的语言能够缓和政治的尖锐棱角。但双方也都面临着将同理心与效率混淆的风险。

选举已经结束，情绪的高潮终将消退。接下来才是更艰难的部分——将共同的挫败感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将集体的痛苦转化为实际成果，用结果而非情绪宣泄来衡量进步。

城市和人一样，无法永远逃避痛苦。在某个时刻，必须开始行动。健康的领导力，如同有效的心理治疗，并非保护人们免受不适，而是帮助他们应对不适。

纽约需要的不是心理治疗师，而是一位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