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一眼，我就确信，这位持枪战士的肖像会成为我们第一本书的封面。他不是自己，他是战火祖国千千万万无畏父辈的缩影。”然而，这些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劫难而幸存下来、正在逐步凋零的国军抗战老兵们，大部分依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病交加，生存艰难
老高按：在朋友家看到过一本章东磐等人编选的大型画册《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印象》，十分震撼。今天，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文章写的或许不算多么出色，但是斯时斯刻，让我想到很多。
我听到过很多抗战中出生入死的国军将士，在后来，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悲惨遭遇的故事。我也采访过一些抗战老兵和老兵的后代。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有幸被列为“统战对象”，尽管受到冲击，或许改革开放之后部分地恢复了名誉，至少，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所遭受的非人迫害，被传了出来，让人们知晓，获得人们的嗟叹；但是为数众多、无钱无势的普通士兵或者下层军官，那就是当局生死予夺、想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想怎么宰割就怎么宰割、发不出任何声音、得不到任何关注的砧上鱼肉。很多人被列为我在前一篇博客文章中所说的“专政对象”，“杀、关、管”不计其数，背负“历史反革命”的沉重铁帽，不仅自己，而且配偶、子女和亲属，都受到株连，几辈子都难以翻身。
抗战将士中，不少人是厌倦、反对国共内战、兄弟相残的，所以当战火复燃之时，他们便解甲归田；也有为数不少的将领，阵前“起义”、投诚，他们获得对阵的解放军指挥员的允诺：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给遣散费让其回家，并许以种种保证。但是当他们回到地方，在土改、镇反中的命运如何？感谢楊奎松教授等多位党史专家，利用大量档案资料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幅怎样不忍卒读的场景！历史学家是尽量冷静的，并沒有写出多少具体的案例，但是他们以平和的语气、客观的陈述呈现出来的那些数字，无一不是血淋淋的。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率领的团队，弄到经费，采访了数以百计、千计的抗战经历者、幸存者。他们讲述了十多年抗战中的经历和后来数十年的遭遇。崔永元团队除了编辑成电视节目，还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我的抗战》。我买了其第一册和第二册（不知道后面是否还出版了第三册、第四册），细细读来，我深深地感觉：抗战英雄们远远没有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正如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所说：“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劫难而幸存下来、正在逐步凋零的国军抗战老兵们，尽管都年逾耄耋，但是大部分依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病交加，生存艰难。替他们奔走呼号的，不过是一些民间人士。他们杯水车薪的努力使人动容，但是，也更使人悲伤和痛苦。”看看每年珍珠港事变纪念日、每年国殇节，美国老兵出场时享有的尊荣，对照中国抗战的老兵，让我百感交集。
爱国还是卖国的争辩，爱国还是爱党的辨析，数十年来声浪未歇。其实，对这些老兵的态度，就是真假爱国最好的试金石。看看执政已一个甲子、执意将“爱国”和“爱党”捆扎在一起的当权者，对这些在中国遇到危难时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兵的态度，他们心目中的“爱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就不难想见了。
让英雄永垂不朽——读《国家记忆》
赵宗彪，共识网
人是有记忆的动物。记忆都有选择。人性总是牢记自己给他人的恩惠，而容易遗忘别人给自己的帮助。“忘恩负义”是一句永不过时的话，大概会和人类的历史相始终。因为不会遗忘，人就无法乐观，因为生活之中，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有些记忆，是不应当遗忘的。对一个人而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云云，实施起来比较难，但对有大恩于己者，即使不能报答，总不能遗忘。对一个民族而言，那些为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的人，是最不能遗忘的。这种记忆，可称为国家记忆，需要人们不断地强化。大型画册《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印象》，就是这样一本免于人们遗忘的书。
这本500多页的书，全是黑白照片，照片原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编者章东磐等人在那里整整搜寻了两个月，是从25000多张照片中精选出500多帧编成。作者都是二次大战中美国的摄影兵，主角基本上是中国军人，还有中国的盟军、难民和中国百姓。它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的抗战，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从可爱的小孩，到抢修机场的农民，有士兵死难的悲伤，有伤兵缺医少药的艰难，也有战士给爱人写信的欢欣，有战斗，有训练，有歌舞，有比赛，有休闲，有欢乐。尽管里面的中国士兵常常枪械简陋，里面的中国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是，没有消沉与绝望，多的是乐观与希望。这是我看过的摄影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本，也是我所看到过的有关抗战题材影集中，最丰富多彩和全面客观的一本。
人的记忆是有误差的。对同样的事情，哪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回忆，可能也会有出入。但是，摄影机不会，照片不会。这就是照片的魅力。它将人们的记忆凝固在历史的时空上。
封面的照片即非同凡响。手握上了刺刀的钢枪的战士，浑身披着藤萝与草叶作伪装，正警惕地盯着远方。正如本书的主编章东磐所说：“只一眼，我就确信，这位持枪战士的肖像会成为我们第一本书的封面。他不是自己，他是战火祖国千千万万无畏父辈的缩影。”
《国家记忆》封面 正文第一页的照片是一个刚刚牺牲了的中国士兵，他仰面斜靠在一个土坎上，可能是头部中弹，额上流着血，双目已永远地闭上。这是一张青春的脸。他的左手掌上缭绕着绷带，左脚的鞋子已掉，右脚穿着草鞋。如果没有战争，他会做什么？谈恋爱？在教室上课？在田间干活？都有可能，但是，不会是死亡。照片下是分别用中英文印着：“此书献给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
书中给我特别震撼的，是多次看到我国的士兵，都穿着草鞋训练、打仗，还有一张是士兵自己在打草鞋。还有许多让人难忘的照片：13岁的中国“老兵”的笑脸；不到十岁的小姑娘，正在地下兵工厂里给弹壳填装炸药；数以百计的中国农民俯首拉动最原始的石碾，在修建机场，他们的头上，是盟军的飞机；中国空军中尉冯生辉穿着美式军装，正给远方的恋人写信，而他心上人的照片，就贴在他的身旁。也有让人欣喜的：中国的国旗在缅甸的村头升起；中国军人开心地举着缴获的日军武器；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受日本投降文件……感谢让这些场景能重现于今天的美国摄影师们，他们很多人，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这些照片，我们的许多历史，可能就会真的死去。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年初在浙江台州抗战老兵袁祥彬先生家。因为南方一家出版社的约稿，我对年逾九十的袁先生进行了先后八次、共二十多小时的采访，写成近三万字的访谈录。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写得最沉重、最艰难的文字，也是最让我心灵震撼的采访经历。他当年即是出征印缅的中国新六军远征军军人，也是台州目前还健在的印缅远征军唯一老英雄。他家里有一册《国家记忆》，是关爱老兵志愿者送给他的，他让我看看。里面的画面，让我心潮难平。因为书中的景像，再现了老英雄的叙述，尽管书中没有他的照片，但是，那些人，都是他的战友，那些枪械，就曾是他的生命。他指着其中一些照片，常常眼含泪水。
战争就是死亡。战争就是灾难。如果有选择，没有人会选择战争。本书编者曾陪着一位牺牲于中国的美国抗日英雄梅姆瑞的两位女儿，在战场墓地，他问：“你为父亲的光荣牺牲而骄傲吗？”英雄的女儿说：“不。我宁愿父亲不成为英雄，而是在家里陪着我和妹妹一起成长。”我在采访时，也问过袁祥彬先生类似的问题，如果现在有外国人入侵，您还会为国家奋战吗？他迟疑一会后，坚定地回答：“不会！”
关于书中的抗战英雄们，这本书的编者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抗战死士，是死过两次的。第一次死掉的是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另一次则是全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且必定绝后地从所有人心里铲除他们用生命本应换得的永生。”确实，我们因为“文革”，因为愚昧，这些为国牺牲的英雄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纪念与礼遇。我相信，“因为这些照片将他们不死的灵魂信息传递给我们，使他们活在千秋万代的中国人心里，而且，再也不会，不容许再会，让他们第三次死去。”
但是，对于编者的这种乐观态度，我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我看到，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劫难而幸存下来、正在逐步凋零的国军抗战老兵们，尽管都年逾耄耋，但是大部分依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病交加，生存艰难。替他们奔走呼号的，不过是一些民间人士。他们杯水车薪的努力使人动容，但是，也更使人悲伤和痛苦。
让死者有不朽的英名，让生者有尊严地生活，对于那些国军的抗战英雄们，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今年的8月15日，是抗战胜利67年纪念日。这一胜利的取得，是中国三百多万军人（包括一千多位美国援华军人）、三千万平民的牺牲得来的。我们重提抗战，记住英雄，是为了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们的英灵，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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