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下铺、我的前后桌、我的同寝室、同教室、同诗社的校友们，是不是想起了我们在毕业合影中共同的感怀，想起了我们在留言册上彼此的激励，想起了我们怀揣分配证前往报到时的决心，想起了我们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期待？与30年之后的今天对照，是吻合？还是偏离？甚至是背道而驰、事与愿违？
2012年即将结束。在回顾、总结这一年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件对自己而言的大事，不能忽略。这就是，2012年是我大学毕业的30周年。
这一年10月初，我的同窗们在武汉珞珈山麓聚会，重温在校时光，交流毕业分别之后的在事业、家庭等等方面的体会。虽然我没有能参加这次盛会，但是我的同学给我带回了中文系77级同学回忆录《我们这一代》——一本介乎16开和32开之间的30万多字的沉甸甸大书。
这本回忆录，留下了50来位同学的珍贵文字——不仅是关于四年校园生活的回忆，更是30年来不同人生道路的记录，还有若干合影。我自己有三篇半回忆文章（有一篇与同学合写）入选，而且承蒙我们系我们年级同学们的信任，尽管我来到海外二十年，大家还是委托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天降大任于斯人——77级毕业三十年断想》。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用的是未来式。我们已经年过或者年近花甲，已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过了，对这句话就有了不同角度的理解。我在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曾经在我的博客上刊出过一些思绪的片段，这里全文将这篇序言刊载如下。这本书尚未发行，所以某些人名，我暂时还做模糊处理。
这篇序言很难写，远远超过我个人署名的回忆文章。因为毕业30年之后，同学们的身份、位置、处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拉开了距离，而这篇文章要得到大多数同学的认可，就必须寻求大家看法的“公约数”，用时兴的话说，也就是要寻求“共识”。幸亏，从我的同学的反映看，大家还是基本认可的。
我的同学中，在美国、在新泽西的不少，他们时时在鞭策和鼓励我，让我感到校友的温暖。有个别校友，自称早就了解我当年在学校“搞政治”，认定我现在也在通过历史暗暗地“搞政治”。我不知他所谓的“搞政治”是何含义，他是看到了党指向哪里，高伐林就一马当先地冲向哪里呢，还是看到了党把住哪里，高伐林就一马当先地要冲破哪里？他看到的，是我吗？ 贴在下面的这篇文章，正好涉及对在校和离校共34年的反思。
开设博客的好处之一，是增添了与人交流、及时听到各方高人指教的渠道，也加开了一扇观察林林总总众生相的窗口。在我昨天贴出的文章的后面，这位校友不仅为我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大感“可惜呀又好可怜”，又庆幸他自己没有像我这样“死无葬身之地”；更进一步给我的后代算了命：“我不为你可惜，我为你的儿女感到沉重的悲哀。在你这样的父亲教育下，很难想象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有任何指望。”——到底是校友啊，除了深切感谢他如此悲天悯人的情怀，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十年过去，走过的脚印无可更改。这样一本回忆录文集，有助于我们克服自大与沮丧，有助于重新寻求和凝聚共识。藉此机会，我要对所有的校友们表示感谢。但愿我的同窗们拥有永远年轻的心，“觉今是而昨非”，“知来者之可追”。成就也罢，失误也罢，过去的一切归零，我们从毕业30年之日起，重新上路！
天降大任于斯人 ——77级毕业30年断想
高伐林，选自《我们这一代》
如果要求只选出一件自己人生中最影响命运的大事，列国列代各色人等，可能有千差万别的答案。但我相信，我们77级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会写下：“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立冬那天，江西山区的一位生产队会计、代理队长×××，考大学报上了名。那正是刚刚熬过家家户户断了口粮的饥荒、正逢秋收冬种的大忙季节，他兴头头地回到村头，却遭到大队副书记劈头盖脸的训斥；
——在湖北广济县刚评上模范教师，在县里开会吃了七天大鱼大肉的×××，去领高考报名表时，发放表格的王会计，一连三次错给了他中专报名表，还说“我可是为你好”；
——广西连绵群山里的17岁回乡知青、文化扫盲班“土教师”、连电话都不会拨的××，成为全公社数百考生中唯一上榜者，轰动一时，竟有人专门去看他家祖坟的风水，甚至有人想偷偷在后面不远处修坟；
——湖北一个偏僻小镇医院里的麻醉师××，听说镇上失火，扔下复习资料，冲去救火直至夜深，而第二天，他就要走进高考考场；
——最倒霉的大概是刚刚进入武汉市广播电台的31岁编辑×××，新婚不久的妻子病重住院，医生都不敢再做手术了，他请假照顾妻子半个多月，领导发话：“再不来上班，就别来了。”雪上加霜的是，高考虽获近三百分，但直到大学开学了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而像×××这样岁数的，还有北京的×××、武汉的×××……他们早在11年前就做过“高考梦”，却被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卷得无影无踪。
还有我。身为武汉市冶金工业局宣传科干事，也面临工作繁忙、无暇请假的困境。于是整整一个月，白天下厂调查、劳动，赶写宣讲材料、新闻报导，晚上摊开全然陌生的高中数学教材，生吞活剥——中国的政治气候风云难测，今天阳光普照，谁知道明天是否风暴再起？赶上了就得豁了命抓住。
我还记得，1966年6月中旬，那时我是武汉市第一中学的初中毕业班学生，是班时事委员，拿到当天报纸，宣读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爆炸性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师生致信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6月18日发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知：招生暂停，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高考一停就是11年。“文革”中期，在毛泽东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方式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中间有多少貓匿和黑色幽默？
1975年，我看过一部电影《决裂》，剧情的焦点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学”？我还记得，男主角豪气冲天地举起手：“手上长满老茧，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在电影院的昏暗中，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当了两年农民，五年工人，我手上也有茧，但我有上大学的资格吗？
现在看起来，那一套何等荒谬绝伦，在那个年月中却如此天经地义。
武大人的光荣
65个同学从天南海北，跨进武汉大学中文系，汇入了77级这个集体。
一代人能够迎来生命的最大转折点，不能不感谢当时刚刚第三次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是他拍板中止执行1971年“文革”中以红头“中共中央文件”名义下发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决定从1977年起，停止“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立即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的决策与我的母校的师长，有更为直接的联系：正是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参与筹办了那场教育座谈会；正是在那次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大胆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得到邓小平首肯。
这件事在我的同学陈晋对查全性的专访、谢湘对刘道玉的报导中，都写得十分详细确切。在刘道玉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书中，还披露了一段秘辛：
会议最后一天的前夜，查先生找到刘道玉说：“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刘道玉沉吟了一下，提醒他说：“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即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查先生深以为然。他认真准备后，于8月5日下午发言，直指当时大学推荐招生制的四个严重弊病：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助长了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查先生语惊四座：“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
他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当即拍板。后来谢湘在以“中国青年报记者”名义撰写的报导中，写到这段往事时激动难抑：“关乎中国青年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发展未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定，就在这一瞬间做出了！”
这一年，教育部破例召开了两次招生工作会议。第二次招生会议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马拉松”会议，历时44天。这次会议将1977年的招生政策确定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废除“推荐上大学”，重新恢复高考。这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
作为武汉大学校友，我不能不感到光荣和自豪；作为这个决策的首批直接受益人，我不能不由衷地感谢刘道玉校长和查全性院士；作为从这里起步的思考者，我也不能不承认：这么影响深远、推动全局的巨大转变，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结果。万幸，领导人这次“一念之转”，做出了推动中国进步的意义深远的决策。
头班车·末班车
那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的高考，不仅唤醒了我们这些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希望，改变了无数在矿井下挖煤、在农田里刨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的命运，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改变了全社会“读书无用”的价值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复兴的基点。
1982年，我写过一首短叙事诗《一分》，后来被《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选入。诗本身写得很不高明，但揭示的却是一个普遍现象：差一分，都可能筛选下几千几万人，都可能让人们的命运出现巨大的转折和分野。
恢复高考，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来讲，是“头班车”；而对于我们中许多人的人生来讲，是“末班车”。在“头班车”或者“末班车”到来的刹那，我们能够抓住，应该说，并非偶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我们这些人或许朦胧、或许明确地，仍然相信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仍然在内心深处萌动着对真理的向往，这帮助了我们抗拒愚昧，在艰难的环境下吸取知识。
也必须看到，能跃上“头班车”或者“末班车”，虽然有每个人洒下的心血汗水，但是毕竟还要靠机遇。“文革”中的首次高考，在年龄、婚否、是否有高中文凭等问题上都大大放开，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左”的流毒尚未肃清，许多人比我更优秀，堪称真正的人才苗子，却因为家庭成份、父辈历史问题，或者所谓“海外关系”，以及莫须有的“不要求上进”、“只专不红”、“思想落后”，而未跨过“政治关”，被挡到了高考门外，丧失了（有些人甚至永远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7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最近我遇到好几位朋友，他们当年的水平在我之上，有的甚至高考成绩也相当拔尖，但是后来却没有能够跨进大学校门，或者被分配到质量很差的学校……这也正是我们跨进武大校园后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动力来源之一：我们在与同龄人相比中，既感受到了幸运，又因之而自视为“这一代人”的代表：我们没有权利不珍惜光阴。
我上面主要是从像我这样被“文革”耽误的一茬人的角度来说的。而77级学生的一个特点，就是年龄相差极为悬殊，年龄最大者比最小者大出一倍，以致就在同届学友当中，也存在一定“代沟”。年轻的学弟学妹虽然比不上我们这样先读了“社会”这本无字大书，借助人生阅历占据先机，但他们有年轻的优势，也都很明白自己赶上了青春一点没耽误的好时光、于是也都感到庆幸，由此激发了強烈的学习动力，一点不比学兄学姊们差。
以后各屆的学弟学妹有我们当年那样的学习劲头吗？——那是被压制而积攒了十年的学习愿望啊；以后各屆的学弟学妹有我们当年那样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的劲头吗？——那也是被压制而积蓄了十年的献身精神啊。更何况，1977年高考，是我的、我的同学的人生新开端，与我们国家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的开端相重合。我们在珞珈山的四年，1978年到1982年，赶上中国令人激动的大转向。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年来习惯了把自己的未来，与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怎能不谈《这一代》
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我们石破天惊，倡议并与13校学生社团联络，共同创办了文艺刊物《这一代》，这唯一的一期，创刊号兼终刊号，是由我们主编。
今天许多年轻大学生宛若听到天方夜谭：即使在社会空间和思想空间已经大为扩展的今天，这也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在刚刚解冻的1979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曾在一篇为武汉《青年论坛》杂志写的文章中，这么评述：“创办《这一代》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1979年，只有理解了1979年，才能理解这出活剧中年轻的登场人物的执拗与偏激，理解他们的冒傻气儿和折腾劲儿！……这一年，犬牙交错、短兵相接、乍冷忽热、云诡波谲。恍然大悟之后紧接着更大的困惑，刚刚体会突破的畅快，迎头又撞上新的桎梏……”
张桦也在《这一代与〈这一代〉》的文章中说：“如果排列那一年的中国国内十大新闻，即使在今天来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届而立之年的共和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
关于《这一代》的筹办经过，张桦、王家新、×××等同学已写过不少文字。我想说，这个行动的筹备者——至少是张桦和我，起始并沒有任何“横空出世”的雄心，完全是因缘际会，阴差阳错。
张桦最初的提议，是基于各大学77级同学纷纷主办学生文学刊物，其中不乏佳作；学生中也颇有在全国和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崭露头角的诗人、作家，像北大的陈建功、复旦的黄蓓佳……人才作品和读者市场，這供销两头，都足以支撑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因此，我们急切地给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写信，给全国文联和作协写信，希望他们认识到大学生文学创作的实力和潜力，出面创办这样的刊物。我们在信中甚至毛遂自荐，愿意义务跑腿做联络工作，约稿、组稿。但是我们的热心却不断被浇下一桶又一桶凉水——这些机构，都回覆了态度热情、措辞婉转的信，肯定我们的建议，“然而，眼下百废待兴，限于各方面的困难，无法创办这样一个大学生文学刊物”云云。
一封又一封婉拒的信，将我们惹火了。“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们想不通：“千难万难”，到底有多难？张桦提议：“求人不如求己”，咱们自己干起来如何？我们全国各高校的大学生要是自己串联，办起了这么一个刊物，不就让那些叫苦叫难的机构眼见为实了吗？
这就有了后来的一连串故事，引出了始料未及的结局。
如今回头看这段难忘的经历，翻看我们残缺的《这一代》杂志，作为创刊号的编辑组组长，我得承认，这本杂志，展示了我们可贵的锐气，也暴露了我们严重的不足。我们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失误，是导致这本很有希望的杂志夭折的原因之一。然而，这又岂是当年初出茅庐的我们所能参透的呢！
时代的风尚，总是特点与局限相偕而行的。我们这支学生军，还没有足够的思想魄力和艺术功力去开创、引领时代之风，只能力图去跟上时代潮流。当时的执政决策者已经在翻越山隘探索新路，也不得不认真面对诸多牵一发动全身的难题，心急的我们，只觉得动作太慢，这就难免发生撞击；当时的文坛诗苑里已经有一些人在探索和表达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感受方式，后来有人定义为“崛起的一群”，但他们的涓涓音波，当时还仅仅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一圈圈地扩大波纹，与当时狂飙突进、挟裹民心的文学主流相比，只是一个侧翼的分战场而已。我们与当时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心态合拍，盯住的是丑恶腐朽的封建之树上最显眼的两只毒果：等级特权和现代迷信，而个性解放、实现自我这些问题，暂时还只是被××这样少数敏感者摆上重要的心灵议事日程。我们中的多数，被时代的罡风惊雷激励着仓促上阵，“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实事求是而呐喊，为战略转移而欢呼，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放号，想用青春的热血去润滑我们国家锈蚀的轮子。
我们的作品，与当时的历史潮流也许不算十分同步，却无疑是同向的。然而，年轻的我们，并没有合手的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虽然我们多来自社会底层，在十年动乱中与民众共浮沉同忧乐，获得了大量鲜活印象和切身感受，我们却没有足够能力去理解它们的多重内涵，无法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特征和现实任务。我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弊端视若寇雠，恨不得笔锋所指，一扫而光。可是，要批判现实，总得心目中有一个蓝图做参照系吧，我们既不愿接受当时“抓纲治国”之类现成的蓝图，又无法在总览我们这片土地的昨天与今天的基础上构思明天，只能向外寻找，寻找其它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体系。我们对“变革现实的文学”（这正是《这一代》创刊号中的一篇重头评论，出自王家新之手，可惜杂志残缺，未能刊出）有热烈的憧憬，但是对预测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会促成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新格局、生活方式新景象、思想观念新面貌，以及——对我们中文系学生来讲最关键的：文学的新危机、新挑战和新希望？我的想象力却十分贫乏苍白。
青春永远与主人恶作剧。它到来时，让我觉得青春的力量是无限的，无坚不克；当它流逝了，我才惊悟青春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我并没有估计到，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文学创新，都是“马拉松”，不是凭青春的血气之勇百米冲刺的一锤子买卖。从寻梦到寻根，不可能不是一个屡屡碰得头破血流的曲折过程。
在此，也不能不反省，当年我多少有些与科学求实精神相悖的“功力不够，勇气来凑”的走捷径心态。为了在大学生对各种报刊的阅读兴趣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一炮打响，而思想上、艺术上又难以一下异军突起，于是只好加强锋芒，以大胆求轰动，抢夺眼球。
例如，最有轰动效应的“愤怒出诗人”的一大组诗作，体现了作者和编辑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抨击权贵们凭借特权公车私用（叶鹏《轿车在街上匆匆驶过》），讽喻党中央和民众的“一桥之隔”（王家新《桥》），甚至提出爱妻子高于爱领袖的尖锐命题（赵誉泳《爱》）……这些作品的胆识和锋芒十分难能可贵，但是这些诗作又不免粗砺，从文学观念上讲，或许不过是我们一再抨击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的再版。
类似这样的“歪打正着”，在我们年级同学的经历中无数次显现，我们的成长，就是一连串主动与被动、自觉开创与误读误解、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的合力的过程。我们在憧憬中是想办一个高质量的学生文艺刊物，但是后来它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却并不是文学价值，而是“干预现实”的社会意义；我们只看到天南海北的同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便冒冒失失地发起串联，但是后来从各级领导的看法和举措中，我们才意识到这未免是过于超前的尝试……
话又说回来，历史何曾是像神舟八号那样，严格按照周密计算设定的轨迹飞翔？历史不就是被一件一桩的偶然事件推动，在许多方向杂乱无章的力量的合力之中开辟出道路的吗？正像一江春汛从天而来，顺势而下，左歪一下，右拐一下，偶尔踟蹰停滞，而后大步跨越……
张桦在《这一代》筹办之始，就以日记的方式记录经过，以“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未来” 为题，发在第五期《珞珈山》上，为历史存照。这个标题当时看来未免大言不惭，但何尝不是事实呢？后来中国文坛上多少颇为闪亮的名字，不就出自《这一代》13校文学社团群体：陈建功、徐晓、王家新、陈晋、于可训、徐敬亚、苏炜、张水舟、王小妮……
回头来看，只看学校的地位和名气，串联各校学生文学社团轮流主编一个跨校、跨省的刊物，或许确实并非良策。别的不说，彼此之间很难在深切了解的基础上达到默契。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出现的这件事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件事本身。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年轻人那种为事业献身的巨大热忱，那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责任感，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青春活力，不正是昂扬进取的时代气象中一道突出的风景么？即使是这支学生军的偏差失误，也很“高级”、很大气。青年不是一下能成熟起来的，没有当年莽撞的《这一代》，哪里会有30年来在各地、各界扎实耕耘收获的“这一代”？
1979年十三校学生社团自办的文艺刊物《这一代》，现在是“珍贵文物”。
一首诗和两支歌
《这一代》的发刊词中写道：“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还可以加上若干：崛起的，理性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还有人说，是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一代……
放在历史长河里看，77级对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功不可没，我们是值得骄傲的一代。
1982年初毕业的77级，30年之后，成为社会中坚。就我们武大中文系的这届同学而言，不论在教育界、学术界，还是企业界、传媒界，都独当一面，造福一方。我深为我的同窗而骄傲：著作等身者有之，腰缠万贯者有之，被戴上“国学大师”桂冠者有之，晋省级，升局长，当大使，任书记……大有人在。更多的人，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在各自岗位上发热放光。也有人包括我，告别体制，激流勇退，远走他乡，用另外的方式推动观念转变、民族进步；还有些同窗，执着地寻找人生的真谛、自我的价值，不按常规出牌，不循旧轨走路，别有洞天，自得其乐……我为在校就崭露头角、毕业之后更捷报连翩的同学鼓掌喝彩，我更对更多的在校没吭气、没出头、毕业之后却焕发才华或者特立独行的同学刮目相看。
当我们在毕业典礼之后互道珍重、各奔前程之后，就像从一条高速公路出口涌出来，奔向各自的车道，盘旋攀登，此后事业的轨迹渐行渐远。
思想的轨迹呢？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嬗变？
记得30多年前，有次到研究生宿舍聊天，易中天念了一首短诗，是我的同窗××的岳父、已故老作家曾卓所写：“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一阵短暂静默之后，在场的人情不自禁地击节赞赏。
那时的我，离“六十岁”还很遥远，但是，“而今我到达了”，我的许多同窗也已经或者正在陆续到达。重新咂摸曾卓的这首短诗，它既囊括了年龄带来的感喟，又涵盖了更深更广的心理内涵，充满了张力。当我们回头遥望我们的青春年华，遥望珞珈山的樱花桂树，是不是“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我的同学×××强力推荐过旭日阳刚弹着吉它唱的那首《春天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凝视著此刻烂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
×××在同学聚会中唱起这首歌，唱着唱着，他的眼圈红了，在场同学也都动容。我猜测，他们脑海中浮现的“许多年前的春天”，最主要的必定是在珞珈山度过的春天：樱花如雪如霞，青春似火似风。
八十年代有一首仿佛遥遥相对的歌，当年我们曾意气风发地唱过：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现在，是“再过二十年”又再加十年，我们重相会了，带着各自的累累硕果团聚。“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材”（“忽成行”是不可能了，但居然有“忽成双”），身形丰满了，鬓角斑白了，还能横渡长江、冲击雪山的，恐怕只有×××、×××、×××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但是，我们的心老了吗？
我想起了毕业时被用来自我期许也互相期许的孟子那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
我的上下铺、我的前后桌、我的同寝室、同教室、同诗社的校友们，是不是想起了我们在毕业合影中共同的感怀，想起了我们在留言册上彼此的激励，想起了我们怀揣分配证前往报到时的决心，想起了我们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期待？与今天对照，是吻合？还是偏离？甚至是背道而驰、事与愿违？
我们是感到了当初憧憬的虚妄幼稚，为自己及时清醒、回归正途而庆幸；还是感到了当初憧憬的纯真澄明，为自己后来随波逐流、日渐世故而惭愧？或者，是扬弃（还记得入学第一年哲学课教师反覆强调的这个概念吧）——保持了真诚追求，抖落了好高骛远，增添了脚踏实地？如果像科幻影片一样，让当年的我们推开门就跌入今天，我们是不是会错愕莫名，反覆地揉眼睛，小心翼翼地张望当年做梦也不敢想的景象？
在我们走出校门之时，我们胸中澎湃着挑战前人、变革现实的豪气。过了30年，我惊异地发现，我们与前辈的差异远小于我们当初的感觉，而与后代的差异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当初，我们津津乐道与前人的所谓“代沟”，充满自信地认为，我们会吸取教训，与时俱进，与后代的“代沟”不会那么严重；生活却有自己严峻的逻辑，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时代变得就是这么快！30年弹指一挥，我们是不是从从敢冲敢闯的前锋，变成了后辈眼中僵化老化的古董？我的女儿，我们的儿孙，他们了解父亲母亲吗？他们知晓中国及这一代人走过的弯路、跌入的深渊和攀登的阶梯吗？……有学者说，从每代人承前启后的功能来看，77级这一代人“承前”做得还过得去，“启后”则仍然有待证明——怎么证明？
中国的复兴、崛起，如此大开大阖、充满戏剧性，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如此骄人；但是，我们77级在成为社会栋梁的同时，也不得不在柴米油盐、职称、住房、子女教育等等重围中跋涉，不得不时时、处处、事事遇到“富贵能不能淫，贫贱能不能移，威武能不能屈”的逼问。我们毕竟一步一步与时俱进，走到了今天。我们丢失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能捡回若干？
我们走过的路，已经成为历史。就像我们每人珍藏的这本残缺的《这一代》，会随着岁月推移而变黄、发脆，白纸黑字和那封面的大脚印，却都无可更改了。然而，我们对我们历程的解读，却应该与时俱进。我写了以上文字，这只是今天我的认识，明天必定又会有新的颖悟。将陶老夫子《归去来辞》中的话稍微颠倒一下次序，与大家共勉吧：但愿我们永远在路上，“觉今是而昨非”，“知来者之可追”，但愿生命不息，探索不止。通过大家写作这样一本回忆录文集，还原一部分记忆，有助于我们克服自大与沮丧，有助于重新寻求和凝聚共识。让我们把这一本回忆录，当作一条新的起跑线吧——过去的一切归零，“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我相信，是我们母校的期望，是我们的已经辞世的和仍然健在的师长校友的期望，更是我们大家内心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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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下）
补充回忆1979年13校联合主办《这一代》
感恩节想起改变了我们命运的两个人
刘道玉校长给我这个出格学生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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