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指出，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普通民眾還是高層領導，獲得歷史常識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來源，就是教科書。任何國家的教科書跟學術研究有區別，它體現的是國家意志，會有所選擇、有詳有略，但這裡有個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片面戲說歷史，這是教科書的“底線”
老高按：前天我轉貼了一篇中國大陸歷史業餘研究者杜君立的文章《歷史的貧困》，他在文中對中國當前的歷史教科書提出了尖銳批評，說：
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歷史教科書”被用來當做權力鬥爭的工具時，被當做“思想政治工作”時，真正的歷史就消失了。
我們常常為日本歷史教科書（否認導致30萬中國人死亡的“南京事件”）拍案而起，面對中國歷史教科書，我們大概應當拍案驚奇吧。
質疑中國歷史教科書，其實並不自杜君立始。他在文中也提到，七年前，2006年，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中國青年報》副刊《冰點》發表了《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觸怒了權力當局，致使《冰點》停刊，主編下崗。
但是我介紹了杜君立的文章之後，卻引起一位網友Eleanor的不滿，提出批評。在我回覆之後，他又再次回應。對話如下：
Eleanor 留言時間：2013-05-21 21:52:15
1，任何歷史愛好者都不是因為讀歷史課本而喜歡上歷史。喜歡歷史的人也不會去讀中學課本。像你這樣專門找中學課本說事不是關注歷史是專注政治。
2，在法律上（全世界都一樣）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區別，在你的頭腦里顯然沒有這回事。
高伐林 留言時間：2013-05-22 00:40:48
謝謝Eleanor光臨發表看法。
“任何歷史愛好者都不是因為讀歷史課本而喜歡上歷史，喜歡歷史的人也不會去讀中學課本。”您說得有道理（雖然“任何”兩字用得有點絕對）。
不過，杜君立這篇文章談的並非僅僅歷史愛好者的問題，而是談民族的歷史記憶。就當前國人的歷史知識的來源而言，中學課本是主渠道，這就不能不關注歷史教科書了。
在法律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有區別，這我知道；我不知道的是，照您的說法，中國當局竟是出於保護未成年人的動機，才對他們隱瞞許多血腥暴力的史實？那麼，何以歷史教科書“對邱少雲和黃繼光有詳細的介紹”？而當局對成年人也隱瞞很多史實，又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Eleanor 留言時間：2013-05-22 04:18:46
就我的記憶，中學歷史課本涵蓋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其中又分別有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陳寅恪的柳如是榜上有名嗎？是當局刻意隱瞞哈。事實是閉眼的人到哪裡都閉眼，張眼的人到哪裡都張眼。如此而已。罵制度上癮的人老婆把飯煮胡（應為“糊”）了也是制度的錯。
雖然我對Eleanor的看法還是不甚同意（難道中國的三千萬餓殍的大饑荒，竟等於一位明末名妓柳如是？）不過，各自觀點表達清楚了，也就可以適可而止了，用不着不依不饒、無休無止地糾纏於某一個話題，可以保留不同看法，然後各自去尋找新的論據，或許可以修正各自的觀點。
例如，我就看到某位最近抨擊我的網友，思想有了改變。
這位網友，因為我談到陳寅恪挽汪精衛的一首詩所寫下的一句話：“他（陳寅恪）並沒有簡單化地痛罵或者稱快，因為他既‘明白是非’，也明白世界上的事與人，是多麼複雜。”於是尖銳抨擊我“引用這位史學大師的詩句為汪精衛翻案作證據”“為汪精衛鳴冤”。——也就是說，只要不是簡單化地痛罵，就等於“翻案”。
但事過幾天，這位網友自己轉發了《南方都市報》的一篇評論，論及史家陳寅恪讀漢奸黃秋岳的書後“有感而發”寫下的一首詩，評論的標題是《陳寅恪錢鍾書對漢奸的惋惜與貶斥》。文中還引用了陳寅恪稱讚此人的文字：“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
這與我的點評有什麼根本區別麼？為什麼我說“陳寅恪（寫詩挽汪精衛）並非簡單化地痛罵或者稱快”，他就猛烈抨擊是“翻案”；而他自己介紹陳寅恪對漢奸黃秋岳的詩和跋“惜此才”，闡述“對漢奸的惋惜與貶斥”就不是“翻案”了呢？這不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嗎？雙重標準，豈不讓人納罕？
不管怎樣，幾天之中，這位網友的思想就有了鬆動，不再一看到對漢奸“惋惜與貶斥”“惜此才”“實稱上品”，就認定為漢奸翻案了。我很高興。希望他繼續搜尋更多的資料，校正自己的認識——這番話，當然，也適用於我自己，供我自警！
話說回歷史教科書。今天讀到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的文章，正巧談的又是歷史教科書，正是為Eleanor所問及的。葛劍雄教授是歷史權威，記者所問的問題，恰恰又涉及歷史教科書對歷史學家的影響。他談的，當然比杜君立所談更有權威性。轉載如下，供Eleanor和其他各位關注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參考。
歷史教科書的“底線”
葛劍雄、梁思慧，《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
葛劍雄，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長，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教授、博導，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同舟共進》編委。
   葛劍雄教授
《同舟共進》：可否請您談談所學過的歷史課本，它們對您的學術研究產生了什麼影響？
葛劍雄：對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普通民眾還是高層領導而言，他們獲得歷史常識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來源，就是教科書。因此我們有很多錯誤和片面的概念，甚至在學術界也很難消除。其實我本人也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念小學時看過一本通俗的歷史讀物，大概是《中國歷史故事》一類，我的很多歷史概念都是從那裡來的，跟課本所教沒什麼兩樣，不過是詳細一點。至於現在的歷史概念，那還是在“文革”結束，自己從事專業研究，在看到一些境外的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對一些習以為常的概念產生懷疑後形成的。這也得益於我的研究生導師譚其驤教授，他當時在主持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主張歷史考證要實事求是。
舉個例子，過去的歷史教科書都強調早在三國時期孫權就派衛溫、諸葛直到了台灣，以此證明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卻從未講到衛溫、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麼。老師讓我們查閱史料，一看才知道他們是去擄掠人口的。書本以此證明大陸跟台灣從那時起就是友好往來，這一方面是歪曲歷史，另外對促進兩岸統一也沒好處。1986年我參加了美國的亞洲學會年會，會上一些台灣的學者跟大陸學者發生了爭執，台灣學者質問：如果這是中國的土地，為何還派人去擄掠人口？當時的大陸學者一臉茫然。所以某些我們自以為正確的概念，有時並沒有起到積極作用。當然，任何國家的教科書跟學術研究還是有別，它體現的是國家意志，為了符合主流的意識，也都會有所選擇、有詳有略，但這裡有個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片面地戲說歷史，這是教科書的“底線”。
《同舟共進》：您對當下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有何看法？
葛劍雄：前些年我參加過歷史教材的評審和歷史課程標準的評定，對教科書的情況有所了解。這些年，我們國家的教材已不再是全國統一的了，現在教材編寫的流程大致是先由教育部管教材的機構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制訂課程標準，以此作為編教材的根據。然後由各出版社編寫教材，完了再送審，審查通過後，這版教材就可以使用了。學校採用哪一種教材是可以自由選擇的。現在的教材怎麼編，關鍵要看兩個環節，一是課程標準，課標里沒涉及的內容很難進入教材；二是教材的評審。為什麼現在的教材，大家還認為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實呢？我想這顯然是受政治的影響。
先不談近現代史，我們的古代史就存在不符合歷史事實或觀念不正確的情況。原因何在？我想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一是我們的歷史研究比較滯後，研究的選題長期以來習慣迴避一些所謂有爭議的、敏感的問題。比如明朝的倭寇，一般認為倭寇就是日本人，就是海盜，實際上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早期的倭寇基本是日本海盜，但後期就已經以中國人為主了，是中國的武裝走私集團對抗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倭寇和日本人畫上等號，或都說成是日本人對中國進行侵略。另外，我們吸收國外的研究成果不夠，在這種情況下，教材要作出相應的改變就比較困難。比如抗美援朝，儘管現在很多史料都已披露，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是經常會遇到阻力，包括許多材料也還是“內部”的，若要在這時修正教材的說法，往往編者本身跟評審人之間就沒辦法統一。再者是我們歷史學界某些權威學者的觀念還比較保守，思想較為僵化，儘管有時並沒有官方的指示，甚至教材也已作出某種程度的改變，他們依然持否定態度，依然堅持舊說。
《同舟共進》：以人教版歷史教材為例，初中階段普遍採用編年體方式編排，高中階段又將編年體方式打亂，採用政治、經濟、文化幾大模塊的組合，您怎樣看這種編排方式？
葛劍雄：我們的歷史教育在不同階段主要達到什麼目的，整體的目標是什麼，尚不明確。所以容易給社會各界造成一種誤解：歷史就是背年代。別人聽說你是學歷史的，就會說你的記性很好啊，這麼多的年代和人名、地名都背得出來。像中國史和世界史，我們一直都是分開教學的，以致現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或高層人士，缺少一種“世界中的中國”的概念。我們一直認為中國歷史悠久，這當然是相對於歷史只有兩百多年的美國而言，如果跟世界的文明古國相比較，中國算得上歷史悠久嗎？又比如我們講中國的文字如何了得，但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也才三千多年，我們可以看看楔形文字、泥版文字多少年了。這種概念為什麼沒有呢？一方面我們總愛有意無意突出這一點，另外我們從沒把中國史和世界史結合起來，沒有比較的眼光。我到台灣的故宮博物院參觀時，看到裡面的大事年表在走廊里一字排開，都是將中國史和世界史並列在一起的。到了近代歷史，我們開始作中外比較了，而往往又存在片面性。我們的教育到底要給學生樹立一種什麼樣的歷史觀念？如果是樹立一種正確的史觀的話（這當然跟哲學不同，它不是抽象而是具體的），很多歷史事實只需點一下就可以了，到了後期便可放手讓感興趣的學生自己去看書、學習，否則你整天講故事都講不完。
《同舟共進》：就您所接觸的大學教育情況看，會否碰到一些學生，在中學階段固化下來了一些陳腐甚至是錯誤的歷史觀念，而到了本科、研究生階段，要花大量時間進行再教育？
葛劍雄：不要說高校的學生，就是一些學者也持有某種固化的觀念。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討論會”的論文集裡，歷史類的論文有兩篇，一篇是我的《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還有一篇是北大羅榮渠教授的，他已經去世了。這兩篇文章被選中，都因為它們涉及史觀，而非簡單的歷史事實。我文章的中心是說明中國不能簡單地講“統一的時間越來越長，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等，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觀點。總結到今天，就是我們的改革開放要充分發揮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優勢，也要克服長期在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弊病。同時說明，中國進步的動力並不像歷史上那樣來自分裂，而是來自改革，若能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職權，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就可以克服歷史上不得不通過分裂才能形成的歷史的動力。這篇文章在當時是得到肯定的，還獲了“論文獎”，但以後就不斷有人找麻煩，有的說這是“歷史虛無主義”，有的說是在鼓吹分裂，甚至說這是為“台獨”張目，等等。這裡的情況很複雜，有些人不一定主觀上就堅持錯的，這是他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概念，已經固化下來，是動不得的。
再舉一個例子，比如鄭和下西洋。歷史課本的解釋是片面的，說鄭和下西洋是促進各國人民友誼，是和平的使者等。真實的情況根本不是這樣。實際上，在鄭和的時代，明朝統治者認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周邊的蠻荒小國都必須服從我，我天朝大國有的是財富，我來是給你們賞賜的——當然這跟殖民主義有區別，但沒有建立殖民地並不代表他尊重外國。如今卻片面解釋這段歷史，好像鄭和下西洋完全符合現代政治文明，而且我們研究鄭和的學者居然也大多持這樣的看法。這本質上不是教材的落後，而是我們學術研究的落後，觀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頑固的地步。這對學生造成的影響，是要持續到下一代甚至下面幾代的。
《同舟共進》：目前情況下，要教材作出改變其實是困難的事情。
葛劍雄：2007年上海推出新版高中歷史教材曾引起爭議，我認為上海的教材儘管有缺點，但它是一個很可貴的探索。當時的美國媒體稱“用蓋茨替代毛澤東”等報道是片面的，這個片面的報道被一些人作為理由，給上海方面施加壓力，甚至扣上反動、顛覆等帽子，雖然沒有強令禁止，但最後這一版教科書還是停用了。這是很可惜的。
《同舟共進》：上海版教材的可貴之處在哪裡，現在的教材存在哪些問題？
葛劍雄：那就是它比較全面地解釋了歷史，基本觀點還是有進步的，沒有把歷史僅僅看成是政治或階級鬥爭，另外，編排的文字也不錯，應該說更受學生的歡迎。有人用“教材編輯的時間太倉促”作為停用理由，這個很可笑。大家要的是結果，如果不完善可以繼續修訂，編兩三個月和編一個月又有什麼關係呢？反過來看，我們有些編寫得更倉促的讀物都在用，這又作何解釋？
現在看來，我們的教材普遍缺少一種人文觀念和價值觀念，這才是大問題。比如我在審查教材時，看到二戰勝利的部分，上面寫道“日本政府的代表某某瘸着一條腿踏上密蘇里號”，我就提出意見：應將這段話刪掉，因為這是人身侮辱。日本代表（重光葵）的腿儘管是被韓國志士炸傷的，是侵略者罪有應得，但我們不應該在殘疾這一點上對他進行醜化，而且作為日本政府代表，當時的盟軍也還是給予他禮遇的，這是一種國際慣例。後來編寫者接受了我的提議。有一次，我在日本聯合國大學作報告，下面有日本聽眾提問：你們指責我們的教材有問題，那你們的教材有沒有問題呢？我回答，任何一個國家的教材都可能有不妥當的地方，我們發現的話也會修改的，我就舉了上述這個例子。
還有教材里說李鴻章貪污，我也提出這個要有事實根據。李鴻章當時搞洋務運動，他的家世確實很富裕，族中兄弟也有很多當官的，但他具體拿了哪一筆錢？曾國藩的弟弟是有名的貪官，但曾國藩本身還是廉潔的，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說，凡是搞洋務的人都貪污。又比如我們從小接受的“四大家族”的概念，當時教材有一句話（記不得是政治教材還是歷史教材），大意是四大家族的錢加起來，就可以實現中國的農業現代化。現在我們已看得很清楚，孔家是貪污的，但你沒有充分理由說蔣家和陳家也是貪污的，相反蔣家和陳家幾乎談不上是有錢人。這樣的概念灌輸，完全是不顧歷史事實的政治化，是不負責任的。
《同舟共進》：您認為，歷史教科書未來的改革應朝哪個方向走？
葛劍雄：我主張學歷史之初，要教會學生最基本的歷史概念和重要的歷史事實，而到了後期，就要注意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念，教會他們進一步學習的方法。有些歷史觀念不一定通過歷史課來實施，可以通過比如義務教育階段的嘗試，通過低年級的啟蒙等。據我了解，美國的小學一年級是不分科目的，但成績裡面有一門“了解美國的歷史”。課本上只是寫“美利堅合眾國的第16任總統林肯是位好人”，還教他們歌曲《上帝保佑美國》，就是這麼簡單，沒有多少東西。另外，我主張到一定階段要打通中國史和世界史，不應該完全把兩者分開，這樣更有利於拓展學生的眼界，有助於他們形成開放的思維。通過教科書讓學生掌握獨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不單是歷史，其他的科目也有這個任務。比如我們的語文，其中有文言文，老師在講解的同時，還要向學生介紹歷史背景，這個歷史背景和歷史課應該是統一的。如果我們歷史的觀念已經比較開放，你還在使用那種錯誤的、保守的觀念講政治，那也是不行的。歷史觀的教育和基本的歷史事實，不僅應體現在歷史教材里，還應體現在其他教材當中。
《同舟共進》：最近興起了一股“民國教科書”熱，那時的教科書編寫匯集了一批一流的學者，像張元濟、葉聖陶、豐子愷等，當代歷史研究的學者是否也應擔當起這方面的責任？
葛劍雄：民國的一些學者編教科書其實也是為了錢，教科書發行量大，編者是拿版稅的，所以當時寫一本學術著作可能沒有錢或很少錢，但編教科書或許能解決生活困難。我們不要把民國的學者想得那麼高尚，任何人都離不開謀生。另外，我們的新式教育是廢科舉後確立的，當時要興辦大量新式學堂，於是對教科書的需求量猛增。當時的政府對教科書沒有統一規定，部分學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頭換面翻譯過來，到後來才有統一的“部頒教材”。我們現在往往將名人編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國教材，其實民國教材不乏粗製濫造，也有很多糟粕。今天我們老提“民國范兒”，這種懷舊流行背後的重要原因就是對當下不滿，將一個舊時代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比現在的不好，會給人產生一個錯覺：民國就是一個天堂、一片樂土，民國的人都是君子。我覺得這樣的評價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種情緒，一種對教條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態。但有一點，民國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編寫、自由地用，當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湧現出來了。要真正評價民國教材，應把民國的所有教材都拿出來，然後再作分析。
另外，社會上並非所有的學者都能編教材，編教材有一定專業性，大學者也許可以給研究生寫教材，但不一定編得好中小學教材，現在能編的往往是師範院校的，因為他們有教學研究的背景。我們可以要求大學者寫普及讀物，但未必就要編教材，這個功能應主要靠社會來完成。我昨天還跟一位記者講，一流的學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沒有，也可以讓人家來替他普及。湯因比寫了《歷史研究》，簡寫本是人家替他寫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提出來後，國際上曾組織過競賽，看誰有本事用比較通俗的方式將內容介紹給公眾。教材也是這樣，不一定由一流的學者來編，但編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學者最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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