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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汪精卫的这本重要史书值得一读 2013-06-05 16:43:00
  洋洋百万言《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被公认为有关日本扶持成立的汪精卫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作者金雄白以局内人亲身经历为基础,写下所见所闻、所知所忆的大量秘辛。今天的读者看到那个年代之复杂,或许会颠覆以往定见?而被训练得“非黑即白”的眼睛和脑袋,是否又能理解?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作者金雄白)这一套洋洋百万言的厚书,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研究汪精卫政权绕不过去的必读书,中国大陆的百度百科在“金雄白”词条中甚至说,此书“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此前我在我的博客上曾几次提到过这本书。此书最开始是金雄白以“朱子家”的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上连载,1964年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为书名,结集六册出版,风行一时。我2005年最先读到的,就是六册的版本;后来又读到一种分成三册的,为台湾的重印本,由李敖主编,李敖并写序推荐。据说还有一卷本的,那想必是厚得不得了!日本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
  金雄白(1904~1985)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他是个资深媒体人,1930年(他才26岁)即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政权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职务,并曾任汪政权的《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三年后获释,翌年移居香港。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除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另著有《记者生涯五十年》(上下册)等。当然,最有史料研究价值的,就是他这本以其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例如,是他在此书中,最早把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事件公诸于世,李安的《色·戒》就是脱胎于这个故事原型。《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仅从下列篇目看,其所见所闻、所知所忆的大量秘辛,就让人非常感兴趣,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手材料:

  一二 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一四 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一五 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
  一九 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二二 追悼会终于引开了杀戒
  二六 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二七 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二九 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三三 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四四 关于清乡的一幕争夺战
  四五 我处身在内讧的夹缝中
  四六 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死的
  四七 吴开先被捕与回渝内幕
  四八 日宪兵救了蒋伯诚一命
  五一 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五四 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幕
  五五 断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五六 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六一 六十万军队的分布情形
  六四 李明扬通共投汪的经过
  六八 我被派去参加伪满庆典
  六九 日本统治下的东北惨状
  七一 在伪满首都胡闹又怎样
  七三 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长
  七七 秘密电台怎样建起来的
  八一 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
  八二 双方都想杀他的周佛海
  八八 从中共元勋到汪朝股肱
  九二 大发其国难财的银行界
  九三 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
  一○三 新愁旧创汪氏客死束瀛
  一○四 紧急警报中遗骸归国土
  一○五 梅花山巅黄土一坏瘗骨
  一一一 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
  一一二 陈璧君出任粤政指导员
  一一三 日本中共相表里的组织
  一二○ 上海第一个被接收的人
  一二四 戴笠出现在周佛海家里
  一二八 陈公博避往日本的真因
  一二九 专机中一笑飞回作楚囚
  一三○ 起诉书罗列了十大罪状
  一三一 褚民谊甘为汪精卫牺牲
  一三二 陈璧君在粤被诱捕详情
  一三八 缪斌为何被杀得那样快
  一四○ 戴笠撞机身死情势大变
  一四五 陈公博被押上法庭就鞫
  一四六 对十大罪状的逐款答辩
  一四七 国家胜利就恐难免骄盈
  一四八 一段结论为汪代明心迹
  一四九 陈公博束身为服法范则
  一五○ 有面目见汪氏于地下了
  一五一 梁鸿志匿居苏州铸大错
  一五二 上海首被判处死刑的人
  一五三 梁鸿志生前的两大遗恨
  一五四 提篮桥狱中四人遭枪决
  一五九 有啼有笑的狱中人百态
  一六一 陈璧君到底是怎样的人
  一六二 有须眉气概有儿女情怀
  一六三 陈璧君偿精卫填海之愿
  一六四 周佛海的私产究有多少
  一六七 全国一人政府下令特赦
  一六八 周佛海身历兴亡感慨多
  一八二 高宗武坦承奉蒋命谋和
  一八三 秘密谈和者有些什么人
  一九六 司徒雷登任宁渝间桥梁
  二○二 汪墓原来是这样被毁的

  但这本书内容十分庞杂,前一半多,是有头有尾、从根到梢的叙述,结构相当完整。写到1945年“汪政权的收场”,写到衮衮诸公纷纷下狱、枪毙的结局了,文章却收不了场。可能是杂志老板和读者催逼着?也可能是作者自己被生计催逼着?于是不停地补白,铺陈、联想……竟然又写了几十万字!结构上就显得支离破碎、芜杂散漫了。而且,因为连载的时间比较长,这段时间作者自己也不断地在采访相关知情人和检索有关史料,于是也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说法,全书前后就有多处说法不一。好在,我们是将之当史料看,不是当一部学术著作来看,前后矛盾等等,就不必计较了。
  金雄白此书在杂志分篇连载之后,尤其是在出书之后,引起过一些争议——多半是在观念上;不过,我尚未看到对此书披露的史实有颠覆性的批驳的。下面我选载书中具有完整情节的38、39两节,今天的读者从中不难看到那是个多么复杂的年代,被中共训练得“非黑即白”的眼睛和脑袋,可能简直无法理解。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节录)

金雄白


三八、汪日经济斗争又一回合

  汪政权的处境,正如重光葵于其出狱后所著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所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的时候,照甲午中日战争及甲辰日俄战争之例,在东京宫城设立了大本营,以陆军部和海军部为组成机构的中心。从此一般政治,都要依从统帅部的意旨,而军部也完全被侵华军阀势力所支配。汪政权的财经处境,自然一切更受其牵制。
  军部当时,已准备好占领中国政策的具体方案,将中国全境使之“满洲化”。对华问题已脱离了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之下组织兴亚院,由兴亚院来支配中国问题。这方案在内阁会议中,曾发生激烈争辩,没有军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对而辞职,由有田八郎继任,兴亚院也终于成立。
  兴亚院一共分为两部: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处理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联络部。厦门青岛的联绍部归属海军,北平、汉口及广州的联络部归属陆军,上海则属于陆海各半的势力。为了作澈底的经济侵略,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上海有“中支振兴会社”,下面有形形式式的所谓中日合办的国策公司,对于主要物资的生产与运销,加以全部的掌握。
  关于日本军部预算的配额,自(日本)二二六事件以来,内阁本已大量放宽,而自成立大本营之后,又变为战时体制,对军部预算,成为无限制供应。陆海两军互相竞争要索,大藏省既不敢拒绝,而又无力支付,只有以滥发纸币来弥补,遂使日本国内经济发生动摇,物资缺乏,物价暴涨。唯一挹注之力,只有在中国占领区里压榨。一切战略物资与原料,都是日军搜括的目的,除了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负起这任务外,军部也索性直接征购,例如江苏境内的苏松一带产米区,就被全部划入军米区域,由军部直接收购,中国人的民食,只限于贫瘠的长江以北一隅。
  汪政权对于这方面非但感到痛苦,而且感到棘手,反抗是无此力量,而依从又绝不甘心。表面上日本要尊重汪政权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汪政权也只有利用这一点予日方以掣肘。譬如说:在“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个国策公司,照例董事长由华人担任,尽管他并没有实权,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他的划诺,所有“国策公司”的董事长,几乎都是周佛海梅思平等的亲信,因此可由周梅等指示如何采取消极的牵制行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也无日不在与日方钩心斗角。
  日本的国力,在战争中既有著惊人的消耗,到战争末期,早已呈现罗掘俱穷之象,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以纺织驰名的日本,由于太平洋战争,美国那时已取得了制空权与制海权,几乎完全遮断了日本在南洋取得物资运输的航路,甚至纱布也感到了匮乏。兴亚院提出了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而且坚持这一个要求。
  本来,如纱布,如食米,如面粉等早已在上海成立了各种的统制会,隶属于“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下,主任委员原为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那时已经辞职,由复业后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继任。唐氏于太平洋战争前是交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为钱永铭),于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被俘,押解去沪,以出任汪政权职务为恢复自由的条件。唐又为周佛海之密友。当日本要求收购纱布,周唐计议对策,觉得断然反对,反而激成日本的老羞成怒,不如改以延阻为缓兵之计。于是由周唐分别交涉,提出了两点:一、日本与汪政权不但为与国,而且为盟国(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汪政权曾通电宣布参战),应该处于公平原则之下。日本在中国境内设有大规模的纱厂,如内外棉等(即胜利后接收合并而成的中纺),手里有多于华人几倍的纱布,为了表示中日之间的公平,也让中国人看到日商的拥护日本政府的政策,收购应该由日商入手,次及华商。如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则华商的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二、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等宣战,则黄金已等于废物,收购纱布,如以“中储券”支付,将更使通货膨胀,而使汪政权的财经趋于崩溃,因此,向华商收购纱布,必须以黄金为支付,而日本也必需于收购前将黄金由日本运来。

  这两点对策是相当毒辣的,不敢说日本不明了汪政权的真意,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局的处境之艰难也与经济处境相同。他感觉到无力长期支持全面战争,尤其与英美在太平洋节节败退中作殊死斗时,迫切需要拔出在华深陷泥掉中的双足。但是重庆坚决拒绝了百计探诱的全面和平,如再与他一手所支持的汪政权为此而闹翻,不但将成为国际上的大笑话,日政府也将无以对国内人民作交待。周佛海正针对着日本这一个弱点,因此敢于毅然决然地提出,毅然决然地坚持。经过数月剑拔弩张的交涉,日本也终于勉强就范,一切照著佛海的意见办理。
  说到这里,使我现在想来,还觉得汪政权真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他一方面对重庆作抗战与和平的两个不同政策斗争;一方面又与日本作权力上经济上的斗争。同时汪政权既与日本携手,而其主要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又与重庆直接间接有默契、有联络,甚至奉行重庆的命令。而另一方面,又组织了清乡部队,与中共在军事上作斗争,这真是一幕戏剧,而我又要说:可惜结局是一幕悲剧!

三九、纱布收购后的三项去路

  在纱布实行收购之前,由汪政权冠冕堂皇地发布了明令;在纱布实行收购之时,也真是先由日商方面入手。等日商办理完毕,所有华商所存储的才全部开始登记,登记终了以后,算出应该折合的黄金数量。又通知日本整批运送来华。日本真也乖乖地由飞机一批一批地运抵上海,送交“中央储备银行”存储。被收购的纱布车送至指定仓库的时候,商统会就发给厂商领取黄金凭条。满十两的直接向“中储”具领(上海一带,黄金以十两为一条,不似香港的以五两为一条,但上海的十两,只合香港八两三钱三分),其不成条之零数,则委托全沪银楼办理。
  日本与汪政权在这一次经济斗争中,日本最后竟然是全军覆没。纱布收购集中仓库以后,汪方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理由是既然纱布全部收购去了,今后人民穿的将是什么,处于“政府”的立场,应该给人民以最后购买的机会。理由很正当,日本想不出别的说辞反对,于是商统会公告,每人依收购价配给布料一丈三尺(即成人缝制一件长袍的尺度),于是从华商手中收购的纱布,一部份分散而仍然归入于中国人民之手。这聪明的做法,也是汪政权获得沦陷区人民谅解原因之一。
  另一个有关纱布的插曲,也值得在这里一叙。当时公开在租界里做杜月笙代表的徐采丞(年前在香港以神经衰弱自杀身死),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租界,他非但没有遭到意外,而且立刻取得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的信任,委他做了嘱托(日语,即顾问之意),更通过了我的关系,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日本人注重中国人的资历与既成势力,认为杜月笙在上海有潜势力,而采丞是他的代表,因此也对其重视,采丞的得以活动,大约就基于这个理由。那时,重庆有一个专门争取沦陷区物资的庞大商业机关,叫做“通济隆”,由孔祥熙、顾祝同、戴笠、杜月笙等为董事。采丞在浦东设有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重庆交给了他一个使命,要他尽量把药品、橡胶、纱布等抗战区缺少的重要物资内运,以供战时急需。而采丞也竟然能说服了川本,由“登部队”付出四亿“中储券”作资本,成立了民华公司,与通济隆为交易之对手目的以上述物资,换取抗战区的矿砂鸦片等物。民华公司表面是以日本军部为背景的大商业机构,占据了上海四马路建设大楼全层的房屋,以上海的名流们出任该公司的董事,就记忆所及的名单,其中有叶恭绰、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唐寿民、吴震修、叶扶霄、朱博泉、周作民、吴蕴斋、汪曼云、段宏纲等人。我则以周佛海的代表资格,任为该公司的常务董事。而且据采丞告诉我,全部名单经电告重庆军委会核准备案。

  收购华商纱布,经过汪政权的阻延,实行时期已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即和平那年的初春,民华公司有四亿元资本在手,果然也采办了药品橡胶等其他物资,陆续由京沪路转津浦路,从界首方面内运,纱布则竟然由日军部出面向“商统会”交涉,民华公司以现金及暂欠方式,取得了一部份运往抗战区。本来原则上民华与通济隆是物物交换,但是民华一批又一批地起运了,直至胜利为止,通济隆却并不曾有过任何物资运往沦陷区。这虽然完全是事实,但由我曾经参加过汪政权的人来说,我只能让读者作为“信不信由你”这一类的故事来看了。
  除了上述配给与内运以外,其余留存在上海仓库中的纱布,直至胜利以后,全部由政府接收,供给军队与市民的需要。日本白送了一大批黄金,结果连一疋一缕都未曾运走。我不知这是日本人的愚蠢,还是被称为汉奸者们手腕的巧妙?
  此外可以附带一谈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金证券问题。到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中储券”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而且这现象在急剧恶化中,周佛海又以“大东亚战争”应先以稳定后方金融的老调,要求日本再运国库中的金块金条,作为收回一部份“中储券”之用。日本初时当然予以拒绝,但佛海以去就争,说除此以外他已无力维持,今后也不再负汪政权统治区域的任何财经后果的责任,并且一度表示消极,不去“财部”与“中储”办公,日本方面由驻华大使暨军部参谋长来与访谈,佛海竟一律挡驾。而最后,日本作了又一次的让步,让佛海得如愿以偿。
  “中储”于取得日本运来之黄金后,立刻宣布发行金证券。办法是以当日挂牌价格,任由人民以“中储券”现金交给“中储”。两个月后,不问以币制贬值关系,黄金涨至任何高价,中储仍以购买日约定之黄金,交付金证券的持有人。这一个办法的宣布,“中储券”又回复了稳定,上跳的幅度减低,购买金证券者也相当踊跃。前后共发行了七八期,最后一期应该是三十四年十月底到期兑换,但以日本投降,和平实现,“中储”行且提前发给,了结了对民间的一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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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6-07 16:53:36
感谢吴言、阿妞不牛、gmuoruo诸位光临留言!
尤其要感谢过路君深具启发性的多次长篇留言。您在《研究历史,不允许假设吗?》《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等等博客文章后的长篇留言,我也都认真拜读。

两年多来因为忙于编辑出版方面的琐事,没有继续思考汪精卫问题。最近多少出于偶然地转发了王裕延的文章节录,遭到野石先生义正辞严的质问之后,让我回过头来,重新思考汪这个课题。您的几篇留言的观点我很有同感,数年以来我一直也有类似想法,但是没有将有关论据加以条理化。我总是幻想着等编稿等琐事杂务丢开之后再来潜心钻研,但看来琐事杂务永远纷至沓来,一期杂志又一期杂志,一次专访接一次专访,必须就在琐事杂务的缠绕之中,推进自己的钻研。
再次感谢您自从好几年前就开始的多次留言指导!并期望今后继续得到您的关注和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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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过路 留言时间:2013-06-07 11:54:10
汪蒋的根本分歧,一是对日和谈问题,二是联共问题。是根本性的政治分歧,非要把这个问题扯到什么权位欲上去,这是蒋氏权力所垄断的历史的胡说八道,污蔑对手罢了。汪蒋的这个政治分歧,从蒋介石西安事变停止剿共就开始了,一看史料便知。

共产党问题和日本问题,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两大主要困扰,必须联合考虑。蒋介石的处置,怎么也不能说好,因为很简单,他是最后输掉了全中国。

汪氏在对英美的判断上,他的确没有预期到日本会和美国发展到偷袭珍珠港的程度,从而激起日美战争,但是他对英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和对华英美是冷漠的这一点上绝对不是全错的。至于日本,它当时对北进和南进都有渴望,正在相机待变,对中国它并无一个全盘计划,中国实在犯不上把它招到自己身上来,应该想办法把日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中国自身的实力有限,准备极其不充份,没有外援是无法与日本抗衡的,而当时英美冷漠,苏联完全是另有所图。尽力拖延对日的全面战争,对中国有利。我认为汪氏主张对日可谈则谈没有错,至少可以起到拖延时间的作用。

联共问题更是汪蒋激烈冲突的方面。蒋介石联共带来两大坏处。一是除恶不尽,后患无穷。二是促使中日战争提早爆发。蒋介石完全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

当抗战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似乎一切问题就都不必讨论了,真是这样吗,这下面掩盖的问题太多了。汪氏短视么,一点也不!他的所见比今天的某些人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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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过路 留言时间:2013-06-07 10:44:56
汪氏害中国差点亡国吗,从何说起!蒋介石第二次的联苏容共,过早的发动对日战争,才真正是差点令中国亡国。如果把他把中国丢给共产党算上,那么他已经令中国亡国了,他以为他跑了,这个罪就不用算了吗!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远大于日本,而这个伤害,蒋介石作为始作用俑者是必须负责任的。以为用抗战的政治正确就可以把这一切愚蠢的措置掩盖吗!把沦陷区的人民丢给敌人,在准备非常不充份的情况下,用掘黄河和放大火的方式阻止敌人难道是正确的吗?政府对人民是负有保护责任的,国民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回来之后反而诬陷沦陷区的人民是伪民,这是什么样的政府!汪氏在沦陷区,对中国好不好咱不说,对他国民党肯定是有好处的。

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低能吗?对苏联的判断是不是高于蒋?对日本的判断难道错了吗?战后日本解密的资料,日本当时有全面侵华的计划吗?没有。蒋如果与日谈判有没有可能拖延对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国际局势完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拖延时间是不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蒋第二次的联苏容共,使自己完全失去了灵活处置局面的战略主动权。只有寄望于外援这一条路。当外援终于到来时,中国已经消耗巨大,失去自己的主动空间。雅尔塔协定绝对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政策难道不是先欧后亚吗,美国战前战后的抉择都是先欧后亚的。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对华援助就是它整个对外战争援助的零头,都比不上对自由法国的援助,你在人家眼里什么地位!战后美国在欧洲坚决对抗苏联,而在亚洲它基本放任中国共产化。想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真是白日作梦。对于中国来说,对日战争能拖延则拖延,保存自己的实力,先等等再说,没有什么不好,自己的命运终归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靠谱。蒋介石放弃剿共,第二次的联共更完全是错误。若他集中精力剿共成功,则局面会完全改观,大大不同。蒋介石该硬的时候不硬该软的时候不软,谈何大局观,历史观?蒋介石是个真正的短视低能儿。他败给毛泽东,完全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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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过路 留言时间:2013-06-06 21:58:09
完全不赞同楼上的看法。蒋介石有大局观?中国就是在他手上丢给中共的。老实不客气的说,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帮手。没有他,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取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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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6-05 20:43:03
赞同老高看法,这种复杂性,岂能用简单地黑白分明论之!
这说明了蒋汪共与日本之间异常复杂的矛盾勾结争斗。汪精卫不是也并没有心甘情愿地作日本人的走狗,重庆方面也不见得当时就这样看待对待汪,日本人也不是这样看待对待汪。
实际上,无论蒋介石还是汪精卫毛泽东,都是明目张胆地“里通外国势力互相勾结矛盾斗争”,即都是为了自己一党之私,也不得不考量国内民众的基本要求与世界大战格局。三方的各自利益要求与信仰和判断,都有矛盾也有重合。毛泽东要借苏俄势力来发展壮大,乐见并挑动加基本坐观蒋汪以及美英苏与日争斗,图谋全国。蒋介石要借用美英势力来打败日本,消灭中共,剪除包括汪精卫势力在内的派系与军阀,统一并统治中国。汪精卫则指望依附日本,等待苏俄英美和日本大战各败俱伤,剪除中共削弱蒋介石,再同日本平等和平。三人都是直线为己,曲线救国。
而历史的结局,当然证明了毛泽东的狡诈第一,汪精卫的短视第一,蒋介石的大局观历史观第一。而中国最终全面沦陷于外国势力之下,并又最终全面独立,完全彻底走向封闭之路,以本国土产暴政代替做亡国奴,是在毛泽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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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言 留言时间:2013-06-05 17:16:03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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