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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變革和進步，關鍵在素質，還是關鍵在制度？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在時代需要精神素質的時候，人們往往用“制度未改”來作拿不出像樣的精神素質的遁詞；在時代呼喚變革制度的時候，人們往往用“素質太差”來作不敢大膽啟動制度更新的藉口。——於是，我們永遠看見這兩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高伐林
我說過多次：對俄羅斯這個民族，我的情感十分複雜。
列寧創建、斯大林長期主政的蘇聯害慘了中國，遺禍至今：派人來創建蘇式革命黨，複製蘇式專制國，策動蒙古獨立、簽訂蘇日協議承認滿洲國、扶植盛世才企圖讓新疆獨立，二戰後在東北搶劫姦淫無惡不作……再加上地緣政治、能源爭奪等等因素，我不可能不對之由衷地憎惡；
但是對從19世紀以來的俄羅斯的人文傳統和精神氣節，我又不由得衷心敬佩。
我沒有去過俄羅斯，只是從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俄羅斯作家學者的文字，以及各種歷史記載中，追慕俄羅斯人的精神風貌：那些從容就刑的12月黨人及他們義無反顧的妻子，還有那位竟然敢當面對沙皇坦然自承與他們為伍的普希金，在我心目中樹立了“非人工的紀念碑”（普希金語）。
20年前，在蘇聯解體，俄羅斯落到紊亂、虛弱和沮喪的谷底之際，我的一個同窗去了一趟俄國回來之後，對我說，俄羅斯人的人文底蘊不得了，一旦翻過身來，這個民族會很快重新趕上去；幾年前，另一個朋友與幾位俄蘇文學專家結伴訪問俄羅斯，也對我盛讚這個民族的人文傳統依然在傳續，令人敬畏；還記得美國華裔作家哈金最衷心服膺的也是俄羅斯文學大師……
他們所說的，不正是哈佛教授約瑟夫·奈的那個“軟實力”麼。
一直不知道怎麼表述心裡對蘇俄這種又憎惡又欽佩的矛盾情感，讀到加藤嘉一的文章，說日本人“討厭中國，卻佩服中國人”，啟發了我仿照一句：憎惡俄羅斯，卻佩服俄羅斯人。
當今各種排行榜鋪天蓋地：國民收入最高國家排行榜、最強企業排行榜、影視票房排行榜、富豪排行榜、最有影響力的人排行榜、消費水平最高城市排行榜……不一而足；我想，若能將精神量化，將當今世界各民族及其知識分子階層群體的精神財富和能量，就其在權力、傳統、市場等多重高壓與誘惑面前，“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勇氣、恆心，以及精神的獨立、自由、豐富、深刻，還有創造性、覆蓋面、影響力等等指數，綜合列出一個排行榜，我相信，俄羅斯精英定能名列前茅，而中國精英一定只能排在令人臉紅的位置，如果不是敬陪末座的話。
俄羅斯知識分子留給全人類的，是一筆何等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有制度保障就無須勇氣
美國、英國、法國，也有許多作家學者表現出了可貴的自由獨立精神，其原創力更是出類拔萃，但是論綜合水平，我不將他們放在前列——因為西方的民主憲政制度使得他們“降”了“級”。這個制度是容忍、鼓勵他們的自由獨立精神的，他們即使有挑戰強權、捨身取義的勇氣，與蘇俄和中國知識分子身處嚴酷的社會環境比起來，哪裡有多少表現的機會呢！
2001年，耶魯大學300年校慶，同時舉行第300屆畢業生典禮（何以建校300年就有了300屆畢業生？這裡面的緣故我一直很糊塗），校方為錦上添花，邀請了1968屆耶魯畢業生、當任總統小布什前來，給他頒發一個榮譽法學博士。我作為畢業生家長，也躬逢其盛。
給剛剛上任、政績和威望都乏善可陳的小布什奉送一頂耶魯的博士帽，在這所常春藤盟校引起軒然大波，兩百多位教授聯名向校方表示抗議——這是我聽說的；而我目睹的，是小布什總統上台戴上博士帽之際，台下畢業生坐席區刷地掀起一大片明黃色波浪——足有三分之二的畢業生舉起了抗議他的各種政策的標語牌，那氣勢，簡直讓人鬧不清是畢業慶典還是聲討大會了！
頒發學位完畢，主持人宣布請小布什總統講話時，明黃色的抗議浪潮再一次拍打會場，最洶湧的浪頭也仍然是從畢業生區域中掀起。
後來，一位朋友對我說，非常佩服耶魯這些有傲骨、有勇氣的教授和學生，用自己的方式匡正了校方的“失節”，他們身上體現了可貴的耶魯精神。
我則不以為然。我說，耶魯教授反對校方授予布什榮譽學位，耶魯學生當面對布什請願抗議，與勇氣沾不上邊。這些教授與學生對總統說“不”，對校方說“不”，對權力和權威說“不”，只是自己這麼想了就這麼說，哪怕膽小鬼懦夫都能夠自自然然地說出口，就像對侍者說一聲“咖啡里別放糖”一般，教授根本用不着擔心丟了自己的飯碗，學生根本用不着擔心上了別人的名單，注意一下行為的遵紀守法、用詞的文明禮貌就行。為什麼？因為，美國先賢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權力（power）、保障民眾權利（right）的體制。這是他們沿襲了幾百年的權利，哪裡需要壯起膽來？
相形之下，蘇聯（俄國）的知識分子，就真正了不起了。
“這裡”和“那時”
俄國女作家利季婭的故事和她提出的一個概念，足以讓中國作家臉紅。
利季婭1940年前後寫出了反映“大清洗”的長篇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但當時蘇聯沒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國外雖然出版了多語種版本，但她還是希望這本小說能在國內問世。為此她足足等了20年，到1961年蘇共開過22大以後，蘇聯作家出版社才答應出版，預付了60％稿酬。但天有不測風雲，沒多久，克里姆林宮風向又變了，出版社毀約。利季婭打官司贏回了100％的稿酬，但此書還是出不了。利季婭明白了：當局的意圖就是要讓人集體遺忘，“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統統死光，新的一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過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歷中吸取任何教訓了”。
利季婭由此意識到自己的書的價值：那就是，要阻抗這種有預謀的遺忘！
直到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協又“一致通過”撤消15年前開除她的決議，兩年之後作協所倚靠的強大政權，在千百萬“男兒”的勇敢抗議聲中垮台，她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才出版了，震撼了讀者和批評家。震撼的原因，與其說是其藝術造詣，毋寧說是其直面血腥現實的勇氣。利季婭在回憶錄中不無自豪地說：“它真實的見證價值無可置疑。我至今不知還有哪本寫1937年的作品寫於這裡和那時。”
上述故事，我是從署名狄馬的文章《我們比俄羅斯作家少什麼？》中讀到的。
“這裡和那時”——空間上的“這裡”（恐怖政治的現場），時間上的“那時”（恐怖政治的當下）。分開來不起眼，結合在一起卻意味著了萬千風險。要問“這裡和那時”多麼不易嗎？不妨反瞧一下中國：中國不是也有類似蘇聯“肅反”那樣的慘禍嗎？——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中國也誕生了若干揭示這些慘禍的傑作，像《墓碑》（楊繼繩）、《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夾邊溝記事》（楊顯惠）……但，它們要麼，寫於“那裡”（恐怖政治現場之外）；要麼，寫於“這時”（恐怖政治時代過後），卻偏偏沒有一部，是寫於“這裡和那時”！
在斯大林統治的蘇聯，出了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等一大批世界級文學家藝術家，加上舊俄時期的蒲寧，在諾貝爾文學獎名單上有五位俄國作家的名字；在“這裡和那時”寫出了《日瓦戈醫生》、《靜靜的頓河》、《癌症樓》、《古拉格群島》與《我們》等不朽經典；而在大致相似的政治環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全都交了白卷。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真該“以俄為師”
當然，說專制暴政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全都交了白卷”，也不盡然。畢竟還有顧准、林昭、遇羅克，畢竟還有北島寫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有顧城寫下“黑夜給了我一雙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更有“六四”中許多大無畏的學生、學者和市民。但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如何？
狄馬在文章中說：蘇聯文學中的不朽經典都不是為發表而寫的；相反，作者在寫作時就明白，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無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書稿如被查獲，有可能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但他們仍然越過貧窮、疾病、死亡的危險，構築著屬於自己的精神聖殿。
十月革命後不久被槍殺的詩人古米廖夫有句名言：“不應該在‘可能’的時候寫作，而應該在‘必須’的時候寫作。‘可能’這個詞應該在詩歌研究里一筆勾銷。”這大致可以反映蘇聯作家（當然我是指其中的精華）在血雨腥風的年代裡的寫作態度：不是向誰交心、賣笑、獻身，不是謀生的飯碗，也不是個人的愛好。他們寫作，是因為感受到身後有無數人，在急切等待他記錄他們無力自己講述的命運，在爭著委託他發出他們自己不可能發出的聲音。
中國文化中也不是沒有這樣的教誨：“詩言志”，“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人不可有傲氣，不可無傲骨”……但是這個傳統的現實例證在哪裡？有幾人？有何書？
精神落差的原因何在？
何以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像“蘇聯老大哥”那樣，在逆境、厄運中創造出巨大的精神成果？有人以為，是因為蘇聯政府、制度還多少有點縫隙，讓他們能有點空子可鑽，尚可容身；或者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有社會影響、有國際人脈，讓當局投鼠忌器；而中國的專制統治更無遠弗屆、無孔不入，也更無所顧忌，真正是“風雨如磐”，將任何一點獨立思想扼殺於萌芽。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中國的執政者無疑吸取了蘇聯的專制經驗教訓，變本加厲。但是考察蘇聯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壓制，其實也足以讓人怵目驚心。除了公開和暗地殺害，同樣也是勞教、勞改、門口派崗，電話監聽，封殺作品，禁止出鏡（和出境），限制行動，偷偷翻抄，警告、威脅和株連所有親友……寫出《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蘇共中央竟派一位“女醫生”住在他家一個月，家人懷疑她的藥箱裡有錄音機；當局還組織高爾基文學院的學生，舉著“猶大滾出蘇聯！”標語牌到帕氏住地遊行……
那麼，是否有人會歸結於兩國不同的社會土壤、民眾基礎，認為有什麼樣的大眾就會有什麼樣的精英？這種說法顯然也沒有說服力，揆諸歷史，大眾與精英二者並非永遠一致，出現巨大矛盾甚至尖銳對立的先例比比皆是，有時是民眾對了，有時是精英對了。這且不說，即便真是如此，真是蘇聯的知識分子得到了民眾的支持，接了地氣，才心紅膽壯骨頭硬，我們也還要追問：為什麼蘇俄有優秀的民眾，而中國卻多順民、刁民和暴民呢？蘇俄的普通女性在父親、丈夫或兄弟“犯法”之後，也無怨無悔、甚至拖兒帶女地跟着到西伯利亞；中國的女性呢，當黨小組長一談話“你丈夫是右派”，多宣布與丈夫離婚——至少是劃清界線；蘇俄的異議人士被判刑、被流放會受到英雄般歡迎，而中國的敏感人士一旦被當局盯上，鄰居和同事就會把他當成麻風病人、處處躲着他……
哪些因素影響了知識分子的表現和國民性？
或許宗教信仰是原因之一？東正教在俄羅斯已有近千年傳播史，形成了其作家和民眾舉頭三尺有神明、拷問靈魂、追問終極關懷的習俗，近年來不少中國異議人士皈依基督教，應該也有到宗教信仰中尋求支柱這一因素；
或許自由傳統也是原因之一？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已有300年歷史，俄羅斯又毗鄰西方國家，即便當年在鐵幕之後，接觸自由民主社會的信息的機會也太多；而中國沒有這種天時地利，自由民主的理念別說在普通公民中，在知識分子心中也不甚瞭然……
還能列舉更多的原因：
中國執政者更全面、更徹底地壟斷了一切社會生存資源，讓每一個人一旦被體制拋棄就走投無路；
還有，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使得知識分子即使個人有心與體制決裂，也難以忍心家人被制度吞噬——人們讀到、聽到過多少這樣惡意的恫嚇和善意的規勸：“你不為你自己着想，也得想想你的老父老母、愛妻愛夫、幼兒幼女吧”……
素質與制度互為藉口
與此相關的，還有許多問題，也需要進一步回答：俄羅斯既然有了這樣出色的人文精神，何以沒有在1917年阻止獨裁者上台篡奪政權？何以在70多年中，三代人都沒有能發動有效的抗爭，儘早結束這種統治？社會精英的素質與國家的制度何以有如此之尖銳的扦格不入？如果具有這樣素質的精英，都不能保證國家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讓人民免於恐懼、免於匱乏，那麼這樣的高素質，對國家、對民族而言，益處何在、意義何在呢？
這些大話題，限於篇幅，不可能細談了。這裡我想強調的是，眼下，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有迫切的需要，來“以俄為師”，學習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氣節和勇氣。
在很長時間內，對中國如何走出死胡同的討論，一直有兩種看法：一些人說，關鍵在於人的素質，人的素質達不到，不可能建立先進合理的體制——多少別國行之有效的政策拿到中國來就變形走樣，“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而另一種說，不，關鍵在於體制！體制不改，怎麼可能進行國民性的改造、讓素質脫胎換骨？
類似這樣的問題其實還有一大把：
“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民眾”，還是“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文化決定製度”，還是“制度決定文化”？
……
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
——在時代需要精神素質的時候，人們往往用“制度未改”來作拿不出像樣的精神素質的遁詞；
——在時代呼喚變革制度的時候，人們往往用“素質太差”來作不敢大膽啟動制度更新的藉口。
於是，我們永遠看見這兩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無疑，中國這問題那問題，其根源、其癥結，確實是在制度上——“制度改革不是萬能的，但是制度不改革是萬萬不能的”。然而，中華民族在追求更合理的政治、社會制度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最需要的，是像俄羅斯知識分子那樣捨身取義的精神。
（《新史記》第18期，明鏡新聞網轉載）
近期圖文：
瞻仰傑斐遜《獨立宣言》珍貴手稿（組圖）
中國要現代化——要多數人的現代化
不是要“平反”，而是要“正名”
吳思、劉瑜解讀《獨裁者手冊》
給中國歷史上最大災難時代永遠存證
費城南街奇妙的馬賽克魔術花園（組圖）
當今社會幹嘛還需要講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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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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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ren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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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10 14:5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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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還是“民以食為天”的影響吧。 認為“民”就應該除了為稻粱謀之外不必再追求正義。 頂多就是“飽暖思淫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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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uyou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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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3 06:17: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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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文章讓我很早想起很早以前看過的一部電視連續劇中一個情節來了：曹操與曹丕在談論屈原的詩歌，曹操讚嘆道：“我們寫不出這樣的詩歌”，曹丕說“因為我們是用筆寫詩，而他是用血寫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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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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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3 04:4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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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妞啊，那可怪不得我。老高講的是俄羅斯的精神，但通篇不提蘇聯人民二戰時期抗擊希特勒主力的精神，那應該是俄羅斯精神最集中的表現。因為投鼠忌器，被老高的春秋筆法輕輕一下就抹掉了。
但是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的青年戰士，正是在保爾那一代精神激勵下進行的。至今蘇聯女英雄卓婭的墓碑上刻的是保爾的銘文。阿妞不妨把卓婭也否定了，要不試一試？
老高當然不會提及《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還有小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甚至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因為在老高眼裡俄國的精神，包括俄國文學也要被甄別選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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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黎老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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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3 02:2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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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廢品太多，這麼多年來，一天到晚就是埋怨，羨慕這，羨慕哪！還不如早點與共黨決裂。活得輕鬆！中國文化大多所謂精英分子基本屬於埋怨分子！如陳丹青，王康，，，呵呵！太雞巴的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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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黎老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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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3 02: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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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你這個腦殘半廢品。眼下，習人渣黨痞當道，你我的哪口惡氣出了嗎？派什麼排，“中國文化精——該死雞兒球朝天”，這也能叫做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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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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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3 00:0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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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還是不錯的。至少沒有在這裡宣稱保爾-柯察金是俄羅斯精神和普世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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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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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9: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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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那位愚先生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拿破崙推行普世精神，俄國反侵略不是普世精神，如此瘋瘋癲癲，最好去精神病院找你的普世精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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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莉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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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8:2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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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歸來》，是俄國19世紀後期的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繪畫大師列賓的作品。主要描繪了一個流放者（左一）突然回家的場景。這幅油畫通過對人物表情的細緻刻畫，向觀者講述一個革命者被流放經受着諸多痛苦，他的家人正在悲傷，卻沒想到流放者不期而歸，家人對此既是意外又是興奮的故事。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1158688/1158688/0/27d647eed8b36fbbb3fb9504#aid=0&pic=27d647eed8b36fbbb3fb9504
耄 特別講究肉體消滅，株連九族，斬草除根，除良留莠，代代相傳，垬 的毒性就“提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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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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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8:0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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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人的精神是指一種正直和理性的內心追求，與一個國家的實力或強大不是一回事。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就是俄羅斯人的普世價值精神嗎？俄羅斯打敗拿破崙談不上普世價值的勝利。拿破崙是力圖傳播普世價值的。戰勝希特勒是反侵略戰爭。但當年的蘇聯並非追求普世價值。這個華山是個思想境界低下的人，來毒化這裡的氣氛。這種人不知羞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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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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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7:4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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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精神排行榜，現代本。拉登與它的信徒們肯定榮登榜首，近代的希特勒與它納粹精神，日本神風突擊隊的武士道精神都是數得上前幾名的。當然別跟咱彎彎繞什麼好精神，壞精神。
可惜今人大多把物質與精神合併在一起：西方的富有等同於西方精神的富有；窮國經濟上貧困也就是精神上的匱乏，這倒是直觀易記，並不需要浪費時間來引經據典，多此一舉。
同意作者一個觀點：俄國人是有點精神的，不然就不會戰敗拿破崙與希特勒，也不會在今天接受斯諾登與收回克利米亞，成為唯一能與西方叫板的大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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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olan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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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6:0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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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一個人思考是不夠的,至少要百分之十的中國人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或許才能有所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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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抱不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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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5:0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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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底層的狂妄個性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在英國，農民雖從來沒有由農民或土匪當政的一分一秒，但確實也曾有過幾次為改善生存條件的幾次農民起義，如14世紀80年代初的一次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幾乎要攻破倫敦，當時的英皇還是個20不到的乳臭未乾的孩子，軟弱，優柔寡斷，但他答應了農民的要求。農民所關心的僅是自己的利益，得到滿足後就自動退兵回家，當然更主要的是他們自知之明，憑他們知識和教養水平能種出糧食就不錯了。而中國的農民並沒有如此高貴的品質，即自知之明。毛也是個農民，他的幫凶也大多數農民和土匪，憑殺人和計謀當了皇帝。據“溫故”雜誌里的一篇文章說，49年進駐濟南，接管市政府的解放軍頭目連電燈和抽水馬桶都不會用，後來請了一位傳教士才算擺脫困境。匪徒當政，結果會是如何呢？英國也有不少生活極度奢侈的帝皇，如詹姆斯一世（後來被絞死）就是如此，然而他畢竟是貴族，他的濫用權力還表現另一個方面，由於他酷愛繪畫，用大量的錢財收集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名畫，反而給英國帶來不少無價之寶；而土匪和農夫出身的毛澤東，濫用權力的方式就大相徑庭，通過幾次運動不僅將文化人士置於死地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藝術遺產幾乎破壞貽盡。每次成功的農民起義總給中國造成一個文化和藝術的斷層！這就是在中國流氓戰勝貴族的惡性循環的歷史，中國的文明落後於世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有問題，還包括最底層的百姓和流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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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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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1:5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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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雨欲來風滿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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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10:0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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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蘇聯的重新認識，緣於十四歲看的一本梅白借的《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十六歲時在老叔家看的一本大十六開《斯大林女兒回憶錄》，幾乎完全讓我顛覆了以前對蘇聯的看法。因為小學時期，一本《蘇聯電影文學劇本》上的《列寧在十月》《偉大的公民》等左右了我的看法，書架上果戈理的《彼得堡的故事》，還有《普希金文集》，也沒能多大程度上影響我認識蘇聯。記得上小學時，文革中幾乎人人都看一本《葉紹爾夫兄弟》。我六歲時還看過毅進繪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但這兩本，對我有着巨大的震撼。後來聽老爹說，東歐其實比中國還左，還要教條主義。心想，這種控制，恰恰是導致東歐那麼齊刷刷倒下的原因。後看鳳凰台播出的東德崩潰過程，完全如我所測。凡從文化上窒息一切的群族，註定是要加速自己機體的壞死的。後看資料，西方情報機構六七十年代，所謂消除威脅手段，也是支持社會主義在左翼而非右翼。所以，左傾最猖獗的羅馬尼亞，第一個倒下。蘇聯的倒塌緣於整個嚴酷的思想控制以僵死的計劃經濟制度，幾乎腐壞一切人等，干群概無例外。不說官員，就是工人農民，也是只拿盧布不幹活，導致養成一種寧可餓死，酗酒，也不下地幹活的習慣，人幾乎成沒有思想樹獺一樣的動物。所以，嚴控必然帶來機樞壞死，必然帶來熵死，一個社會如果喪失耗散結構吸收能量的機制，必然完蛋。這是定律。所以，嚴控對整個體制的傾覆，功不可沒。其實，變革很簡單，用不着啟蒙。羅馬尼亞專制如此，都一夜覺醒，關鍵是舊體制的死亡。把重心放在種種啟蒙的嚴控上，恰恰導致了一個社會機體的死亡。因為，重要的是不是啟蒙，而是舊體制的停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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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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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09:0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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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鄧小艇、吳言、俞先生、阿妞不牛和藝萌諸位光臨並鼓勵！
這個周末，我見到剛從俄羅斯旅遊回來的嚴家祺，他驚喜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見到成千上萬的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為大批同胞們走出國門見識世界而振奮，很高興他們有了機會耳濡目染俄羅斯和世界的人文傳統，開闊視野，更新觀念——當然，這遠非一朝一夕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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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藝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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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2 06:5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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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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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1 20:5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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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最有深刻思考最激發思辨的好文之一。
問題似乎沒有答案。但是也有着明確的答案。
從古至今，中國雖然有“捨生取義”以及死諫的謀臣，但是那個“義”，完全不是俄羅斯人普遍信奉的“義”。甚至到中國的張志新，都是為“黨”而死的。而這些俄羅斯人，是為人， 為人性，為靈魂而挺身而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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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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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1 20:5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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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普遍地沒有教養，貪圖吃喝玩樂，貪小利而忘義，沒有追求正義和為社會或人類捨身取義的道德勇氣。簡單說，就是基本上是由精神世界低下的人組成的社會。還是小農經濟的產物。人們的精神世界還是封建主義社會的，與現代社會脫節。12月黨人1812年起義，就是受普世價值影響。到了中國，要等到1919年才顯示普世價值的影響到了中國。比俄羅斯晚了約100年。現在共產黨與世界潮流逆勢而為，估計這個差距還會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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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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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1 19:0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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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小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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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01 17:1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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