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隱蔽戰線中，文藝、統戰、情報是三條線，互為明暗，時有分合或交叉，但不會完全重合。我見過、接觸過很多中國文藝界的老人，都曾經在中共奪權年代一身而兼三任；有的，甚至在中共奪權後也仍然有公開和秘密的兩重、三重身份
老高按：中國已故文藝家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在我們這一輩人中大名鼎鼎，在當今的年輕人中知名度就趨近於零。這位前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文革中是被萬炮齊轟的“四條漢子”（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這句話出自魯迅筆下）、“文藝黑線祖師爺之一”；撥開這些，事實上，他的累累成果，橫跨多個文學藝術門類，寫中國電影史、二十世紀中國戲劇史、近代報告文學史乃至文藝思想史、甚至翻譯史，都必會濃墨重彩地寫到夏衍的貢獻和成就：話劇《賽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紀實文學《包身工》、電影《祝福》、《林家鋪子》、《紅岩》、回憶錄《懶尋舊夢錄》……都有重要的價值。
夏衍還有一個頭銜：中共地下工作者。
他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對他的這一秘密生涯有很多敘述。但這本書影響不大，不為人熟知。最近他的孫女沈芸寫了一篇文章《祖父夏衍與隱蔽戰線》，篇幅不短，轉載於此。
沈芸在文章中說：“在中共隱蔽戰線中，統戰和情報是兩條線，互為明暗，時有分合或交叉，但不會完全重合。”觸類旁通，我們也可以說：文藝、統戰、情報是三條線，互為明暗，時有分合或交叉，但不會完全重合。過去我見過、接觸過很多文藝界老人，都曾經在中共奪權年代一身而兼三任；有的甚至在中共奪權之後也仍然有兩重、三重身份。曾經讓我驚駭不已，現在回看，都是常態。
前天我轉載的傅國涌文章，披露了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奪權變天回到地上之後，命運受到高層秘密執行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左右。夏衍似乎是個例外，甚至與潘漢年的關係，也沒有給其仕途罩上兇險陰雲，只是最後碰到文革才在劫難逃。為何能如此？是得益於人脈（他與周恩來、周揚等許多人的淵源）？是歸功於聲望和成就（他過往許多作品被列入中共的成果）？還是有賴於他個人的長袖善舞、敏於轉向緊跟才得以免禍？這些原因，也可能都有，抑或都不是而另有秘辛？待考，並求教於各位網友。
祖父夏衍與隱蔽戰線
沈芸，北青天天副刊
劇的落幕是這樣的：脫線數十載的老特工歸隊了，千里迢迢坐着火車硬座來到北京，要見一位知道他真實身份的老首長，他走到一條胡同的四合院門前，按響了門鈴……
這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在我們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現過。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們的院子裡來了一位老人。他的到來，讓我祖父夏衍很興奮，也很鄭重，告訴我們，今天要來一位老特工，他的一隻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勞改後回到北京，是潘漢年的部下。
他們是久別重逢。這位老人走時，留了電話和地址，顫抖的筆跡寫下了“華克之”三個字，我後來知道，他還叫：張建良。
“文革”以後，特別是潘漢年案平反前後，這樣劫後餘生的相見，在我祖父的客廳里經常出現，並不稀罕。很多當年的老地下黨，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員，他們或是來家裡敘舊，或是找組織申訴平反。這些來訪的客人中，有的聲名顯赫，有的如雷貫耳，還有的神秘傳奇。我祖父說起他們，總是三言兩語，如果將其展開，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對於周恩來領導的隱蔽戰線潘漢年系統的人來說，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載的沉冤昭雪，有着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
▲1938年3月29日，在廣州，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郁風、葉文津、司徒慧敏
老戰友們努力，潘漢年平反歸隊！
早在1978年，從特科時代走過來的李一氓寫下詩一首：“電閃雷鳴五十年，空彈瑤瑟韻難成。湘靈已自無消息，何處相尋倩女魂。”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首紀念潘漢年從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懷董慧的詩，取名為《無題》。從詩中看，李一氓已經知道潘漢年在湖南去世了。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會知道。
隨後，潘案的平反開始在他的老戰友們中運作了起來。陳雲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決心要把潘漢年的問題弄清楚。首先，是要求曾長期擔任地下黨上海市委書記的劉曉寫出報告，用材料來說話。當時，“兩個凡是”的影響給潘案的複查帶來很大阻力。陳雲交待的任務只能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劉曉、張毅夫婦聯合潘漢年的老戰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寫信要求複查潘案。此外，陳雲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寫出系統的、具體的材料上報中紀委。1981年3月1日，陳雲親自寫信給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建議複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錯案，予以徹底糾正。
陳雲在11月初讓秘書持他的親筆信來到我們家，請祖父寫一篇懷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報》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紀念潘漢年同志》，此文在社會上反響強烈。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漢年戰友和親朋們盼望的大日子，他們多年的共同努力獲得了成功，潘漢年夫婦要回來了。
之前，湖南淶江茶場已經給我祖父來過信函，匯報潘漢年夫婦骨灰的情況。14日，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從長沙啟程開赴北京。人們聚集在北京火車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寶山安葬，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揚、陽翰笙等，以及專程從上海赴長沙護送骨灰的於伶、劉人壽，還有我祖父特地通知的潘漢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孫師毅家屬等。覆蓋黨旗儀式在北京站貴賓室舉行，潘漢年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副一室，歸隊！
鮑文蔚的女兒鮑曉娜《我的父親與潘漢年》，描述了潘案平反後她父親所受到的震動，有着生動的記述，小標題是“尋找‘李胖子’”：
“父親與潘之間常常通過一位化名李某且體態較胖的同志聯繫，父親的住處就是他落實的。……
“1983年秋，父親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辭退了幾個院校的聘請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聽說潘漢年的冤案已經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後，他急忙托人找來《人民日報》上夏衍的紀念文章，摸索着連看數遍，並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後，父親作出了決定：自己的事也必須說說了！而關鍵，是要找到聯絡員‘李胖子’。
“於是，全家出動——找人！
“那段時間，我們先後拜訪了夏衍、石西民、樓適夷、丁玲、潘菽、吳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組織部、統戰部、上海市委組織部等。夏衍對父親說：潘案株連三千人，你老鮑沒有被牽連進去算是幸運的，‘李胖子’不認識，因那段時間潘的活動很機密，一點也不知道。石西民說：至少兩千五百人受株連，‘李胖子’不認識。其他幾位也都說得差不多。……
“尋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後來父親總是說，其實他當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現在也好像就在嘴邊，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兒去找這個能提醒他的人呢？ 這成了父親離開人世前的最大的憾事。”
這樣的情況在我們家發生的不少，袁殊後來說，他1980年的時候，在兒子的陪同下來找過我祖父，解釋當年的“怪西人事件”，同時，也為自己平反。而後，黃慕蘭（定慧）也給我祖父寄來了申訴材料，我記得，她是用毛筆寫的小楷，密密麻麻。
祖父夏衍的兩個身份
隱蔽戰線，是當下的一個熱搜詞。關於夏衍與隱蔽戰線的關係，外界做過多種揣測。我祖父生前從不炫耀他與隱蔽戰線的關係，更不會誇大其詞。他在很多不同場合都說過同樣的話：“我是幫忙做事，沒有加入過組織（情報系統）”。這句話，他對子女們講過，也對第三代的我講過。
2015年，《夏衍傳》再版，在其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夏衍不僅是共產黨人，而且是特殊的共產黨人——他屬於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中共情報系統的重要成員。……當時的上海閘北區委書記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領導人，他對潘漢年說，‘這樣的文藝人才放在閘北區搞工運，跑跑紗廠，是可惜。’周恩來調夏衍參與籌建左聯後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員。從此夏衍有了兩個身份：公開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報人員身份。”（劉小楓：《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讀《夏衍傳》所想到的》）
“成了中共特科成員”和“秘密的中共情報人員身份”，這兩個大膽的結論，在沒有直接材料證明的情況下，不僅不符合史實，也與夏衍自己的說法完全相違背，而且夏衍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時間是在特科結束的兩年以後。
這讓我很震驚。畢竟，隱蔽戰線不是諜戰片，很多結論是需要有史實依據的。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四一二”政變，主要任務是情報收集、政治保衛和鋤奸，存在時間是1927年11月—1935年10月。
1927年，對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這一年的5月底或6月初，夏衍在大革命失敗後一個多月以後，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寧路的一家煙紙店樓上，由鄭漢先、龐大恩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當時“寄居”在紹敦公司，靠翻譯為生。
同年的冬天，紹敦公司老闆，夏衍的中學同學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決定將夏衍（沈端先）從閘北街道支部調出”參與籌備“左聯”，時間應該是 1929年秋冬，夏衍搬出紹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據阿英的回憶，“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漢年是“文委”的書記。阿英等同志認為，調沈端先（即夏衍）來參加“左聯”的籌備工作，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就正式同潘漢年談，組織很快同意了這個建議。
1928年潘漢年開始負責文化統一戰線的工作，夏衍回憶說：“1924年，他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時期我認識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後期，儘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卻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夏衍：《紀念潘漢年》）
▲1930年，夏衍在上海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5月，在周恩來領導下，新的中央特科機構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漢年出任中央特科情報科（二科）科長。
1931年夏天，已經有五六個月沒有露面的潘漢年，通過一家書店的關係找到夏衍，“約我到爵祿飯店的一間房間裡見面，從下午四點一直談到薄暮。一開頭，我先談了一些‘左聯’和‘劇聯’的工作情況，對於這些他似乎都已經知道了。於是，我就幼稚地問他這段時間到哪兒去了？他說什麼地方也沒有去，只是換了一個工作崗位，我再問他什麼工作，他就不肯講了……飯後，我和潘分手時，問他是否要離開上海，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了一句，老待在上海也沒有意思。當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別，直到1937年抗戰前夕才在上海見面。”（夏衍：《懶尋舊夢錄》）
作為一名老牌的地下黨，夏衍與“特科”之間的橋梁，除了潘漢年，還有蔡叔厚，尤其是在潘漢年離開的那一段日子。
1933年，夏衍替袁殊轉了一封信。
袁殊創辦的《文藝新聞》因思想進步、客觀報道“五烈士事件”與夏衍等左翼人士有着良好的來往，他們也是袁殊雜誌的作者。至於袁殊更為複雜的背景，潘漢年在1931年的那次與夏衍談話中並未涉及，潘只是在夏衍說起《文藝新聞》有可能是“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時提醒夏衍：“你不要想得太簡單，潘公展和吳醒亞（中統）有矛盾是事實，但在反共這一點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我在適當的時候和袁殊講不要對吳醒亞有幻想。從這句話我猜想潘和袁殊可能也有聯繫。”後來，袁殊在《文藝新聞》停刊後，參加了特科，這是夏衍知道的，袁殊還一再請夏衍為他保密。之後，兩人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來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袁殊）忽然約我見面，說他和特科的聯繫突然斷了，已經有兩次在約定的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繫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按規定，特科有一個特殊的組織系統，為了安全、保密，一般黨員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員聯繫的，因此我對他說，我和特科沒有組織關係，不能給他轉信。但是他說情況緊急，非給他幫忙不可，又說，把這封信轉給江蘇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級領導人也可以，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他又說‘情況緊急’，於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轉給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這時已從中國黨的特科轉到了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但他的組織關係還在中國特科（吳克堅），所以我認為把袁殊的信交給蔡轉，是比較保險的。想不到那時國際遠東情報局正需要袁殊這樣的人，於是袁的關係也轉到了國際情報局。當然，這一關係的轉移，蔡叔厚沒有跟我講，我是不可能知道的，當蔡叔厚告訴我袁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之後，我就不再過問了。”（夏衍：《懶尋舊夢錄》）
1935年的多事之秋
時間又過去了兩年。1935年，對夏衍來說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漢、陽翰笙的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後，自己險些被誘捕。這兩個事件，使他與“特科”發生了緊急的聯繫。這一過程中，夏衍的機智敏銳、蔡叔厚的果斷善後和孫師毅的縝密心思，使事件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事情要從1934年除夕山海關路田漢家的年夜飯說起。這實際是一次“文委”的碰頭會，參加者有夏衍、周揚、陽翰笙和孫師毅。田漢、夏衍等人對形勢持有樂觀情緒，但是孫師毅在那個晚上頭腦比較清醒，“他認為國民黨在軍事圍剿取得了‘勝利’（紅軍開始長征的消息，11月間就在中外報紙上出現），可能會雙管齊下，同時加強對革命文藝運動的‘鎮壓’。師毅不是‘文委’成員，對外也還保持着公開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連襟劉進中先在特科工作，後來轉到國際情報局，所以我們也知道師毅和黨中央有聯繫，由於這種緣故，師毅的話引起了我們的警惕。”
不幸而言中，元宵節過後，2月19日的夜晚，田漢被捕。錢杏邨（阿英）夜裡回家時在弄堂口發現了警車，而且自己家三樓平時不開燈的書庫燈火通明，趕緊離開得以逃脫，第二天一早衝到夏衍家報信。
夏衍當時的家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員經常碰頭開會的地方，瞿秋白也來過兩次。這幢一開間半的二樓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紹的，最大的好處是它有一個前門和兩個後門，也就是說，這所房子的門牌是在愛文義路，另一個後門卻在麥特赫斯特路，“雖非狡兔，卻有了三穴，萬一有事，可以從後門溜走。”
夏衍確定田漢出事後，回到家，燒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裡本來鎖着，可以通麥特赫斯特路的後門打開，做好必要的應急準備。然後去找蔡叔厚，告訴他田、錢兩家的情況，請蔡老闆通過特科核實。兩天以後，蔡告知，由於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機關遭到第三次大破壞，“文委”成員五人，陽翰笙、田漢、杜國庠被捕，夏衍和周揚倖免。在得到特科的準確消息後，夏衍即刻通知周揚隱蔽起來。
隨即夏衍也在徐家匯隱蔽了一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裡，夏衍把田漢留下來的《風雲兒女》的故事改編成電影劇本，田漢寫在最後一頁上的歌詞，成為了日後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這一年的5月，國際遠東情報局的一個叫陸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變，供出來他和華爾敦（又名勞倫斯）的聯繫地點，隨後，華爾敦及有關的幾個人被捕，其中包括袁殊，這就是“怪西人事件”。由於涉及蘇聯，國民黨軍統嚴密封鎖消息。因此，袁殊被捕的消息，起初連國際遠東情報局的蔡叔厚也不知道。
然而，對於夏衍這樣一個和遠東情報局無關的左翼文化人，卻因為兩年前替袁殊轉了一封信，被軍統盯上了。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已從徐家匯回到家裡，正在電通公司拍戲的王瑩轉來一封袁殊給我的信，約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見面，袁的筆跡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懷疑地按時去了，但是坐電車到海寧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築路’地區，這個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國民黨政府共管，到這地方去不安全，於是我就下車到良友圖書公司跟鄭伯奇談了一陣，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孫師毅告訴我，他接到袁殊打給他的一個電話，問他黃子布（我在電影公司用的代名）的電話，師毅很機警，立即回答他：‘黃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這兩件事湊在一起，我們兩人都感覺到可能是袁殊出了問題，果然，差不多同時，王瑩在環龍路寓所被軍統特務逮捕。”（夏衍：《懶尋舊夢錄》）
▲1949年5月初，夏衍從香港北上，在北平李克農家的合影。左起：錢筱璋、阿英、夏衍、李克農、袁牧之
▲晚年的夏衍
夏衍終身都有着地下黨情結
本來，在1935年初，蔡叔厚已經辦好護照準備去蘇聯學習，因為華爾敦的被捕，果斷決定留下來善後，當夏衍找到蔡叔厚時，蔡講述了“怪西人”案的大致輪廓，他跟夏衍、孫師毅的分析是一致的，“現在主要的危險是袁殊，王瑩的被捕就是一個例子”。
人稱“蔡老闆”的蔡叔厚，早年留日，與曾希聖在黨內並稱為“無線電雙雄”，1929年夏，黨的第一個電波就是從法租界蔡叔厚寓所傳出的。1932年，蔡叔厚被遠東情報局的佐爾格看中，作為中國黨支援共產國際的骨幹，蔡叔厚調出特科，被吳克堅派往共產國際中國組工作，成為一名紅色國際特工。正是由於蔡叔厚的雙重背景，使他出色地處理了後續的事宜。到了6月份，蔡叔厚的計謀果然起了作用，袁殊的“知日派”身份驚動了日本方面，軍統將袁殊送到武漢“歸案”，由此切斷了軍統在上海對遠東情報局這條線索的追查，使蕭炳實、劉思慕等人安全脫險。王瑩也在兩周以後被悄悄釋放。
蔡叔厚在南京湯恩伯處得知，由於華爾敦拒絕回答問題，軍統方面對蔡的這一條線一無所知，目前蔡是安全的。雖然袁殊已被送往武漢，但國民黨可能還在追查與夏衍的線索，因此，要夏衍做好長時間隱蔽的準備。夏衍當即請蔡叔厚轉告孫師毅，在電影界代他散放空氣，說黃子布已經去了日本或北平。
愛文義路卡德路上的一座古老西式二層樓房，是一個白俄女人開的收費不菲的公寓，夏衍在這裡躲藏了三個月，寫出了多幕劇《賽金花》。
在夏衍的回憶錄里，他沒有迴避袁殊事件對左翼人士及遠東情報局的傷害，忠實地記錄了下來，並且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應該說這不是他個人的結論，而是他、蔡叔厚、孫師毅，以及潘漢年的共同判斷。
潘案發生後，“經過審查，由李克農出面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了7個疑點……接着，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但在當時情況下，‘左’風越來越盛，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志建議複查潘案時，這個報告才發揮了作用，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要依據。”（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上海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夏衍終身都有着地下黨情結，他珍視這段崢嶸歲月留給他的不滅記憶，但是，地下黨不能等同於特科。對此，國防大學的徐焰教授明確闡述過，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務不是搞情報，是爭取群眾。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所總結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情報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還特別舉了我祖父的一個例子：“早在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在敵營潛伏的電視劇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衍看過後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鬥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這裡所指的電視劇應該是曾風靡一時的《敵營十八年》，事隔多年之後，如果我祖父看到有些文章將他這樣的老地下黨與“諜戰”混淆在一起，一定會對這種缺乏基本常識的觀點搖頭感嘆。
還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漢年沒有告訴夏衍，組織已經在考察袁殊，準備介紹袁入黨，同時轉入特科，而是透露了一個關於瞿秋白的消息：“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中央已經決定上海一帶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來領導，他經驗豐富，和魯迅、茅盾的關係也很好，今後，‘文委’開會時，他會來參加的。”隨後，夏衍又用括弧補充了一句話：“不久後，陽翰笙也悄悄地告訴了我這個消息。”
這是情報工作的特點，也是潘漢年的風格。夏衍在《紀念潘漢年》一文中寫道：“我曾問過他，他要我和楊度聯繫那一次，為什麼連姓名也不告訴我？他說：‘這是紀律。’我說他見過大場面，如參加過長征，遵義會議後去過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館，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找他談話……這一類‘可資談助’的事，連對我這樣的‘老搭檔’（這是‘文革’中一份雜誌給我加上的罪名）也是嚴守秘密的。”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為潘漢年案平反，陳雲在11月9日寫信給夏衍，希望他寫一篇文章紀念潘漢年。在信的結束處，陳雲特地加了一句話：“文章只寫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漢年領導的文化統戰和情報系統的兩條線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開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這可以看作是潘漢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為周恩來的決定。
1930年，周恩來離開上海前，考慮到潘漢年也即將離開，於是組織決定由夏衍和楊度單線聯繫。大約是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潘漢年約上夏衍，叫了一部出租車，開到上海舊租界薛華立路附近一座小洋房，把夏衍介紹給了一位五十出頭的紳士，一上來，沒有太多的寒暄，潘漢年就說：“過幾天后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着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猜到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物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兒，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我每月跟他聯繫一次，送給他一些黨內刊物和市上買不到的‘禁書’，也和他談些國內外形勢——主要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央蘇區的戰爭情況。他從敵陣中來，知道許多北方軍閥、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他還曾不止一次地把他親筆寫的國民黨內部情況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內要我轉給上級組織。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楊的秘密黨員。後來逐漸熟悉了，他才告訴我：‘我就是楊皙子’。當時我也的確大吃一驚。”
這一塵封的歷史場景，我祖父在《楊度同志二三事》和《紀念潘漢年》兩篇文章中描述過兩次，角度有所不同，在《紀念潘漢年》一文，他特別補充了在1978年潘漢年案尚未平反，不能寫明的史實，“……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經人介紹，他申請入黨，經周恩來同志批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經人介紹’的這個人，就是潘漢年，我當時不便寫。”這次經歷，也可以視作是夏衍日後從事統戰工作的初探或試水。
 ▲1980年代，夏衍再訪上海思南路周公館，左起： 方行、李子云、夏衍、沈寧。
夏衍在周恩來的視野中
1937年6月間，王瑩再次轉給夏衍一封信，憑着信封上的筆跡和那個“嚴”字，夏衍知道是潘漢年回來了。他們很快見了面，這次與1929年的時候不同，潘漢年的行動相當公開，他的電話和住址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變後第三天。潘漢年說要陪夏衍見一位朋友，“我們走進了一幢雙開間的石庫門房子的二樓，輕輕地叩門，開門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穿着白襯衫和深灰色西裝褲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話就說：‘還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正要開口，他又說：‘我，周恩來。’”
根據夏衍本人的回憶和目前所能見到的材料，周恩來這次是有備而來的，他們對夏衍經過了長期多方面的考察，認為他具備承擔更為複雜工作的能力，具體地說是來自兩方面的信息：一、夏衍進入周恩來的視野很早，周恩來自己說：“大約在1930年，我從莫斯科回來的時候，就讀過你翻譯的小說。”其中包括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組織與特別黨員楊度保持單線聯繫；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現和組織能力。
潘漢年說：“以前的事，恩來同志都知道了。對今後的工作，他想和你談談。”周夏的第一次見面決定了夏衍以後幾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來告訴他，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這樣早年在日本孫中山面前加入過國民黨，又與吳稚暉、戴季陶等高層打過交道的人，今後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階層、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人做統一戰線工作。潘漢年開宗明義地說：“……中央已經同意了，你，還是做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為好。”
周恩來明確地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後離開的準備，他耐心地給夏衍分析了當前的形勢。然後說：“抗日戰爭不是很快能夠結束的，今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你要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做宣傳工作、統戰工作。當然，你可以編雜誌、辦報、寫文章，但一定要爭取公開，只有公開合法，才能做統一戰線的工作。宣傳和統戰，都是黨的重要任務……接下來，首先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要協助即將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辦一張黨報，即《救亡日報》。”
周恩來的一席話，使夏衍下了決心回答：“組織上決定了，我一定盡力去做。”
上海淪陷後，組織決定讓夏衍南下。“記不起具體日子，大約是12月十六七日，漢年突然把一張赴香港的船票交給我，並說到了香港，會有認識你的人在碼頭接你。……在一個寒風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來，收拾了帶走的行李，對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輕輕地在熟睡的沈寧、旦華額頭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碼頭。……汽笛發出了鈍重的聲音，船慢慢離開了碼頭。黃渾的江面上，有幾艘掛着太陽旗的兵艦，兩岸幾乎沒有行人，出了吳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興了，原來潘漢年也在這條船上。”在潘漢年年譜中，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離”。
抗戰是統一戰線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進入周恩來領導的中共隱蔽戰線參加統戰工作的開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圍的階段，這樣理解應該是相對客觀的。
在中共隱蔽戰線中，統戰和情報是兩條線，互為明暗，時有分合或交叉，但不會完全重合。夏衍在這條戰線上的非凡經歷，離不開周恩來和潘漢年這兩位最重要的人。
統戰的經歷對夏衍影響深遠，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來給他的任務就是“勤交朋友”，為黨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此，李克農跟他講得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罵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敵壘去影響他們，才是你應盡的本分。在國統區，菩薩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統戰工作，戴白手套行嗎？”
同時見過潘漢年和夏衍的人都說，他倆像是兄弟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各類文字中，他都在反覆強調自己的工作性質是統戰，甚至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風”的檢討中，他也會寫到統戰工作對自己的影響：“在大約有十年的時期內，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根據大後方當時的具體情況，組織上要我以非黨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觸，由於我立場不堅定，黨性不純，日子久了，不知不覺地就漸漸把自己看成為一個民主人士，很少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恰恰是這十年的文化統戰工作，夏衍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度過了他自己革命職業生涯中最酣暢淋漓的十年。
周恩來、潘漢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他們對於革命的理想主義浪漫情懷，同時表現在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備的文化人的雙重氣質上，兩者交相輝映。
這是一群精神氣質相同的中共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中國革命的一道別樣風景。他們中很多人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大多數最後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階段……潘漢年、蔡叔厚成了斷線的“風箏”，瞿秋白就義前寫下了《多餘的話》講述着另一個自己，周恩來則用愛好者的方式抒發着自己的藝術情懷。相比來說，夏衍最幸運，因為他的手裡始終握着文藝的這支筆。
很多同時見過潘漢年和夏衍的人都回憶說，他倆有相同的氣質，像是兄弟。夏衍秘書李子云在《記長者夏衍》中寫得更有趣：“是因為他們都頭髮整齊、穿着絲襪（我第一次見到夏衍同志的時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絲襪），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儒雅風度？還是因為他們都對晚輩表現了那樣親切的關心與愛護？他們之間有一種氣質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沒有會議或外事活動，不是去逛郵票商店，就是去潘漢年家。”
對於他自己在隱蔽戰線的諸多業績，夏衍選擇了緘默、無名、密不透風，因為他跟潘漢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漢年用上海話說過：“吹捧自己的人頂着底。”（“着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
隱蔽戰線上的很多事情，寧可讓其埋葬在歷史的塵埃里，也不能成為坊間飯桌上飛短流長的談資。
1955年，“潘漢年案件”後，夏衍在翠明莊被隔離審查寫材料，此後，他保持了20多年有尊嚴的沉默。在此期間，假釋的潘漢年夫婦曾經有過出來探訪老朋友孫師毅、唐瑜的機會，他們迴避了與當時仍在文化部副部長職位上夏衍的見面。
對於一場浩劫的來臨，潘漢年夫婦是有預見的，1967年6月董慧給唐瑜、孫師毅兩家的最後留言：“我們後天就要搬到小溫泉去住了，讓我再給孩子們買一次糖果吧，希望他們健康長大。今生恐難再相見了。”
“文革”中，在專案組的逼迫下，潘漢年用了一整段時間寫了一份數萬字的關於夏衍的情況材料。這是一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文獻，反映了潘漢年高貴的政治品質和對老友的真誠負責。
▲1950年，夏衍在華東軍管會
夏衍在五六十年代寫給潘漢年的6封信，得以倖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裡行間，惺惺相惜，他對潘漢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稱謂：開兄、凱。
有一封沒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
“開兄：
七日抵京，作出國準備，現在大體都就緒了，乘便你帶個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問他我們這幾個人的安排，他說一九五四年估計有七個資本國家要建交，還不能保險說不調。並問出了一些情況，他說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國，太老實，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並說，前開三人名單，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
夏衍 24/11”
李瞎公即李克農，柯大鼻指柯慶施，都是當時他們之間互相開玩笑起的外號。這封信與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中：“進北平後，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兩份文字比照，說明確有其事，而寫信的時間，可以斷定是1950年，第二年5月，夏衍即隨林伯渠、沈鈞儒等出訪蘇聯和東德。
他在《訪德雜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日記：
“（1951）6月12日 星期二 晴
……8時，大會堂講話，聽眾情緒熱烈。11時回德累斯頓。
此城人口五萬。以瓷器著名，仿製中國瓷甚多，市長贈仿製宜興陶器盆一隻。擬帶回以贈漢年。”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
據說，董慧臨終前有話：“他會復活的……”
（2018年2月27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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