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证据不是道听途说，不是名人警句，而是要自己下苦功亲自发掘那些时间上、空间上最近、最没有转述中间环节、最排除各种政治、经济、人际关系、文化习俗牵制的，那些亲历者当时的证言，以及经过验证核查的原始档案


　　◆高伐林


　　8月14日，《周六八点》节目邀请日本冈山大学名誉教授姜克实演讲《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将来》，网络直播，开放叩应。三个小时的节目，效果差强人意，播出24小时之际，浏览量达到1.1万。我也应邀与会，并在姜教授一小时演讲之后发了言。在发言提纲的基础上，我整理了文字稿，刊发如下，请各位指正。我向姜克实教授提出的两个疑问，他随后也作了回答。


　　姜教授好，何频主持人好，胜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节目定的这个时间很有意义：昨天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明天是“八一五日本投降”纪念日（因为时差，此刻姜教授那里，就已经是东京时间8月15日上午了），我们就在两个纪念日之间，来讨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
　　感谢姜克实教授畅谈自己多年来研究思想史、军事史尤其是抗战史的体会。非常受启发，非常有收获！中国有句俗话：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则是“身在错中不知错”。多年来关于平型关、关于阳明堡、关于台儿庄……战斗过程、胜利意义，争论非常热烈甚至激烈，却并没有将最基本的史实问题弄得一清二楚。为什么没有？这后面其实又潜藏了很深的道理。
　　我读姜克实教授的文章也有好几年了，像他关于平型关大捷、关于狼牙山五壮士、关于黄土岭大捷的论文，等等，都读过。但是当时我读那些文章，关注焦点只在澄清战斗史实本身，很钦佩姜克实挖掘日本档案史料，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忽视了、却不容忽视的史实的一面；最近稍有系统地读了姜克实教授的研究成果之后，才顿开茅塞。
　　刚才我一边听姜教授发言，一边看网友的反应。跟帖相当频密，理解并认同姜教授的人不少，不过也有网友清醒地预计：“长期仇恨教育效果显著，姜教授的研究不会讨喜”。确实，我看到相当多的人误解、曲解姜教授的重心所在，急急忙忙地表达义愤：“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历史洗不白”！“日本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抢、掠难道不是在侵略吗？这段历史难道说要忘记吗？”“此人胡说八道！”
　　这些人大概就是所谓“喷子”吧？
　　还有人写得很感性：“我的两个表舅是当年的国军飞行员。多少年青飞行员，起飞后就再也没有飞回四川？家里人是不会忘记的！”言下之意，是针对姜克实教授所说的“仇恨不应该代代相传”的，但是姜教授明明说了：对于日寇的暴行血债，亲历者、受害者和他们的子女孙辈“家里人是不会忘记”的啊。
　　这些跟帖让我直犯糊涂：姜克实教授讲了一个小时，有一个字为日本侵略中国“洗白”了吗？否认了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抢掠了吗？都没有啊！他全篇讲的，其实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要排除各种干扰，实事求是地还原史实。
　　不能要求大家的认识都跟我一致。这里我只想讲自己个人的两点收获，也提两点疑问。
　　第一个收获，就是明确了：对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若不与现实政治功利拉开距离，不可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不可能成为可信的历史。
　　这是姜克实教授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之一。姜教授说：他搞抗战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匡正中国过去历史记录和历史教育的偏颇，弄清抗战的历史事实，指出其现在被政治所利用，被政治所操纵的病理现象，他甚至说，这是抗战史研究要解决的最大的先决课题。
　　各国的历史教育都有很强的功利意图，要为现实服务。讲述本民族、本政党、本集团、本派别的丰功伟绩，印证和强化自己存在和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在当下中共治下的中国，尤其如此，党媒姓党，党史也姓党，一切研究包括历史研究都要姓党，一切出版物都要姓党，要用历史作为执政党“伟光正”的注脚。其意图，就是乔治·奥威尔那本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所说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过去。”
　　中共就不能不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别看习总书记一本正经地在批评“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将本党一切错误乃至罪行，一切负面的东西都“虚无”掉，封杀、强辩、掩饰；而大肆鼓吹本党的成果，包括无中生有的成果和芝麻说成西瓜的成果。这样的历史，不能不是扭曲的历史，虚假的历史，伪造的历史。姜教授的功劳，恰恰就是将为了政治目的而吹出来的泡沫挤干，让其回覆本来面目。
　　在中国，历史探寻与政治宣传难解难分，这是现实。我们既要正视这一现实，又要突破这一现实。要在这个背景之下，认识姜克实教授研究的意义。
　　其中有个问题，要特别拿出来说一说。这就是历史教育绝不应该成为延续和鼓动下一代仇恨的工具。
　　历史事件，作为一个事件，已经被记载于史册；对历史事件及当事人的功罪、对错甚至善恶，也应该有、必须有臧否褒贬。但是历史事件造成的国家、民族、家族、家庭的对立和仇恨，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淡忘。为什么？很简单，国家与邻国常常会有争执乃至兵戎相见，如果都“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国家注定不会有一个朋友——人不也是如此吗？
　　遗忘与记忆，这是人的两种精神能力，如果没有遗忘，往事的沉重负担能把人的心灵压垮。
　　我们从小就熟读列宁的教导：“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忆苦思甜”做报告……但是今天我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超越。”对青少年的历史课本，课堂内外的历史教育，应该讲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培养下一代明辨是非，了解谁是侵略者、加害者，谁是被侵略者、被害者，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在纷纭复杂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底线。但是并不是“世世代代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子子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时时刻刻一心一意想着要报仇、要雪恨，更不意味着，要把对犯下滔天罪行的老一辈坏人的仇恨，转移到他的孙子重孙子辈身上。
　　说句题外话。美国很多中学有“小型联合国”社团。我女儿多年前在新泽西上高中时，因为离纽约近，“小型联合国”社团还得到联合国组织的直接支持和指导。这个社团经常组织讨论会，围绕某个举世关注的全球性议题，按利益相关方的立场来分组准备。我记得她们有一次是讨论朝核问题，分了好几个组，有的组承担美国立场，有的组承担中国立场，有的组承担韩国立场，有的组要代朝鲜当时的领导人金正日发声，其它如日本、俄罗斯……都有自己的代表。活动的组织者并不给参加的学生预设正确立场，而是让各个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当年的网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这些孩子们下了课就泡在学校图书馆和镇上公立图书馆，有的还到附近的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然后再集中，按照平等规则交锋辩论。
　　这种做法是不是会让错误的甚至是邪恶势力的观念在学习讨论中占上风呢？完全有可能。但是活动组织者认为，这也比教育者强行灌输某一种设定的观念要好。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开阔眼界、理解不同观点的由来和要点，在讨论中分辨真伪，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即便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也比给他们某种现成的真理更重要得多，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也有用得多。
　　这个过程，既涉及历史观，也涉及方法论。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二点收获——更重要的收获。记得何频先生刚刚接触姜克实教授的有关资料之后，对我说：“老高啊，姜教授这才是研究历史啊！不怕不识货啊！”——最后这句是我编造的（众笑），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何频对我的一句潜台词。何频以前是把我当成一个能谈点历史ABC的人，多次调侃我是“老领导”，但是一旦见到真正高段位的历史学家，我在他心目中顿时就黯然失色了！
　　我听出了何频的弦外之音，恰恰这也是我内心的感受。
　　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那些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前辈，谆谆告诫“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姜克实就是按照这个信条实践。这个信条，说简单是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有一份证据”，不是道听途说、假语村言，不是名人警句、最高指示，而是要自己下苦功亲自发掘证据——那些时间上、空间上最贴近所研究的事件、最没有转述中间环节、最排除各种干扰和牵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家庭亲友人际关系的、文化习俗的干扰和牵制），那些亲历者当时亲身经历、亲眼观察、亲手写下的证言，以及经过验证核查的原始档案记载。我们读到的每一个三位数、五位数的数字，都是姜教授从浩如烟海、纸页发黄的原始档案中大海捞针捞出来的。
　　我相信，凡是读过姜克实教授的文章的人，都一定会对他强调“过硬的实证”印象深刻，对他在中日战争史研究中所信奉、所遵循的几条原则，印象深刻。
　　什么原则呢？我归纳至少有这么几条：着眼战损，聚焦阵亡，关注双方。
　　为什么“着眼战损”？“战损”即“战争损失”，是与“战果”相对的一个概念。过去我们往往优先讲述自己一方的战果，这有几方面弊病：第一往往出自人自身的弱点会下意识地夸大；第二往往受到现场各种条件限制难以客观准确；第三还可能有各种兵不厌诈的盘算——通过夸大战果来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气，来打击对方的军心，这本身就是克敌制胜的战争手段之一；日本宣传战果，也是这样的，所谓“大本营战报”在日本早就成为谎言的同义词。这些在战争期间或许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战争结束后进行历史研究，就必须看到战果的不可信。
　　相比之下，日本档案中的战损记录，倒是详实可信的，所以姜克实教授才说，在历史研究中要如实介绍中方的战果，直接用日方的战损记录数字，最有说服力。为什么呢？
　　因为日方的战损记录，是每个小队、中队、大队对上呈报的数据汇总，并非对外宣传的数字，不存在瞒报、缩小的动机，只有如实呈报才对呈报者最有利——才能得到及时的人员和武器弹药的补充，在下一次战役中才会得到合理适当的部署，这是一；
　　征兵是法律规定、政府行为，死了必须通知遗属：何时何地因何死亡，政府民政部门按规定发给抚恤金（据说还不低），必须一板一眼，这就使得瞒报战损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家属若没领到抚恤金，又没见人回家，势必会向军方、向政府要人：“我的儿子哪去了？”“我丈夫到底是死是活？”这是二；
　　第三是，东京有靖国神社，各县有护国神社，护国神社是没有门槛的，只要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都算是“为国捐躯”，战争期间在哪个部队、在哪个地方死亡，都有记载，如果有漏记，家属一定去要个说法。
　　这几条理由，都基于人们维护个人利益的动机，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日本战损记录的可靠性。姜教授这十年来，就是用这几方面的记录来交叉核对：各参战部队给上级的日报、战斗总结，政府厚生部门历年给阵亡者的抚恤金档案，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的名录……
　　我刚接触姜教授所披露的数字时，与许多人一样感到难以置信。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才击毙了166个日军？台儿庄大捷，日寇阵亡才几百人？狼牙山五壮士（实际是七勇士）跳崖之前的最后抵抗中，只有一个日本鬼子摔伤？……但是我详细了解了姜教授这些数据怎么来的过程，我觉得我被说服了。
　　这是“着眼战损”。那么为什么“聚焦阵亡”呢？因为人死了还是没死，标准简单，界限分明，一目了然；不像负伤，可轻可重，胳膊上擦破点皮，和五脏六腑伤了四脏三腑，都叫“负伤”，标准的弹性极大；姜教授是特别反对“歼灭敌人多少多少”“敌人死伤多少多少”这些含糊表述的，因为这些说法，留下了大量掺水的可能。
　　为什么“关注双方”？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战争必然是双方（甚至更多方）的行为，有敌有我，写战史不能自说自话，只看自己一方的资料，只在自己一方当事人的各种说法中辨析、比较，自以为避免了片面性，实际陷入了片面性——必须要查对方的资料，用双方的档案史料和说法来互相印证、互相辩驳，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这样的研究才可能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
　　必须承认，在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历史研究是最难摆脱政治纠缠的学科之一。但是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冯胜平后来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古话：“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很同意！）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认识自己，认识未来。

　　上面说了两条收获，下面我想向姜克实教授请教两个问题：
　　1，姜教授的研究，对于中共迄今为止所写、所出版的抗战史，无疑是冲击，甚至是颠覆。您的研究成果，是否通过一定的方式与中共党史学界、抗战史研究诸多专家进行过交流？他们如何反应？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冲击，反省到自己的短板所在、过去研究的缺失所在？您的研究受到了怎样的对待？我了解的情况是，过去在不少网站上读到姜教授的文章，现在都查不到了，有没有人具体向您告知原因？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想弄清：姜教授的研究，是否能起到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作用？

　　2，姜教授的中日战争史研究，是否有一定特殊性？其普遍意义是否会受到限制？
　　我说的特殊性，是指对于研究者来讲，日本这个研究对象，具有一些有利条件：
　　一是日本早就建立了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是户籍军籍记载都完备的国家；
　　二是日本最后很快就承认战败，所有档案完整保存下来；
　　三是日本的档案按照规定开放查询。
　　其它国家就未必。例如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军史档案对民间研究者开放；像朝鲜战争、中越战争、中印战争，中国的对手，在档案管理和开放上也都可能做不到日本这么好，那么是否研究就不得不打折扣？
　　再有不到一个月，就是“九一三”事件半世纪，但是中共对关键信息守口如瓶，已经放出来的，因为比较零碎，带有很强的舆论导向性质，学者很难给以全面准确的评价。有学者曾说，讲穿了可能是很简单的！但问题是当局就是不讲穿，吊着大家的胃口；还有一个例子，毛老人家在行将离世期间说了几句话，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你办事，我放心”，接班人今天告诉你一句，几年后搞掉接班人的人，告诉你另一句、下一句，可能意思偏向另一方面……让学者和民众猜谜，玩拼图，不亦乐乎，到现在谁说得清，还有没有更多的话仍然对民众保密？
　　刚才姜教授介绍了日本的档案保存和开放的过程，看来要查这些档案手续也够繁杂，不是那么容易。根据各国关于档案开放年限的规定，是不是就意味着，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研究，必须要等到一定年限之后才能进行？
　　对不起，我罗哩罗嗦讲了这么多，肯定超过时间了。抛砖引玉，愿听其他嘉宾高见，也请姜教授解惑。谢谢大家！


　　与姜克实教授的研究成果有关的资料：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究竟歼灭了多少日寇？　　
　　宣扬“平型关大捷”查没查日方历史档案？　　
　　“狼牙山七勇士”为何变成“五壮士”？　　
　　平型关大捷击毙日军166名，你信不信？　　
　　日军记录中截然不同的狼牙山作战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究竟歼敌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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