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證據不是道聽途說，不是名人警句，而是要自己下苦功親自發掘那些時間上、空間上最近、最沒有轉述中間環節、最排除各種政治、經濟、人際關係、文化習俗牽制的，那些親歷者當時的證言，以及經過驗證核查的原始檔案


　　◆高伐林


　　8月14日，《周六八點》節目邀請日本岡山大學名譽教授姜克實演講《抗戰史研究的現狀與將來》，網絡直播，開放叩應。三個小時的節目，效果差強人意，播出24小時之際，瀏覽量達到1.1萬。我也應邀與會，並在姜教授一小時演講之後發了言。在發言提綱的基礎上，我整理了文字稿，刊發如下，請各位指正。我向姜克實教授提出的兩個疑問，他隨後也作了回答。


　　姜教授好，何頻主持人好，勝平先生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節目定的這個時間很有意義：昨天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紀念日，明天是“八一五日本投降”紀念日（因為時差，此刻姜教授那裡，就已經是東京時間8月15日上午了），我們就在兩個紀念日之間，來討論中國抗戰史的研究。
　　感謝姜克實教授暢談自己多年來研究思想史、軍事史尤其是抗戰史的體會。非常受啟發，非常有收穫！中國有句俗話：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則是“身在錯中不知錯”。多年來關於平型關、關於陽明堡、關於台兒莊……戰鬥過程、勝利意義，爭論非常熱烈甚至激烈，卻並沒有將最基本的史實問題弄得一清二楚。為什麼沒有？這後面其實又潛藏了很深的道理。
　　我讀姜克實教授的文章也有好幾年了，像他關於平型關大捷、關於狼牙山五壯士、關於黃土嶺大捷的論文，等等，都讀過。但是當時我讀那些文章，關注焦點只在澄清戰鬥史實本身，很欽佩姜克實挖掘日本檔案史料，讓我們看到了過去忽視了、卻不容忽視的史實的一面；最近稍有系統地讀了姜克實教授的研究成果之後，才頓開茅塞。
　　剛才我一邊聽姜教授發言，一邊看網友的反應。跟帖相當頻密，理解並認同姜教授的人不少，不過也有網友清醒地預計：“長期仇恨教育效果顯著，姜教授的研究不會討喜”。確實，我看到相當多的人誤解、曲解姜教授的重心所在，急急忙忙地表達義憤：“日本侵略中國這個歷史洗不白”！“日本對中國人民的燒、殺、搶、掠難道不是在侵略嗎？這段歷史難道說要忘記嗎？”“此人胡說八道！”
　　這些人大概就是所謂“噴子”吧？
　　還有人寫得很感性：“我的兩個表舅是當年的國軍飛行員。多少年青飛行員，起飛後就再也沒有飛回四川？家裡人是不會忘記的！”言下之意，是針對姜克實教授所說的“仇恨不應該代代相傳”的，但是姜教授明明說了：對於日寇的暴行血債，親歷者、受害者和他們的子女孫輩“家裡人是不會忘記”的啊。
　　這些跟帖讓我直犯糊塗：姜克實教授講了一個小時，有一個字為日本侵略中國“洗白”了嗎？否認了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燒殺搶掠了嗎？都沒有啊！他全篇講的，其實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要排除各種干擾，實事求是地還原史實。
　　不能要求大家的認識都跟我一致。這裡我只想講自己個人的兩點收穫，也提兩點疑問。
　　第一個收穫，就是明確了：對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若不與現實政治功利拉開距離，不可能取得有價值的成果，不可能成為可信的歷史。
　　這是姜克實教授今天發言的主要內容之一。姜教授說：他搞抗戰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匡正中國過去歷史記錄和歷史教育的偏頗，弄清抗戰的歷史事實，指出其現在被政治所利用，被政治所操縱的病理現象，他甚至說，這是抗戰史研究要解決的最大的先決課題。
　　各國的歷史教育都有很強的功利意圖，要為現實服務。講述本民族、本政黨、本集團、本派別的豐功偉績，印證和強化自己存在和執政的合法性、合理性。在當下中共治下的中國，尤其如此，黨媒姓黨，黨史也姓黨，一切研究包括歷史研究都要姓黨，一切出版物都要姓黨，要用歷史作為執政黨“偉光正”的註腳。其意圖，就是喬治·奧威爾那本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說《1984》所說的，“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過去。”
　　中共就不能不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別看習總書記一本正經地在批評“歷史虛無主義”。他們將本黨一切錯誤乃至罪行，一切負面的東西都“虛無”掉，封殺、強辯、掩飾；而大肆鼓吹本黨的成果，包括無中生有的成果和芝麻說成西瓜的成果。這樣的歷史，不能不是扭曲的歷史，虛假的歷史，偽造的歷史。姜教授的功勞，恰恰就是將為了政治目的而吹出來的泡沫擠干，讓其回覆本來面目。
　　在中國，歷史探尋與政治宣傳難解難分，這是現實。我們既要正視這一現實，又要突破這一現實。要在這個背景之下，認識姜克實教授研究的意義。
　　其中有個問題，要特別拿出來說一說。這就是歷史教育絕不應該成為延續和鼓動下一代仇恨的工具。
　　歷史事件，作為一個事件，已經被記載於史冊；對歷史事件及當事人的功罪、對錯甚至善惡，也應該有、必須有臧否褒貶。但是歷史事件造成的國家、民族、家族、家庭的對立和仇恨，應該隨着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淡化、淡忘。為什麼？很簡單，國家與鄰國常常會有爭執乃至兵戎相見，如果都“仇恨入心要發芽”，這個國家註定不會有一個朋友——人不也是如此嗎？
　　遺忘與記憶，這是人的兩種精神能力，如果沒有遺忘，往事的沉重負擔能把人的心靈壓垮。
　　我們從小就熟讀列寧的教導：“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吃憶苦飯，請老貧農老工人“憶苦思甜”做報告……但是今天我要說：“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超越。”對青少年的歷史課本，課堂內外的歷史教育，應該講清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培養下一代明辨是非，了解誰是侵略者、加害者，誰是被侵略者、被害者，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非正義，在紛紜複雜的歷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底線。但是並不是“世世代代牢記階級仇、民族恨”，“子子孫孫打下去，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時時刻刻一心一意想着要報仇、要雪恨，更不意味着，要把對犯下滔天罪行的老一輩壞人的仇恨，轉移到他的孫子重孫子輩身上。
　　說句題外話。美國很多中學有“小型聯合國”社團。我女兒多年前在新澤西上高中時，因為離紐約近，“小型聯合國”社團還得到聯合國組織的直接支持和指導。這個社團經常組織討論會，圍繞某個舉世關注的全球性議題，按利益相關方的立場來分組準備。我記得她們有一次是討論朝核問題，分了好幾個組，有的組承擔美國立場，有的組承擔中國立場，有的組承擔韓國立場，有的組要代朝鮮當時的領導人金正日發聲，其它如日本、俄羅斯……都有自己的代表。活動的組織者並不給參加的學生預設正確立場，而是讓各個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當年的網絡不像今天這麼發達，這些孩子們下了課就泡在學校圖書館和鎮上公立圖書館，有的還到附近的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然後再集中，按照平等規則交鋒辯論。
　　這種做法是不是會讓錯誤的甚至是邪惡勢力的觀念在學習討論中占上風呢？完全有可能。但是活動組織者認為，這也比教育者強行灌輸某一種設定的觀念要好。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開闊眼界、理解不同觀點的由來和要點，在討論中分辨真偽，更全面地認識歷史，即便不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也比給他們某種現成的真理更重要得多，對他們未來的成長也有用得多。
　　這個過程，既涉及歷史觀，也涉及方法論。這就要說到我的第二點收穫——更重要的收穫。記得何頻先生剛剛接觸姜克實教授的有關資料之後，對我說：“老高啊，姜教授這才是研究歷史啊！不怕不識貨啊！”——最後這句是我編造的（眾笑），但是我相信這就是何頻對我的一句潛台詞。何頻以前是把我當成一個能談點歷史ABC的人，多次調侃我是“老領導”，但是一旦見到真正高段位的歷史學家，我在他心目中頓時就黯然失色了！
　　我聽出了何頻的弦外之音，恰恰這也是我內心的感受。
　　胡適、傅斯年、顧頡剛那些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前輩，諄諄告誡“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姜克實就是按照這個信條實踐。這個信條，說簡單是真簡單，說複雜也很複雜。“有一份證據”，不是道聽途說、假語村言，不是名人警句、最高指示，而是要自己下苦功親自發掘證據——那些時間上、空間上最貼近所研究的事件、最沒有轉述中間環節、最排除各種干擾和牽制（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家庭親友人際關係的、文化習俗的干擾和牽制），那些親歷者當時親身經歷、親眼觀察、親手寫下的證言，以及經過驗證核查的原始檔案記載。我們讀到的每一個三位數、五位數的數字，都是姜教授從浩如煙海、紙頁發黃的原始檔案中大海撈針撈出來的。
　　我相信，凡是讀過姜克實教授的文章的人，都一定會對他強調“過硬的實證”印象深刻，對他在中日戰爭史研究中所信奉、所遵循的幾條原則，印象深刻。
　　什麼原則呢？我歸納至少有這麼幾條：着眼戰損，聚焦陣亡，關注雙方。
　　為什麼“着眼戰損”？“戰損”即“戰爭損失”，是與“戰果”相對的一個概念。過去我們往往優先講述自己一方的戰果，這有幾方面弊病：第一往往出自人自身的弱點會下意識地誇大；第二往往受到現場各種條件限制難以客觀準確；第三還可能有各種兵不厭詐的盤算——通過誇大戰果來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氣，來打擊對方的軍心，這本身就是克敵制勝的戰爭手段之一；日本宣傳戰果，也是這樣的，所謂“大本營戰報”在日本早就成為謊言的同義詞。這些在戰爭期間或許是難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戰爭結束後進行歷史研究，就必須看到戰果的不可信。
　　相比之下，日本檔案中的戰損記錄，倒是詳實可信的，所以姜克實教授才說，在歷史研究中要如實介紹中方的戰果，直接用日方的戰損記錄數字，最有說服力。為什麼呢？
　　因為日方的戰損記錄，是每個小隊、中隊、大隊對上呈報的數據匯總，並非對外宣傳的數字，不存在瞞報、縮小的動機，只有如實呈報才對呈報者最有利——才能得到及時的人員和武器彈藥的補充，在下一次戰役中才會得到合理適當的部署，這是一；
　　徵兵是法律規定、政府行為，死了必須通知遺屬：何時何地因何死亡，政府民政部門按規定發給撫恤金（據說還不低），必須一板一眼，這就使得瞞報戰損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事：家屬若沒領到撫恤金，又沒見人回家，勢必會向軍方、向政府要人：“我的兒子哪去了？”“我丈夫到底是死是活？”這是二；
　　第三是，東京有靖國神社，各縣有護國神社，護國神社是沒有門檻的，只要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都算是“為國捐軀”，戰爭期間在哪個部隊、在哪個地方死亡，都有記載，如果有漏記，家屬一定去要個說法。
　　這幾條理由，都基於人們維護個人利益的動機，這就有力地保證了日本戰損記錄的可靠性。姜教授這十年來，就是用這幾方面的記錄來交叉核對：各參戰部隊給上級的日報、戰鬥總結，政府厚生部門歷年給陣亡者的撫恤金檔案，靖國神社和護國神社的名錄……
　　我剛接觸姜教授所披露的數字時，與許多人一樣感到難以置信。平型關大捷，八路軍才擊斃了166個日軍？台兒莊大捷，日寇陣亡才幾百人？狼牙山五壯士（實際是七勇士）跳崖之前的最後抵抗中，只有一個日本鬼子摔傷？……但是我詳細了解了姜教授這些數據怎麼來的過程，我覺得我被說服了。
　　這是“着眼戰損”。那麼為什麼“聚焦陣亡”呢？因為人死了還是沒死，標準簡單，界限分明，一目了然；不像負傷，可輕可重，胳膊上擦破點皮，和五臟六腑傷了四髒三腑，都叫“負傷”，標準的彈性極大；姜教授是特別反對“殲滅敵人多少多少”“敵人死傷多少多少”這些含糊表述的，因為這些說法，留下了大量摻水的可能。
　　為什麼“關注雙方”？因為一個巴掌拍不響，戰爭必然是雙方（甚至更多方）的行為，有敵有我，寫戰史不能自說自話，只看自己一方的資料，只在自己一方當事人的各種說法中辨析、比較，自以為避免了片面性，實際陷入了片面性——必須要查對方的資料，用雙方的檔案史料和說法來互相印證、互相辯駁，去偽存真，由表及里，這樣的研究才可能成為全人類共同財富。
　　必須承認，在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中，歷史研究是最難擺脫政治糾纏的學科之一。但是必須朝這個方向努力（馮勝平後來在發言中引用了一句古話：“身不能至，心嚮往之”，我很同意！）才能實事求是地認識歷史，認識自己，認識未來。

　　上面說了兩條收穫，下面我想向姜克實教授請教兩個問題：
　　1，姜教授的研究，對於中共迄今為止所寫、所出版的抗戰史，無疑是衝擊，甚至是顛覆。您的研究成果，是否通過一定的方式與中共黨史學界、抗戰史研究諸多專家進行過交流？他們如何反應？是否意識到了這種衝擊，反省到自己的短板所在、過去研究的缺失所在？您的研究受到了怎樣的對待？我了解的情況是，過去在不少網站上讀到姜教授的文章，現在都查不到了，有沒有人具體向您告知原因？
　　我想知道這個問題，是想弄清：姜教授的研究，是否能起到推動中國抗戰史研究的作用？

　　2，姜教授的中日戰爭史研究，是否有一定特殊性？其普遍意義是否會受到限制？
　　我說的特殊性，是指對於研究者來講，日本這個研究對象，具有一些有利條件：
　　一是日本早就建立了現代社會管理體系、是戶籍軍籍記載都完備的國家；
　　二是日本最後很快就承認戰敗，所有檔案完整保存下來；
　　三是日本的檔案按照規定開放查詢。
　　其它國家就未必。例如我們很難想象，中國的軍史檔案對民間研究者開放；像朝鮮戰爭、中越戰爭、中印戰爭，中國的對手，在檔案管理和開放上也都可能做不到日本這麼好，那麼是否研究就不得不打折扣？
　　再有不到一個月，就是“九一三”事件半世紀，但是中共對關鍵信息守口如瓶，已經放出來的，因為比較零碎，帶有很強的輿論導向性質，學者很難給以全面準確的評價。有學者曾說，講穿了可能是很簡單的！但問題是當局就是不講穿，吊着大家的胃口；還有一個例子，毛老人家在行將離世期間說了幾句話，最典型的就是那個“你辦事，我放心”，接班人今天告訴你一句，幾年後搞掉接班人的人，告訴你另一句、下一句，可能意思偏向另一方面……讓學者和民眾猜謎，玩拼圖，不亦樂乎，到現在誰說得清，還有沒有更多的話仍然對民眾保密？
　　剛才姜教授介紹了日本的檔案保存和開放的過程，看來要查這些檔案手續也夠繁雜，不是那麼容易。根據各國關於檔案開放年限的規定，是不是就意味着，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研究，必須要等到一定年限之後才能進行？
　　對不起，我羅哩羅嗦講了這麼多，肯定超過時間了。拋磚引玉，願聽其他嘉賓高見，也請姜教授解惑。謝謝大家！


　　與姜克實教授的研究成果有關的資料：

　　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究竟殲滅了多少日寇？　　
　　宣揚“平型關大捷”查沒查日方歷史檔案？　　
　　“狼牙山七勇士”為何變成“五壯士”？　　
　　平型關大捷擊斃日軍166名，你信不信？　　
　　日軍記錄中截然不同的狼牙山作戰　　
　　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究竟殲敵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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