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去見毛澤東匯報說：我們眼下是棧道已毀，沒有別的生財之道，只剩下一條我們不願意走的陳倉小道（即生產、銷售鴉片）了。經營“特貨”，畢竟不光彩，中共高層爭論激烈，不少人反對，但最終經毛澤東拍板

　　老高按：米笑與Siubuding（少不丁）兩位萬維名博，這兩天分別發出了關於中共在延安是否種鴉片的文章，讓我不禁詫異。因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答案非常明確，無可置疑。不僅中共“謝老”的《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年）、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中都有明確敘述，而且中國大陸多年來陸續出版了若干檔案史料，像《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摘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等，都有翔實記載。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南漢宸傳》是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編纂的，書中更明確敘述了當年毛澤東召見擔任邊區財政廳長的南漢宸，聽取他闡述經營鴉片貿易為什麼必要的理由，並做出了決策。
　　中共在延安種鴉片，有不少具體問題有待進一步探尋，例如，有哪些部隊和單位參與，有哪些買主，產生哪些社會後果，等等。但米笑與Siubuding不是探尋這些，而是問“當年延安南泥灣真種鴉片嗎”？——這恰恰是最不成問題的問題！莫非幾位名博，沒有看過八年前，中國歷史學者洪振快，在《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發表的力作《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萬維博客安雅雲在2017年5月26日，還發表了其節錄《洪振快：南泥灣有沒有種罌粟賣鴉片？》呢。
　　對這個問題挖掘鑽研最詳盡的，當屬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前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永發，他出版了一本專著《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在海外有相當大的影響。其他台灣學者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也不少，也很值得參考。不過，畢竟不如中共自己的檔案更加過硬。
　　下面我就全文轉載洪振快的《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


　　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

　　洪振快，原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
 　
　　“特貨”即鴉片

　　謝覺哉在日記中多處提到中共在延安時期經營“特貨”、“種某物”等。“特貨”就是鴉片，證據如下：
　　其一，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貨”指代鴉片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貴州從事鴉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憶自己經營鴉片業的經歷，就說到“續辦特貨。……代理……鴉片購銷業務”。（《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頁）當時鴉片商人以“特貨”指代鴉片，經營鴉片的商行被稱為“特商”，鴉片稅也叫“特稅”。
　　其二，特貨以“兩”為單位，且價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價格比較，該年12月，小米一斗為125元（邊幣），而特貨一兩是1400元。（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摘編》，以下簡稱《財經史料》，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冊，第 438-439頁）這意味着，特貨一兩，值小米11.2斗，特貨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時期，糧食供給“標準每人每天吃糧一斤四兩，只軍隊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兩。”（《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53-454頁）以此標準計算，只需約1000斤特貨即可解決一支一萬人的軍隊的一年的口糧問題。
　　其三，當年軍隊走私鴉片產生的糾紛案中也提供“特貨”即是鴉片的信息。（年份不詳，疑為1942年）8月24日下午，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率領禁煙督察隊到綏德義和鎮“督征特產兼查緝私貨”，“區政府即向督察隊報告，當時並說龍國華在義和鎮私販煙土”。龍國華為留守兵團供給部管理科長，當時在其住處（出差住店）搜出鴉片30兩。龍國華態度強橫，拒絕接受檢察，與督察隊先謾罵進而相互毆打。事後，11月12日，留守兵團組織部寫信給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被搜出的鴉片不是龍國華的。龍國華在給賀龍等兵團領導遞交的報告中說，督察隊“將店內收（搜）出之特貨，誣認為我所購”，同時還告了霍維德一狀，說他“以殘酷手段對待革命同志，實有違黨中央之政策”，要求為自己清洗恥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轉給了財政廳。（見史志誠主編：《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以下簡稱《禁毒史料》，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頁）在這個事件中，“特貨”、“鴉片”、“煙土”是同義詞，清楚顯示“特貨”就是鴉片。
　　其四、中共內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況。1943年8月1日，延屬地委發布了一個關于禁種特產規定的秘密通知，由時任延屬地委書記張邦英、代專員王震、延屬分區專員兼延安市市長曹力如聯合簽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煙苗”、“煙戶”，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調查留有煙苗之人家、畝數、收穫量，以便有計劃的進行沒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沒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沒收時，煙戶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貨”，顯示“特貨”即是“煙苗”的出產品。其要求第四點說：“各縣現存之特貨，無論舊存或新收均須立即送交專署，統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隱瞞，也不得在下邊出賣，續收到的，應隨時送來論價出賣。”“通知”最後強調“以上辦法，只作執行之準則，不許宣布，並須嚴格切實執行，對群眾仍稱沒收處罰”。（《禁毒史料》第137頁）
　　其五，銷售鴉片人員的直接回憶。據當年受邊區政府財政廳委派，專門在隴東專區負責鴉片貿易的梁愛民回憶：“1941年11月，我調到了財政廳禁煙督察處，被派往隴東專區，從此開始了商業貿易。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戰，我們秘密經營大煙土。我黨是嚴禁吸毒的，經營煙土必須秘密進行。為了方便，我們不叫大煙土，而稱其為‘土貨’或者‘特貨’，後來稱做‘肥皂’，論條論塊，最後正式定名為‘土產’。”（《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1988年出版，第99頁）
 
　　“特產”貿易及其在邊區財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時期為何經營“特貨”、“特產”，需要了解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紅軍被改編成八路軍和新四軍，每月國民政府撥款60萬元（法幣）。從1937年到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計為82.42％。外援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國民政府撥發的經費，二是海外華僑及後方捐款，而前者為較多。（《財經史料》第六冊，第13、427頁）由於國共軍隊衝突，1941年1月發生了“皖南事變”，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國民政府即停止撥款，繼而對邊區進行封鎖，從而使邊區的財政經濟陷入了極大困難。按毛澤東的話說，“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又“渡過了困難”。（《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東北書店1948年出版，第748頁）那麼這個困難是怎麼渡過的呢？一個辦法是征公糧。1937年征1萬石（擔），1938年征1萬石，1939年征5萬石，實際收到分別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53頁）而1941年猛增到20萬擔。當年征糧雖然達到了任務，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滿，故而第二年減少了4萬擔。
　　1948年2月18日，西北財經辦事處（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財經工作的領導機構）公布了一份報告《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其中對陝甘寧邊區1941年起的財政困難，以及開展“特產”——鴉片貿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簡潔、清晰的概述。
　　為了渡過難關，1941年，通過開發食鹽、加強稅收工作、清理公產、發行建設救國公債（618萬元）、徵收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禁止法幣發行邊幣（1054萬元）等動作，想盡了一切辦法，“經過整年的幹部動員，縣長、縣委書記親自帶上運輸隊露宿風餐，往返運鹽，征糧工作團有的除夕還在催收糧款，大家都拖疲了，群眾也煩了，年終結帳還差568萬元（占歲入22％），不得不祈靈於印鈔機”。該年“雖然勉強叫各級黨政軍人員沒受凍餒，但是人民的負擔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機關部隊斫公樹，拆廟宇，毀鍾，挖墓，在各縣成為一時的浪潮，至於燒酒販毒等違法行為，更是司空見慣”。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為庫空如洗不敢確定統籌統支的方針，愁煞了當時的財政當局。元旦那天，財廳長親自帶上武裝緝私，到保安司令部軍需處繳獲肥皂十三箱，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統籌統支為主的財政方針之物質基礎。”顯然，這裡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則如何能成了“統籌統支為主的財政方針之物質基礎”？
　　“一九四二年春季邊區各縣特產，又為下半年的財政打下雄厚的基礎，八月後新貨收起，再加下半年稅收增加，各機關部隊繼續從事生產自給，這樣就勉強的渡過了一九四二年。這一年特產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歲入40％……由於財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所謂“財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種植罌粟、販賣鴉片。隨後即談這個“特殊財政內容的根據”：“邊區財政若想打破難關……除大量生產外，則必須藉助於特產。”
　　報告稱：“靠陝北三寶（食鹽、甘草、皮毛）輸出，也很困難，甘草因運費大，不能大量出境，絨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鹽尚可能維持，經黨政軍大動員，一九四三年才運出價值72709萬元的食鹽，占全部輸入13.50％，絕不能解決問題。”
　　“靠印鈔機更是危險，1943年八、九、十三個月發行邊幣十億元，就使邊幣與法幣比價從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邊區自產特產並專利代銷晉綏的特產，不但解決了當年的財政困難，還盈餘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財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決40.82％的財政收入。”
　　之後，算是開始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邊區高幹會上，毛主席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工作總方針，一九四三年初為統一陝甘寧、晉綏兩解放區財經領導，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由賀龍親自領導。”該年，“特別主要的是這一年晉綏給以很大的幫助，送來大量特產，並由陝甘寧代銷晉綏特產抽20％的貿易稅，作為財政收入，其餘作為財政家務之積累，這樣建立了雄厚的家務，使黨政軍人員生活，進入相對的豐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發生了嚴重的貪污和鋪張浪費現象。”（《財經史料》第六冊，第15-21頁）
　　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較為簡略，有些具體的情況還可以從陝甘寧邊區負責財經事務的財政廳和負責物資進出口事務的貿易局、物資局的報告中獲得，並可相互印證。
　　陝甘寧邊區被封鎖之後，最大的問題是棉花、洋紗、土布、軍工器材、電訊器材、醫藥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購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邊區棉花缺口甚大，負責物資進口的貿易局估計，1943年全邊區政府與人民需布20萬匹，為此需棉花300萬斤，而邊區所產不過100萬斤，200萬斤“需依靠貿易機關幫助解決”。（《財經史料》第四冊，第175頁）棉花等物資需要大量外購。外購拿什麼去交換？主要就是靠“特產”。1942年邊區貿易局所做的總結說：“在出口貨物中，特產占出口總值的68.66％，食鹽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總值82.25％，如不算特產，食鹽則占了出口總值半數左右，占邊產品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見，運鹽出口還是邊區對外貿易中的命脈。”從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產，食鹽則顯得非常重要，但如將其與特產相比，真正的命脈無疑是特產。
　　1943年，邊區銀行研究室主任蘇子仁在討論《邊區金融總結》時說，解決邊區財政問題的方法有三個：“1、收稅；2、借債；3、膨脹通貨。在邊區稅收（包括公糧、貿易稅等）不夠開支，公債行不通，不採取通貨膨脹，困難就難以渡過。事實上幾年來我們解決問題所依靠的物質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產）、黃（公糧）、綠（紙幣）、白（食鹽）”。（《財經史料》第五冊，351頁）他說得很明白，在邊區財政中，“黑”——特產（排在下表右欄出口類首項）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產在邊區財政中尤其重要。財政廳對1942年的工作總結透露：“戊、特產營業為了彌補本年財政預算3000萬元的巨大赤字，並為明年財政奠定基礎，不得不利用特產營業以渡過難關。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連存貨則達11000餘萬元，占本年全部財政收入的42％強，這說明了本年如無特產營業，雖有各機關生產，仍難渡過難關。”（《財經史料》第一冊，第171頁）
　　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有一附表，專門談及特產貿易在財政收支中的比例：
 
　　邊區特產貿易收入統計
 
　　年代   收入金額
　　1942 139623000（邊幣）占歲入40.00％
　　1943 65347927（券幣）占歲入40.82％
　　1944 135388778（券幣），解決財政開支26.63％
　　1945 757995348（券幣），解決財政開支40.07％
　　（《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26-427頁）
 
　　特產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謂特產，就是鴉片。
　　另一個問題是：1941年以後的數年間，大致每年銷售了多少“特產”？約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個半月，銷9260.5斤（《財經史料》第四冊，第94-95頁），平均每月約3000斤。1942年，銷出3.12萬斤。1943年，“原定計劃為37500斤，實際只推銷36250斤”，約略說是3.6萬斤（自營、代銷合計）。（《財經史料》第四冊，第73頁）1944年的銷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調查研究室談上一年貿易問題：“特產出口最多的地區是關中，占31.86％；隴東次之，占26.9％；……最近據關中的同志談，今年銷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據新從隴東歸來的同志談，隴東今年的銷量，也可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見，去年特產滯銷，主要也是由於我們貿易局工作的缺點（如下半年定價過高，沒有積極去想各種推銷辦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財經史料》第四冊，第58頁）如以較上一年增加60％-100％計算，則銷量當有6萬斤上下。
　　“特產”銷售在各地具體是怎樣操作的？據梁愛民的陳述，可簡要歸納如下：
　　“我接受任務後，第一件事就是改扮為商人。組織交待任務時說，如果被敵人發現，只能說自己是私商，說出真實身份，就被視為叛變。”問題是，鴉片值錢，在運輸過程中如果沒有保護，則可能被劫被搶。所以作者到達隴東後，即去找駐軍385旅旅長王維舟、政委甘渭漢，提出困難：“現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經營‘土貨’，路上的安全問題不好解決。”甘政委答道：“這好辦，我們派人護送，隨叫隨到。”“三八五旅對我們的工作全力支持。從驛馬關到西峰鎮有二三十里路，匪情嚴重，路途極不安全，貨物往返非有部隊護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給王旅長打個招呼，他馬上就派一個班護送。”
　　作者說，他通過向國統區銷售“土貨”，換回了“法幣、金銀和我們所需的商品”。剛開始，是秘密進行；1942年，業務即擴大，人員逐漸增加，“於是我們租了間房子，開起門市來。但這不是我們的真正業務，而是起掩護作用罷了。為了適應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隊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員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網點。首先在西華池和驛馬關設了店。接着，在五個口岸（與國統區接壤的地方）設了店。這些分店都設有門市部。……各分公司的業務重點是發售‘土貨’，再根據交通情況進購商品。”業務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們公司開始辦工廠。在慶陽開辦了榨油廠、毯房和過棧行。在西華池辦起了捲菸廠……”在經營過程中，“延安糧食奇缺，要我們支援。我們立即在隴東大量購糧，然後運往延安。”（《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第99-112頁）

　　南泥灣有沒有種罌粟賣鴉片？

　　根據現有資料，359旅在南泥灣既賣過鴉片，也種過罌粟。直接證據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灣調查》。
　　1943年，西北局對南泥灣進行了調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產”和“收煙”的問題。
　　據此調查，南泥灣是1940年被發現的。同年末，中央財經處開始計劃開發。1941年初，僅有中秘、中財、中組、中青四個農場，7月增至14個。5月，八團到金盆灣；7月，炮兵團到南盤龍川，11月警衛營開到。1942年，成立農場管理處，以軍委農場李世俊為主任。3月，特務團開來駐馬坊；6月，九團開來駐九龍川；8月，四支隊來駐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產”。本年農場增至30餘個。該年全區種地面積共約計15000畝；其中川地9000畝，內民種6000畝，機關部隊3000畝；山地6000畝，內軍民各半。
　　調查中說，部隊開到南泥灣後，“種特產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
　　1942年各單位的種地情況，有一個調查表，如下：

　　表後還有說明：“估計八團有一部分不在南泥灣境內，但各團種地至少五○○○畝以上，據許多同志談，去年吃虧處在把農業生產中心放在特產上，而種特產的缺點，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畝只出八○畝。其他施肥割煙皆不熟悉；第三，種子不好也有關係，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種子。”
　　這個調查表和後面的說明透露了很多信息。從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種用途：糧地、特產地、菜地。糧地是種糧食，菜地是種菜，特產地是種什麼特產呢？其中八團一欄，特產地下有用地1000畝，收煙數300兩，每畝產量“3.3兩，即煙地”的說明。特產是“煙”，而每畝產量僅僅3.3兩。從中看出，調查表中所謂的“煙”，不是普通的煙草，而是特殊的罌粟。其中缺點第三條，即種子多是1935年前的種子，也是一個旁證，因為1935年國民政府開始嚴禁鴉片，種植罌粟變為地下活動，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該年以前的舊種子。
　　調查材料還說明幾點：一，種特產（罌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調劑過來的幾千畝川地，不是軍隊自己開墾的。二，“吃虧處在把農業生產中心放在特產上”，“貪多”，可見“特產”成了生產中心（調查報告前面已明確說“中心在種特產”），種糧倒在其次了。三，沒有經驗，又不聽有經驗的農民勸告，種罌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團下種600畝，只有80畝發芽，收成總共只有幾十兩，畝產可能連一兩都不到。四，3000畝川地，只收穫不到1300兩的特產，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價來看，這些特產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種糧所得為多。五，參與種罌粟的有八團、特務團、警衛營、炮兵團，其中除炮兵團外，其餘都屬359旅。六，信息來源可靠。八團即718團，其團長為陳宗堯，與材料來源中所說“陳團長談”相符。特務團、警衛營的材料來源則是李世俊，李世俊是農業專家，也是農場管理處主任。顯然，陳宗堯和李世俊都是開發南泥灣的權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團是八路軍總部炮兵團，這意味着其他部隊也在南泥灣種了罌粟。
　　359旅曾經種罌粟，還有一個佐證，即前文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邊區各縣特產……八月後新貨收起”，“一九四二年邊區自產特產”，說明1942年邊區各縣曾“自產特產”，春季下種，8月收成，359旅種植罌粟“自產特產”與之相符。
　　現有資料也顯示，延安時期種罌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前述劉向三1944年的調查報告，提到其他部隊機關種罌粟的有：保安縱隊、二團，地點都在關中分區。

　　而種鴉片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也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比如解放戰爭時期曾在東北大量種植罌粟。王錫富，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該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會開辦的元興商店工作。“到總店報到後，才知道這個商店不是做買賣，而是經營大煙的，凡調去的同志都不願干，爭着調出，經店領導開會動員，再三說明生產大煙對支持解放戰爭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認識才慢慢提高。”後來，他被分配作複查員工作，任務是“確定每畝煙的生產產量，收割後再複查是否達到予定的數量”。“確定畝產煙量時，要根據煙的品種、土質的肥沃程度，煙苗的疏密，長勢情況及煙桃能割漿的刀數等條件來核定，同時，要考慮到割煙的技術水平，如將煙桃割漏了就會不出會少出漿液。
　　一經核定測量後，煙戶如交不上來，則由駐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鎮設的機構）人員向煙戶催要。更有的個別戶隱瞞留用，欲私賣錢，只交部分煙土。這樣就達不到定量要求，駐在人員只得動員說服，必要時有的個別駐在人員（都是出院的傷病員）就用皮帶逼迫這些煙戶上交煙土。……我記得有一位婦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錫富在文中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勝利後，在解放前實行土地改革，組織大生產。為支援前線，一九四七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今為靖宇）等四縣大量播種罌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文中還說，1947年播種後的大煙長勢良好。文中也點明，“種大煙的多為個體煙戶，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他點出了一個他熟悉的人，“我認識一個名叫宋嘉仁（後任伊春市財政局局長）的就是在大煙地里複查煙產量時熟悉的，當時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遼東林營局）西大川事務所所長，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槍，也跟在煙地里勞動。”宋嘉仁算是機關的，部隊也有，緊跟着的後文說：“在複查部隊生產的煙量時，有位營長（關里來的老幹部）單獨告訴炊事員給我做了兩碗麵條，可以說是很好的保健飯了”。部隊殷勤招待了這位複查員，顯然他對評估“部隊生產的煙量”有一定的權力。（《伊春文史資料》第八輯，1993年8月出版（內部發行），第216-219頁）

　　359旅不僅在1942年“自產特產”，其後數年中也應該一直在販賣鴉片。前述劉向三的調查報告，對1944年359旅在縣的走私情形，一共舉了六個例子，但“僅舉典型報告，如有需要容後補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屬大光商店因販賣鴉片還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邊區軍隊、政府最高領導都牽扯進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攜帶鴉片，由358旅715團運輸隊保送（每兩鴉片保送費法幣8元），到達子長縣，由359旅718團開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該縣瓦市公安局查獲，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鴉片，但大光商店開始不承認，後承認買了200多兩，但拒絕交出鴉片。由於沒有贓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長期羈押，子長縣陷入了為難處境。事情拖了將近半年不能解決，12月5日子長縣縣長黃聚俊、裁判員李桂榮向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呈文匯報，要求“速示辦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向聯防司令部賀龍發去公函，認為犯人已經在押，則作為贓物的鴉片，“亦當隨案移轉，不應仍存大光商店為合法”，為了“不致使以後工作發生困難”，詢問“究應如何處理？尚希查明並裁酌示復”。公函由邊區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轉呈，29日賀龍、徐向前、肖勁光覆信，答覆：“第七號公函接悉！內轉呈子長縣為煙土案與七一八團大光商店糾紛事，業經去函查訊，並着轉飭該店將存貨如數交出，給予懲處，特復。”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銘簽署給子長縣縣長的批答，告知賀龍等復函內容，並表態：“現在你們就照聯防司令部賀司令的這封來信辦理好了。”
　　按理，有了賀龍批示，事情就好辦了。但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1月31日，子長縣縣長、裁判員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銘呈文，告知情況：“奉令之後，即將該商店尹主任轉案訊究，追要所買煙土，尹主任聲稱：‘我買煙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換的，貨物已由高光富的團伙董姓馱去，況煙土已交給團部了，不能交出等語’”。後面，他們分析說，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鴉片交易還沒完成即被逮捕，“連打條登賬的時間”都沒有，哪有時間給棉花布匹？他們說好是兩個月後給布，又哪裡是馬上給？“該店買煙，不肯交煙，而該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長期管押不判，所以我們的意見，將該煙犯高光富等解送鈞府處判較為便利，是否可以？請批示示遵！”看起來，儘管有賀龍、徐向前、肖勁光等邊區軍隊最高領導層的批示和邊區政府最高層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願遵守邊區法令，而子長縣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將難題往上推給林伯渠、李鼎銘。此案最後如何了結無從知曉。（《禁煙史料》第243-247頁）
　　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後發生的一件事，仍屬較小。
　　1943年3月20日，邊區政府禁煙督察處在綏德的督察隊接到密報，說359旅合作社張主任經常在東關零銷鴉片，當晚又將賣鴉片50兩，“該處即派督察隊長及緝私員等四名前往緝私”，意外的情況發生了，“當晚東關發現槍聲，該四同志失蹤”。第二天晚上，又查獲張主任出售了鴉片毛重10兩7錢（上晚因買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繼續交易），於是張被扣，但“因張主任賴死不肯走，該處為着避免武裝衝突，故未勉強將該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蹤人員仍未發現，兼任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的賀龍，接到禁煙督察處報告後，給359旅旅長兼延屬警備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轉去禁煙督察處的要求－－“請轉告延屬警備司令部，將該張主任解案訊辦等情”，希望王震“查照辦理為荷”。同時，賀龍也給兼任禁煙督察處主任的葉季壯去函，告知已將來函轉給延屬警備司令部，讓王震“查明辦理”。顯然，359旅的人，沒有王震點頭處理不了。至於此事最終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辦理”，因未查到相關史料而無從知曉。但3月24日賀龍再次給王震去函，是綏德市民張作有告狀，說21日晚張主任交貨他是協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從中獲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將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並聞將封閉民家捕捉民等”；賀龍的意見是，“查私犯鴉片即屬破壞統銷，拘捕人民立系違犯法令，如所述屬實，請查明辦理為盼”。（《禁煙史料》第264-267頁）賀龍說“私犯（販）鴉片即屬破壞統銷”，而沒有說私販鴉片是違反禁煙法令，顯然是對內說的，因為鴉片統一由葉季壯任局長的物資局統一銷售是內部政策，而對老百姓來說私販鴉片是犯法的。
 
　　邊區黨政軍在“特產”貿易中的衝突
 
　　上文359旅合作社和禁煙督察處的衝突，暴露了一個問題，其原因，就是賀龍所說的“私犯（販）鴉片即屬破壞統銷”。此事的背景，是邊區販賣鴉片政策的演變。從現有資料看，為了渡過難關，從1941年開始，邊區政府財政廳主張向國統區販賣鴉片以維持貿易平衡，解決財政難題。剛開始時，貿易由邊區政府貿易局下屬的光華商店具體負責。但這只是在邊區政府系統，部隊和機關所屬的公營商店各自經營“特產”貿易，邊區政府也管不了軍隊，所以未能歸於統一。1941年8月，貿易局會同各方組織西北土產公司，實行“特產”專賣。1942年初，貿易局轉歸財政廳領導，同時成立了禁煙督察處，由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兼任督察處處長。到1943年初，禁煙督察處與貿易局合併，成立物資局，下設土產公司，禁煙督察處處長由物資局局長葉季壯兼任。同年11月，為加強緝私工作，各級禁煙督察機關一律併入保安機關。1944年物資局改為貿易公司，土產公司不變。（《財經史料》第四冊，第94、167、187頁）
　　由於邊區負責鴉片貿易的職能部門是財政廳、貿易局、物資局及禁煙、緝私部門，它們“既要禁煙，又要經營，但不允許別的部門和單位經營”（《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第99頁）。但是，鴉片貿易利益極大，而邊區黨、政、軍是不同的部門，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產任務，這就難免要發生衝突。此中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靠“特產”貿易最賺錢，部隊機關生產人員普遍產生依賴“特產”賺錢、完成生產自給任務的心理。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說：“在緝私工作上，我們的困難是相當的大，首先是軍隊機關為了完成生產自給的任務，他們不顧整體，漠視政府的法令，武裝包庇走私，包庇偷稅”。（《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06頁）隴東負責鴉片貿易的人說：“因為大家都想抓錢，以解決自己的困難，有些機關、部隊也在私下裡經營大煙土買賣。這給財政帶來了嚴重混亂。”（《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第99頁）而劉向三1944年的報告中則指出：“許多經濟幹部思想上沒有徹底改變，以為只有大煙才能解決大的問題。因此，輕視其他生產。”“從四一年到現在我的經驗特貨發財思想是繼續着的”。另一份反映358旅種罌粟、賣鴉片的報告中，716團幹部說當年他們的生產計劃是每人種地15畝，調查者問：“去年二十五畝多都不夠吃半年，今年為什麼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別的補助辦法”，亦即種罌粟，“說每人在開荒地這隱蔽地方種五畝大煙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在八旅團以上幹部會討論生產問題時六團政委顏金生（說）如果各團能種點大煙比開荒強多少倍”。（《禁毒史料》第221-223頁）顏金生是358旅716團政委，可見從團領導到普通幹部看法是一致的，思想是統一的。

　　第二，從事“特產”貿易的部門相當廣泛。從事“特產”貿易是邊區財經部門的本職工作，這已如上文所述。但邊區其他部隊、機關從事“特產”也相當廣泛，而軍隊尤其嚴重。359旅種罌粟自產的鴉片看起來是通過自營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隊、機關賣鴉片的例子也很多。據一份報告，358旅的販賣鴉片的情況，嚴重程度與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頁）貿易局則提到385旅在隴東“用食鹽掩護特產出口”。（《財經史料》第四冊，第44頁）
　　貿易局曾經抱怨：“關於特產走私多的時候或代銷貨多的時候（雖然經過土產公司的，但是自找買主，自定價錢自收物資和外匯），就會影響特產的推銷，並影響到一切的貿易管理，換不進物資與外匯。”（《財經史料》第四冊，第484頁）“公營商店違犯法令，搞特產生意，延市（晉綏、大光、運合、民興、匯興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棧、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處的幾個商店，晉綏（過載棧）屬於120師後勤部，大光屬於359旅旅部，運合屬於南區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興屬於中央警備團，匯興隆屬於教育廳，大成永屬於獨一旅，公裕棧屬於延屬地委。（《財經史料》第四冊，第82頁，第251-255頁，第276-277之間附表）
　　由此可見，參與“特產”生意的部門很廣泛，黨、政、軍、學都參與了。前述劉向三報告也印證實了此點，報告中提到走私鴉片的有：在縣，358旅的警備營、八團，炮兵團走私鴉片；在關中分區，軍隊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團，轟一旅等；屬於地方黨政機關的，如地委總務科，分區保安處緝私隊一面緝私一面走私，新正運輸合作社，財經分會領導的衣食村煤炭公司。報告中有一句總結的話：關中分區鴉片走私“除專署尚未發現外，其他機關或多或少，或先或後都曾做過”。（《禁毒史料》第268-272頁）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也說到：“按走私的部份來說，軍政走私多於群眾走私，軍政走私有兩種類型：第一，自己販運（或武裝販運），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裝包庇）。如綏德分區緝私委員會主任系綏德分區警備司令部人員兼任的，而他們司令部直屬的商業生產部門即無私不走。”綏德的駐軍是359旅，綏德分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屬的商業生產部門，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見此處說的是359旅。此文後面還說：“駐在邊區的野戰軍各旅部隊的商店，更是仗勢進行着違法走私，破壞金融，××旅在綏榆兩區進行走私時，常跟從武裝護隨，無人敢於問津。新×旅、獨×旅、教×旅、×旅去綏德經營商業，絕大部分是進行投機，敵幣、白洋、特產、查禁品，真是無私不有，緝私機關不敢過問。”（《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01頁）這裡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產”，說明軍隊經營“特產”的普遍性。其總結是，“軍政生產人員走私多”（《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04頁）。
　　4月15日（年份不詳，可能是1942年），霍維德就禁毒問題給“高書記”（可能是西北局書記高崗，或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書記高自力）寫信並請閱轉陳云：“嚴禁機關、部隊、公營商（店），不能做此生意，違者應嚴辦”。話中隱含的意思是機關部隊經營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嚴禁，違者應嚴辦，建議“破獲後警備區延長延安等地應殺人嚴辦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頁）
　　1941年12月11日，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銘發給綏德縣縣長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該吉鎮人民合作社在固臨縣境出售煙土，既系觸犯政府法令，即不應姑息寬假，自壞法紀，所請發還該項煙土一節，殊屬不當。且根本禁絕販賣煙土，本府已於上月與八路軍總部會銜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頁）這說明綏德縣長曹力如支持下屬經營鴉片生意，對抗邊區政府法令，在鴉片被查出沒收之後，還想“發還”，被認為“殊屬不當”而駁回。
　　負責緝私工作的部門自己也走私“特產”。1946年有關部門所做的稅收工作總結中就說：“稅局本身緝私工作差，走私多”，“緝私人員取消改為驗貨員以後走私更多了”。（《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05頁）
 
　　第三，職能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衝突經常發生。
　　前文提及，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說到了軍隊武裝走私讓緝私機關“不敢過問”。報告中隨後舉了個例子，1945年，“因稅局檢查×旅九成商店，結果幾個緝私員被該店在屋內打得頭腫眼青，專署地委不能解決，後綏德稅局長親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決”。舉的例子還有：“三邊司令部的營業部門將私貨放在窯內，門上貼着，‘軍事重地，閒人免進’字樣。關中駐軍商店販運私貨，當稅局緝私人員去執行檢查時，威脅說：裡面有炸藥，炸死你們不負責任。”（《財經史料》第六冊，第401頁）
　　但是，邊區政府畢竟負有籌措經費、維持邊區財經穩定的責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時有發生，359旅因私販鴉片就與邊區政府有關部門多次發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獨一旅也有販賣鴉片與禁煙督察處發生衝突的事例。
　　此外，還有一種矛盾，是邊區政府法令不准部隊機關私賣，但可交貨給職能部門去代銷，有些委託售貨的部門對低價售貨而使他們吃虧不滿。1943年5月，物資局局長葉季壯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提綱中專門分析特產貶價導致的事件。據他的分析，貶價是為了和“頑方”（國民黨軍政力量）競爭，因為他們“多方設法販賣特產以與我們競爭”，雙方在打價格戰，“特產又是我們最主要的出口品，萬一頑方的計劃實現，則我們的出口貨即減少三分之二，財政與供給固然無法保證，金融與物價，更無法穩定。在這個時候，是空想高價賣不出去好呢？還是貶價以爭取勝利好呢？”“我們的存貨又多又壞，堅持高價聽其賣不掉而腐壞好呢？還是貶價速售，加速資金的流通（這是最平常的商業常識），並以此做搶購新貨的資金好呢？”（《財經史料》四，第431-432頁）答案當然是後者。儘管他的分析應該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讓其代售的部門未必這麼看，對把鴉片交給物資局統一出售有意見。比如358旅，“在後方賣大煙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團以上會討論交各單位大煙去物資局是有些幹部不滿……㈣六團供給處人說旅部要我們交大煙，為什麼他們還有一個房子裝大煙呢？（他在B供住着算賬時看見的）”（《禁毒史料》第222頁）
 
　　中共高層對產銷鴉片的爭議
 
　　中國近現代受鴉片傷害很深。對於鴉片的危害，社會早有共識。如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簽署發布的《陝甘寧邊區綏德專署關於查禁煙毒的布告》裡面說：“查鴉片煙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首先拿它來毒害麻醉我們”，“過去腐敗貪官僅藉禁煙來發財，因而准許鴉片煙的公開買賣”，“希望從事於鴉片營業的人和吸食鴉片的人，要了解，你們作的是亡國滅種的壞事情，是絕對不應該的”。1940年5月15日隴東分區慶陽縣政府發布徹底禁絕煙毒的布告，內說：“查煙毒為害，傾家蕩產，貧國弱民……際此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之危急關鍵，凡種煙造毒及販賣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奮，豈非羞愧難當？”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發布的禁煙布告（總司令朱德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簽署）：“查煙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則毀身敗家，大則亡國滅種，事實昭昭，毋待詳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頁）
　　但是種植罌粟、販賣鴉片，延安時期黨政軍學、部隊機關多有參與，這種情況在邊區內部高層中引起什麼反應？
　　前文述及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說，為了解決財政難題，1942年元旦那天，邊區財政廳廳長南漢宸“親自帶上武裝緝私，到保安司令部軍需處繳獲肥皂十三箱”，暫時解決了困難。從現有材料看，邊區政府自己進行鴉片貿易的政策是南漢宸提出來或其與副廳長霍維德兩人商議後提出來的。南漢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41年2月，毛澤東親自召見，暢談四個小時，委任其為邊區政府財政廳長。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編寫、1993年出版的《南漢宸傳》說：“南漢宸從軍需處回來，還沒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廳長霍維德神情肅穆地走了進來”，沉默了一刻來鍾後，霍維德告訴南漢宸，“邊區政府那邊打來電話通知你4點鐘到毛主席那裡去匯報經營土特產的問題”。南漢宸知道出事了。霍維德告知：“我們有幾位老同志，對於經營土特產都提出了意見。有人還專為此事給毛主席寫了兩封長信，歷數經營土特產的弊端！”“西北局的幾位領導，包括高司令在內都是一個意見，簡單地說就是一句話：寧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他們說，陝北根據地堅持這麼多年，條件比這還困難也沒有做過這個買賣！”
　　南漢宸去見毛澤東，“毛主席緩緩地說：‘關於經營土特產的事兒，許多同志都來反映意見，而且是相當的尖銳，今天找你來，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看這個問題該怎麼處理為好！辦呢，還是不辦？’”南漢宸“便將當時我們所面臨的窘境和所能採取的唯一對策，一五一十地對毛主席匯報說：‘我們眼下是棧道已毀，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不走陳倉小路，我們就都得憋死、困死、餓死，除此之外，不會有第二種結論。’”所謂明修棧道，是指運鹽。南漢宸向毛澤東匯報，儘管已經想盡了一切辦法，1941年財政收支還是虧空40％，“現在，會計科長那裡是一個錢也拿不出來。我們邊區5萬多的部隊、機關、學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學習下去，沒有別的生財之道，只剩下一條我們不願意走的陳倉小道了。”（鄧加榮、韓小蕙：《南漢宸傳》，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頁）
　　此段描述，也說明了對於經營“特產”，中共內部曾有不少反對意見，但最終經毛澤東拍板。不過，中共高層是否就此開過會議，形成統一的意見呢？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涉及了這一問題，並且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識，達成了一致意見。
　　《延安日記》1943年9月22日寫道：“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依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中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這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任弼時詳細談了經濟困難的情況。所有在特區的人，包括我們在內，都感覺到了這些困難。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管。賀龍的120步兵師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交易的命令。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裡送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並不困難。在談話結束時，任弼時說，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時想指點我，使我能‘正確’理解中共領導的‘鴉片政策’。任弼時要蘇聯記者理解這個決定。我說，我會把這情況告訴我們小組同志的。說完後，我們就分手了。”（《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頁）
　　不過，政治局是否開過那樣的會，還有待檔案或其他材料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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