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寫我心，我口唱我音”，作者們越來越不在意能不能在中國正式出版，也越來越不太在乎什麼“主旋律”、“正能量”——對什麼是“正能量”，也有自己的理解：還有什麼是比實事求是地寫下真實的經歷、真實的感受，對於自己家族、對於我們民族是更“正”的能量？


　　◆高伐林


　　兩大特點：廣泛性和主動性

　　——漫談新世紀的家族敘事大潮（之二）

　　在新澤西和拉斯維加斯書友會4月19日聯合主辦網上講座上的發言

　　（續前）本世紀在中文世界興起的家族敘事大潮，最大的特點有二：

　　第一個特點，就是作者分布社會各個階層。“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傳記”，打破了權力的限制，也衝破了市場的限制，郵遞員、推銷員；經紀人、廣告人；政工師、美髮師；建橋工、機修工……各行各業人士，都集結到家族敘事，都想說一說自己個人和家人的往事。
　　我內弟的一位長輩，在一家畫報社幹了一輩子美術編輯，在女兒女婿協助下，製作了一本圖文並茂的回憶錄。他的命運沒有很特別的大起大落，但是這部書涵蓋了他本人，以及上兩輩、下兩輩的人生亮點；
　　我的一位比我年齡還大的侄子，背負“父親是地主”這個“原罪”，踏實工作，頑強奮鬥，終於從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攀登進入白領管理階層，當上了一家國營大廠供銷處副處長。他寫了一本記敘三代人的回憶錄《往事鈎沉》，有血有肉、有汗有淚，坦率指陳他父親由於偏狹和愚昧，不能感知時代的巨變，給父親自己，也給後代帶來了厄運。
　　這兩本回憶錄都沒有正式出版和公開發表，只在家族成員中傳看、保存。
　　有位李世華，寫了一本《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2008年在明鏡出版社出版，巫寧坤先生作序。李世華是世代貧農家庭的兒子，一輩子當中學教師，非常平凡。但是他說，“我經歷了一個大時代，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荒唐時代”。1960年大年除夕，上中學的他趕回村里過年，除夕沒有年夜飯，全家中午每人一碗紅芋葉子——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人民公社、生產隊的幹部搜光了，沒有芋頭可吃，只能每人吃一碗紅芋葉子，然後早早上床睡覺。李世華的父親不忍心眼看着自己八十多歲老爹和小侄女餓死，先走一步，懸梁自盡；第二天，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叔叔去世；六天之後，爺爺也上吊身死，隨後嬸娘病餓而死、不滿周歲的堂妹活活餓死。28天內這個12口人大家庭有5口死於非命。李世華說：“人的經歷是一份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一位富豪，擁有一筆財富，一筆巨大無比的財富。”這是多麼慘痛的財富！
　　再比如，有位王其康，是一家工廠的廠醫。刻苦寫作，出版了《王賓家族史話》。清朝咸豐七年，捻軍攻下安徽霍邱之後血腥屠城，他的家族遭遇滅門之災，被殺23口人，他的一個叫王賓的先祖，當時還是孩子，被父親掩護逃生，才留下一脈。
　　這麼多人寫，突破了當局設限，填補了史書空白。官史和官方欽定的人物與家族的文字再豐富，與浩瀚歷史相比，留下的空白太多了！這些空白，有的是官方力不能及所留下的，有的是官方迴避甚至竭力掩蓋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作者國亞說：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往往是政治家、軍事家、文人墨客等大人物的歷史，我稱作“官史”，經常帶有傾向性的取捨，最大的缺陷就在於，忽略了同樣真實的小人物的命運和感受，因而是殘缺的歷史。我所作的努力，就是要盡我的所能來填補那殘缺的部分。
　　有一個群體，台灣來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這就是文革風雲人物。我是武漢人，接觸過不少故鄉文革風雲人物的回憶錄；魯禮安《仰天長嘯》，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曹承義《悲欣交集話文革》，李承弘《百年尋夢》，徐正全《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就全國而言，文革風雲人物的傳記、回憶錄就更多了。像蒯大富《歲月流沙》、《聶元梓回憶錄》、《王大賓回憶錄》、《戚本禹回憶錄》、陳楚三《人間重晚晴》……多數都是在2009年和之後幾年出版的。其中大部分聚焦於對文革個人經歷的回憶上，但是也有不少，可以歸於我們這裡講的家族敘事。
　　這裡我重點介紹兩部書。
　　李承弘《百年尋夢》，2010年在香港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文革爆發時，李承弘是武昌造船廠鑄鋼分廠的工人，參與創建了湖北地區最大的、有數百萬成員的造反派組織“鋼工總”並擔任組織部長。
　　這裡我要對“造反派”這個概念做一點說明。“造反派”很長時間被說成、被看成“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動亂中投機造反，犯下血腥罪行的壞人。這對他們不公平。有不少回憶文章把“造反派”與“紅衛兵”兩個概念混為一團，寫怎樣受到造反派迫害，但是仔細一查看，是造反派還沒誕生的日子。
　　文革史家公認，就全國範圍而言，文革中迫害人有兩個高峰，第一個是所謂“紅八月”，毛澤東1966年8月18日接見百萬紅衛兵，立即在全國掀起了“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狂潮。據文革後官方統計數據，一個月內，在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趕出北京。這個時期，造反派沒有誕生。造反派是在三個月後，1966年11、12月才冒出頭來。紅衛兵沒有領會毛澤東所說的“炮打司令部”，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拋棄；另一撥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頂着壓力起來炮打省市委，這才是造反派。造反派終於受到了肯定，但僅僅高興了一年左右，到1968年春夏之交，全國範圍內在各地軍管會主持下“清理階級隊伍”，毛澤東要卸磨殺驢，除了留下王洪文這樣極個別的造反派代表，把造反派整體打壓下去。學者估計，全國約三千萬人被批鬥，死亡人數50-150萬人，這就是文革迫害的第二個高峰。文革十年，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以正面主角形象蹦躂了一年多，挨整卻是九年，文革後更被打成“三種人”——台灣來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三種人”是一個政治定性，指“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列為三種人，就意味着被定為“敵人”，多少年抬不起頭。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上了武漢大學，但是許多比我水平高的中學同窗，因為沾上“三種人”嫌疑受審查而被禁止參加高考。直到第二年、第三年，才逐漸放開了一點政治限制，也查清楚了他們沒什麼問題，但其中不少人年齡過線，永遠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造反派中也有壞人，造反派也幹了很多壞事：亂鬥、武鬥，有些省份、有些城市的造反派的內鬥十分瘋狂，動槍動炮，打死無辜民眾，但是文革中大量血案，主要不是他們幹的。
　　（“造反派”與“紅衛兵”這兩個概念之所以混淆不清，有很多原因。我在準備講座時，展開來進行了分析，但後來考慮到講座的時間限制，又全部刪除了。——老高注）
　　一般人或許分不清造反派與紅衛兵這兩種群眾組織，但是官方處理文革問題時分得非常清楚：放過紅衛兵，清查造反派。例如1966年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女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這是北京打死的第一個教育工作者。後來卞校長平反昭雪，但是參與暴行的那麼多兇手，到現在也沒一個受到過任何懲處。而李承弘這樣的造反派頭頭，文革結束後立即被隔離審查，兩年後恢復自由，結論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開除廠籍，留廠察看。
　　李承弘的家族敘事從曾祖父講起。他的父親，是辛亥革命元勛之一李西屏，1910年加入共進會和同盟會，1911年參加了武昌首義。起事第二天湖北軍政府成立，拉出躲在床下的21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要他擔任都督，黎元洪高喊“莫害我！莫害我！”李西屏端起槍來對着他，黎元洪也拒絕在安民告示上簽字。情急之下，李西屏就抓過筆來在布告上簽了一個“黎”字，對黎元洪說：“我代簽了，看你還能否認不成？”這是武昌首義富有歷史意義的第一張布告，今天辛亥革命博物館的大廳內，就有此布告放大版影印照片，李西屏的肖像懸掛在旁。——“造反”，看來在他們家族是有傳承的。
　　另一本書，是陳楚三的《人間重晚晴》，明鏡出版社2017年出版。我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還對作者做過六期視頻訪談，每期一小時。中共1921年7月在上海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13位代表，湖北有兩位，董必武和陳潭秋，陳潭秋就是陳楚三的父親。陳楚三1942年出生在烏魯木齊的監獄裡，與文革中大名鼎鼎的毛遠新是小難友。“楚三”這個名字，大家一聽就知道出自“楚有三戶，亡秦必楚”，是監獄裡一個中共領導人給他取的。
　　當時新疆的統治者盛世才，先是巴結蘇聯，甚至暗中策劃要讓新疆脫離中國，成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跟中共也親熱得很。後來看到德國攻入蘇聯，蘇聯國勢岌岌可危，他對中共就翻了臉，把中共派到新疆的代表陳潭秋、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以及他們的家屬都抓起來。
　　陳楚三在書中，寫了他的四個父親和四個母親。其中有生父陳潭秋，在他出生不到十個月大被盛世才秘密殺害；有繼父即陳楚三的生母后來的配偶，也是位老革命；有養父，他是薄一波的警衛員，妻子李如明是薄一波的元配，薄一波到延安與秘書胡明同居，跟她離了婚，她就嫁給了這位警衛員。陳楚三的生母接受命令去東北，不能帶孩子，組織上出面把四五歲的陳楚三交給李如明，他跟着養母養父在山西生活了九年，建立很深的感情，十多歲時才被北京來人告知自己是“烈士遺孤”，離開了他們去了北京；第四個父親是他的岳父，也是老革命。
　　陳楚三是貨真價實的“紅二代”，但他的書的副標題是：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跡，特意標上“所謂”。他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紅二代”的思想烙印。在文革期間，他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是相對穩健的造反派組織“四一四”的核心骨幹之一。1983年，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調查組的報告中提到他，說“在清查中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文革過後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陳雲，卻在兩次批示中點了陳楚三的名，非常嚴厲。為什麼這樣？我今天沒時間細講，只能將書中寫到的經過長話短說：
　　陳楚三在中央組織部工作的老校友再三向知情人的他，詢問關於清華文革的情況，陳楚三就給老校友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很受中組部副部長李銳重視，印發給處以上官員。其中提到對處理文革問題的看法，陳楚三認為，很多“八旗子弟”在文革初期幹了很多壞事，文革後不受追究，反受重用；而對缺乏政治經驗，聽從毛澤東號召犯了錯誤的造反派判刑過重，如蒯大富就判了17年，很不公平。蒯大富這一派組織（井岡山兵團）綁架過陳楚三，但陳這裡為蒯大富說了公道話。
　　不料此信被中央組織部一位副處長拿去密報給陳雲，陳雲立即做了批示。怎麼寫的？一直沒有披露。但陳雲另一次批示知道的人很多：是批在孔丹、董志雄兩人給中央的上書上的。孔丹的父親孔原，當過中央調查部部長——中央調查部是中共的情報機構，是1983年組建的國家安全部的前身；母親許明是國務院副秘書長，文革初期在周總理辦公室自殺。孔丹為什麼上書呢？因為當時在清查“三種人”，這批高乾子弟在文革初期組織紅衛兵，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以破四舊的名義毀壞古蹟和公物，幹了大量侵犯人權的壞事。孔丹等人很擔心，給中央寫信，要求清查“三種人”不能清查到自己這批人的頭上。

　　陳雲批道：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這個批示，據孔丹說是照原件一字一句抄下來。陳雲當時的地位不如鄧小平，但也是一言九鼎。孔丹等眾多“紅二代”果然不僅沒有因文革初期犯下罪行受到追究，反而青雲直上，他後來升到中信集團董事長。
　　陳楚三與孔丹相比，都是“紅二代”，為什麼陳雲會兩樣看待呢？兩人的基本區別，就在於孔丹是紅衛兵，陳楚三是造反派。紅衛兵矛頭向下，斗老師、打校長和迫害社會上的“黑五類”；造反派矛頭向上，指向省委書記、部長。這兩者其實都是受到毛澤東的慫恿，主要責任應該追到最高領導頭上。但兩者的命運很不同。
　　還有個插曲：陳楚三認識的一人有次碰到陳雲的秘書朱佳木（他是陝北肅反的主要責任者朱理治的兒子），朱佳木告訴他：陳雲後來聽說他嚴厲批示的陳楚三，是中共創始人之一陳潭秋烈士的兒子，就批評朱佳木：“你怎麼不早說？你要早告訴我這是潭秋同志的兒子，我就不會那樣批示了。”
　　朱佳木的話傳到陳楚三耳中，陳楚三在書中寫道，自己感到愕然，一點沒有感到安慰：作為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怎麼能以親疏關係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呢？——這是明顯的雙重標準！

　　第二個特點，作者們有很高的主動性、自覺性，不是“要我寫”，而是“我要寫”。
　　我記得，在六十年代初期，當局號召“講三史，寫三史”，哪三史？家史，廠史、村史。當時的背景是全國大饑荒，過去一直說“三年自然災害”，後來氣象學家、農業專家反覆核查，老天爺並沒有精神錯亂，劉少奇的說法接近事實：“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局號召“講三史，寫三史”，着眼點是讓老百姓“憶苦思甜”，擁護共產黨。廠史和村史且不說了，家史是有名堂的。當局絕不允許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來寫家史（有極個別的寫了，重點在寫“剝削史”“覆滅史”，是作為特殊情況、作為反面教材）；中農、城市小工商業者也都沒有資格寫；只限於動員工人、貧下中農、城市貧民講家史、寫家史，主題也有嚴格的規定，就是寫出“新舊社會兩重天”——舊社會、新社會，以1949年中共建立共和國為劃分標準。
　　而21世紀這一波熱潮中，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從“要我寫”變成了“我要寫”，寫作者都是自己有滿腹的話要傾吐，要對親人說，要對祖先說，要對後代說。不講出來憋得難受，必須要一吐為快。哪怕子女孫輩不聽也堅持要講。也有另一種情況，很多講述者寫作者受到了子女孫輩勸說和敦促。下一代表現出很高的傾聽熱情，他們樂意了解、不停追問長輩所經歷的故事和人物。我為這些子女點讚！
　　民眾自己要講、要寫自己的真實遭遇，必然超出官方敘事的主流脈絡。中共執政70多年，形成了他們的主流敘事與核心理念，就像高壓電線一樣不能觸碰，例如“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領導”，就是四根高壓電線。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說：“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他可以“不懂”也可以“說不清楚”，你要敢觸碰，一定會倒楣！
　　然而，僅僅主流敘事，必定是遠遠不夠的。現實生活豐富多彩，民眾的人生軌跡錯綜複雜啊。有個笑話，說有位漁業專家到地中海的一片海域調查漁業資源，漁民用的是網眼3英寸的漁網，他讓漁民在這兒那兒打了好幾網，最後鄭重其事在論文裡寫道：這一海域的所有生物沒有小於3英寸的！過去的官方審查尺度，就像網眼3英寸的漁網。你去看中國大陸前三四十年出版的自傳、回憶錄、家族史，就會感覺：都很符合中共官方主旋律啊。那當然啦！不符合主旋律的，都不允許發表和出版嘛，連李鵬的回憶錄、鄧力群的回憶錄，都被亮了紅燈。
　　我讀過一位資格很老的退休省委書記的回憶錄，在後記中他告訴讀者，他寫書如何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權力機構的高度重視和關懷。他退休後按中共的規定本來就保留秘書，省委又為他寫書增配了秘書，省委辦公廳、宣傳部、省社會科學院、省委黨校、省委黨史辦公室抽調了筆桿子來投入他這個回憶錄項目；省圖書館、省檔案館指定了專人負責查找史料檔案；他任職過的機構，這個縣那個市、這個局那個部，都安排了幹部搜集他在那兒任職期間的各種記錄。他參加哪次戰役、哪場運動，中央首長到他主管的地區視察開會的講話，對他匯報請示的答覆、批語，來龍去脈，都查證清楚。老書記寫下文字，有專人打字輸入電腦，專人改錯字改病句，核對史實。該省的出版社接到這個光榮任務後，也組成了由總編輯還是副總編輯領銜的精幹班子，從業務角度配合加工潤飾。——所有經費包括這麼多人的工資津貼，當然一分錢都不會從老書記錢包往外掏，都是公家報銷，也就是納稅人買單。這樣寫出來的回憶錄，可能違背主旋律嗎？
　　我必須趕快補充一句：這本回憶錄還是很有價值的，我讀過至少兩遍。
　　現在大不一樣了！“我手寫我心，我口唱我音”，作者們越來越不在意是否能被中國大陸的出版社正式出版，也就越來越不太在乎什麼“主旋律”、“正能量”——他們對什麼是“正能量”，也有自己的理解：還有什麼是比正視史實更“正”的能量？實事求是地寫下真實的經歷、真實的感受，對於我們民族就是正能量！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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