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滲透到共產黨，與馬列主義造反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揉到一起“中西合璧”。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法令約束的對敵人採取暴力行動。暴君專制、暴民亂制，再走向暴君專制，往復的惡性循環。毛澤東能取得勝利，原因就在於此


　　老高按：早年在苦讀文藝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就邂逅瞿秋白，反覆讀過他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等多篇力作，着實佩服——他的簡歷我當然讀過，知道他曾經是中共黨魁、還是一位烈士，但沒太往心裡去，更多地專注於他的文藝思想和與魯迅的關係。
　　後來我的興趣轉向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沒想到再次重逢瞿秋白。他的文藝思想，在我的視野中便“退居二線”了，更關注的，是他對中共的生存、發展和挫折起了什麼作用，他在中共各派系錯綜複雜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爭鬥中擔負了什麼使命，在他1935年6月18日就義三十年之後，如何又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炮彈之一，折射出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真實內心和角色。
　　我明白，上述這兩方面各有其片面性。所以我非常尊重對瞿秋白有深入、全面探究的學者。在我有過一定接觸和了解的人中，現在住在紐約的司馬璐老人（他明年就一百歲了）和張琳璋先生，都有專文甚至專著。我曾寫過對司馬璐的專訪，他被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他自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產黨人中，他見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博古、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彪、陳雲、鄧小平、康生、高崗、潘漢年、王稼祥、柯慶施、董必武等；中國民主黨派人士中，他見過章伯鈞、羅隆基、張瀾、沈鈞儒、張申府、張君勱、梁漱溟等；國民黨人中，他見過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還結識過徐復觀、雷震……中共幾個後來成為話題人物的知識分子，像王實味、鄧拓、田家英，都是司馬璐“在延安時期的好友”。他甚至與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關係，稱作“亦師亦友”。
　　我注意到，上述如雷貫耳的名字中，並沒有瞿秋白。司馬璐告訴我，瞿秋白他並沒有見過，但非常景仰他、欽佩他，所以寫了一本《瞿秋白傳》，這是他寫得最早的一本書。
　　張琳璋先生也已年近八旬。他對瞿秋白也有深入研究，他的《瞿秋白》一書，曾在四十年中在中國華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多次出版和再版。
　　最近讀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陳鐵健的一篇專談瞿秋白的講演，這是一篇信息含金量甚高的文字！不僅對瞿秋白有相當深入全面的分析，而且對於瞿秋白當年所處的環境，更有驚心動魄的披露（看看中共及其軍隊當年白紙黑字寫下的搶劫和破壞策略！），對於瞿秋白何以在就義31年之後被打成“叛徒”，掘墳毀碑，乃至對於文革的社會根源和文化根源，都有切中肯綮、發人深省的獨到分析。知道了中共的“昨天”，對於中共的“今天”和“明天”，也就會多一份評估的把握。
　　這次演講，是八年前，2010年5月在北京的三味書屋舉行的，當時陳鐵鍵先生已經76歲了。這樣的演講，在習近平上任之後，恐怕就不太可能舉行了。
　　此文很長（講演就有三小時），內容豐富，感興趣如我者不覺其長；不感興趣或不愛讀長文者，我只好致歉。幾個小標題為我所加。


　　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

　　陳鐵健，三味書屋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請來了陳鐵健老師為我們做演講。陳鐵健老師，字石之，祖籍浙江紹興。1934年生於黑龍江安達。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80年代初、中期，陳老師先後發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論文數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礎上於1986年出版了飽含他數十年心血的《瞿秋白傳》。這本書出版後“標誌着對瞿秋白進入了全方位的研究，並開創了為中共領袖人物立傳的先例”，陳老師本人也被大家稱為瞿秋白研究的功臣。
　　陳老師的著作有《瞿秋白傳》、《蔣介石與中國文化》(合著)、《綠竹水南集》、《〈多餘的話〉導讀》等。1978至1996年，與李新老師共同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發表過《重評〈多餘的話〉》、《論西路軍》、《代人受過的陳獨秀》、《北伐漫議》、《西安事變簡論》、《AB團肅反之“法理”依據與文化根源》等。今天陳老師為演講的題目是“瞿秋白何以從領袖成為叛徒”，下面我們請陳老師為我們做演講(掌聲)。

　　陳鐵健：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謝三味書屋的二位先生給我這樣的機會，和大家交流瞿秋白這個特殊的歷史人物，同時也要感謝在座的各位朋友放棄休息時間到這裡參與交流。我要談的問題是，瞿秋白為什麼由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變成了文革時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寫了《多餘的話》，《多餘的話》被毛澤東欽定為叛徒的自白書。今天，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簡單介紹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第三，瞿秋白的悲劇是和劉少奇的悲劇密切相關的，因此講到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的在路線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發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談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這三個方面。

　　瞿秋白其人

　　我現在講第一個問題。瞿秋白是個才子，出生於1899年，於1935年就義，時年36歲。他從1920年開始（當時他21歲），到1935年，整整16年當中，有12年和共產國際密切相連。他是一個江南的書生，但學歷不是很高，因為家道中落家裡很窮交不起學費，中學沒有畢業。他的母親自殺以後，兄弟姐妹六個就各奔東西，父親自己帶了一個孩子到山東，以教美術繪畫為生。大妹妹帶了一個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漢，然後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純白。16歲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貧困，到北京上不起好的學校，本來是要進北大，但是北大的學費很高，堂兄沒有這筆錢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屬的一個俄文專修館，就在今天東總布胡同（這個房子已經不在了），免費到那裡學俄文。“五四”運動的時候，瞿秋白是作為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成為這個學校的領袖。1919年，瞿秋白20歲。
　　“五四”運動以後，瞿秋白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他以前信託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信佛學，希望佛教人間化普度眾生給中國人找一條出路。後來還信無政府主義，追求無政府、無階級的自由平等沒有約束的社會。受《新青年》的“科學、民主”口號的影響，還追求民主主義。“五四”運動時期發生了俄國革命，俄國政府發表了對華宣言，取消沙俄時代的一切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空話，但是在當時忽悠了很多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家認為俄國的國情和中國一樣，都是因小農經濟導致經濟上落後、政治上專制統治的國家，俄國發生新的社會制度的變革好像給當時的中國樹立了榜樣，所以國內一下子很多人就轉向了社會主義。當時社會主義的各種門類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會主義，但是相當一部分青年傾向於俄國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所以，瞿秋白傾向於社會主義是受俄國的影響最大的。
　　在這時恰好有一個機會，北京《晨報》要派駐俄的記者，於是有人推薦了瞿秋白。瞿秋白很興奮，認為是個很好的機會。他這時的思想還是傾向於文化救國，他到俄國去最大的目的還是了解俄羅斯的文化、文學、藝術包括繪畫、音樂等方面，他說：“我生來對文學、文藝感興趣，對政治沒有任何的興趣。”當時同去俄國的還有俞頌華、李宗武，瞿秋白對他們倆說，你們主要做政治方面的採訪和報道，我專門做文化方面的採訪、報道，同時我也研究俄羅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國，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夠接受新思想，俄國的一些東西，瞿秋白認為很新鮮，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瞿秋白的朋友張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個革命家：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張太雷先於瞿秋白到俄國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已經是共產國際的黨員，就是聯共的黨員。張太雷1921年的5月介紹瞿秋白加入共產黨，那是聯共黨、屬於共產國際的黨，不是中共，中共那時還沒成立，正在醞釀。所以瞿秋白是早於中共一大之前的共產黨，1922年的1月才轉為中共的黨員，他應該是中共第一代黨員。
　　蘇聯的東方大學為中國、為東方培養人才，讓瞿秋白去做翻譯、助教，自然就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密切接觸，所以由這他就開始轉向研究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儼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作為共產黨員，他已經是信仰者，同時又研究它的學理、學說。1922年底，共產國際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率團到莫斯科參加會議，瞿秋白給陳獨秀做翻譯，陳獨秀說，你跟我回國吧，國內需要人，我們共產黨剛剛建立，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尤其是在宣傳和理論工作上需要你這樣的人才。於是，瞿秋白就回國。他於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到北京之後，一些學術單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學術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經答應了陳獨秀的提議，開始在上海在陳獨秀指導下主編《新青年》。這時的《新青年》已經完全轉為共產黨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學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編的，同時他還參與編輯《前鋒》、《共產黨》這兩個雜誌。所以瞿秋白回國以後就完全投入中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當中。從這之後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夥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領導位置，瞿秋白在這十年當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應該說是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時代的悲劇。1925年中共四大，他進入中共中央局，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繼續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後，蔣介石清黨反共，導致大革命失敗。我們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敗？我只說一句，中國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戰略，在東方戰線上重要的陣地。這個革命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決策的失誤。莫斯科向中國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顧問，他們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來指揮中國的大革命，從頭到尾都是“左”的。我們幾十年來一直說是“右”，是因為陳獨秀“右”了，所以才導致大革命的失敗。其實不是陳獨秀“右”了，陳獨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只是個小夥計，只能在大革命當中做苦力。他們在軍事和財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給國民黨蔣介石，蔣介石是由莫斯科培養而武裝起來的。蔣介石羽翼豐滿之後就對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不客氣。他認為，蘇聯人是在染指中國中東路的特權和外蒙古主權問題，扶持外蒙古的獨立實際是使其變成俄國的附庸。在中國建立國共合作，也是為成立親蘇的政權，來維護俄國在東方邊界的安全，牽制英國、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完全是從蘇聯本國的民族利益出發，也就是所謂大國沙文主義。讓中國人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維護蘇聯的安全，實現東方戰略的目的。
　　今天我們看得清楚，從已經公布的共產國際的檔案，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當初大革命失敗的時候，斯大林把責任完全推給中共中央、推給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大雜燴，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確的寫到：我們以後要用顧問、總顧問把這個大雜燴能夠固定成一個政黨，就是我們要實行保姆制度，把中共從中央到基層全部控制，沒有保姆這個黨將一事無成。他們是這樣看待中國共產黨。
　　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他們認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國主義抗爭，所以要給武器和經費，用顧問來控制它。信中還寫到：“我們要像擠檸檬汁那樣把它擠干，然後再把它甩掉。”其實，斯大林對蔣介石也是同樣不信任。總之，蘇聯對中國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種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這樣。所以他的馬克思主義說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改造又經過斯大林的曲解異化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實質就是斯大林主義。
　　1943年5月21日，在通過“解散共產國際決議”的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講了一句真話：“無論是馬克思、列寧在世，還是我們今天，都不可能用一個國際中心來指導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我們當初成立共產國際的時候，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導致了當時革命的失敗。”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說世界革命是一種主觀的、速勝的，甚至說是盲動的戰略。共產國際曾經主張的“由共產國際指揮各國共產黨把帝國主義消滅。帝國主義已經是垂死的、是敲響最後喪鐘的，只要發動世界革命、各國工人階級都起來帝國主義就完了”，是完全主觀的、盲目的對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後蘇聯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不能怪中國共產黨、不能怪陳獨秀，中共、陳獨秀都有自己的問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指示一再的抗爭，四次提出要退出國民黨。斯大林說，絕對不能退出，你們都是要為國民黨服務。
　　共產國際做出要在大革命時期實行土地革命的決定是荒唐的。國共合作初期，在孫中山在世時，兩黨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在北伐戰爭期間，對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是兩黨聯席會議達成的共識，中共方面也有這樣的決議，都有檔案可查。毛澤東原來也不是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說的那樣激進，把地痞流氓當成革命先鋒，農民協會可以在農村里隨便抓人、殺人——不是這樣的。在共產國際的七次擴大會議之前，國共雙方都嚴守這個共識——實行減租減息，不能採取暴力的手段從地主手裡奪取土地，這是孫中山既定的方針，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搶，這是對的。後來台灣的土改也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是一種贖買。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來的。我經歷過舊社會，看到的地主也是一分錢掰成八瓣用的，是攢錢買土地。所以中國的土地情況不同，紹興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東北的模式、華北的模式都不一樣，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樣，有惡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勞動、自己的經營發家的，而且這不在少數。我們今天重新研究中國的地主階級、土地問題，和以前的結論有很大的出入。
　　突破這個界限、突破了兩黨的共識在農村里亂來，這是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決議，要在中國全面的實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這個指示傳過來，很多人一下子180度變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駐中國國民黨代表鮑羅廷以前同意主張減租減息，這時就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沉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這是有文字可查，當時湖北的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鮑羅廷的一次演講說“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堅定、最果斷……”後來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也是這樣的提法，“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些人，他們都是農民革命的先鋒，把他們發動起來，再帶動農民起來向地主進行鬥爭。

　　我們今天如何看待《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矯枉必須過正。當時一定要在農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這樣做農民發動不起來，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頭是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使黨的路線發生了很大的轉折。後來在十年的內戰時期，在所謂的蘇區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從這裡來的。這是很廉價的口號，人家的東西可以隨便地予取予奪、輕易地拿來，這最能夠發動、煽動群眾。所以中共的大革命失敗，過激的群眾運動授人以柄。
　　蔣介石在北伐進軍當中對兩湖的工農運動非常稱讚，兩湖的農民運動對支援北伐戰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講話中講到這點。他後來變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農運動把北伐軍的後方搞亂了，農會規定不許穀米出境，北伐軍的糧餉後勤供給怎麼辦？左派扣押軍餉，宋子文那時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萬軍餉不給蔣介石。城市的工人運動過激，工人要雙薪、一年要放兩個月假、每天四小時工作。隨便抓老闆、封店，農民可以進城抓資本家遊街、游斗甚至殺人、無法無天。所以根子是從這來的，延續到後來的無法無天，其源頭在那時已經開始了。

　　今天看當時的瞿秋白是緊跟共產國際、緊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陳獨秀很厲害。其實他自己也是糊塗，也是搖擺不定的。當時在那種複雜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搖來搖去的，大家都有錯誤、都有問題。後來瞿秋白說到，當年大革命的錯誤不要推給陳獨秀一個人，我們都有責任。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應該多負一點責任，但是我們都要負。這是實話，所以後來他對陳獨秀也很禮遇，陳獨秀下台以後瞿照樣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認為是陳獨秀的小學生。
　　大革命之後陳獨秀走了，共產國際看中了瞿秋白，因為瞿秋白的理論素養，和共產國際顧問的關係都很好，參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馬林說：“中共共產黨內最有才華、最有馬克思主義水平的就是瞿秋白。”並把瞿秋白推薦給鮑羅廷。鮑羅廷到廣州做國民黨的總顧問時，指名要調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沒和陳獨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調到廣州，引起陳獨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滿，說太不尊重我們，怎麼可以隨便就把我們的重要幹部調走。瞿秋白和共產國際以及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關係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語、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藝。現存的五百萬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邊做黨的領導一邊寫的，涉及面很廣，除了政論、學說、思想之外，還對新聞出版、文字改革、書法、繪畫、音樂、戲曲、金石篆刻樣樣都精通。在上海大學時，他教王劍虹、丁玲唱崑曲《牡丹亭》，還在綢或棉布上作畫，讓丁玲和王劍虹刺繡。他對《國際歌》中翻譯的“英特納雄耐爾”到現在都沒變。法文“國際”翻譯為中文就是兩個字，八拍用“國際”兩個字撐起來無論如何辦不到，他就音譯成“英特納雄耐爾”。從瞿秋白1923年翻譯《國際歌》之後，後來的歌詞有很大的變動，但是“英特納雄耐爾”到現在始終沒變。瞿秋白是多才多藝的人。
　　瞿秋白17歲得了肺病，1918年開始吐血。有時候高燒，幾天不能睡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留下了五百萬字的著作。我們現在編的《瞿秋白文集》有14卷本，其中涉及理論有八本、涉及文學有六本。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文字到現在還沒公開的，沒有編到《瞿秋白文集》裡，所以不限於五百萬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被趕出政治局以後，有三年的時間和魯迅在上海領導左聯，和魯迅共同推導左翼文學、戲劇、電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業。比他大18歲的魯迅認為瞿秋白是知己，並寫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聯語送給瞿秋白。魯迅是瞿秋白的長輩，他說，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我們必須把他抓住，他的論文尤其好，皇皇大論在國內沒有第二人。這是1931年，兩人還沒見面，魯迅就和馮雪峰說，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來翻譯俄國的文學、文學批評方面的文章，太合適不過，國內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犧牲之後，魯迅還有一句話，說：“由瞿秋白來翻譯《死魂靈》是最合適的，僅僅是這一條，殺他的人就是罪大惡極。”魯迅這麼惋惜瞿秋白實在少見，能被高傲的魯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後來說：“左翼文壇兩領導，魯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別名，茅盾認為魯瞿他們兩個是雙峰並列的。

　　瞿秋白可以成為一位傑出的文學批評家，他卻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地在“八七會議”上被共產國際推上了中共最高領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說是第二朝領導人——我們今天說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還是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在我之前我們有五朝領袖，第一個陳獨秀，第二個瞿秋白，第三個向忠發、李立三，第四個是王明、博古，第五個是張聞天，第六個才是我”，在毛澤東之後是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然後才傳給了胡錦濤，這樣順下來我認為是合乎事實的，我們現在說的“第幾代”不是按照真實的情況來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地被推上最高領袖的，他說，我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習氣，很多紳士意識，比如仁慈、禮讓，害怕鬥爭，不願意惹事，明哲保身，這些都不適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後又動輒得咎。他是受共產國際代表控制的，做對了說你是錯的，做錯了當然就更錯了。錯是從共產國際那來的，但是要由你來承擔。大革命的失敗第一個替罪羊是陳獨秀，“八七會議”引發的盲動錯誤第二個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動的錯誤執行了6個月，從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體上結束。大革命失敗，被蔣介石大砍大殺之後，整個共產黨都有激進的復仇心理，於是發動“南昌起義、秋收暴動、廣州起義”三大暴動，在全國範圍鋪開，準備奪取上海、武漢、長沙，是在瞿秋白領導下進行的。當時黨的狀況很危急，以武裝鬥爭、武裝的反抗，以進為退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八七會議”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當時黨的狀況很困難。我舉一個廣東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間，廣東的情況都很糟糕，當時共產黨沒有經費，大批的人退黨、脫黨、甚至有人叛變，沒有多少人願意留黨。只好去找遊民、流氓、地痞，這是在廣東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寫的要招這些人來入伙。這些人要生存、生活，就向黨要錢，不給錢不辦事。黨組織只好採取以下五種辦法：一是捐，向地主湊捐；二是搶，就是搶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綁，綁票；五是騙。廣東省委歸納了這五條。在瓊崖的地委、潮陽縣委、五華縣委、東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這樣的一些內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墳掘開把頭蓋骨取出來要墳主家用錢來贖，這是作為一種經驗傳播寫在文件上。還有就是綁票，綁富家的婦女和兒童，用錢贖、不贖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綁票還有一個別名叫“捉豬”，把人當豬抓來，然後逼贖。另外就是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農民對本村的地主豪紳是敬而遠之，絕對不傷害同鄉人，於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撥和煽動農民的階級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張胆的用“挑撥和煽動農民的階級仇恨”，實行村籍之間不同宗族間的械鬥，拿起冷兵器武鬥，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於死地。對如何去搶，文件中寫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搶另外村子的財物，要有計劃、有組織的從事這樣的活動”——可見，那時某些地方的共產黨已經墮落到了這種地步！“八七會議”確實是挽救了黨，就是把已經渙散的、走投無路的黨組織恢復生機，這是瞿秋白的一大貢獻。我們今天看這個手段，從人性、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來看真是慘不忍睹。但是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是不得已而選擇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瞿秋白作為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到此為止。這時候瞿秋白只是作為政治局委員，留在共產國際做中共代表團的團長，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實際權力。新的總書記是向忠發，是工人出身。因為當時要改造中共的領導層要把工人階級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層，於是向忠發被選為總書記，實際是由莫斯科指定，輔助向忠發的是李立三，實權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發也不是沒有頭腦，很聰明也很狡猾，能說會道，有一點組織能力，是流氓無產者。他把共產國際領導人“拍”得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獲得了共產國際的青睞，把他扶為總書記。1931年夏天顧順章叛變之後把他供出來，顧順章4月份叛變，6月份向忠發就被抓了，他馬上下跪叩頭表示願意歸順，但是蔣介石還是下令把他槍斃了。
　　在莫斯科的兩年時間，瞿秋白最初狀況是好的，他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委員、政治書記處的成員、近東部部長（分管波斯、巴勒斯坦、敘利亞、土耳其和法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久蘇聯反托派清洗運動開始。瞿秋白在這個時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夥的排擠。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部長，又是中山大學的校長，王明、博古、張聞天，包括楊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門生。斯大林和米夫認為中國共產黨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進入中共的高層，所以就扶植王明這批後起的國際派，他們完全是聽從莫斯科的，他們起來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標之一。在莫斯科清黨、處理中山大學風潮時，瞿秋白被撤銷了代表團的團長職務，並讓他回國。這時正趕上李立三在國內採取冒險行動，要奪取武漢，飲馬長江。共產國際於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處理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來參加了共產國際7月的會議，會上決定要解決李立三的冒險錯誤——共產國際認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現了錯誤是“冒險”，但在根本路線上和共產國際還是一致，僅僅是策略上的錯誤。於是周恩來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國內，9月份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很利索地解決這個問題。會上李立三承認了錯誤、冒險行動停止，撤銷中央及各省的行動委員會，恢復中央和地方黨的正常的秩序。
　　但是10月份，共產國際又來了指示，明確李立三的路線是從根本路線上、策略上全面對抗共產國際。這個問題嚴重了，因為此前根據共產國際7月份的決定，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僅僅說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錯誤。此時瞿秋白被認定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認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經犯了錯誤，是半托洛斯基主義、對共產國際耍兩面派。回國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這兩個錯誤是對共產國際的陽奉陰違的兩面派做法。於是承認了錯誤的李立三被調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擊，說他的錯誤是受瞿秋白的影響，執行的是秋白主義。張國燾、黃平、蔡和森在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上一致反擊，把兩面派的帽子全扣給瞿秋白。米夫隨即到上海和王明他們串通一氣，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把瞿秋白徹底從中共最高領導地位打下來；他們認為，周恩來可用，讓他戴罪立功。於是瞿秋白離開中央的領導，每個月給17元生活費。當時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吃藥都不夠，魯迅用他的版稅資助瞿秋白。魯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稅，馬上就給瞿秋白210元。遇到緊急情況瞿秋白夫婦就到魯迅家裡避難。那段生活很清苦、緊張，心靈受到壓抑。在共產黨內，扣上一頂大帽子都已不得了，況且他身上有那麼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魯迅在從事文學事業時卻是非常高興，他說，我終於回到文學的家園裡，可以在文學的園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場在全黨、全軍肅清瞿秋白影響的運動來了，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把瞿秋白說成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在全黨、全軍“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當時中央的黨的機關刊物《鬥爭》約瞿秋白寫文章，瞿秋白對這類的文章早已經不想寫，但是礙於面子，有時就當時的形勢、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筆名在《鬥爭》上寫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順應中央的調子來寫。但是就是這些文章，有人就從裡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違反中央的路線。比如，他實事求是的估量了國民黨的圍剿大軍和中央紅軍的實力對比，他認為我們應該避實就虛，避開強敵採取有策略的作戰。這個觀點就被認為“過高的估計敵人的力量”。類似的問題找了一些，於是就認定瞿秋白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逼迫瞿秋白檢討。上海中央局的書記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學生，王明一夥的，在開會時揮舞拳頭對瞿秋白說：“像你這樣的人應該一個拳頭把你從黨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說話全盤接受，沒有任何分辯和不同意見。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也是這樣一再進行檢討，用沉默做一種無聲的抗爭。李竹生不久被捕叛變。
　　鬥爭結局就是讓瞿秋白到即將淪陷的中央蘇區，這是一種懲罰。瞿秋白說：“我能不能帶楊之華一道走？”瞿秋白從小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個的日常生活都是楊之華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學生莊東曉在楊之華家，楊之華說：“有的人洗手就是會洗一面。”這說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帶楊之華一起到蘇區，但是上邊答覆說：“楊之華在上海還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塊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楊之華在上海道別，也是他們最後的訣別。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筆記本，兩人每人5本，約定分開以後，把要說的話記在本子上，等見面的時候互相交換看，這5個筆記本如果不夠還可以買同樣的。當晚楊之華睡了，瞿秋白就圍着床踱步，表現出深沉的依戀和難於分離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蘇區擔任教育部長，是個閒職，這時候毛澤東任蘇區中央政府主席也沒有實權，權力在張聞天手上，他們倆都是靠邊。這時候毛澤東和瞿秋白的關係非常好、惺惺相惜，兩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兩個詩人，吟詩弄詞、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總是沉默、思索、不高興，有時候毛澤東開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楊之華了？”
　　在蘇區，瞿秋白在主編《紅色中華報》、黨校的建設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還有，蘇區掃盲工作、文藝宣傳（戲劇）做得很好，這和瞿秋白的貢獻有很大的關係。瞿秋白到達蘇區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這時的蘇區形勢是很緊張的。最後導致後來的長征。長徵實際是大撤退、大逃亡，因為內困外擾不僅是軍事上的。我們過去說為什麼要長征，是因為李德、博古的軍事路線有問題。其實當時不僅僅是軍事路線，軍事路線只是一個方面，經濟政策很糟糕，不斷地開展查田運動，不斷地在農村重新評定成分，本來這個村有十個地主，經過反覆的查田之後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農，而地主、富農的地位連豬、狗都不如，讓他們做長期的、無償的苦役，挖戰壕等最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隨時予以處決。
　　從1930年開始的AB團的肅反，本來已經消停了一陣，這時候由於戰事的緊張、形勢的惡化，肅反工作就更加緊了，敵人擴大面越來越多。AB團殺了七萬人，是由紅一方面軍的總前委決策批準的，總前委書記是毛澤東。120種刑法，不是靠證據是靠逼供信，文件寫的叫“嚴刑拷問”，實即嚴刑、酷刑逼供，不嚴刑拷問是不會交代的，在嚴刑拷問之下株連一片，今天還是台上的領導，明天可能就是階下囚。不問青紅皂白，只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殺，因為在戰時的條件不可能關押太多人，黨政軍各方面的一些精英就這麼被殺掉，張國燾、夏曦、沈澤民所在各個蘇區都是採取這個辦法。蘇區肅反開端的是紅一方面軍的總前委。AB團殺了七萬多、“社會民主黨”殺了六千多，“改組派”、“托派”殺了兩萬多，全部加在一起十萬人。
　　當時黨和紅軍共約三十萬多人，十萬精英被殺掉，元氣大傷。整個蘇區的階級關係非常嚴峻，交公糧、買公債、不斷地搜刮餘糧，生產不興，需求無度，竭澤而漁，內囊淘盡，把老百姓能吃的東西全部淘盡了。同時擴大紅軍百萬，本來大部青壯勞力已經都上前線了，家裡都是老幼婦孺，還要再擴大十萬人，這樣就沒人種田，在經濟物質上要供養十萬大軍和黨政幹部，實在沒有辦法。蘇區和友鄰很僵，形成“赤白對立”，就是共產黨統治的紅區和國民黨統治的白區對立，紅區的人到白區不管男女老幼統統殺光，把他們的東西全部搶光，造成了邊界地區的形勢非常危急，白區的人過來照樣殺蘇區的人。在蘇區已經沒有生存的餘地只有離開。
　　當時整個中央蘇區是八萬六千大軍，要吃沒吃的、要打不能打，只能跑了。高級幹部誰去誰留？由博古、德國顧問李德、周恩來“三人團”決定，周恩來是負責軍事，周恩來後來說“我是負責軍隊方面的誰去誰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方的。瞿秋白病體支離，希望跟着走，留下來就是打游擊，他這樣的身體不能打游擊。第二瞿秋白是國民黨熟知的公眾人物，在大革命時期，瞿秋白在黃埔軍校作報告、演講，國民黨的將領沒有不認識他的。他曾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當年是輔佐孫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員會之上的機構，委員都是當時的大人物。共產黨最初派譚平山參加，譚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還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委員，又是鮑羅廷助手。“三人團”把瞿秋白這樣的公眾人物留在即將淪陷的中央蘇區，就是讓命運擺布他、讓國民黨的圍剿大軍擺布他，說不好聽就是借刀殺人。王明這一夥就是借國民黨的刀，殺他們認為不可靠的、對自己形成威脅、可能東山再起的人。在蘇區即將淪陷的時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歲數大的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以及毛澤東、周恩來有病都是坐擔架走。陳毅說我把最好的馬給瞿秋白讓他走，瞿秋白說我已經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馬給了徐特立，徐特立是教育部副部長。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如何看瞿秋白寫《多餘的話》

　　被俘以後，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還有筆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複查瞿秋白被捕案時，在中央檔案館找到《多餘的話》，是當年羈押他的國民黨36師上報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們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貴州、江西出版《多餘的話》就是依據這個版本，比以前在國民黨時代的《逸經》雜誌、《社會新聞》（由國民黨“中統”主辦）上發表的《多餘的話》多了幾段文字。另外，瞿秋白對軍統、還有36師宋希濂和中統的勸降一概打回去。我們在複查這個案子時，調來了公安部十三局從1954年至1964年十年時間的偵訊卷宗，二十卷。從36師的師長宋希濂、參謀長向賢矩、軍法處長吳松濤、高參陳定、特務連長曾起一直到抓瞿秋白營長李玉等人，還有中統派去勸降的陳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錢永健四人，還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蘇區司法部的部長梁柏台的夫人，做過紅軍瑞金總醫院的院長），另外一個是項英的夫人張亮。這個卷宗說明了一切問題，是在正常情況下審訊、偵查的記錄，筆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虛假的東西。事後我們找過36師師長宋希濂，後來是政協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他說：“我對瞿秋白在監獄裡關押時的供詞完全負責。”這個卷宗是真實的。
　　瞿秋白打破了軍統的7次勸降，針鋒相對，別看他是個書生，但骨子是硬的。軍統這些人對瞿秋白說，你做一個識時務者，要像顧順章歸順國民黨、歸順黨國。你可以做翻譯、可以不公開地做一些文化事業，發揮你的專長，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黨國希望你，你的親屬都希望你。瞿秋白很乾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們是有條件的，是讓我屈辱地生活，這我做不到。鳥都要愛自己的羽毛，何況人呢？這些人又勸降說，你可以學顧順章，我們很重用他，顧順章是共產黨的大特務頭子，是你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特科最高的負責人，他歸順以後我們是如何的重用他。瞿秋白說，我不是顧順章，我不會學他做識時務者。七次談話，有時是劍拔弩張、有時是笑臉面對，瞿秋白軟硬都不吃，中統夸下了海口說，軍統不行、宋希濂不行，我們中統保證把瞿秋白說服，讓他為黨國工作。結果後來宋希濂對王傲夫說，我看你們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在中統勸降之前寫的，國民黨在公布《多餘的話》時說的很清楚：不要在《多餘的話》裡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進退自如的。瞿秋白經歷這麼多的滄桑事變，不會在生死的問題上參不透，不要抱什麼幻想，國民黨媒體的報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餘的話》的“問題”是從1962年開始的。而在這之前我講過，中央包括毛澤東對瞿秋白的評價很高。有過幾次評價：一次是1945年，《中國共產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就講“瞿秋白是我們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後英勇犧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遺骨從福建找到之後，在八寶山的安葬儀式上，當時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講話，也是對瞿秋白作為黨的理論家、宣傳家、政治活動家，對他的英勇就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這之前195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籌措出版編輯出版《瞿秋白文集》，楊之華寫信給毛澤東請他題詞，毛澤東很快寫就，這個題詞寫得非常好，是用毛筆寫道：“瞿秋白生前許多人不理解、許多人反對他，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堅持了英雄的立場，他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絕不屈服，他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臨難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們寶貴的遺產。”落款時間是1950年12月31日。這個評價是很全面的，這信寫好了裝到信封寫楊之華收，但是沒有寄出去。我們在1980年編《瞿秋白文集》時，從中央檔案館找到了這封信，當時的毛澤東不應該也不可能懷疑瞿秋白有政治問題。有一種估計毛澤東可能忌諱出版瞿秋白的著作會奪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對中國革命對象、中國國情、中國社會階級分析、中國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進行全面的論述，遠早於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什麼信寫好了不寄？這是一個謎。

　　1962年開始，毛主席開始關注黨內反對派的問題、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黨內在他身邊赫魯曉夫人物的問題。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在“大躍進”失敗以後，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從基層到中央七千人參加的大會，也叫做“出氣會”。為什麼叫出氣？因為1959、1960、1961這三年整個的政策出了問題，所謂大躍進實際是大倒退，農業減產40%，農村非正常死亡幾千萬，最多的估量是四千萬，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萬，不管怎麼說這個數量都是巨大的。所謂“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是毛澤東的理想，毛澤東用這個東西想使中國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要趕超英國、美國，這是很美好的理想，卻是空想烏托邦。用胡繩的話說“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於是毛與劉少奇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發生了分歧，這個分歧就演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毛認為對方是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講的非常徹底，說到農業減產，不進反退，我們沒有前進而是後退。餓死人、人吃人是要上書的，是要寫到歷史上，是要下“罪己詔”的。在歷代歷朝遇到這樣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詔”，要取得臣民的原諒，自我檢討。但是毛澤東的回答很明確：“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因為“罪己詔”只有皇帝才能下。劉少奇的矛頭是直接對準毛澤東的。劉少奇又說，我在湖南調查，湖南的農民說沒有多大的天災，這三年都是常年，有災但不是大災，所以問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就是政策、路線、方針出了問題，是人的問題。誰來負責？中央要負責。彭真說，主席的責任要更多一些。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先把彭真打掉。

　　劉少奇在和謝富治、王任重在談公安工作的時候還說，我們現在是混我為敵，把老百姓當成敵人，採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勞教、勞改、拘押對付老百姓，這是錯誤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時候不揭，死後也有人要揭你。這話說得太厲害，說的是公安工作，但是這話傳到毛澤東那裡，他自然會想到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在斯大林百年之後，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關押、鎮壓、殺掉了那麼多的人。所以大躍進問題就成了毛澤東的心結。這是明擺的，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餓死那麼多人，你怎麼交待？我去過幾個地方，幾個地方的學者包括黨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這方面的調查，在六七年前，他們文稿、書稿都寫好了。寫三年的大饑荒，每個省、每個地區進行調查，有具體的事例、具體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這一帶，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輕人不信這些事。我前兩年遇到一些70後問，真的有這事？真的有文革這種事？真的有6.4這種事嗎？我說，我是親身經歷。1965年到張掖去四清，僅在張掖地區就有四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張掖是甘肅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張掖、銀武威”之美稱。那兒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卻收不回糧食，人們都去大煉鋼鐵，糧食爛在地里。這邊還超標虛報糧食畝產多少千斤、多少萬斤。報了萬斤就要征一萬斤標準的公糧，征不上來就把老百姓的糧食都掏空了，不繳糧就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情況勢必是要挨餓的。我想生活在那個時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來維持生命。說毛主席那時候已經不吃肉，他認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們後來看到公布的毛澤東的生活檔案，他不吃豬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聲)，菜譜有十幾種，這後來都是公開發表的。這種狀況怎麼能不糾正？黨內怎麼會沒有意見？劉少奇在講這些話時就自我批評說：“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產到戶”，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變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須解決，而且要從黨的高層總結教訓，改變這種狀況，“與民休息”。這個意見是對的，怎麼就成了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怎麼就成了階級敵人？

　　瞿秋白的悲劇和劉少奇的悲劇相連

　　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就關注所謂“叛徒集團”的問題，就是認為劉少奇這夥人是叛徒。於是就聯繫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和李秀成的《自述》，開始製造反修輿論。1963年戚本禹在《歷史研究》第四期發表了一篇《評李秀成自述》。太平軍的將領李秀成被曾國藩俘虜之後，寫了一篇自述，內容是講太平天國的失誤，為什麼失敗？想說服曾國藩反清，同時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軍將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先生曾經著書，認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贊成這個說法。戚本禹當時認為彭德懷1959年上書，是反對毛主席，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晚節不忠。應該寫文章，借李秀成這個歷史人物來隱射彭德懷的晚節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這個目的。這篇文章在《歷史研究》發表之後，周恩來看到了，周恩來對周揚說，這樣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國是我們豎起來的，我們黨的事業是繼承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的旗幟，現在戚本禹這篇文章讓我們很被動，尤其對文藝界、戲劇界的震動很大，造成思想混亂，所以中宣部要開會清理。中宣部與范文瀾、郭沫若商量後，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學界近代史方面的專家二十多人開會，我那時是研究生旁聽了這個會。會上是一邊倒，翦伯贊、范文瀾、鄧拓、侯外廬、劉大年、李新，中宣部科學處副處長林澗青也參加會議，一致批評戚本禹。翦伯贊的發言最激烈，他說，史實都搞錯了，這篇文章到處都是硬傷。你反修正主義，不要糟蹋歷史人物。林澗青最後宣布三點：“事實上占不住腳；理論上是錯誤；在實際上是有害的。”建議近代史所劉大年組織一篇文章，肅清戚本禹文章的影響，報刊、電台、電視都不要轉播。本來是要求戚本禹到會當面接受批評。戚本禹當時是中央信訪辦的處級幹部，正好出差，沒有找到人。
　　事後，戚本禹知道這個消息就準備寫書面檢查。這時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說，你為黨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讀了你的文章，認為文章寫得很好，主席說我們黨內叛徒問題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你要繼續寫，寫了以後去找康老(康生)在釣魚臺的寫“九評”的那個班子，他們會給你出主意。戚本禹原準備檢討承認錯誤，這時一下興奮起來。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劉大年批評戚本禹的文章清樣給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針對劉大年的文章逐條批駁，寫成文章後到釣魚臺見康生。康生的那個班子都是大筆桿，調集了當時最強的理論寫手。這幫大秀才一邊吃飯一邊對戚本禹說，你這文章不行，人家的觀點你逐個駁，沒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擊，這樣才能把他駁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發表的，這篇文章沒有絲毫學術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揮和指點下寫的。文中對國內的叛徒從汪精衛、陳獨秀一直批到彭德懷，國際是從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魯曉夫。大家要是有興趣可以去找這兩篇文章比較，如果說第一篇文章借學術影射攻擊彭德懷，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解決叛徒集團的指向來寫的。戚本禹一下就紅了，很快就調到《紅旗》，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了紅得發紫的人物。

　　怎麼和《多餘的話》聯繫起來？毛澤東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是要解決兩條路線鬥爭、要解決修正主義，認為劉少奇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澤東有一個手令，要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黨的會議上，實際張網是從1962年開始。這個手令是我們在瞿秋白專案組時，當時還有劉少奇專案組、謝富治專案組、康生專案組。劉少奇組的負責人親口和我們組的負責人說，我們在中南海毛澤東的私人檔案里查到了這個手令，時間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而在這之前，毛澤東算計劉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為高崗和劉少奇在合作化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那時土地改革剛剛結束高崗就要在農村搞合作社，劉少奇說，我們在沒有實行機械化之前不要再生產關係上搞這套，不要搞農業集體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機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然後在工業化水平提高以後實現農業機械化，來實行合作化的效果會更好，過早的實行改變生產關係、改變土地關係不利於甚至會妨害農業生產。然而高崗的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毛澤東批評劉少奇是“右”的，當時在黨內引起很大的波瀾。高崗同時從毛澤東那得到知毛對劉少奇種種不滿的言論，就以為毛澤東信任他。高崗在底下串連，想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成為第二號人物，他要取劉少奇、周恩來而代之，要做部長會議主席、黨的第一副主席，同時他對很多高級幹部封官許願。這事被陳雲和鄧小平揭發，於是召開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黨內團結的問題，後來又開了兩次座談會，揭露高崗和饒漱石所謂反黨聯盟。高崗很有底氣，認為毛澤東信任他。但他估錯了形勢，毛澤東在權衡整個局面以後還是犧牲高崗。座談會批評高崗時很嚴厲，把他的那些醜事全揭露出來。當時我在東北工作，可以看到兩個座談會的文件。光是高崗男女關係問題，有名有姓七十幾人。高崗好色在延安時期就是這樣。高崗一直等毛澤東找他談話，毛澤東卻沒有找他談話，後來毛澤東對此事也很後悔，覺得應該和他談一次話。最後高崗選擇了自殺，第一次是槍擊，沒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藥，死了。實際上高崗和饒漱石沒有聯繫，“高饒聯盟”是莫須有。
　　1953年的春天，毛澤東讓高崗在瀋陽調查劉少奇1929年做滿洲省委書記時，在奉天(今天的瀋陽)被捕的情況，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說1962年以後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歷史學家呂振羽，當時是中央黨校的歷史學教授、歷史教研室的主任，原來是東北人民大學的校長，後來還是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和范文瀾、郭沫若齊名的大歷史學家。從南方參加紀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學術討論會後回到北京，路過豐臺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軟禁沒有行動自由，但是可以看書、寫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後關了十二年，審訊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讓他作偽證，證明1935年11月開始的南京國共秘密接觸、秘密談判是劉少奇主使的，是劉少奇向國民黨投降，要消滅紅軍、取消蘇維埃。做這樣的偽證，七百多次審訊，呂振羽是個硬漢就是不寫。
　　1935年的談判，劉少奇當時是北方局的書記，化名陶尚行，他讓周小舟，後來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就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最後一位周小舟，當時是北方局下面的一個負責人。劉少奇讓周小舟出面和國民黨鐵道部的副部長曾養甫談判，曾養甫是由陳立夫指示出面和共產黨接觸。共產黨這方的聯絡員就是呂振羽。這次談判持續了9個月，當時國共的秘密接觸有四個渠道，這是其中的一個渠道。事先是經過中央和毛澤東批準的，事後周小舟帶了材料到延安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但是1963年審查呂振羽時，認為劉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國民黨接觸出賣紅軍和蘇區，這個罪名很大，劉少奇是內奸在那時就定性了。這是第三個證據。
　　第四個證據。沈醉是軍統的少將，後來起義了。解放後是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專員，和溥儀、宋希濂他們都是專員。他在文革之後和他的老朋友說，上邊找我調查劉少奇的問題，不晚於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讓沈醉交代劉少奇的歷史問題。
　　第五個證據，就是戚本禹交待。我們1979年到秦城監獄找他當面談，問他寫《評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有沒有關係？戚本禹說，說老實話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寫《評李秀成的自述》絕不涉及瞿秋白，絕不涉及《多餘的話》。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找過我，讓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讓我手下的兩個人草草弄了一個東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絕對不做這個事情。由此證明，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對劉少奇就是用他的歷史問題打擊他，把劉少奇搞掉。
　　於是李秀成的《自述》、《多餘的話》就成了毛澤東達到劉少奇而製造輿論的準備。毛澤東對周揚、陸定一、周恩來都談到這個問題，說李秀成的問題是16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瞿秋白也是這樣。毛澤東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實際上就是變節。在中央的一次會議，周恩來看透了毛澤東的心思，周恩來說的也非常徹底，說人死了不一定蓋棺論定，瞿秋白雖然死了，但是他晚年還是變節自首。對紅衛兵的談話，周恩來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陳伯達、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談話，這樣就把無知無畏的紅衛兵煽動起來。
　　1967年的1月，一批紅衛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親的墓，另一支紅衛兵到濟南掘了瞿秋白父親的墓。2月7日一批紅衛兵到了八寶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現在的沒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隊伍開到了八寶山徹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揚灰。這都是在講話影響下、煽動下造成的破壞，所以打倒死人是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劉倒劉是密切相連的。

　　本來中央的決策者可以從公安部十年的調查報告中做出正確的判斷，調查證明瞿秋白被捕以後的表現是好的。《多餘的話》有灰暗的、悲觀的、消沉的情緒，這不可否認。但是，他沒有出賣，沒有出賣人、出賣黨，沒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沒有反對黨的路線，沒有反對馬克思主義。他說：“我從青年時期就步入馬克思主義的思路，到現在沒有改變，中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國情是由我來開其端的，儘管我是一個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當時沒有人做這個事，只好用犬來耕田。”讓瞿秋白做領袖等於是用老鴉樹上築巢(烏鴉是不築巢的)，是用弱馬拉千斤的輜重，他說：“我是力不勝任，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的愛好者，是在文學園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個領袖，我是一個不合格的領袖”。瞿秋白面對的是他加入共產黨之後，特別是1931年之後，各種黨內的鬥爭給他的摧殘和打擊，一直到最後把他甩在了絕地，讓國民黨擺布他。他不能公開講，《多餘的話》熱話冷說、正話反說，如“我這個人壞、我這人不行，我這人紳士意識、文人情調，幹不了這個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領導的想法，我很受啟發，我怎麼想不到呢？”這是一種諷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餘的話》都會有新的體會。瞿秋白在政治上沒有問題，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為成全一個英雄、黨的領袖、革命家，《多餘的話》應該說是多餘，但是成全一個心靈的波瀾和內心的歷程，《多餘的話》有它存在的價值。
　　在獄中能不能寫？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把他想的這些東西合盤托出，讓後人嚴格的解剖、審判、拷問。瞿秋白這時已經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揮灑，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顧慮，這個東西是要給敵人看，他不能公開的罵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說：“我不行，我的這套東西不合黨內的那套東西。”人性和黨性難以調和，理想和手段難以調和。他說：“我的理想是無階級、無剝削、無壓迫的社會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可是我們採取的手段，外邊是強烈的階級鬥爭，不斷的肅反、不斷地自我殘殺，內鬥沒完沒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整人文化來源於上層的封建專制和底層的遊民文化

　　這就想到我們如何來看這幾十年的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整人運動，文革說穿了是整人的運動。8.18前後，我們的辦公室的後窗是翠花胡同，我們是在東廠胡同，紅衛兵掄皮帶打所謂“黑五類”，很慘，把最原始的獸性也調動起來。
　　幾十年的整人運動和什麼思想文化有關係？一個是封建專制主義有關係，這是傳統的，是上層的東西。還有一種就是底層的遊民文化，遊民習氣。胡繩是我們原來的院長、大理論家，他在晚年有個反思的十次談話。他說，我們黨內一直存在有遊民習氣。他說話是很有分寸的，叫“習氣”。他還說，我們黨從1927年開始總體上是“左”的傾向。這也說得很準，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算起，再早從《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傾向。《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是把整個知識分子推到反革命營壘。根子在哪？一個是封建主義，“我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另一個就是遊民文化。
　　遊民文化，我在寫瞿秋白《〈多餘的話〉導讀》時概括了幾個方面：
　　遊民是走投無路的，從社會的正常秩序脫離，一無所有。他們要改變社會穩定的現狀，改變自身一無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亂，越亂越好，亂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別人的東西就是我的，無本生意，這是遊民的反社會性。
　　第二就是遊民的勇敢性。敢於主動出擊，該出手就出手，主動進擊，一往無前，不怕犧牲，常常被頭領驅使成為打手。
　　第三是內鬥和外斗結合起來的鬥爭性，或叫鬥爭哲學造反有理，有時是內鬥盛於外斗。比如說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不是，有些大的戰犯、大的敵人投誠過來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國初期，我們的政協、人大里容納了很多大的戰犯、大的敵人的高官，不至於完全被殺掉。而內鬥所謂黨內的路線鬥爭，有時一定要把對方搞掉，置於死地而後快。我舉一個例子，黨的主席收拾國家主席三十多年前，發生在西路軍的事情。
　　西路軍的問題是個很大的歷史冤案。西路軍兩萬一千八百人於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間，在河西走廊打了五個月，徐向前元帥領導的三個軍，全部被俘、被殺，全軍覆沒。這個責任從現在我們掌握的檔案看，西路軍當時是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主席團、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直接指揮，西路軍的進退都得聽從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主席團，或者毛澤東、周恩來。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簽署的命令，是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指揮作戰。這些電報都擺在那裡，進、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軍的統帥徐向前和陳昌浩必須執行。最後失敗的責任第一位應該是毛澤東來負。但是西路軍還沒有失敗的時候，中央的電報已經說了“這是你們過去錯誤的延續”，你們過去跟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義、逃跑主義的繼續，就把罪名轉移到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頭上，緊接着延安開始清算張國燾。西路軍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當時盛世才是親蘇親共的，把這四百人容納下來建立新兵營，進行空軍、裝甲兵等特種兵的訓練，後來我們這方面的高級將領有一部分就是那時候訓練出來的。當時西路軍的參謀長是李特，紅五軍的政委是黃超，這兩個人聽到延安在肅清張國燾，而且把四方面軍的錯誤擴大化，把許世友這樣的將領抓起來，他們不滿，在徵求是否回延安的時候，李特和黃超表示我們要到莫斯科去討個說法。於是這兩個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說兩個人到了蘇聯境內作為托派，由蘇聯的政治保衛局處決了。但是在平反時說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親自到新疆把這兩個人秘密處決，就是因為你們要到莫斯科去告狀、要反對毛澤東。這樣的例證可以舉不少。睚眥必報、任何的反對和批評我都不接受，都記着早晚算你的賬。
　　楊尚昆前幾年有一個回憶，說的非常徹底，他說，任弼時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時是七大選出的五大書記、五個常委之一。任弼時在中央蘇區時反對和批評了毛澤東，而且把毛澤東從中央局的書記拉下來，楊尚昆是毛澤東最貼近的幕僚，對毛澤東的看法是很準確的。遊民的內鬥是非常厲害的。瞿秋白、陳獨秀、劉少奇都是這個悲劇的犧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國人成為犧牲品。
　　第四是在野時的倡亂，要搞亂這個社會，反獨裁、反專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過來要獨裁、要專制、反民主，這就是以暴易暴，結果就是還用暴力來對付他認為的敵人，這就是遊民文化當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頭林立，拉幫結派的幫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殺無度的野蠻殘暴性，不擇手段、翻雲覆雨，毫無誠信可言。

　　遊民文化滲透到共產黨裡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造反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揉到一起， “中西合璧”，毛澤東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說的很形象，就是遊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遊民的代表，一上台馬上收拾遊民，發路條——走出兩里地都要憑路條，他知道遊民的禍害。暴君專制、暴民亂制，然後再走向暴君專制，往復的惡性循環。毛澤東是中國農民戰爭的現代版的勝利者，是農民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他絕對是了不起。為什麼毛澤東能取得勝利？把蔣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權術、遊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約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規約束的對敵人採取暴力行動。原來以為不受資產階級法律限制，後來查了歷次整人運動、肅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蘇區也有憲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權利的法規，但是憲法和法規也不過是一張紙，他不遵守。發動文革是不是違憲的行為？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絕對是。但是以毛澤東的能力他就可以這樣做，而且全黨幾乎沒有太多的反對，即使有些不滿，在壓服之後也就罷了。
　　當時有沒有走資派？資本主義都滅絕了，哪裡還有走資派，毛澤東的口號“十年、十五年讓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所以工商業改造之後資本家的財產已經成為準國有了，無非就是再給點利息、半國有。所以那時沒有走資派，有的是走封派、當權派，最大的當權派是毛不是劉，黨在國上面。沒有人制約他，他壟斷了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理論的資源，他推崇個人崇拜，於是只能聽他的。他有軍隊在手，有理論，筆桿子造勢，槍桿子撐腰，可以指揮一切。原來讓林彪來，後來林彪看出來，文革這樣下去不行要收縮。看5.71工程紀要，文革是要收縮。最後信任的就是身邊的幾個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書才他最親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資源，是最大的當權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鎮壓。紅衛兵起來控制不了就要鎮壓，你們都到農村去、插隊去、到兵團去，所以紅衛兵、五大領袖也是犧牲品，都操縱在毛一個人手裡。
　　我們總結這段歷史，重要的是記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運動，消除像文革這樣的災難，首先要記住，要把真相記錄下來。不是中國人健忘，是執政者在掩蓋這些醜惡(掌聲)，文革的歷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為無理的嚴格限制，寫一篇小文章，有一點涉及文革的，編輯就要抹掉。為什麼？我說這個人和文革有聯繫，我寫他在文革當中的遭遇，為什麼要抹掉呢？說這是上邊的指示，我們要保飯碗，只能請你割愛。所以這種文章我們沒法寫，寫出來也只好拿到國外去出版（笑聲）。現在是有人寫文革史的，我們所里的周良霄、顧菊英兩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寫了兩部書。《文革史》大約是一百萬字，還有一個五百萬字的資料光盤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六四史》是五十萬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國需要這樣的歷史學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幾個人就行。
　　我最近寫的關於宋慶齡的文章，文中寫到，文革以後，還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可以說基本上是成了馴服的、聽話的、甚至是善於逢源的、順杆往上爬的、向上攀附的……俯拾即是，脊骨軟化、筋脈倒轉，匍匐在地。我這樣說有點對不起知識界，但知識界總有幾個、甚至有一些敢於講真話、寫真歷史的人，我佩服這樣的人。我們接受這個教訓就是盡我們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來做，有的刊物不願發表，有的刊物冒險可以發表。在出版《〈多餘的話〉導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與編輯素不相識，到現在也沒見面，我把瞿秋白《多餘的話》的相關的文章編好了，在前面寫了五萬字的導讀——書前面的文章都叫導讀，實際是解析、解讀，這位編輯送審時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審，我的五萬字導讀扣下了，上級批了以後就與瞿秋白著作一起發表（笑聲），我特別感謝這位編輯（掌聲）。我剛才講的很多東西我都寫在這本書裡，我當時擔心的就是這文章不能在大陸面世，但是他居然一個字都沒改就發表了。我到現在都很懷念、感激這位高明的編輯，希望以後出版社的編輯都應該向這位編輯學習，給我們作者一些發揮自己獨立思考，想寫真史的一個空間。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到臨死、臨難之際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說，他不再思索了。實際上《多餘的話》就是高度思索的結晶，其中把歷史、詩情、理論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創作的一個高峰，他是啟發後來的共產黨人，要弄懂什麼是共產主義？走向共產主義要採取什麼樣的手段？採取什麼樣的途徑？不是採取那種內鬥、外斗，那種用手段來絞殺理想的那種東西，你們要去思考。我想這是一種啟示，在中國這種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實就意味着一種期望、一種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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