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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在重新思考研究与开发。上周，川普政府发布了两份指导其科学与技术战略的文件。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阐述了政府“根据21世纪带来的变化，重新审视美国研究与开发生态系统”的路径。随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的《开启美国创新新时代》备忘录，详细说明了该战略将如何落实到政府的预算优先事项中。这两份文件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请专家对以下答案进行了研究。

1. 从宏观角度看，这对美国研究与开发意味着什么？——特里莎·雷（Trisha Ray）是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地缘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兼常驻研究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果你是一名从事政府资助研究的科学家，那么你很可能在少数几所大学中的一所工作。如今，华盛顿刚刚发出信号：这种情况不再得到保证。这一转变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哪些科学家能够获得资助、哪些研究中心能够建成，以及哪些类型的突破会在什么地方进入美国工业界。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备忘录正通过三种方式，推动这种结构性转变，使联邦科研体系不再以传统大学受资助者为中心。

它们削减大学可以从研究资助中收取的管理费用比例，从而压缩大学管理费用体系。近年来，这套体系已经占据了越来越大比例的联邦科学资金。
它们要求资助接受者与私人资助方或州及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成本，而不是由联邦政府独自承担。
它们正式建立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包括聚焦型研究组织、实验室以及产业联盟——使其能够与大学并列，获得过去通常默认流向大学实验室的中等规模资金。

2. 这些文件具体做了什么？它们为什么对白宫如此重要？——泰丝·德布兰克-诺尔斯（Tess deBlanc-Knowles）是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高级主任。她曾在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担任高级政策顾问: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提出了一项大胆愿景，旨在重组联邦研究与开发资金进入科研群体的方式。这份报告将近年来“科学之科学”领域流行的许多主要构想整合在一起：延长资助期限、投资于人才而不是项目、支持聚焦型研究组织、在评审过程中使用“黄金入场券”（即授权个别评审人资助非常规方案）等等。大西洋理事会最近也提出了类似主张，认为应采用这些机制来加强人工智能创新。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愿景同时配备了一项官僚执行工具——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每年联合发布的预算指导备忘录，其中包括采用这些方法的具体指导。拥有至少30亿美元研究与开发权限的机构，必须在90天内提交行动计划，说明它们将如何遵循新的指导方针。

许多机构目前已经按照类似思路实施项目或试点计划。然而，如果在所有研究与开发资助机构中大规模采用这些方法，那将构成一次真正的转型——尤其是在同时设立常驻元科学部门和评估能力的情况下，这些机制能够为持续创新和学习建立制度能力。

然而，大胆试验无法弥补基础规模的萎缩。总统提出的2027财政年度预算申请，将把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削减一半以上，同时削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3%的预算、能源部科学办公室15%的预算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12%的预算。此外，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还提出重写联邦资助指导方针，允许机构终止那些不再符合“机构优先事项”或“国家利益”的资助项目，同时要求每一份申请在作出资助决定之前，都必须交由高级政治任命官员审阅。无论进行多少试验，都无法抵消资金大幅缩减和程序政治化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这些变化将损害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地位的基础，也将损害其培养下一代创新者的能力。

——劳埃德·惠特曼（Lloyd Whitman）是地缘技术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高级顾问兼研究员。他曾分别在奥巴马政府和川普政府期间担任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高级职务:

每一届美国总统政府进入华盛顿时，都会带来自己的一套科学与技术优先事项。它们通常会寻求启动新的研究与开发计划，将资金重新引导至特定领域，并以支持政府经济和国家安全议程的方式影响科学与技术政策。

《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可以被视为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所提出科学与技术优先事项的扩展与延续，同时又增加了改变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方式的提议。文件中讨论的大多数方法并非完全新颖；其中许多已经在联邦研究与开发体系内部，或在慈善科研资助机构中，以不同程度得到采用。在国会没有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要增加上述研究与开发优先事项的资金，就必须由各机构重新调配现有资金——而这将受到重大法律和行政限制。（不过，现任政府已经表现出愿意采取这一路径。）

比这些主要属于愿景性质的政策声明更具实质影响的，是目前正在审议中的两项拟议监管改革：

•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提议重写适用于整个联邦政府的规则手册，该手册规定每一项联邦科研资助应如何发放和管理。（这一提案已经收到超过55,000条公众意见，反映出整个科研界普遍认为此事关系重大。）

• 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提出，对其自身关于如何接受、评审和管理资助申请的规则手册进行一项平行且全面的重写。

与前文讨论的战略文件不同，这些拟议中的监管改革将直接影响联邦科研资助的分配和管理方式。如果基本按照目前提出的形式获得通过，它们将对联邦研究与开发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3. 这将如何改变长期支撑美国科学发展的大学—产业—政府合作契约？——泰丝·德布兰克-诺尔斯:

如果得到适当实施并获得充分资源支持，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提出的愿景，有可能增强支撑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三大支柱，使它们能够以当今技术发展的速度开展合作。从科研突破走向商业化的道路面临许多障碍，也就是所谓的“死亡之谷”，而无论产业界还是政府，都无法单独克服这些障碍。以尖端硬件为例。由于中国在速度和成本方面具有优势，美国创业者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进行早期原型制作和工程开发。这并非美国创造力的失败，而是美国生态系统中缺失了一个环节。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战略包含多项旨在填补这些缺口的规定：建设试验平台和研究与开发基础设施；培育新的产业—政府和产业—学术界合作模式，使学术研究能够接触“前沿规模资源”；建立人员交流机制和跨机构发展路径；强化地区创新中心；以及其他措施。如果这些规定能够与2028财政年度研究与开发优先事项备忘录中提出的基础研究投资结合起来，它们将在强化学术界基础作用的同时，建设将科研发现转化为实际应用所需的基础设施。综合来看，这些举措可能会重塑未来数十年的大学—产业—政府合作契约。

4. 人才议程对外国人才意味着什么？——特里莎·雷: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战略采取了一种本土主义立场，将外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视为负担，而不是资源：“这种对外国人才的依赖，将美国学生排挤在一旁，而美国国内本来拥有庞大的人才储备，却没有得到本国政府足够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付出巨大代价培养了杰出的全球人才，却在外国政府招募他们回国建设自己的技术产业时，使这些投入付诸东流。”

识别并支持来自不同地区、收入阶层和人口群体的国内人才，是该战略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也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为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教育改革提供充分资金，以及扩大并制度化非传统技能培训路径。然而，外国博士生流失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移民制度评估申请人的方式更偏向那些与原籍国联系更紧密的人。此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国际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许可最长只有三年。因此，虽然该战略提出了一个重要政策问题，即国内人才储备开发不足，但它错误地诊断了问题，认为美国吸引世界级人才的能力并未使美国受益。

5. 美国的竞争对手和盟友应如何理解这一新的“国家使命”模式？——特里莎·雷: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战略文件首先传递的是一种紧迫感。文件中列出的各项使命——例如“创世纪”人工智能计划、量子计算加速发现与设计、聚变示范、重返月球、通用机器人以及下一代半导体——都与未来五至十年内的某个具体竞争期限或里程碑相联系。

该战略还将美国与对手和盟友进行比较。它讲述的是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美国负责发明，却正在把下游生产和原材料控制权拱手让人。文件列举的例子暴露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某种认识混乱，因为它同时强调了电池生产和芯片光刻——前者由中国领先，后者则由荷兰巨头阿斯麦领先。这种叙事方式削弱了“硅和平”等倡议，因为它传递出的信号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在与盟友的优势竞争，而不是建立在盟友优势之上。美国的领导能力会随着伙伴和盟友能力的提升而扩大，因此，这份备忘录必须认真听取它自己提出的信息：“技术领导地位也可以意味着战略整合，即提供推动伙伴经济增长的平台。”

6. 这对美中在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意味着什么？——肯顿·蒂博（Kenton Thibaut）是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的中国问题高级常驻研究员:

最明确的含义是，川普政府如今将美中技术竞争视为创新体系之间的较量。2028财政年度研究与开发优先事项备忘录提出了“创世纪使命”，将联邦数据、先进计算能力、国家实验室、基础模型和科学仪器连接起来，以加快多个核心领域的发展。从总体方向上看，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但白宫对中国所处位置的判断过于静态。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中国在2024年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已超过美国；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显示，截至2026年3月，两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差距已经缩小至2.7%。中国在人工智能论文发表数量、专利产出以及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则在私人资本、前沿企业和计算基础设施方面仍然拥有关键优势。

从国家创新体系层面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可能越来越取决于能力、成本、可靠性、工业应用和全球扩散，而不仅仅是性能更强。“创世纪使命”对国内部署提出了详细回应，但对全球应用关注较少。中国企业往往能够将成本较低的开放权重模型，与其在海外已经建立的外交、云计算、电信、数据中心和融资关系结合起来。嵌入这一生态系统的模型，即使性能不如美国系统，也能影响技术标准，并形成更换系统的成本。要真正有效落实这一战略，还需要稳定的多年期资金、国际人才、科研独立性以及盟友的参与。与中国竞争也要求美国技术在全球市场中更加容易获得、价格更加可负担，并在制度层面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