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談到“核”，兩種態度截然不同，一種是舉出無數理由堅決反對；另一種則不僅列出大量好處，更會上升到國力發展的高度積極贊成——德國的民眾多是前者，一心實現中國夢的人士多是後者。兩種態度後面，隱藏着不同文化、歷史和政治環境對有關國家民族安危重大決策的不同思維
老高按：沒想到最近湊巧與德國話題摽上了，連續幾篇推薦的文章都圍繞着關於德國的文化、教育、歷史和民族心理，今天推薦的這一篇，則涉及德國能源戰略決策的過程和機制、科技與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
這篇的作者，是我在德國的親屬，在德國已經居住了30年，算得上是“德國通”了。在研究、工作之餘，兩口子也不時應國內媒體之約，寫一些德國見聞文字，好幾篇還上了國內媒體的頭條。去年我曾經在這裡轉貼了一篇他們撰寫的關於德國珍視和保護水資源的文章，所寫的內容讓我大開眼界；這次他們又應國內一家環境領域的媒體約稿，寫了一篇關於德國對核能態度的文章，也很有參考價值。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叫核能太沉重
——我看德國人對核能利用與環保之態度
高 曉
今天談起“核”，筆者的腦海里立刻會顯現出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群和態度，一種是立刻變色，舉出無數理由堅決反對；而另一種則是不僅列出大量好處，更會上升到國力發展的高度積極贊成——前者為本人現居住的德國的民眾為主，而後者以一心快速實現中國夢的人士居多。
不妨直說：兩種態度的後面，其實隱藏着不同文化、不同歷史和政治環境對涉及國家民族安危重大決策的不同思維。
核物理專業在德國每況愈下
對於核話題，過去，除了在中國讀中學時被物理老師啟蒙（片面只談優點），我們對它知之甚少。那時候聽得最多、也最自豪的，是我們也擁有威懾美帝、蘇修的核武器。“文革”結束後的首次高考，算是本人對這個話題的一次近距離接觸。當年，我填報國內某著名高校的物理專業（對外採用代號“物理二系”），結果名落孫山。後來家中轉彎抹角從一位知情人那裡得知，該專業涉“核”，除了學習成績，查你祖上三代的嚴格政審是必走程序之一。在那種神秘外衣下，學核物理的人儼然都有一種殊榮和使命感。我對該學科的敬佩感覺也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初走出國門。
來到德國後，對自己“親核”“敬核”情結的衝擊一波接一波。除了在電視上常看到各地發生的五花八門的和平方式或暴力方式的抗議示威，最直接的，是有一天聽到一位留學生的描述，才知道德國這裡對核的認知，與國內民眾可說是截然不同。
當時進入德國高校的中國學生以公費生為主，無論拿的是哪家機構的獎學金，受資助者都必須在有限時間內獲得攻博資格，才能繼續學位學習。因中德兩國大學當年學位設置不同，即使國內拿到了碩士，到了德國高校許多專業，也得再磨練一年，才能拿到攻讀學位的“路條”。所以午餐時大家常在學校食堂交流各系各專業甚至各教授門下獲取路條的門路和功略。當不少人抱怨自己的德國教授如何苛刻時，這位剛報到的新人卻爆料，讓許多同學頓時無語。新人是國內某大學本科生，首次與教授面談，不僅被許諾可以拿到攻博資格，甚至還許願：為他這個自費生設法爭取獎學金！
後來與這位同學私下細聊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學的是核物理專業！該專業在德國每況愈下，當年所在大學只招收到6名德國學生，再發展下去恐怕老師自己也得另尋出路了。
最近從媒體了解到中國核電建設當前已經邁開批量化、規模化的步伐。從2007年國務院《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確定到2020年核電運行裝機在建項目的宏偉目標公布之日算起，到今天國家已核准34台核電機組，總裝機容量達3692萬千瓦，其中已開工在建機組26台，裝機容量近3000萬千瓦，形成在建規模穩獲世界頭籌的傲人局面。
隨着規劃目標有望在近期提前完成，在國家能源總體戰略框架下，國家能源局正在研究調整中長期規劃，加快沿海核電發展，積極推進內陸核電項目。這樣一來，內陸各省為了爭上頭彩而使出各種招數。顯然可見，不論是從能源供給還是發展當地經濟的角度，核電的誘惑着實巨大。相關資料也顯示，目前全國已有21個省、市提出要上馬核電項目，據稱不少省甚至為此努力了十多年。而熱情高漲者中，居然不乏處於中國經濟較發達、人口密集和地理心臟地帶的省份，例如中部的兩湖地區。
國內這種大規模發展核電現象與世界的發展大趨勢相比，顯得很不協調。本人居住的德國這兒，無論百姓還是政府，對核電技術現在都是拼命反對。
中德兩國對核態度，有如此大的反差，讓人不禁先發三問：
今天反對發展核電的，為什麼排頭兵不是深受其害的日本、俄國和烏克蘭（當時前蘇聯發生核泄露的地方，位於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而是作為核電技術發達和以嚴格遵守規章制度聞名的德國（該國自核電開始啟用以來，還從未出現過核泄漏問題）？
今天反對發展核電的，為什麼不是那些核研究方面毫無建樹的國家和地區，而是曾在核研究科學領域群星璀璨，科學人才和成果輩出的德國（例如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和後來移民美國的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
今天反對發展核電的，為什麼不是那些核能利用方面既無技術也無財力的國家，而是擁有西門子公司等掌握目前世界上先進、成熟的核能工程技術的科技強國德國？
其實，幾十年間，德國政府的決策也是反反覆覆，一路風雨。不妨先回顧一下德國戰後和平利用核能的歷史。
核能利用與環保一直是德國社會爭論話題
1957年，德國在慕尼黑附近的Garching建成本國第一座科研核反應堆，1962年2月正式聯入德國電網；
1962年1月1日，德國通過第一個核能和平利用及環境保護的法律，其中明確規定核能應用範圍和核電站運行的年限；
1989年，德國最後一個Greifswald 5號核反應堆落成；
2000年6月，德國通過核能和平利用及環境保護法律的追加條款。其中以法律形式規定：禁止建造新的核電站；
2002年，德國政府與資方達成至2021年以廠齡和發電量多少為依據，陸續關停全國19座核電站的協議；
2003年和2005年，陸續關閉兩家核電站。同時政府決定投資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例如水力風力發電，太陽能利用等等；
2010年10月 紅綠黨政府下台，在黑黃兩黨聯合執政下，政府欲延長核電站運行年限。——所謂紅黨，即社民黨，在政治上屬於左派，綠黨，強調環保，紅綠曾一度聯合執政；黃黨是自由民主黨，多代表資方，黑黨指基督教民主聯盟，這是默克爾的黨，屬於中偏右的黨。
然而——
2011年，日本福島因地震海嘯發生核泄漏，給德國原本打算推遲下馬核能的黑黃兩黨聯合政府，敲了一記警鐘。
當時按照日本核泄漏事故後疏散人口範圍直徑30公里測算，德國12％的人口（約958萬多居民）將長期生活在一個無形的危險區域中。雖然德國尚未發生過重大的核能事故，但福島核泄漏使人們的擔心和恐懼達到極點。德國多數老百姓再也不想保持沉默，全國各地發生了形形色色的遊行示威。在輿論壓力和事實面前，黑黃聯合政府果斷提出，將最舊的7座核電站短期內立刻下馬。但這樣一來，投資人不幹了：提前關閉經濟損失巨大呀！地方財政也招架不了，一方面核電站每年上繳的稅收泡了湯，還得從地方財政撥款安排失業人員和再培訓。因此地方政府聯合資方電霸，一起與德國聯邦政府打起官司。2011年8月底通過決議，9座較新的核電站可繼續運行，最晚至2022年底關閉。
在這片土地上，除了紅綠、黃黑政黨之間、政府與投資方之間的較量，除了民眾反核與公權力的官民對壘，自上世紀80年代反核運動以及綠黨的崛起以來，核能利用與環保，就一直是德國社會激烈爭論不休的話題。
筆者聽女兒的大學同學敘述過她弟弟反核如何被警察局關押，通知她前去交罰款領人的故事——為試圖阻擋運載核廢料火車通過，小伙子居然想出讓人把他銬扣在鐵軌上的主意。哪知道，警察趕來一番打鬥後，眾人跑掉，唯獨他成了警察的戰利品。小伙子進了局子又害怕父母知道，只得報出姐姐來領人。
筆者還接觸過從事核能應用研究，但下崗轉行來我們公司再就業的工程技術人員。而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4號核反應堆爆炸的事件，德國老百姓更是會經常提及。當時，方圓4萬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核輻射；隨着核爆炸的蘑菇雲，整個歐洲都不同程度地被污染。其中德國南部的多瑙河以南核污染較重，當年測量露天堆放的稻草，核放射量明顯增高。
切爾諾貝利警鐘
據當時目擊者回憶：天空晦暗，昏沉的雲呈黃綠色，好似大雨即將來臨。當時人們並不知道發生了核爆炸，不久聽到收音機電視報道後，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人們關緊門窗，嚴禁孩子們在戶外玩耍；田裡的蔬菜一夜之間無論成熟與否一律全部銷毀。甚至部分公路為防止運輸污染蔬菜的可疑車輛通過也被封閉。此時，筆者恰在南德地區的大學讀書，也親歷了這段提心弔膽的日子。記得當時出門，即使烈日當空，也要把自己捂得嚴嚴實實；回到家即使放開水龍頭不停地洗滌，依舊心懷巨大的擔心。
當時，大家最關心的是核對健康的間接影響，任何蔬菜瓜果都不敢買。由於南德的巴伐利亞與巴登-符騰堡是德國最接近核事故的兩個州，專家檢測後，發現不僅田地里的生菜，樹林裡的野蘑菇被污染，甚至戶外動物例如野豬肉的幅射量也都大大增高。
當年的核泄漏危害到底有多大？至今專家們仍說法不一。例如，慕尼黑環保局（Umweltinstitut von Muenchen）的Alfred Koerblein先生2006年公布一組數據，表明發現當地1987年新生兒的死亡率比往年高出5％，按妊娠時間推算，新生兒死亡率增高與切爾諾貝利的核泄漏有直接的關係。反駁一方的意見則聲稱，在德國重污染區域統計了5000名在核泄漏前後受孕的孕產婦，其新生兒的死亡率和畸形率，與歷史數據相比並無大差異。為安慰德國百姓，還有專家報出幾十年的土壤檢測數據，聲稱當年放射性物質不算很高，構不成威脅，當年的恐慌多餘等等。然而在百姓眼裡，不論誰是誰非，整個事件給人造成的心理陰影揮之不去。
從該事件起，投資商、業界、政治家們，加上媒體，一直都在爭論不休，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利益。而德國老百姓不管那麼多，大家都反對干那種只顧眼前利益、危及子孫後代的蠢事，喊出核電下馬的強烈呼聲。
例如，位於德國哈瑙的核工廠經過5年的建設完工後，還沒有來得及生產一根燃料棒就被放棄。曾任德國外長的菲舍爾初參政就任黑森州任環境保護部長，這家工廠以及原有的一個老的核材料加工廠恰在他的管轄下。經過無數爭論、無數繁複的安全審查論證，原有的老加工廠最終被停工。而這家新的加工廠儘管當時設計安全程度都滿足了抗震防恐，也能抵擋飛行器碰撞墜毀的苛刻技術條件，但由於綠黨和民眾的激烈反對，儘管經營者抗爭多年，最終還是被迫放棄。
德國人對核能上馬的強硬反對態度，除了對其災難性後果的擔憂之外，還與高昂的維護和善後處理費用有密切關係。為了確保核電站安全運轉，德國每年需要投入5000萬歐元的維護費用。因為，假如世界上有一種只能開工運行卻無法關閉停產的工廠的話，那大概只有核電廠名符其實了。只要核反應堆一開轉，就形成騎虎難下的局面——任何停產、封堆、冷卻等等，都需要花費極高的代價。所以敢玩它的，無異於將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了自己頭頂上。例如，2011年出事的福島核電站一號機組，原本計劃運行10年就要關閉，據媒體事後披露，東京電力公司當年想關閉它時，才發現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讓它接着運行，40年後終於攤上了大事。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年德國哈瑙核工廠被廢棄後，當有的國家打算購買該廠核設施時，竟出現過德國拒賣的咄咄怪事。原來德國人覺得，大家同住一個地球，共享一片天空，既然核材料危害人類，放到地球哪兒都不成，更何況是到安全防護技術和資金力量遠不如自己的地方。轉手賣掉核設施，干的無疑是“先害人再害己”蠢事。
上馬容易下馬難
儘管，2002年德國紅綠黨聯合政府曾通過“核電逐步退出”法令，確定到2022年左右關閉德國境內全部核電站，2010年10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後來上台的默克爾主政的黑黃聯合政府有關延長核電站運營期限的計劃，將德國關閉最後一座核電站的時間由2022年前後推遲到大約2035年。而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的發生徹底刺激了民眾的神經，南德斯圖加特的居民首先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議政府計劃延長使用時間。在全國多數民眾的反對之下，2011年3月12日，德國政府宣布在三個月內關閉7座上世紀80年代以前投入運營的核電站。
德國民眾贏得反對核能的鬥爭，歸根到底，除了德國人採取對科學尊重而不迷信，合理使用而不濫用的態度外，更不會把過去歷史榮辱和政治需求的因素，人為地加進決策層面。對於科技成果，德國人並非只顧眼前利益地一味開發推廣，而是從民族、國家、子孫的長遠利益出發有節制地研發、應用。在德國人看來，科學技術雖然能推動社會的進步，但也不能極端追逐，而應高度注意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因為，如果沒有應有的警惕和科學理性的態度，今天的某些閃着“高精尖”光環的科技產品，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災難。這也是為什麼大批德國人今天寧可忍受生活費用日益上漲，也要下馬核能，也要拒絕轉基因這類產品進入家門的道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德國用電總量中的核電，已從幾年前的四分之一，急劇縮減成7％。對此，德國政府近年來在提倡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風力和太陽能發電方面發動的“人民戰爭”政策功不可沒。十年前，政府就採取補貼鼓勵私人在自家屋頂建造太陽能發電單元，要麼自家使用，要麼併入公共電網獲取政府為期20年的發電費。在這項政策的激勵下，德國房頂短短時間內就從紅色（瓦色）變成藍色（光伏）一片。而發電量也居然從緊張轉變成盈餘。
縱觀德國當政者和百姓在對待核利用及環保上的反覆較量，筆者個人感覺，二戰後，德國普通民眾已從過去盲目崇拜權威的狂熱中覺醒，具備可貴的獨立思考能力，過去那種容易被上面忽悠的隨大流意識也逐步被蕩滌；近代歷史上，德國牢記發動侵略的過去，今天不會藉助任何事——有時甚至還力圖避免——向世人昭示自己的強大，在類似核能這樣的重大決策上才會更懂得尊重科學和客觀事實；而政治上，德國戰後七十年繁榮期間，左中右政黨輪流執政，政府與百姓都心知肚明今天的成果歸功人民的共同努力，沒有哪屆政府會試圖藉助一時政績來樹碑立傳。無論哪個政黨上台，在涉及到人民、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面前，當政者都不得不考慮拋除雜念，捨棄眼前私利，力求做出真正造福子孫後代的明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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