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校慶熱一浪高過一浪。僅2011年頭5個月公布的已經或即將舉辦校慶的大學就有42所。一般提前一年發出公告，有的甚至提前三年，每年發布公告，像清華的百年校慶活動，要持續整整一年。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外名校並不熱衷校慶活動
老高按：中國的校慶頻繁，我們遠在海外也能感覺到。78歲的前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最近又寫出了一篇犀利剖析和針砭中國大學“校慶熱”的文章。
文中提到：“國外那些著名的大學並不重視校慶的形式，像我國這樣興師動眾搞校慶的，也絕無僅有。”根據我對美國大學的有限了解，確乎如此。像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建校兩三百年的大學，“逢五”“逢十”視若等閒，不會鬧出什麼動靜；真到了建校50、100年的這些年份，也就在校內舉行慶祝活動，請校友都回到校園好好歡聚一番。
我有幸趕上兩所名校的大日子：
一次是普林斯頓大學250年校慶（1996年），校方恪守每50年校慶必請在任白宮主人來演講的傳統，邀請當時正為“白水案”等醜聞纏身、焦頭爛額的比爾·克林頓總統來在校慶大會上演講；
另一次是耶魯大學300年校慶（2001年）暨第300屆畢業典禮（這兩個“300”怎麼併到同一年的，我至今還是一頭霧水！），校方請了校友、前第一夫人、聯邦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來做演講人，隨後給包括在任總統小布什在內的一批人頒發榮譽博士，剛入住白宮才四個月的小布什也在大會上演講一番。這兩次校慶，在各自的校園內當然是極其熱鬧，媒體也會大肆報道，但是像清華那樣到人民大會堂開慶祝大會的事，是無法想象的。而且，這兩次請在任總統演講，都遭到校內校外的譏評如潮，認為有悖該校宗旨。
這兩次校慶時，我尚沒有數碼相機，沒有拍出什麼像樣照片，很遺憾！看來只能等到普林斯頓300年校慶（2046年）和耶魯350年校慶（2051年）再拍了！——一等就得等50年。
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校慶，不能不說我的老校長劉道玉這篇文章切中肯綮！
中國大學校慶何以如此之濫
劉道玉，《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
自上世紀90年代始，隨着大學合併、改名、升格和擴招之風狂飆，又掀起了一股大學校慶熱潮。翻開報紙，一個又一個大學校慶公告，真讓人目不暇接。依照我國慣例，國慶、校慶廠慶等，都是逢五逢十慶祝的，依此而論，2011年是清華大學建校百年紀念，在校園內舉辦一次隆重的校慶活動是完全應該的。可是，清華大學利用其獨特的資源，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校慶，遭到了普遍的批評，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儘管如此，我國大學校慶熱依然沒有退燒，而且一浪高過一浪。一般，提前一年發出公告，有的甚至提前三年，每年發布一個公告。據統計，僅2011年頭5個月公布的已經或即將舉辦校慶的大學就有42所，其中百年校慶（含百年以上）的7所，90周年校慶兩所，80周年兩所，70周年5所，65周年1所，60周年20所，40周年3所，10周年兩所。到年底，可能還會有更多的大學舉辦不同校齡的慶祝活動。看了這個不完全的統計，就不難得出我國大學校慶泛濫的結論。此外，還有建校校慶、合校校慶和遷校校慶，花樣不斷翻新。為什麼40年、60年、65年、70年、80年和90年都要搞校慶呢？也許有人會說按照中國曆法，60周年是一甲子，是個值得慶祝的校齡，但40、65、70、80和90周年的校慶又怎麼解釋呢？這樣頻繁地搞校慶，不是搞形式主義又是什麼？
在清華百年慶典上，省部長校友大合唱。（網絡圖片）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外那些著名的大學並不重視校慶的形式，像我國這樣興師動眾搞校慶的，也絕無僅有。例如，擁有900年歷史的英國牛津大學，曾經培養出了4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2位聖人；培養了英國6位國王和世界7個國家的11位國王；走出了86位大主教和18位紅衣主教——無論在科學文化或在政治、宗教領域，都深深影響着英國乃至於世界一些國家。牛津大學完全有資格借校慶吹噓這些非凡的成就，可是查其官方資料，幾乎沒有舉辦過像樣的校慶活動。對此，牛津大學副校長W.D.Macmillan的解釋是：“由於歷史悠久，建校之日已不可考，故此牛津大學未舉辦過校慶。”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對學術和對真理執着的追求，讓牛津遠離媒體宣傳，拒絕鋪張浪費的形式主義。
1986年是美國哈佛大學350周年校慶，時任美國總統里根表示，他有意在校慶時作現場演講，並希望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可是，校長博克沒有向里根發出邀請，明確表示：“無意奉承總統的虛榮心。”如果是在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另一方面，中國官員中諸多的假博士學位證書，不都是由各個大學頒發的嗎？
有人說，東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國已經形成了校慶文化。果真如此嗎？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當屬東方文化，可是日本大學也沒有像中國大學這樣搞校慶的。例如，京都大學創建於1897年，僅比我國北京大學早一年，可該校已擁有12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日本獲諾獎者總共17個）。為什麼京都大學會有如此驕人的成就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兩點：
一是該校具有“反骨”精神，它的形成還有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1933年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對於日本關於“通姦罪”的條款提出異議，因此遭到日本文部省的打擊，要求校方將瀧川教授免職，但校長不服從。後來，文部省強行將瀧川等教授免職，校長也易人。可是，法學部全體教授以辭職抗議，學生的抗議活動也隨之爆發。這是震驚日本的瀧川事件，顯示了京都大學師生與官僚體制激烈抗爭的精神。20年之後，瀧川成為京都大學第15任校長，抗爭精神也就成了京大的光榮傳統。
二是務實和求實的精神。京都大學的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第三高等學校，1897年以第三高等學校的法學部和工學部為基礎，成立了京都帝國大學，但該校並沒有把建校時間追溯到1869年（這樣京大建校的時間就提前了28年）。如果在中國，那一定是要伸延的，即使繞過九曲十八彎，也要把校史儘可能地提前，以滿足虛榮心。像今天我國某些“百年老校”，除極少數幾所外，其他的大多名不副實。這種恣意偽造和篡改校史的做法，與大學務實求真的精神背道而馳。例如，我國某大學把創校時間追溯到1902年創辦的墾牧公司附設的農學堂，現已發出第一號公告，將於2012年舉行建校110周年的隆重慶祝。把當初幾所中等專科學校作為大學的創始時間，完全違背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說明“專升本”的思想根深蒂固，這也是我國現在不少“百年老校”攀附伸延校史的思路。領導人有了這種浮誇的思想，怎麼可能樹立嚴謹的學風呢？
1997年京都大學百年校慶時，一位台灣作家正好到京都度假，乘興到京大遊覽，一睹百年校慶風采。令這位作家吃驚的是，整個校園沒有華麗的布置，也沒什麼慶典，僅在一張簡陋的海報上寫着：“京都大學與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過的錯誤。”將京都大學與我國大學豪華的校慶對比，就不難解釋京大獲得眾多諾貝爾獎的原因，也由此說明了我國大學為什麼沒有諾貝爾獎零的突破。京大追求的是高深的學問，探求真理，有傳統的抗爭精神；而只比京大晚一年建校的北京大學，如果不秉持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不從根本上革除實用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歪風，恐怕再用一百年的時間，也仍然達不到京都大學今天的成就。
我國大學僅有百多年的歷史，在解放前沒有興師動眾的校慶，在上世紀80年代，也沒有像現在這樣頻繁地搞豪華校慶的作派。很顯然，我國大學校慶熱是與大學合併、升格、改名、“建一流大學”、擴招等浮躁和浮誇風相適應的。據報道，北京還創辦了一份《中國校慶報》，各媒體關於校慶的廣告和宣傳報道，對校慶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實絕非像有些人所說，中國已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校慶文化，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形式主義歪風，必須堅決予以遏制。
那麼，為什麼大學校慶在我國會如此之濫呢？我以為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是形式主義歪風作祟。形式主義在我國既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源。在文化上主要是方塊漢字所體現的象思維方法（僅從形式上看問題），思想上主要是受唯意識形態論的影響。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告誡：“要防止形式主義誤黨誤國。”他還尖銳地指出：“形式主義害死人。”大學改名、合併、升格等浮誇風，都是追求形式主義造成的。在英文中，university與college都是指高等教育機構，顯示不出大小與高低之分；而在中文裡，“大學”與“學院”就有大小和高低之分了。於是，除了受到歧視的民辦學院，一哄而起把學院統統改成大學了。可是，在國外諸如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達特茅斯學院、威廉與瑪麗學院和法國高等師範學校等，都是世界頂尖的大學，誰也沒有覺得自己低人一等，需要將學院改名為大學。形式主義害死人，我國大學出現的混亂局面，不就是追求形式主義造成的嗎？
現在大學的校慶熱，也是一股形式主義歪風，只要看一看各大學搞校慶的老套路就一目了然了。都要發幾次廣告，都要搞倒計時，都要請名人和高官捧場，舉辦中外大學校長論壇(或高峰論壇)，拍攝專題宣傳片，印製豪華畫冊，製作精美禮品，藉機大肆吹噓學校的業績。遺憾的是，我國大學尚沒有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沒有國際公認的學術大師，更沒有世界公認的科學學派，否則便要把牛皮吹上天了！
其次是受政績觀的驅使。為什麼慶祝了50周年校慶又要舉行60周年校慶呢？離百年校慶已不遙遠，為什麼又要舉辦90周年校慶呢？原因是當政的大學領導們，受到任期制的限制，等到百年校慶，他們已不在其位了，故利用90周年宣傳自己的政績。這是心照不宣的事，明眼人都能猜透他們的心態。古訓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大計，絕對需要的是殫精竭慮地做事，一所名校都是集一代又一代學者心血而成，需要長期的學術積累，絕非一人之功。那些醉心於搞“形象工程”，以建立個人政績作為高升階梯的官員們，與“成事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相比，顯得多麼渺小！
第三，財政上的大鍋飯體制。這也是導致豪華校慶的原因之一。在我國高校體系中，公立大學占據着絕對的統治地位，它們都靠國家撥款。這是一個大鍋飯的財政體制，辦學者們既不需要籌措經費，使用經費也不受董事會的制約，可以一擲千金舉辦豪華校慶，即使舉債辦校慶也在所不惜，反正都是國家為其債務買單。我國大學2500億債務，就是這種大少爺作風造成的，這難道不需反思和追究責任嗎？
第四，是在抓教育改革上的不作為。我國高等教育問題成堆，群眾怨聲載道，為什麼不把主要精力用於抓教育領域的改革？說到底，這是當今大學領導者在教育改革上不作為的表現。我國有句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把這話延伸一下：內行抓門道，外行抓熱鬧。舉辦校慶就是一項熱熱鬧鬧的活動，只要有錢、有人，不愁搞不起來；抓教育改革就不那麼容易了，需要富有改革精神，要懂得教育的規律，要深入調查研究，要身體力行進行改革的試點，還必須面對改革失敗的風險。搞校慶活動既不能提高教學質量，也不能提高學術水平，實在是勞民傷財的事，正因如此，國際上崇尚務實求真的國家少有舉辦校慶活動的，而追求形式主義的敝國高校，才對大操大辦校慶趨之若鶩。我國大學的領導者，至今沒有意識到校慶泛濫的問題，還在互相攀比，這是非常可怕的！
有鑑於此，我國大學校慶熱必須降溫，儘快回到常態。國家應通過高等教育立法，或由大學管理章程規定，只能50和100年（以後類推）才能舉辦校慶。大學的校慶必須圍繞着學術開展，重在反思學校工作的錯誤和失誤，倡導開展各類學術爭鳴，廣泛聽取師生和校友的批評與建議。在平常年份，把校慶日變成開放日和接待日，成立一個接待組，接待回校參觀的各個時期的校友，引導他們參觀和尋師訪友，實事求是地介紹情況，聽取他們的批評和建議。我相信，採取這些措施，既可以恢復實事求是的學風，又能使校慶有利於學校的建設，何樂而不為呢？
很難想象，這幽靜的普林斯頓校園會如中國大學校慶那般熱鬧！（高伐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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