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容易受民族情绪的左右而影响判断力，若从第三者，比如说一个瑞典人的角度去看，则可以呈现不同脉络，对百年东亚的格局，会有更宽广视野，看到过去没看到的东西。中国美学中有所谓“移步换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老高按：民族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民族情绪强烈，往往就会短缺自省精神。“我们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从来没有侵占别国一寸领土”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听得很入耳、舒心，如果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也这么说“我们民族自古爱好和平，从来没有侵占别国一寸领土”，我们会觉得可笑之极！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从来没有侵占别国一寸领土”这句话，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甚至中国疆域内的某些少数民族，是否听来也觉得可笑之极？
我曾经在2015年12月8日的博客文章《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中说过：中国确实富强了，开始对外投资和开辟市场，从全世界赚钱。却发现，过去抨击揭露英、法等列强欺负中国的那些帽子，有朝一日也落到中国头上，中国竟然会被许多中国投资对象国的民情舆论，指责为“经济侵略”“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
这番话与上面所说的那句话，都异曲同工，涉及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当身分和立场不同时，看法可能也掉了一个个儿。
下面冯学荣的文章，也涉及这个话题，是我们过去想的比较少的：中国人、日本人和第三者所看到的中日百年恩怨，可能大相径庭。这篇文章可能引起相当多中国人的愤怒，冯学荣甚至可能被骂“汉奸”（但说也奇怪，我注意到，该作者在国内网站上刊出，得到的正面反响居多），但我想我们读一下，跳出民族立场了解一下此文提供的资料，有益无害。
从第三者角度看中日百年恩怨
冯学荣，博客
谈中日历史很容易受情绪左右而影响判断力，若从第三者，比如说一个瑞典人或者外星人的角度去看，则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第三者眼中去看的话，那么对于大清帝国而言，甲午战争并不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而是大清帝国和日本帝国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战争，从大清帝国的角度而言，大清帝国是为了维护它对朝鲜王国的宗主权，而从日本帝国去看，它是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帝国显然是要打破大清帝国在远东的宗藩关系和朝贡体系，这种行为显然是带有攻击性的，毋须讳言。
但是如果你审视大清帝国自身的话，你会发现：大清帝国所拼命要维护的那个宗藩关系，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宗藩关系意味着大清帝国是上国，而朝鲜王国是下国，清国子民在朝鲜犯罪，由清国领事审判；朝鲜子民在清国犯罪，也是由清国官府审判；清国可以在朝鲜设租界，但朝鲜不可以在大清设租界，毫无疑问，这种关系，我们同样很难说它是平等的。
平等不平等，反而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关系有没有可持续性？平心而论，大清帝国拼命维护自己的宗藩关系，这种努力不但与当时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而且从大清的国力来说，它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1890年代的大清帝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家，而在工业国家日本面前，大清以它的国力要维护万邦来朝的旧体制，其实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朝鲜迟早也是保不住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甲午战争其实是徒劳的，它对大清帝国而言，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的战争，也是不必要的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失去了台湾，但是如果从荷兰人的角度去看，则大清是活该的，因为台湾本身就是大清帝国从明郑王朝的手中抢来的，而明郑王朝又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中抢来的，台湾对于大清帝国而言，就如同一个本来就是抢来的玩具，如今被别的孩子抢走，这种现象，佛家有一个词语形容，叫做“现世报”。
台湾其实还是皮毛，中日历史的关键问题，其实还是满洲（东北）问题，庚子年，义和团扒了沙俄经营的“中东铁路”，杀了俄方筑路人员，也杀了不少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沙俄以此为借口，悍然侵占了满洲大地，但这件事你又很难说沙俄一点说辞都没有，因为甲午战后清日马关谈判时，是沙俄带头逼迫日本放弃割让辽东半岛的要求，仅仅5年之后，清国人就恩将仇报，杀害俄国传教士、侨民和筑路人员，毫无疑问，在沙俄的眼中，清国无疑是忘恩负义的角色，所以沙皇俄国鲸吞东三省（满洲），是毫不客气的。
沙皇俄国鲸吞满洲的行为，引起了日本帝国的强烈恐惧，日本人认为：沙俄吞了满洲，下一个就是朝鲜，而朝鲜一旦被吞，日本则不再安全。日本帝国这样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在蒙元帝国时期，蒙汉联军就是从朝鲜半岛出发、就近进攻日本本土的，所以当时的日本政治精英一致认为：保住朝鲜半岛这把“刺向日本的刀子”（从地图上看，朝鲜半岛如同一把刀子、刺向日本列岛，是进攻日本的天然绝佳跳板），关系到日本帝国的生命安危。
日本帝国认为：形势越往后拖就越坏，于是日本赌上了国运，悍然向沙皇俄国宣战，并将俄国从南满地区驱逐了出去，日本在此战中战死十万名日兵，代价可谓惨重。战后，日本从沙俄的手中“继承”了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殖民权益。日本帝国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日本的政治精英当时认为：我死了十万人好不容易将俄国人赶跑，战后我们必须在南满要占有几个军事据点，否则他日俄国人卷土重来，那我十万人岂不是白死了？难道又要再打一次日俄战争？
抱着这个心思，日本帝国“继承”了大连、旅顺、南满铁路，并开始大量移民南满，平时从商、务农，战时则可化为兵，是为殖民南满。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并未贪图大连、旅顺之外的南满土地，而是悉数将大片土地归还給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可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仅仅两年之后（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设置了三个行省，开始在沙俄和日本的夹缝之中，获得艰难的生存。而实事求是地说，在满洲这片土地上，日本帝国在客观上对大清帝国起了保护的作用。
大连、旅顺租借地的期限是25年，但是中日双方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日本人一旦来了就不会再走的了，因为从日本人的眼中，我不能满25年就走的，因为我在南满投入的资本是巨大的，有些投资25年还没开始产生利润呢，尤其是房地产，难道叫我将在大连旅顺建的房子拆走搬回日本吗？
所以所谓“二十一条”主要就是谈南满洲续约的问题，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心里都很清楚：大连旅顺南满铁路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既然来了就不会走的了，所以关于南满一章的续约是最顺利的。
问题出在赤俄。1923年赤俄与国民党结盟，国民党于是破天荒地打出了“反帝”的旗号，并宣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坚决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换句话说，国民党要单方面撕毁日本帝国与袁世凯于1915年的续约（民四条约）。
在实际行动的层面上，国民党与张学良结盟，开始在南满排日，国民党的鲁莽行为招致了日本军阀的剧烈反弹，短短几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满洲沦陷，日本人的潜台词是：我死了十万条人命帮你打回来的满洲，你竟然不給我生存空间，那么我索性吞了满洲，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的状态，只不过俄国人换成日本人。
此外日本人还有另外一股底气：满洲本来就不是你们汉人的，它原本是属于满清的，我打下（1905）在先，你继承（1912）在后。
国民党是打着爱国旗号上台的，它显然不敢承认“满洲国”，但从日本军阀的眼中，你不承认它意味着你总有一天反攻，尤其当时日本帝国有对赤俄作战的总体国策，日本担忧：一旦我和赤俄打起来，你国民党在华北背后向我满洲捅一刀咋办？于是日本军阀开始策划“华北独立”，认为华北有必要成为满洲国与中华民国的缓冲地。
值得一提的是华北从1901年开始就有日本军队驻扎，依据是《辛丑条约》。这个时候，黑手（黑手是谁？也许永远是个谜）伸进了华北，对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和日本驻屯军进行挑拨，经过无数次努力之后，它挑拨成功了，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向华北增兵护侨，但日本增兵的动作引起了第二十九军的反弹，发生了第二十九军诱杀日军的“广安门事件”，广安门事件使日军失去了分寸，于是日军大举进攻南苑。
华北的战火使南京的蒋介石及其幕僚作出了一个误判，认为日本旨在吞并华北。忍耐的最后关头到了，全面战争无法避免，既然要打，不如在上海打，因为上海打起来有利于列强介入调停，于是国民革命军向上海租界内的日本护侨水兵发动猛烈进攻。国军的进攻招致了日军的疯狂报复，上海沦陷，南京屠杀，日军认为必须要推翻蒋介石政府、重组中国政府，否则东亚地区永远不得安宁。
蒋介石唯一赌对之处是将美国拉下水，美国割断日本的石油供应之后，日本唯有出兵东南亚抢夺资源以维持战争，最终与美国爆发冲突，走向不归路。
美国的卷入和参战以及战后的东京审判，奠定了东西方大多数国家对日本帝国战争发动者角色的认知，但是美国及西方国家对日本战争发动者的角色定义不是以九一八事变或者卢沟桥事变为认定点，而是以珍珠港事件为认定点。如果但就中日战争而言，那场打了八年的战争本质上并不是一场灭国之战，而是一场惩罚之战，与1979年的惩越战争有相当类似之处，越共也无法面对自己对华外交的责任，所以编造出“北寇（中国）称霸亚洲蓄谋已久”的谎言，对越南国民进行欺骗性宣传，可见各国政客伎俩其实大同小异。
我们如果光看1937-1945年的历史，那么国民党是救国的。但是如果将历史拉长到1923-1945年来看，就很容易发现国民党是祸国殃民的一个角色。从整个东亚大棋盘上看，国民党是充当了赤俄对日本的打手，并将四万万同胞卷进了一场血肉横飞的世纪横祸当中。
事后，国民党人无法直视自己祸国殃民的历史责任，但好在它有一群聪明能干的历史写手、御用文人和吹鼓手，他们生拼硬造了“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的政治谎言，仅仅用这十个大字，就将自己联俄反帝所招致的国难，掩盖得一干二净。
而更幸运的是：国民党及其后继者，有一群不思考的国民，所以这十字谎言得以大行其道，在神州大地，上至百岁老朽，下至三岁小儿，人人都知道：日本要亡我，是国民党救了我。应该说，这个宣称策略十分成功，堪称百年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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