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王朝輪替過程中，可以看到一個共同點：無論是失敗的農民領袖還是奪得政權的流氓，不少人都以殘酷殺人著稱。如果說，在建立新王朝的戰爭中難免流血的話，那麼殺戮普通平民，任何時候都是罪惡。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濫殺平民的暴君？


　　老高按：中國不少作家、影視製作人熱衷於歌頌歷史上的暴君，這個現象一直讓我關注甚至憤慨。以前以為這些人是掌握信息不完全，如果他們深入了解了這些暴君的全部所作所為，看法會發生改變。但後來發現並不盡然，不少人知道得更多了，仍然不改崇敬的態度，仍然尊奉其為“雄才大略”，實在迴避不了其暴行，他們會說“三七開”“在那種環境下別無選擇”云云，以及最雷人的理由：“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推動歷史進步必須要花代價”。
　　那麼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麼在中國，“午餐”竟變成高昂的“天價”，“要推動歷史進步”，動不動就要投入成百萬、成千萬甚至上億的本民族的人命代價？——其它民族也曾有過遭受血腥屠殺的慘痛歷史，但是多為異族殺戮；其它國家，本民族互相殘殺也不乏其例，但有一起、兩起，足以讓該民族牢記千年，為何中國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百……？
　　對於這些暴君，他是殺人；對於中華民族，則分明就是自殺。中國學者蕭瀚注意到這一課題，寫了一篇《中國歷史上的自殺性震盪》，提出了尖銳的問題：“自古以來，殺人多寡在事實上成為英雄型號大小的衡量標準”，“項羽、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他們領導人民起義並沒有錯，但他們起義之後，沒有一個不是殺人魔或破壞狂。為什麼會如此？”
　　昨天曾讀到哈佛大學博士、斯坦福大學助理教授潘婕（Jennifer Pan）接受政見團隊的訪談《如何用大數據研究中國政治？》，她研究的中心課題就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激勵執政者的規則是什麼？與我們這裡所談的問題也很有關係。
　　盡人皆知：一個人形成某種性格，必然有其多方面原因，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那麼，這些暴君是如何形成他們的性格的？他們在掌管一定權力之後，是什麼激活了他們內心嗜血的因子，是什麼激勵了他們做出最慘無人道的決策？
　　蕭瀚做出了他的分析，轉載於下，供各位思考。


　　中國歷史上的自殺性震盪

　　蕭瀚，愛思想網

　　項羽、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他們領導人民起義並沒有錯，但他們起義之後，沒有一個不是殺人魔或破壞狂。為什麼會如此？
　　——作者題記

　　一、戰爭與人口

　　不少電視劇導演——甚至像張藝謀這樣有成就的導演——熱衷於歌頌暴君，《英雄》、《成吉思汗》、《漢武大帝》、《朱元璋》，不一而足。至於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這些歷代公認的人渣惡魔（他們往往比一般暴君更兇殘），居然在20世紀的中國，一個個奇蹟般地鹹魚翻身，成了萬眾敬仰的大英雄。
　　有必要看看真實的歷史，先看以下數據：

　　1、秦末農民戰爭
　　從西元前195到前205年西漢立國初的十年間，中國從2000多萬人口，到原來的萬戶大邑只剩兩三千戶，消滅了原來人口的70％。

　　2、漢武帝伐匈奴
　　孝武帝乘其資稸，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眾，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人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唐.杜佑《通典.卷七》）
　　武帝伐匈奴延三十三年之久，人口減半。

　　3、更始、赤眉之亂
　　西漢末年，“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才二三。”（杜佑《通典.卷七》）漢平帝元始二年（西元2年），人口數5,959.4978，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降到2,100.7820，減少了65％以上。

　　3、三國鏖戰
　　西元156年（漢桓帝永壽二年）人口5,647.6856萬，經過黃巾起義、董卓叛亂、三國混戰，到公元265年，三國人口總計才不到757萬，一百年戰亂，使人口減少了將近90％！直到280年（晉太康元年），人口數才回升到1,616.3863萬。

　　4、東晉十六國南北朝
　　南朝464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數4685501，至589年陳滅亡時，人口數才200萬；北朝525年（魏孝明帝正光年間），人口數3200萬，到577年（北齊幼主承光元年），僅僅52年時間，人口數降到2000萬，減少了三分之一。

　　5、隋末農民戰爭及太宗攻朝
　　609年（隋煬帝大業五年），人口數4,601.9956萬，到649年（唐貞觀23年），沒有官方人口數的統計，但按照當時每戶平均5.17人，戶數300萬來計算，為1551萬，在唐太宗的勵精圖治（他也好大喜功打朝鮮）之下，人口數才恢復到40年前的三分之一！

　　6、安史之亂
　　755年（天寶14年），人口數5,291.9309萬，到760年（肅宗乾元三年）1,699.3806萬，5年時間，損失率將近70％！
　　（上述數據來源於杜佑《通典.卷7》）

　　7、黃巢之亂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時有495.5151萬戶，後周世宗（955-960年）僅120萬戶，到宋初為200萬戶，損失率76％。黃巢建立專門的人肉加工基地（叫舂磨砦），以維持軍隊的食量，據有人簡單統計，在整個黃巢戰爭期間，這個人肉加工廠吃掉的人口數至少在百萬以上！這樣的變態魔鬼卻被某些人奉若神明！
　　（數據來自《歷代人口的官方統計數》，http://confucianism.com.cn/keji/show.asp?id=18882）

　　8、宋金、蒙元之劫
　　1122年（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全國人口4,673.4784萬，1264年（南宋理宗景定五年）人口數1,302.6532萬，不到150年的時間裡，人口數減少了將近75％。而成吉思汗及其四個兒子在征服南宋以及整個亞洲的過程中，在世界範圍內，到底殺了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只是計算單位肯定得用億了，但就是這樣一個給世界造成巨災大劫的惡魔，卻至今還在被無數人歌頌，是不是希特勒如果成功了，也一樣會被讚頌？
　　（數據來源同上）

　　9、元末至明初
　　本人暫缺可靠數據，《歷代人口的官方統計數》上的數據疑有誤，故暫從略。統計數中的數據顯示，元末到明初基本上沒有人口數的變化，這不太可能，朱元璋的殘暴在中國歷史上絕不亞於蒙元，甚至可以說是蒙元培養出來的，僅看他在和平時期製造胡蘭黨案殘殺十幾萬人，就可推斷他在戰爭年代的殘暴。

　　10、明末農民戰爭及清兵入關
　　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數5,165.5459萬，1651年（清順治8年）1,063.3326萬，減少了80％！無論李自成、張獻忠還是清兵以及漢奸、明朝的官兵，他們都在屠殺人民！

　　11、太平天國
　　根據《歷代人口的官方統計數》，1844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人口數41,944.1360萬，1887年（清德宗光緒十三年），人口數37,763.6000萬，在43年時間裡，人口減少了4200萬，而太平天國發生的時間是1851年到1864年，所以上述數據無法真實反映。有人做過非權威性統計，在這14年裡，人口減少2.3億！聊備一格待考。

　　本文所用數據都有具體依據，但正如許多歷史學家所言，這些數據並不準確，因為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一齊作用：瘟疫、疾病、正常的死亡以及非戰爭因素的其他非常規死亡，等等，但即使扣除這些因素，以及數據本身的水分：例如統計人口時的缺漏，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戰爭對歷史上中國人的頻繁滅絕。
　　這樣的現象，確實很難在世界歷史上其他國家找到，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歷史上經常性地發生這樣的巨大災難，這樣的災難會不會繼續發生？如果可能繼續發生，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

　　二、“英雄”們的燒搶屠戮業績

　　自古以來，殺人多寡在事實上成為英雄型號大小的衡量標準，那麼，我們不妨看看這些大英雄們到底是什麼型號的，搞個排行榜也沒什麼不可以。

　　（一）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是項羽兒女情長的名詩，霸王別姬成了千古美談，滿足着無數男人的英雄美女夢。
　　但歷史上的真實項羽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項羽那些“破釜沉舟”之類的輝煌故事就不老調重彈了，要談的是他的另外兩件大事：

　　1、坑殺降卒20萬人
　　巨鹿之戰後，項羽乘勝追擊，秦將章邯眼見大勢已去，率二十萬秦軍投降。軍中折辱降軍情況嚴重，降卒們心生不忿，於是項羽在西進途中，到達新安城（今河南繩池東）時，下令將二十萬降卒全部活埋。（《史記.項羽本紀》）

　　2、火燒阿房宮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同上）
　　不過項羽確實具有多重性格，這在《史記》中都有清晰的表現，例如他也有寬容仁慈、虔敬虛懷的一面，但與這兩件大惡相比，也就顯得太微不足道了。

　　（二）黃巢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這首“不第後賦菊”是黃巢最著名的詩，如果說從中可見出其豪氣、膽氣，那麼從他後來的行為中，卻可以發現他的膽子之大、心腸之冷酷，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可能還是獨一無二的。

　　1、濫殺唐王室、公卿豪門
　　黃巢第一次攻入長安後，880年國曆12月11日，“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資治通鑑.卷254》）唐末詩人韋莊有句著名的詩“天街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無一半。”說的就是這件事，它對後來中國的政治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2、血洗長安城
　　881年國曆10月，黃巢第二次攻入長安城，因為憎恨市民幫助官兵，縱兵濫殺平民，血洗長安：“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同上）。

　　3、宗教與種族屠殺
　　“據阿拉伯人記載，黃巢在廣州殺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祅教徒，為數達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三卷）

　　4、建立人肉加工基地——舂磨砦，作為軍糧來源
　　883年，黃巢軍隊圍住陳州，“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同上，卷255）另外，《舊唐書.卷214》和《新唐書.卷248》都有類似記載。新舊唐書都說他圍陳州300多天，日殺數千人，照此算來，如果日食千人，十個月即為30萬人；如果日食3500人，即超過100萬人被殺吃掉！范文瀾先生秉持階級鬥爭論，為了維護黃巢的光輝形象，千方百計地不承認這一許多史書都記載的事實，引人深思。

　　（三）李自成
　　1、殘忍
　　《明史.卷319》曰：“性猜忍，日殺人斮足剖心為戲。”攻下襄城之後，“自成劓刖諸生百九十人。”為了使戰馬兇猛，“剖人腹為馬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

　　2、屠城及濫殺宗室
　　《明史.卷319》：“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

　　3、害民、不恤民力、虐待儒生
　　《明史.卷319》：攻下西安後，“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諸薦紳，搒掠征其金，死者瘞一穴。”李自成的這些做法在李岩來到軍中之後有所收斂，但在他殺害李岩之後，又繼續故態重萌，無所自律。

　　4、燒昌平、縱兵京城打砸搶殺，抄國庫、臨逃之際縱火燒紫禁城
　　《明史.卷319》：進入北京城之前，焚燒昌平入城；攻陷北京城之後，“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不勝毒，縊死相望。征諸勛戚大臣金，金足輒殺之。焚太廟神主，遷太祖主於帝王廟。”一片石兵敗後，逃回北京城，“自成至，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號於武英殿，…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燒紫禁城時間轉換為西曆是1644年6月4日）

　　（四）洪秀全
　　成吉思汗在殺人數量上、黃巢在創造人肉加工廠方面，各有千秋，創造世界紀錄，那麼洪秀全則亦有其長，三人在地獄裡若相聚切磋，必能各取所長，大大豐富地獄事業。

　　1、宗教屠殺與反文化
　　天京事變之類的事，大家已是耳熟能詳，所以就不多談。
　　關於這個人的史料，目前爭議很多很大，他的最獨特之處在於創立邪教，帶着一幫瘋狂的徒眾，全面反對中國文化。太平軍所到之處，不但搗毀孔廟，就是關帝廟、岳王廟也在其破壞之列——只是他們亡得太快，來不及渡江砸毀孔林——最後只能讓“紅衛兵”繼承未竟之業，未能拔到頭籌，想必天王在地之靈，頗多遺憾。洪秀全痛恨佛教、道教，見道士、和尚則殺。洪秀全不允許人們閱讀任何中國本國的書籍，直到東王楊秀清裝神弄鬼假扮天父附體之後，說儒家經典有與拜上帝教相通者，儒家經典才獲得閱讀許可，而且只有經過專門的刪書館刪書後，人們才能讀到。

　　2、反人倫
　　這個奇怪的政權搞所謂的男館、女館，男女分別居住，幾乎完全禁絕母子、夫妻、兄弟姐妹接觸，即使接觸也得特許，而且不得在一起廝守，男女不准談戀愛，否則即為犯天條。如果犯有姦淫者，還會被處於點天燈的酷刑。至於後來盛傳的所謂男女平等，那也就是個哄人的笑話罷了，——太平天國的婦女並沒有什麼地位。洪秀全的正式娘娘就有88位，其他嬪妃不計其數。除非把他們搞的抓鬮配夫妻、女兵參戰視為男女平等，否則是不存在什麼男女平等的。

　　3、搶劫兒童與婦女
　　太平軍每攻破城池，劫掠人口是常事，許多地方志中都有記載。就在兵民死亡達10萬以上的1853年破武昌之際，楊秀清還一次選美就選了60個！
　　不過話說回來，在盤點這些屠夫們業績的同時，與他們演對手戲的官兵們也往往同樣殘忍無道，有時有程度的差別，而有時幾乎沒有什麼差別。例如黃巢以人肉為軍糧，唐將張巡、許遠也將一城百姓吃空；張獻忠在四川大屠殺，清兵的大屠殺之地遍及全國；湘軍、淮軍鎮壓太平軍過程中，他們殺的平民未必就比太平天國殺的人少。曾國荃入天京，縱兵殺燒搶掠，也是惡魔。
　　為什麼中國歷代盛產這類惡魔？也許，只有全面進入中國歷史的政治、經濟、文化之中，才能找到它的原因，尋找可能的答案，而這或許並非只有一點滿足知性好奇需求的功用吧。

　　三、內殘型政治：自殺性震盪的成因分析

　　像中國這樣，短則百年，長則數百年間總要發生一次自殺性震盪，而且來勢之兇猛，舉世罕見。這引起很多疑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為什麼世界其他國家不是如此？每一次劫難來臨之際，都會產生大大小小的暴君？為什麼暴君們的暴虐程度常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力？
　　漢文化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成為如梁漱溟先生所謂的早熟的文明。與西方歷史相比，3000年前就建立一個統治數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政權，確實是一個奇蹟。最初的漢文化所處的地理位置，與西方相比更為封閉，這種封閉性使得周邊未開化地區缺乏可比較對象，並且能夠充分甚至唯一地顯示了漢文化的先進性，正是這種差異使得漢文化具有高度的輻射力和凝聚力。以至於自秦以後，藉助文字統一和科舉制兩樣法寶，雪球滾了1700年，就滾出一個疆域比較穩定的大帝國：滿清王朝。更為奇蹟的一點是，近代以前，每一次異族的成功入侵，如果不被漢文化同化，就只能做個短命王朝，蒙元統治一百年已經算是命大的，但最終還是煙消雲散；滿清入關，積極漢化，但最終結果是連滿語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滿族人與漢族人基本上無法分辨。可見近代之前，漢文化對周邊少數民族所具有的融化力確實全球罕見。
　　但是，無論這個雪球的核心部分有多大，其本身有許多內在問題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歷代自殺性震盪的淵藪。

　　1、家產官僚制與傳統型統治的弊病
　　家產官僚制是一種家產制與官僚制結合型態的支配類型，它的特點是隨意性、等級性和平等性的結合，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典型狀態是皇權與科舉制的結合。這種結合導致，官僚制部分不可能是如西方近代來的精確化行政，因此在賦稅核算方面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這給官僚腐敗創造條件；皇權部分則在官僚群體的利益共同體制衡下，一則無法完全恣意妄為，二則不能貫徹於人民有益的政策。當皇帝個人能力很強的時候，皇室權力往往會比較穩固，官僚制的對抗能力就減弱，如果皇帝在治國方面頗有作為，這時往往國家治理得不錯，例如康熙王朝最具有典型性；如果皇帝奉行強勢皇權，但治國水平並不高，而且對待官僚和人民都比較暴虐，這時官僚制缺乏有效的抵抗能力，就會匍匐在強勢皇權之下，出現時好時差、波動幅度很大的治理狀態，例如漢武帝、明太祖都是典型。
　　皇權時代，每一個朝代，幾乎都奉行祖制，這種傳統型政治是利弊參半的。因為時代會發生變遷，王朝初期立下的規矩未必適用後代，膠柱鼓瑟地治理就會給社會製造災難。例如，明太祖在胡蘭黨案之後，立下廢除宰相制度的規矩，這給明王朝276年的統治帶來莫大困擾，無怪乎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置相》篇，劈頭第一句就是：“有明一代無善治，自高皇帝罷相始也！”相反，宋朝之所以文化燦爛、內政可圈可點，也跟宋太祖立下不許濫殺文臣有關，不然像蘇東坡這樣的官員兼“公共知識分子”，一百個腦袋也給砍了。雖然並非所有祖制都被後代奉行不輟（例如明太祖立下太監干政者殺的祖制就沒能執行下去），但總體而言，歷代中國政治總體而言具有明顯而強烈的傳統型治理的特徵。
　　可以說，“奉天承運”的天命論是歷代皇權致力於卡里斯瑪統治的基礎性努力，而傳統型治理則是力圖將卡里斯瑪固化的一種努力，在韋伯提出的三種統治類型（卡里斯瑪型、傳統型、法理型）中，中國古代的治理中都有，其中法理型卻是最弱的。
　　出於皇權自身的需要，中國在土地制度上一直奉行土地皇有制和授田制，在半官僚制的結合下，它導致了土地所有權行使上的二級處分權現象（詳見本博客拙作《從土地所有權看3000年中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0cdo.html），這種二級處分權的直接後果是獲得授權的臣民在歷經數代統治之後，其土地權利極不穩定，這是皇權本身以及官僚們以代理執行皇權藉口侵害人民利益的產物。許多史家都說歷代農民戰爭緣於土地兼併，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基於自由市場的正常的公平交易導致的土地兼一般不會導致農民起義，只有不公平的巧取豪奪式的土地兼併才會導致農民揭竿而起——如果農民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他們為什麼要起義？

　　2、集體無意識的僥倖型生活方式
　　《荀子·勸學》篇中有個寓言，說南方有種鳥名叫蒙鳩，他們用羽毛做巢，還用髮絲將巢精心編織。但大風一吹，巢就被摧垮，蛋破雛亡，因為鳥巢所依託的是蘆葦穗。
　　土地二級處分權就相當於上述的鳥巢依託之所：蘆葦穗。
　　古代的土地二級處分權導致了一種獨特的權利狀態，即權利是不穩定的，當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處分自己的地產，沒有官方干涉的時候，他的權利是完整的，一旦官方介入，尤其打着類似於“公共利益”這種皇帝旨意旗號的時候，他的權利就要遭殃。
　　然而，權利不穩定並非沒有權利，不穩定僅僅是不穩定，它意味着可能有，也可能沒有，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這種權利還是存在，而且可以放心行使的。於是，在普遍的大眾中就形成一種心理結構，就是僥倖的生活着，只要災難不直接降臨到自己頭上，對官府豪強的橫行霸道就只作壁上觀，而這是普遍的人性，沒什麼可譴責的。只有當官僚極端腐敗，並且聯合豪強地主，隨意侵害人民，尤其是可能還夾雜着天災，到了民不聊生的時候，僥倖生活下去的期望被徹底打破時，改朝換代才會開始。
　　這種僥倖型生活還帶來幾種情況，一是結合祖先崇拜，中國人重視生育、渴望多子多孫，這也是用人口來抵禦可能的公權力騷擾以及近鄰壓迫的重要手段；二是喜置田產，由於農耕社會對土地的依賴，以及土地的非絕對產權，導致了人們對田地的渴望，這變成了一種農業社會下所有人的唯一保障，在政府重農抑商的長期政策下，中國人的投資熱情始終集中在土地領域；三是缺乏外拓熱情，與西方相比，中國人留守田土，享受天倫之樂的意識大大超過他們，當然，這與中國的地理位置、傳統文化的長期積澱以及宗法制都相關。
　　這種僥倖型生存方式，導致人們的兩種生活傾向，一種是吃光用光，只看今天，不顧明日；還有一種生活傾向正好相反，除了日常最起碼的開支，其他都儲蓄起來。前者產生流民，後者產生吝嗇鬼。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還有不少商人、鄉紳在儒家福利國家思想之下的修橋鋪路、賑濟災民的善舉，包括政府也經常以平準法調控金融，放糧濟民，但如所周知，這些福利之舉也常常被腐敗官僚侵吞。
　　僥倖型生存方式對社會來講，最大的弊病則是積累矛盾，拖延解決，以至於最後社會全面爆炸。當侵擾尚未普遍化的時候，未遭侵害的人都只會作壁上觀，而不會去幫助弱者。權利的完全剝奪會促使人們為權利而鬥爭，但博彩式的侵權只會導致僥倖心理，這種心理稀釋了人們爭取自己權利的強烈訴求，直到當災難大面積地落在許多人頭上，大家都覺得沒活路的時候，壓抑已久的情緒就會全面非理性地爆發，內戰之火也就熊熊燃起。

　　3、從家到國：窩裡橫
　　中國歷代王朝，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窩裡橫。這是一種保守的內守型文化的特點。即使從日常的家庭關係中，我們也能夠看到這種現象，許多人家，所謂的一家之長的男人，在家人面前擺足了權威，但在對外鄰居的關係上卻四面討好、八方玲瓏，深怕得罪了人。這樣的現象不獨古代如此，現在的中國，這樣的家庭不也是比比皆是嗎？
　　明代中國在這方面可謂典範，三寶太監下西洋，西方人對於如此龐大的一支軍隊，居然毫無軍事目的十分驚訝，他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對於明王朝而言，下西洋是為了弘揚國威（有說法是為了找建文帝），擺出一幅和平使者的姿態，然而，看看明王朝對待本國官民的暴虐統治，我們很難得出其熱愛和平的結論。可以想象，如果在西洋途中，遇到蔑視王威者，他們還能繼續和平？即使像滿清這樣驍勇善戰的民族，在漢化之後，也變得萎靡不振，晚清時代與康熙時代可謂天壤之別。這當然與明朝確定下來的成熟科舉制之間存在密切關聯，此處就不多談了。
　　這種窩裡橫現象並非所有農耕民族獨有，而是與前面所說的土地二級處分權之間關係很大，土地權利的非穩定狀態所導致的人們對生活變化的恐懼，對於自己孜孜以求而獲的權利失去的恐懼，都使得人們普遍地養成勤勞但不勇敢的人格特徵，對弱者蠻橫正是怯懦的表現。
　　近代以來，中國在外交上的表現，特別說明這一特點。對於曾國藩的人格，及其理學思想以及他作為晚清忠臣這些方面，我都深為佩服。但是，他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的殺伐之心卻令人心悸（他作為一個理學家，在自己的日記中也表達了這種懺悔），當李鴻章問他外交策略的時候，他說了一個字，對待洋人要“誠”。幸好李鴻章沒那麼傻，不然清朝的外交豈不更加一塌糊塗，他不明白西方的外交政策除了利益，從來沒有其他東西——這一點至今也沒有什麼改觀。
　　實際上，這種情況在中國歷代直至現當代一直在延續，對待外國盡心逢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待國人生殺予奪——“寧與外賊，不予家奴”，然而有趣的是，普通國人相應的政治思想結構也是“寧要本族魔鬼，不要外族天使”。
　　人們往往將這些現象簡單歸因於小農思想，而實際上其主要的心理來源是多方面的。

　　4、人口與資源的衝突
　　在前現代，地域遼闊的中國，往往人口本身就是資源，人口是賦稅、徭役的基礎，也是兵員的來源，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希望人口多多益善。但是唐楊炎發明兩稅制之前，人頭稅也成為抑制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即便如此，授田制下的新生人丁可以獲得新的土地，依然在促使人口的增長。
　　但是，由於土地的數量有限，地力也有限，在重農抑商的傳統政策之下，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時，土地無法繼續承受人口的增長，在這樣的情形下，再加官僚的腐敗以及各方面綜合因素，就會加速人民的全面貧困化。
　　人口膨脹使得科舉制中舉難度大大提高，人口膨脹使得有限的土地不能養活過量的人口，即使在明代，傳入土豆、紅薯等易於生長的農作物，卻在迅猛膨脹的人口中，其效用被抵消，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未能提高，反而下降。
　　康熙51年，清王朝實行攤丁入畝制，所謂“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在前現代無疑是一項善政，然而，這項政策直接促成了中國人口迅猛增長。康熙51年（1712年）的人口數是2,462.1324萬，短短十二年之後的雍正二年（1724年），人口數就達到12,611.0000萬，是十二年前的五倍多！120年後，中國人口數就到達4億以上！
　　即使我們考慮不同時代的種種變量，人口問題始終是中國歷代的嚴重問題，人多了養不了，人少了百業凋敝，當帝國承平日久，貪腐滋生，而人口卻因為和平而增長，到最後，土地不能承受這重力，中國又缺乏歐洲人的那種自由、冒險性格，缺乏殖民心態，於是，削減人口最殘忍卻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內戰就爆發了。

　　結語：暴君人格是怎樣煉成的？

　　上述對中國歷史的剖析表明，很多方面的因素在促成中國歷史區別於西方歷史，有其自己獨特的原因。
　　中國式暴君人格的產生當然與這一切有莫大關係。
　　秦始皇廢除封建，使得漢代建立於平民劉邦——他至少還是個有遠見的粗人；東漢建立於貴族劉秀，與西漢較好的地方制度有關，東漢政治可圈可點處亦不少——劉秀所謂的以柔道治國。唐朝建立於貴族之家，這是兩晉南北朝莊園制的余芳；五代的混亂是因為黃巢幾乎殺絕了唐貴族；宋代能由趙匡胤和平建立這是歷史的幸運；而元代的野蠻統治，直接導致了大流氓朱元璋建立明帝國；清代順治之後之所以在治理上比歷代多有可圈可點之處，與清皇室的滿洲貴族出身頗有關係。
　　在這些王朝輪替過程中，可以看到的一個共同點是，無論是失敗的農民領袖還是奪得政權的流氓，其中不少人都以殘酷殺人著稱。秦始皇、項羽、黃巢、忽必烈、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多爾袞、洪秀全……這些人不折不扣地都是暴君。
　　如果說，在建立新王朝的戰爭過程中，難免流血的話，那麼對普通平民的殺戮，我想任何時候都是罪惡的。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濫殺平民的暴君？
　　如果說現代政治家一般誕生於議會以及法律人群體，那麼可以說古代政治家一般誕生於貴胄之家。以中國歷史觀之，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多有流民出身者，至於前文所談農民領袖，無論在戰爭期間還是敗亡之際，往往蛻變為殺人魔頭，這與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相關。
　　前文已述，家產官僚制的支配類型，導致一個後果就是皇權之下的人民，其權利是皇帝恩賜的，全國鋪開的官僚制給帝國的穩定帶來莫大好處，但是恰恰是這種控制本身，以及尤其是土地的二級處分權，使得人民的根本權利：土地權利處於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狀態導致富戶大族也好，平民百姓也罷，只要皇帝要剝奪，他們會立刻傾家蕩產。在這樣的制度下，那些保有權力的富豪原本沒有造反的動力，而有造反動力的底層貧民卻由於缺乏政治實踐的薰陶、經濟的支持和文化的教養，因此缺乏應有的政治家素養。
　　孟子所謂“無恆產者無恆心”，又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前一句是對的，後一句顯然是“孟”想——中國歷代官僚兼知識人基本上缺乏獨立精神，這是不爭的事實。而土地的二級處分權就是導致人們“無恆心”的基礎原因，在這種缺乏穩定感的生存中，前文說了，大家都生活在僥倖之中，這種心無所住的生存，很難培養恆定信守的理念，卻容易薰陶機會主義性格。
　　對於無家無業的人來說，造反就是把全部賭注押下去的賭博，劉宗敏雖然眼見李自成要敗亡，但是看到三次卜卦，李自成都能當皇帝，就立刻回家殺了兩個老婆，繼續跟着李自成，軍中其他很多人也殺妻“明志”。（《明史.卷319》）這種情況在古代戰亂年代是常見現象。既然他們連自己家裡人都可以隨便殺戮，那麼殺其他人豈不是更無心理障礙了？
　　與這種經濟政治制度相伴生的是，中國的宗教沒有類似於西方基督教那種一神教的執着，只有附從皇權的儒家、逍遙自了的道家還有被中國化為枯坐斗室或者嘴裡念念有詞、心中未必有佛的佛教，這固然減少了宗教戰爭，減輕了宗教迫害的程度，但於國人培養堅定的獨立信念和較高的社團道德水準以及團契精神方面卻是不利的。孫中山所謂的中國人如一盤散沙，便是這個意思。
　　在戰爭中濫殺平民，有多重原因，一是農民軍如果沒有大眼光的人指揮，就會以搶劫為首要目標，這點反襯了劉邦的高明；二是平民作為平民的不可靠，他們可能隨時成為手上握有武器的反對者（黃巢血洗長安的原因）；三是缺乏信任導致的對俘虜造反的恐懼（項羽坑殺20萬降卒、白起坑殺40萬趙軍）；四是出於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的考慮，殺人越多，對方越弱（清兵入關的大屠殺就是這種情況，這種戰略性殺戮算是濫殺無辜中稍有“意義”的了）；五是戰爭激起的人們嗜殺本性難以約束，即所謂殺紅了眼，尤其是雙方都會出現殘酷遞增現象，就如殘酷擂台一般，看誰更殘酷；六是軍隊為了保持戰鬥力而對士兵進行的性壓抑，導致力比多無處發泄之後的破壞欲無限增強；七純粹以征伐殺戮為樂（成吉思汗的蒙古兵）八是日常生活中培養起來的變態心理（例如嫉妒、報復等等，黃巢殺貴族）在戰爭中釋放，這在所有的戰爭中都有；九是因為奉行一些莫名其妙的邪教信念而嗜殺（例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殺和尚、道士、儒生）。
　　從上述分析看，這些農民領袖基本上都出身於底層，是他們暴虐的一個很關鍵原因。在非民主的英雄時代，英雄是有奪取政權的長遠眼光，還是杯水主義？這是決定性的。一個農民領袖，如果缺乏長遠眼光，即使開始的時候有人道之心，常常也會隨着他不能控制的軍隊而變得越來越冷漠以至於殘忍，剛進長安的時候，黃巢也不想殺人，等到管不住軍隊了，也就不再約束，至於到最後食人數十萬、上百萬，這是一個多麼迅速地蛻變！這些暴君的共同特點，都是出身低微，黃巢是走私販鹽的；朱元璋出身放牛娃；李自成驛卒出身，好槍棒；張獻忠出身貧寒，販過紅棗，當過捕快；洪秀全出身農民，是科場上的失敗者，但讀過書使他創立邪教。
　　這些人的出身意味着他們不可能受過很好的全面教育，即使有奪天下之能，也無治天下之才。就是朱元璋這樣做了皇帝的，也依然是個暴虐之君，火燒慶功樓之類的做法都是極端無能的君王才會選擇的方法，與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相比，政治才能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從中國歷史尤其唐以後，可以看到，一個大的王朝結束之際，如果其本朝難以產生一個傑出政治家，就只能經過很長時間的割據之後，才可能出現改觀。宋太祖對於宋代也好，還是對於他本人而言也好，都是件幸事；明朝就沒那麼幸運；清朝從一定程度上也還算是不錯——即使明遺民顧炎武都承認康熙的雄才大略。民間出現的人物，最高水準也就是明太祖了，這充分地說明了家產官僚制下的中國，由於皇家、朝廷完全壟斷主要資源之後，無法在民間產生出真正的大政治家。其體制內的人物，也由於其本身的依附性，難以成就其大（例如曾國藩、李鴻章都不敢直接取而代之、改弦易轍），唯有經過割據和動亂的洗禮，才有可能產生傑出人物——如劉秀、趙匡胤。
　　1911年武昌革命爆發，清朝結束，這可能是中國歷代大王朝中結束得比較體面的一個朝代，其損失與歷代相比幾乎可忽略不計。這應當歸功於孫中山和袁世凱，也是受西方思想影響之後在中國開出的第一朵花——改朝換代但沒有發生大屠殺。然而好景不長……

　　政治家學——尤其是現代政治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養，這本來是一門極為重要的學問，是政治學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但在中國，對政治家學的研究尚未真正開始，雖有20多年前嚴家其先生的《首腦論》，但是隨着一個時代的結束，知道這本書的人都已寥寥無幾，遑論推進這一學問，可嘆，可嘆！


　　近期圖文：

　　麥克法夸爾談習毛異同：毛只是開了文革發令槍　　
　　文貫中教授對文革中施害者的肺腑之言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出了135萬字新版　　
　　文革始終是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專制君王的知識分子政策四部曲　　
　　一位革命過來人對革命的記載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