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毛竟歌頌“痞子”感到振聾發聵；其實，這並非毛澤東原創發明，他不過是秉承和發揮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的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危急時刻，幾個痞子會“是男兒”？


　　老高按：不少人對我發過感慨：中共打天下的那一輩人是理想主義者，真正有信仰、也有為信仰而獻身的勇氣，他們加入中共，是認同中共的目標——目標本身雖然虛妄，但他們的追求是真誠的；而眼下這一撥共產黨人呢，正如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恩格斯曾說，馬克思想必會將這句話轉送給自己的模仿者）。隨着中共逐漸壯大，投身革命的風險降低，到了建政掌權之後，老中共黨人和新加入的黨人的理想都逐漸剝落、蛻變（用馬克思沿用的當時哲學概念來講，就是“異化”）。今天入黨、做官、當公務員，不是為了信仰，而是為了實利。記得前幾年我回武漢，得知剛從大學畢業的侄子，竟然在學校就入了黨，不由得問這個並無政治信念的年輕人：你為什麼申請入黨？他坦承：找工作能有更多選擇啊。
　　一般來講，“老一代中共黨人是理想主義者，這一代中共黨人是現實主義者”，這種說法有道理，但也不盡然：說革命前輩都是“為了理想拋頭顱、灑熱血”，這恐怕也是中共多年來灌輸標準答案給人們頭腦中強刻上的印象，史料並不支持這種說法。以前我接觸過很多人的回憶錄（其中不少甚至是中共官方認可而出版的），都給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近日讀到南京大學王彬彬教授的文章《1933-1934年：共產黨員自首叛變率為何高達95％》一文，也涉及這一話題：
　　第一，否定了“為了理想”。作者援引史料，指出當年的革命者許多都是“痞子、流氓”，他們哪有中國崛起、人類解放的理想！我們讀過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為毛澤東歌頌“痞子運動”感到振聾發聵；其實，並這非毛澤東原創發明，不過是秉承和發揮了（甚至是逢迎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提出的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想想向忠發、顧順章、賀龍、許世友參加革命前後的行徑，不難恍然大悟吧！當然，當年的革命者中，確實有不少是有信仰、敢獻身的，他們值得後人崇敬和緬懷，但絕不是全部“革命前輩”！
　　第二，否定了“拋頭顱、灑熱血”，他披露了1933～1934年共產黨員自首叛變率竟然高達95％，而且剖析了其原因。
　　這樣一篇“抹黑”中共所謂“不忘初心”的文章，竟然高掛中共主要喉舌“人民網”！不知是不是跌破許多人的眼鏡？其實，海外有些朋友對中共媒體和國內學者一言以蔽之地否定，我一直不以為然。這篇文章就是一個佐證。
　　王彬彬文章的最後三段，抄錄了當年中共《新華日報》的社論，我初看，感覺比較突兀，對全文主幹來說似乎是節外生枝，但細品一下，作者是着意如此的。各位讀者，你們看呢？
　　這篇文章讓我不禁深思：如果說，被視作“理想主義者”的當年那一輩中共黨人都有95％自首叛變，那麼今天這一代黨人，如果一旦面臨危急時刻，會有幾人“是男兒”？


　　1933-1934年：共產黨員自首叛變率為何高達95％

　　王彬彬，人民網·文史頻道

　　幾年前，我到台灣開會。主辦方安排大陸與會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誠品書店。時間短促，我只挑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萬亞剛的《國共鬥爭的見聞》，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從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萬亞剛本名萬大鋐，1928年19歲時，即進入陳立夫的“中統”，直到59歲退休，凡40年。在“中統”，萬氏歷任科長、晉陝豫邊區專員、調查局主任秘書等職。抗戰期間，曾潛入“紅色聖地”延安，並安插特務到抗大“潛伏”。這種經歷，使得他對國共兩黨的恩怨所知頗深。《國共鬥爭的見聞》是萬氏相關文章的結集。從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萬氏，堅決反對“台獨”，是鐵杆的“統派”。這且不談。集中有一篇《謎，還是謎》，談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這樣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謎，起因於我對國民黨對待共產黨政策的了解。在政治鬥爭場合，凡是占上風者，對待敵人往往寬大，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亦然。中統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專職對付共黨的地下活動。由於共黨的地下組織非常嚴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績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議對共黨分子采寬大政策，由政府頒行“處理共黨分子自首自新辦法”，以後就按照這個辦法，對付共黨分子以爭取“轉變”為主。在抗戰以前，國民黨的聲譽，和共黨在建國初期一樣，如日中天，全民愛戴，所以爭取共黨分子轉變並不困難。即以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而論，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後轉變，成為中統的成員。這些從共黨過來的人，熟悉共黨的地下活動，由於他們的指引，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底，將共黨設在上海的地下總部和其他重要機關，全部破獲。追源溯因，都是寬大政策之功。
　　萬氏的意思是說，瞿秋白被捕時，國民黨已對捕獲的共產黨實行“寬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應該被處死，這個問題也姑且不論。我感興趣的是萬氏所說的這“寬大政策”本身，以及這政策產生的效用。
　　要說清這政策如何產生，還得從國共合作的破裂說起。

　　鮑羅廷依靠的“革命先鋒”

　　由於孫中山力排黨內非議，堅決主張“聯俄容共”，1923年，國共開始了第一次的所謂“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後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1927年4月，揮師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蔣介石決定“清黨”，意味着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黨”，不僅是要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還要斬盡殺絕。從此，也就開始了國共兩黨長達十年的相互殺伐。
　　國民黨的“清黨”，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在兩黨“合作”期間，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從事社會活動，尤其是北伐開始後，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經過和占領的地區開展的工農運動，是導致國民黨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內部本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松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否“扶助農工”，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
　　顯然，這時期中共“扶助農工”的方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令蔣介石無法認可。
　　中共視喚醒和發動工人階級為基本使命。在此期間，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着：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着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將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

　　蔣介石的煩心事：前線拼殺與後援不繼

　　在農村，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也毫不遜色。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鬍鬚，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着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北伐軍在那裡拼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着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着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1927～1928：國共激烈對抗

　　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舉捕殺共產黨人的原因是複雜的，任何簡單化的理解都會偏離真相。但是，北伐期間，中共在各地城鄉策動、主導的工農運動，無疑是促使蔣介石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給了蔣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藉助青洪幫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翌日，當工人遊行示威時，白崇禧下令軍隊向工人隊伍開槍。這標誌着國共“合作”破裂的公開化，也意味着國民黨“清黨”的實際開始。廣州其時也是中共的根據地。4月15日，在李濟深的主導下，廣州也開始了“清黨”，對中共黨員大肆捕殺。國共“合作”了數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黨”持續數月，這其中濫捕濫殺現象嚴重存在。當初，有人指責農民運動“過火”，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為農民辯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並且強調：“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現在，國民黨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國民黨的大開殺戒，是指望能將真的共黨殺光。即便殺不光，也讓那些漏網者膽寒心驚，從此脫盡紅色。但這實在是小看了共產黨人。面對國民黨的屠殺，共產黨人決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來的策劃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在南昌發動兵變，意味着國共武裝對抗的開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緊急開會，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上，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中央實際上的決策者。此後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導下，中共奉行後來被稱為“左傾盲動主義”的政策，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暴動”，大玩“血的遊戲”。當時，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裝奪取政權”。他們的想法是分兩步走：第一步，在全國各地分散地發動暴動，奪取一城一地的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礎上，舉行全國總暴動，奪取全國政權。其時中共成立不過六七年，要做到這一點，當然是異想天開。從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時間裡，中共在全國一百多處城鄉發動了武裝暴動。這些暴動，大部分當場就失敗了。一部分地方，當時取得了“勝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但都很短暫，迅即被摧毀。後來，連中共黨內也有人認為這是“玩弄暴動”。在“玩弄暴動”的過程中，中共也曾以濫殺報復國民黨的濫殺。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動中應毫不顧惜的沒收地主土地，殺土豪劣紳，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儘量施行紅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兩湖省委，在極短的時間內組織兩湖工農大暴動，奪取政權，在政策上，則實行“紅色恐怖”。 （姚守中等編著《瞿秋白年譜》，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頁、235頁）可見，“紅色恐怖”，其時是瞿秋白主導中共的一個“政治關鍵詞”。
　　中共的以殺抗殺，又使得國民黨以更殘酷的屠殺來鎮壓。所以，這幾年的中國歷史，就這樣反覆着……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國民黨開始“清黨”後，中共便轉入地下。一定意義上，陳立夫的“中統”就是為對付中共地下黨而產生並壯大的。在一段時間的濫殺之後，國民黨方面開始改變策略。濫殺並不能收斬盡殺絕之效，相反，於“黨國”形象頗有損害。1927年後，國民黨已是執政黨。一個執政黨，老是胡亂殺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現。所以，對付共產黨人，決定採用懷柔政策，不再一經抓獲，即行處決，而是想方設法軟化之，於是，有了《共產黨人自首法》的出台。
　　萬亞剛說，國民黨1930年才開始對共產黨“采寬大政策”，這應該是記憶有誤。《共產黨人自首法》，實際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現了。關於這個“自首法”公布的具體日期，我手頭的幾種資料說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國民政府紀事》，說1928年10月20日，國民政府公布《共產黨人自首法》，凡九條。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大事典》，則說1928年10月12日國民黨中政會通過《共產黨自首法》。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依據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檔案，說《共產黨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見楊著268頁的注釋部分），這應該是最可信的。萬亞剛說，1930年頒行了“處理共黨分子自首自新辦法”，應該就是指修正後的《共產黨人自首法》。幾乎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條例”，決定在各地設立反省院，專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產黨人自首法》與“反省院條例”，是相輔而行的兩個舉措。這個《共產黨人自首法》規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而在被查獲前主動自首者，從寬處理，減去應處刑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檢舉其他共產黨人，而被檢舉者亦被查證捕獲，則可免除檢舉者刑罰；雖加入了共產黨但卻並無現實的“反革命行為”，自首後亦得免除刑罰。同時規定：凡屬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過半而表現良好，確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釋出獄。
　　《共產黨人自首法》的頒行和“反省院”之設立，效用是非常明顯的。張學繼、張雅蕙所著的《陳立夫大傳》中說，這之後，“幹部黨員犧牲的不計其數，自首叛變的情況也到處發生。在城市，情況更為嚴重。”（張學繼、張雅蕙《陳立夫大傳》，團結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頁）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亦說：1932年10月至11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破獲了十幾處中共組織，逮捕中共各路負責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為“自首法”使得“破獲一處，得到一批供詞；再破獲一處，再得到一批供詞，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個秘密機關遭到巨大破壞”。楊奎松依據台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史稿》說，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在全國捕獲的共產黨員是4505人，而自首叛變者則達到4213人，“自首叛變率”竟達95％，“這足以證明國民黨這時的自首政策，對被捕的共產黨人影響極大”。
　　《共產黨人自首法》頒行後，中共許多重要機關相繼被破獲。當然，被破獲後，中共又會重建。而重建後又難免再被破獲。一些重要機關，如此反覆者多達數次。范小方所著《蔣家天下陳家黨》，引述了中統要人徐恩曾在《暗鬥》一書中披露的數字：中共上海領導機關共被破獲14次；中共江蘇省委共被破獲4次；中共山東省委被破獲3次；中共陝西省委被破獲2次；共青團中央被破獲3次；中共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獲一次。逮捕的中共黨員和幹部則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領袖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員40多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8000多人。（范小方《蔣家天下陳家黨》，團結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頁）。
　　國民黨的這個《共產黨人自首法》，對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實際上，自這個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題為《集會、結社自由的實現》的社論，要求國民政府明令廢止《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共產黨人自首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等法令。社論強調：“所講《共產黨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黨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時的產物，和民主原則根本違背，當然應該廢除。至於別的十三種法令，也都是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嚴格的束縛。所以的確是非廢除不可的。”接着，社論指出了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幾點內容”：
　　其一，“這些法令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加上了極嚴格的特許制度的束縛”。社論認為，這是對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社論強調：“在英、美民主國家的人民集會、結社”是無須事前“請求警察許可，亦無須報告警察的”，而“在我國……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給行政機關控制，人民要集會、結社，必須去請求‘恩准’，反之，就構成‘犯法’行為”。
　　其二，“這些法令又賦予軍警憲兵及行政機關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力”。社論同樣拿英美做參照，強調“我國”這樣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廣泛的權力交給官署，便是給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權力”。
　　其三，這些法令規定，各民眾團體領導人，必須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極其荒謬的。“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組織的形式，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制與干涉。可是，我國過去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硬要指定職位，派遣人員……這一來，縱然除指派職員外，民眾團體另外還選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還是沒有用處，因為已給政府指派的‘書記’一攬大權，全都包辦了，這還說得上什麼人民團體呢？這種制度當然也不是應該可保留的”。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一提“嘉樹”，人們首先會想到屈原《楚辭•橘頌》：“後皇嘉樹，橘徠服兮。”嘉樹，就是美好的樹之意，不是光指“奇樹”，像黃山懸崖上迎客松、黃帝陵千年古柏一類；我輩常人，這裡說的“嘉樹”，更多的是指“家樹”，遍布城鄉阡陌，普植院內道旁，不是珍稀樹種，多是“低端喬木”，就在自家、親友家也憑欄臨窗可見：晨昏晝夜，春秋寒暑，都站在那裡，“相看兩不厭，只有家常樹”！

　　加州聖地亞哥老城裡的一棵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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