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處於疫情最困難時期，中國國內卻涌動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樂觀主義。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後，發達國家會自行抱團另組陣營，推行“三零”原則。中國若不抓住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就會被迫與市場經濟體系脫鈎


　　老高按：長期專注於中國三農問題的美國華人退休教授文貫中，接受中國著名媒體人、《財經》雜誌主筆馬國川的訪談，指出：這次世界公共衛生危機標誌着這一輪全球化已經終結，因為全球經濟結構本身就有內在脆弱性，其深層次原因，是各國對“三零”目標（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嚴重分歧。疫情得到控制之後，世界將以是否接受“三零”原則劃界，形成兩個陣營。欠發達的中小國為了生存，被迫“選邊站”。避免世界重新走向對立、爆發衝突的關鍵，是各國衝破陳舊的主權概念，願意在資本、土地、勞動三大要素之外，讓信息這一要素也能自由流動。
　　文貫中是“戰犯”文強的兒子，我曾經採訪過他，寫了數萬字的採訪文字談他們兩代人的遭遇。他童年時母親因不堪忍受中共政治壓迫和歧視而自殺，他靠一位好心保姆養大，也飽受欺凌侮辱，直到19歲，中共組織在押“戰犯”到各地參觀偉大成就，他才有機會見到自己完全不記事時就分別的父親。文貫中是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才徹底改變了命運，成為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他是一位很有書卷氣、很有書生氣的學者，卻研究中國最土的農村經濟、農民出路。他接受馬國川的這篇訪談，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多人會認為是“痴人說夢”：中共會讓渡部分信息主權嗎？


　　世界呼籲“良性全球化”

　　文貫中 馬國川


　　在全球化時代，如果不能在全球範圍內及時分享具有全球後果的信息，就會造成全球性的災難。疫情信息就是一例。雖然疫病爆發於一國之內，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屬於一國的主權，但其實這種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響，對經濟全球化的穩定有生死存亡的意義。如果這種信息的流動遇到壁壘，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動，經濟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這一輪全球化已經終結

　　馬國川：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重新興起，影響了全球化進程。這次世界公共衛生危機對於全球化意味着什麼？
　　文貫中：意味着1990年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面臨終結，因為在現有的國際框架下已無法繼續深化下去。從眼前來看，世界上許多國家“封城”“封國”，全球化事實上已經停擺。從長遠來說，這次疫情全球化對經濟全球化乃至地緣政治必定發生深刻影響。世界經濟從本來的“兩大陣營，三個世界”、各自為政的冷戰格局，發展為今天的跨越地域、跨越政治制度、涵蓋幾乎所有國家的巨大而統一的分工體系，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成果。可是，這次全球性的疫情將這種各國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賴的全球經濟結構的內在脆弱性暴露無遺。

　　馬國川：全球經濟結構內在脆弱性的深層次原因又是什麼?
　　文貫中：可以歸結到各國對“三零”目標（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嚴重分歧之上。拒絕“三零”政策的國家顯然想利用關稅、壁壘和補貼，使本國的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繼續得到單邊保護，以避免徹底市場化，實際上是拒絕徹底融入世界經濟。值得注意的是，歐美日之間最近幾年一邊打貿易戰，一邊多次發表聯合聲明，除拒絕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和發展中國家地位外，還多次表示，它們願意共同接受“三零”原則，儘快去除關稅、壁壘(當然包括信息自由流動的障礙)和補貼(當然包括對國營企業的補貼)。所以，今後以歐美日的市場經濟體制為一方，以中國的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為另一方的涇渭分明已經形成。
　　特朗普執政後，美國強調對等原則。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實際上奉行了一條單邊開放原則，以有容為大的態度，在不要求被戰爭重創的西歐和日本馬上同等開放的前提下，與它們一起推動世界性的自由市場體系。但是，歐日經濟恢復後，並沒有在市場開放程度上跟上美國的步伐。為此，川普決定以對等為原則，美國對他國的開放程度視對方的開放程度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國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為了杜絕後門，專門規定，如果兩國允許非市場經濟體的商品自由進出，則美國有權中止執行與它們的協定，以防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繞道進入美國。以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可以預料，非市場經濟國家今後將無法根據目前WTO對最惠國待遇的規定，以自動跟進為理由，一邊享受別國的“三零”政策的好處，一邊拒絕自己實施“三零”政策。

　　馬國川：這次疫情，無論是經濟損失還是生命損失，各國付出的代價都非常慘重，教訓非常慘痛。
　　文貫中：疫情得到控制之後，發達國家會加快重新整合。如果一些發展中大國仍然強調自己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出於捍衛主權的需要，要求繼續保留較高的關稅、壁壘和補貼，那麼世界各國就可能要開始“歸納同類項”了。

　　馬國川：您是說各國重新站隊嗎？
　　文貫中：是的，經濟全球化將由目前的“一個世界”蛻變為“兩個陣營，三個世界”的局面。具體來說：
　　一個陣營將由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組成，實現包括信息要素在內的所有要素的自由流動。在“三零”原則的引導下，各國企業獨自通過在市場上的自由競爭，找到自己在分工鏈上的位置，以此不斷加深和延伸這條分工鏈；
　　另一個陣營則以奉行混合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組成。這一陣營因拒絕“三零”原則，又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機制，只能依靠國家出面，以 “一帶一路”或經互會的之類形式推進國家層面上的分工合作。
　　總之，世界將以接受“三零”原則與否劃界，形成兩個陣營。欠發達的中小國為了生存，被迫“選邊站”，於是形成“兩個陣營、三個世界”的格局。

　　馬國川：這不就是冷戰時代國際格局的翻版嗎？這是否意味着中美完全“脫鈎”？
　　文貫中：我想，不會簡單重複冷戰格局。冷戰時代，蘇聯、中國跟西方幾乎沒有什麼經濟往來。現在中美兩國經濟都高度依賴對方，很難完全脫鈎。中國經濟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產業鏈，不但供貨效率高，而且在價格上有極強的競爭性。美國經濟則在世界總需求中占相當大的份額，又是高科技和高端產品的主要來源。所以，兩國會在最有軍民兩用意義的、科技含量比較高的產品生產上開始互相切割，表現為美國在中國現存的工廠逐漸轉移，並不再追加新的投資，以在戰略上減少依賴對方。同時，在低附加值而又沒有軍民兩用意義的的低層次產業上，雙方會繼續互通有無。即使這部分產業，美國沒有比較優勢，因而無法轉移到美國本土，但會儘量分散到其他國家，例如東南亞和印度。歐日會跟進，全球產業分布會有新的調整，原則仍然是比較優勢和規模報酬遞增。所以，國際分工在兩個陣營內部，以及兩個陣營各自與欠發達國家之間仍會繼續深化和延伸。

　　如何避免“惡性全球化”

　　馬國川：您描述的這種前景令人擔憂，因為20世紀的歷史警告人們，兩個陣營的對立可能導致戰爭等各種人類悲劇。
　　文貫中：是的，冷戰極有可能重新發生。兩個陣營會互相指責對方的制度的弊病，渲染自己制度的優越。如果兩大陣營僅僅是和平地互相競爭，即使相互對峙，結果還不算壞，最多民眾就看最終哪一個陣營能勝出。最壞的是兩大陣營發生軍事摩擦。不過，我不相信摩擦會上升為全球性衝突，畢竟兩邊的大國都有核武器。
　　當然，這種悲劇性的前景並不是必然的。經濟全球化的未來主要掌握在中美兩國的手中，畢竟兩國分別握有世界第一大經濟和第二大經濟的實力。儘管兩國之間存在一系列的分歧，但是如果兩國鑑於這次疫情的慘烈，無法承受再來一次的後果，願意放棄某些分歧，共同接受“三零”原則，包括對信息主權的部分讓渡，以便加強經濟全球化的全球性協調和管治，那麼在疫情結束後，經濟全球化會獲得新的動力。

　　馬國川：讓渡部分對信息主權是很難得，因為有些人會認為這會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動搖國家制度。
　　文貫中：如果對自己的制度有自信，讓渡部分信息主權有什麼不好呢？現在越南所有的網絡都向世界開放，信息自由流動，並沒有影響其基本的政治結構。越南共產黨仍然是執政黨。這說明，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各國交往更加自由，民眾就沒有理由一定要推翻執政黨。反之，民眾肯定會抱怨，社會反而更不穩定。

　　馬國川：如果中美兩國無法求同存異，世界分化為兩個陣營，就意味着中美脫鈎了。
　　文貫中：如果中美無法求同存異，全球化確實難以再進一步深化，世界會再一次墮入“惡性全球化”的歧路。由於目前已經形成的國際分工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兩個陣營的脫鈎需要相當的時間。雙方在作割捨時會十分痛苦，也會有各種各樣的摩擦和衝突。

　　馬國川：無論如何這是一種壞局面，不符合兩國和世界人民的福祉。為了避免最壞的結果，應該怎麼做呢?
　　文貫中：經濟全球化要避免走入惡性險徑，走上良性大道，對現有的協調和管治機制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回顧歷史，經濟全球化遇到挫折都是因為各國無法精誠合作，不願讓渡部分主權。關貿總協定以及其後的WTO代表了人類在為經濟全球化設計協調和管治制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各國與時俱進，願意放棄某些主權，以換取經濟全球化的巨大增益。然而，這次疫情的突然爆發及其迅速傳播，深刻暴露了現有WTO框架的局限性。如果各國能夠衝破陳舊的主權概念，願意在資本，土地，勞動三大要素之外，將信息這一要素也納入WTO的協調和管治之下的話，那麼世界就會進入“良性全球化”軌道。
　　良性全球化意味着，各國對邊界和主權作新的解釋，不再狹隘地執着於所謂的“民族榮光”和“國家權威”，而願意真心接受“三零”原則。每一個國家的私人企業在沒有政府壓力，也沒有民族主義的壓力下，基於動態比較優勢，自由地在國際分工體系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對中國來說，有機會進入這條國際分工鏈的各個層次，包括高科技產業。隨着這條國際分工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各個民族的互相依賴性會越來越大，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則會越來越小。

　　馬國川：這是一個美好的未來，不過現實很冷峻。現在各個國家仍然各自為戰，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解決公共衛生危機。這次危機之後也許存在另一種趨勢，就是一些國家更加追求主權、邊界，以此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文貫中：短期內各國會對自己的邊界、主權更加敏感。但是畢竟全球化的兩大內在動因仍在，全球化的潛在好處十分巨大，各國不會完全退回去，而是迅速尋找自己的同類項，抱團取暖。所以，陣營化的可能性極大。

　　馬國川：像川普這樣的人能引領新一輪的全球化嗎？在抗擊大疫時，川普還是以美國為中心，而不是團結盟友。
　　文貫中：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只是現在還不像是出羅斯福、丘吉爾的時候。不過，全球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已經進行了幾百年，所以不會取決於某個人的態度。只要條件成熟，具有歷史前瞻性的人物又會出來，倡導對今天已經千瘡百孔的WTO和WHO的制度的改革，使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所需要的全球性協調和管治完善。經濟學的基本道理告訴我們，為了提升福利，人們不會放棄對潛在利益的窮盡。
　　過去的三年時間裡，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經濟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他跟歐洲、日本重新談判貿易協定，確實影響了美國與它們的原有關係。但是，所有這些國家的價值觀是一致的。歐日也清楚，美國市場已有的開放程度顯著高於它們各自的國家。這是為何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並沒有聯合起來對付美國，反而紛紛同意將“三零”作為它們共同努力的總目標。所以，川普實際上起的作用是迫使這些國家提高各自的市場開放度，因而更接近了“三零”目標。
　　這次席捲全球的新冠狀肺炎病毒觸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公共衛生危機，所有發達國家一開始確實表現得手忙腳亂，這是因為民主社會的特點就是不能用簡答生硬的行政命令，而要藉助公民基於共識之上的自覺配合，而共識的達成需要時間，需要反覆的討論。但是，一旦達成共識，整個社會就會爆發驚人的力量。相信疫情一定會被抑制下去。

　　馬國川：看來，這次大疫確實是全球化的危機，“危”可能大於“機”，至少機會的窗口期會很短暫。
　　文貫中：經濟全球化確實處於關鍵時刻，留給中國的時間窗口很有限。歐美現在處於疫情最困難時期，中國國內卻涌動着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樂觀主義，認為中國又是最大的贏家。這種情緒對中國發展是有害無益的。老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家也如此。中國應清醒地看到，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後，發達國家會自行抱團，另組陣營，推行“三零”原則。中國只有抓住目前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加速推進各項市場導向的改革，儘快形成要素市場，允許有全球性後果的信息自由流動，使自己成為推行三零目標的表率。只有這樣，才不會被市場經濟體系所排斥，被迫與它們逐漸脫鈎。否則，經濟全球化必然發生蛻變和倒退，中國因此會喪失發展機遇，1978年以來的快速現代化進程也就因此而中斷。
　　（文貫中為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馬國川系資深媒體人、《國家的啟蒙》一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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