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否打算让江青接班掌权接位？赞成这一说法的人能举出的最强有力依据，被当事人否认。在中共档案没有开放的情况之下，我们或许应该另辟蹊径，分析一下，如果毛泽东打算传位于江青，他应该怎么做？他实际上是否这么做的呢？


　　关于毛泽东是否打算搞“家天下”，中外学界一直争论激烈，各执一端。有的著名学者对文革的实质就分析认为：文革正是毛泽东要将“党天下”变成“家天下”而发动的，遇到强大阻力，于是造成全国大乱。
　　我认为，此说缺乏依据。这里，我想梳理一下资料，专谈一下这个“家天下”话题中的一个分支：毛泽东是否打算让江青接班掌权，以及随后让毛远新接位？
　　迄今，赞成这一说法的人，能举出的最强有力的依据，是网上流传的《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的披露，有时间，有在场人，还有对话。
　　张玉凤提出了两份毛泽东交代的名单。一份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第二份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
　　《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原始出处不可考，网上流传甚广，被相当多的学者采信。例如中国大陆学者辛子陵、陈小雅，都在自己的大部头专著中详细援引了这一说法——陈小雅一度深得张玉凤信任，张希望陈来写自己的回忆录。不过她们之间的交往比较早，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人们不知网络为何物，这篇文章也没有出现，所以陈当然也就没有向张询问其真假。
　　2010年，北京的《炎黄春秋》第3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作者是江青的两位前秘书阎长贵、杨银禄。
　　查阎长贵，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担任江青首任秘书，后被江青诬陷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平反后重新被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杨银禄，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是江青四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这篇文章篇幅不大，但很重要，所以我全文拷贝如下：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阎长贵、杨银禄，《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
　　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
　　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这篇文章刊出之后，引起一些人质疑。例如，上文中提到的薛开震就认为疑点并未澄清，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刊出《请勿轻易下结论——与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商榷》，主要是说：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毛泽东这一年还接见不少外宾，说话表达没问题。因为较长，这里就不引了。
　　一年多以后，《炎黄春秋》在2011年第10期发表了一篇阎长贵的短文《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全文如下：

　　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阎长贵，《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炎黄春秋》编者按】：本刊2010年3期发表了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做了答复。现将阎长贵短文发表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我：
　　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1、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2、关于1976年4月“四五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3、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4、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此外，还有一个旁证：
　　康生秘书黄宗汉说：十大前，江青求康生替她说说进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总理讲，总理回答，主席说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足矣。（参见《康生秘书谈康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

　　对上述阎长贵、杨银禄的说法，质疑者不少，除了上文举到的薛开震之外，我一向敬重的邵燕祥老师也写了文章提出质疑。他认为：
　　但凡略有审干经验的人，包括汪东兴、毛远新在内，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汪、毛二人的表态不构成充分的证伪的依据。
　　两位作者称这篇网文为“传闻”和“编造的谎言”，汪东兴称之为“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毛远新索性径称之为“谣言”（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像这样涉及历史的重要关目，如是传言需要澄清，如定性为谣言则须辟谣。党内外关心中共党史研究的任何个人，都有权提出对有关问题的意见，重要的是有所据而云然……
　　迄今为止，文本就是这些，正如邵燕祥所说：“毛泽东晚年的完整档案尚未解密。在对有关史实真相的权威说明出现之前，一切都只能是聊备一说，或如大家熟悉的说法叫‘录以备考’吧。”

　　现在我们换一个思路：在无法获得确切的档案文本的情况之下，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毛泽东打算传位于江青（以及最后传给毛远新），他会怎么做？实际上他是否这么做过？
　　我在担任《新史记》杂志主编的时候，每期要写一篇文章，曾经准备来写这个题目，但写了半篇草稿，就忙别的题目未及完成。但当时我搜集的资料中，有一篇在“中国文革研究网”（这个网站似乎是偏左）上的文章，列举的资料比较详细，不妨将其史料摘录于此，他的议论就删略了。
　　说毛泽东没有打算搞“家天下”，发动文革的动机也与“家天下”不相干，这一点也不是为了帮毛泽东推卸罪责。相反，将他的动机说成是跟传统帝王一样搞“家天下”，恰恰是极大地缩小了他的罪责和对民族、对民众造成的深远危害。这个话题，今天没有时间来谈了，下午马上要开始新一期《历史明镜》节目：文革中公安部长死亡之谜。

　　毛泽东哪搞过什么家天下？（节录）

　　作者：xyyah，中国文革研究网，Posted: 2011-08-03

　　……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是否想让江青、毛远新接他党主席的班，搞毛氏的“家天下”？
　　我们不能只考虑几则传闻是否真伪，而应考察整个过程。
　　
　　（一）
　　生前圈定、身后继位。这在君主制国家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世袭的家天下的继承制。继承人一般都是局限在近亲范围内挑选。像康熙皇帝，在十来个儿子中选择了第四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写成密诏，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他死后，打开遗诏，雍正就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他的兄弟们即使内心不服，也没有办法，只得俯首称臣。外姓人想当皇帝，那更是大逆不道。君主制国家也有在老国王（皇帝）在世时就确定了继承人，并予以公布。现在的某些欧洲国家，还有日本，虽然国王（天皇）已没有实权，但王位则排出了第一继承人、第二继承人……不久前举行大婚典礼的英国威廉王子，就是排在他父亲王储威尔士亲王查尔斯之后的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这样，老国王一过世，按顺序新国王就能继位。避免了纷争。

　　不是君主制国家，要搞世袭、搞家天下，那得靠实力。
　　看看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是怎样传位给儿子蒋经国的？
　　蒋经国，1910年生。
　　1925年10月去苏联。
　　1938年回国，蒋介石让他在故乡奉化溪口读书，进行思想改造，消除赤化影响。
　　1939年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独挡一面。在这期间，积累了全面从政经验，组织了干部班底，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4年1月，调到中央，担任三青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同年10月出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6年夏，蒋介石要教育部举荐蒋经国为政治大学教育长，并以政大校长蒋中正的名义发布任命。在CC系的策动下，学生中掀起“反对老子任命儿子，我们不当孙子！”的反抗浪潮。蒋经国无法上任。
　　1948年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与孔宋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因军事失利，蒋介石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
　　同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将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转运到台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各个派系都自然地消失，蒋介石大权在握，不再有人和他分庭抗礼。于是就有计划地培植他的长子接班。他让蒋经国：
　　1950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台湾的政工改制工作。又兼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统筹全台的情报特务工作。同年7月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进入党内决策核心。
　　1954年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1957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196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旋即升任国防部长。
　　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蒋经国实际上全面掌握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
　　1972年5月原行政院长严家淦当选副总统，辞去院长职务。于是“总统”蒋中正推荐他儿子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写了一个公文给立法院，请求同意。公文是这样写的：“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这次老子任命儿子，就没有人反对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他就顺理成章地接了班。
　　
　　归纳起来，如果想搞“家天下”，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至少要做到下面几点：
　　首先，老子本人要全面掌控权力。否则就像蒋介石在大陆时那样，儿子碰壁，自己的宝座也不稳。本人坐稳了位子，才谈得上让儿子接位。这是问题的前提。
　　其次，接班人本人要全面掌握中央的实权，不能只依靠家长的威望、影响。刚开始，可以从地方或部门做起，逐步到中央党政军关键岗位。
　　第三，举贤不避亲，制造接班的舆论，争取民意。
　　最后，这些工作，都要在家长在世时完成。等老的一去世，小的就水到渠成地接班，没有人有实力能和他争夺大位。
　　在非君主制国家搞“家天下”，这四条，一条也不能少。关键是最后一条。

　　（二）
　　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第一条是完全达到的。即使在文革前，党内外没有一位领导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刘少奇、林彪倒台后更不用说了。但是其他三条都没有做。是没有做，不是没有做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因为毛泽东根本没有想让江青、毛远新接他主席的班。
　　江青1937年7月到延安。
　　1938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
　　1947年3月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
　　1951年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副部级）。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内外资料。
　　毛泽东和江青夫妇，在政治上是一致的。从1967年10月调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忆：“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江青另一个秘书阎长贵回忆：“毛泽东赞扬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有帮助。”江青帮助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她也因此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6月23日，江青在京戏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戏革命》的讲话。26日，毛泽东在江青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5个字：“已阅，讲得好。”
　　从1962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向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同年11月10日发表，从而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搞了一个会议纪要。3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第一次明确发出了进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号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理论即“黑线专政”的概念。《纪要》在4月I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一个不受政治局领导的、直接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机构。组长陈伯达自称为“刘盆子”（即傀儡），实权掌握在江青手里。
　　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要求江青当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来信上批语：“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据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九大期间，刚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主席给划掉了。”
　　1969年4月九大上，可能是照顾各方面搞平衡，江青和林彪老婆叶群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是江青的最高职位。
　　中共十大后，1973年11月，江青趁批周恩来错误的机会，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明确表示：“不要”。
　　毛泽东的长媳刘思齐曾问过毛泽东，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答复是：“不会的，她不行！”

　　即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也没有担任过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职务。
　　1974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2月下旬，江青又托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向毛泽东提出她的任职问题，说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分工主管一方面工作，而江没有。毛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
　　在舆论方面，毛泽东不仅不树立江青是理想接班人的形象，反而多次公开指出江青有野心，批评她的缺点，还要她作检查。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时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自称代表毛泽东说话，许多人也误以为江青所有言论和行动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去做的，所以，毛泽东在那些谈话中两次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1974年12月23日在长沙，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
　　1975年初，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说：“将来江青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了江青，要她作检讨。6月28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1975年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江青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1975年12月10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在毛泽东造成的这种氛围下，江青还能接党主席的班吗？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江青接他主席的班，那为什么不在他在世时就把班交给江青。做不到吗？不是。毛泽东能把一个普通工人王洪文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仅在毛周之后，并一度主持中央工作。而王的资历、贡献、威望各方面，都比江青差得多，所以将江定为接班人，毛完全有能力做到。因为是自己的妻子，怕影响不好吗？不是。在“文革”初期，江青出尽了风头，毛并没有因为江是妻子而阻挡，相反还为她创造条件，让她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者。毛泽东的性格是凡是他认定了事，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的。问题是毛泽东没有认定江青能做他的接班人。
　　在世时没有把党政军最高权力交给江青，而希望她在身后接班，能实现吗？要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非常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做出这种幼稚可笑的事来吗？毛泽东身前没有把权交给江青等人，所以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打倒。这也说明这个身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的不真实。

　　（三）
　　再说毛远新，他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从小学开始就住在毛泽东家里。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当时，毛泽东随口而谈。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轰动了教育界，毛远新也出了名。
　　1965年夏，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谈到工作问题，毛泽东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给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泽东知道后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于是吴法宪一下子就把毛远新安排到云南边防的一个炮兵营去，实打实地当了一名操炮手。
　　“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毛远新回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一个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吉林延边造反，并参加过那里的武斗。
　　1967年，毛泽东叫毛远新做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即宋任穷一派和陈锡联一派）的联合问题。毛远新和宋、陈都很熟。
　　1968年5月8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任副主任，在15名副主任中排名第六。
　　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上批语：“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代表指党的九大代表。
　　1971年1月，毛远新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前面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和另一名副书记，毛排第五位。
　　1973年8月，党的十大，许多代表提出想选毛远新为中央委员，毛泽东没有同意。
　　1975年9月，因事路过北京，被留了下来，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的联络员。
　　毛远新从一个普通干部一下子升任省级领导，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有老干部、军代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中央也有不少群众干部，如吴桂贤，原是一个纺织女工、劳动模范，后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比毛远新的官还高。吴虽升了大官，但按当时规定，工资不动。她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次茶要交2角钱，吴的月工资只有70多元，还要养家，喝不起。她就借口不喜欢喝茶，而只喝白开水。90年代吴桂贤是按正厅级待遇退休的。二是毛泽东的关系。正因为这个关系，毛远新才能比较容易地成为造反派的头头，才能作为群众代表结合到辽宁省领导班子中去；他虽然排名在中间，不是独挡一面，手中没有真正的实权，但是实际起的作用比一般的委员、书记要大。他是靠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工作的。后来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看起来很威风，权力很大。说得不好听，有点像电视剧中的太监，传达皇帝圣旨，代皇帝问话，大臣们毕恭毕敬地跪在他面前。离开皇帝，他只是一个奴才，谁也不会理他。当然毛远新不是奴才，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但事情本质一样，一旦毛泽东去世，毛远新什么也不是，他和江青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捕。
　　毛泽东从没有说过毛远新适合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可以接中央的班。

　　在世时没有把党政军最高权力交给江青、毛远新，而希望他们在身后接班，能实现吗？
　　即使有这样一份“毛泽东身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那么，首先，这名单是什么性质？是遗嘱？是向政治局的建议？还是其他？另外，这名单谁负责执行？何时执行？怎样执行？都不清楚。
　　要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非常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自己也几经曲折、历尽艰辛，才被推上党主席的位置。他能做出这种像小孩子玩家家那样幼稚可笑的事来吗？毛泽东身前没有把权交给江青等人，所以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打倒。这也说明这个身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的虚假。

　　（四）
　　再看毛泽东的其他子女。（略。此处讲到次子毛岸青，女儿李敏，李讷，侄女毛远志——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女儿……等人，离权力中心更远，更不可能接班，这里就不节录了）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2月图片主题：庆典）

　　美国独立日（7月4日），新泽西的门罗镇（Morroe）镇庆典游行中的一位风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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