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如果說，在現實政治鬥爭中，將人物簡單化，突出宣傳人物某一方面的政治傾向和主要特質，捨棄人的其它方面，多少是可以理解、有時甚至是必要的話，那麼當人物進入歷史研究的範疇，就應該逐步更全面地探究他，將他從特定時期的政治符號，還原成一個完整的、複雜的人
老高按：關於歷史人物的複雜性，我在上一篇博客的按語和轉發的文章中有所涉及。
如果說，在現實政治鬥爭中，將人物簡單化，突出宣傳人物某一方面的政治傾向和主要特質，捨棄人的其它方面，多少是可以理解、有時甚至是必要的話，那麼當人物進入歷史研究的範疇，就應該逐步更全面地探究他，將他從一個特定時期的政治符號，還原成一個完整的、複雜的人。
無論什麼歷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裝神弄鬼，都是一時主觀或客觀的政治需要。關心歷史的人，終究要洗去其神聖化的虹彩和妖魔化的油墨，將其還原成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江青、胡耀邦、趙紫陽，乃至更早的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外國的列寧、斯大林、希特勒、波爾布特、金日成……無不應該如此。有些人對這一點完全缺乏概念，當看到歷史研究者開始多側面、多層次地介紹或分析某位人物時，他會要麼驚詫，情緒上拒絕接受；要麼疑猜：是否是在翻案？背後是否有什麼政治圖謀？
這裡有一個例證，就是康生。
我們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期，就知道康生不僅在政治上是跟“四人幫”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陷害了大量官員民眾——他對內蒙古自治區書記處書記王逸倫當面說：“我看你面相就像個特務！”成了名言；他針對當今新一號的父親習仲勛所遞給毛澤東的那個“利用小說反黨”的紙條……我們都耳熟能詳；而因為這位“康老”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藝術品味，非常識貨，又身居高位，手握重權，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趁亂將大量珍貴文物據為己有。這方面的揭發材料，指證歷歷，不由人不信，對康生其人極度憎惡；連帶的，對康生信任和提拔的人，也不會有什麼好印象。
但過了20來年，康生走進歷史，我們才知道：他留有遺囑：所藏文物，一律交公不留子女！這下讓我吃驚不小。——這是2012年第11期《炎黃春秋》一篇文章《在中央文革辦事機構的見聞》中披露的。講述這一史實的，是曾任北京軍區部隊機要參謀，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的李傳俊，他2004年口述，原中宣部“五朝元老”鄭仲兵等人提問，參加旁聽的還有江青前秘書閻長貴等多人。他們邊探問邊議論，實際上已不是眾人問、李傳俊答，而是大家都將自己了解的情況在一起交流。涉及的文革風雲人物挺多。例如他們講到康生的秘書李鑫，閻長貴說：
李鑫當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後來生病去世了。現在寫抓“四人幫”，沒提到李鑫，據汪東興說，第一個向華國鋒建議把“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是李鑫。前兩年，中央警衛團政委武健華寫的抓“四人幫”文章，談到李鑫的建議，在一個刊物發表的時候給刪掉了，他專門去問過：“為什麼刪掉？”刊物回答說是上邊的意見。
鄭仲兵隨後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現在中央對康生是完全否定的，那麼他的秘書李鑫就是壞人了，就是這麼一種邏輯。
在場一起議論的王廣宇也說：“康生說孔廟不能砸。那天有人報告，北師大譚厚蘭帶人去砸孔廟，正好他在值班室，為這事甚至拍了桌子，態度很堅決。”
當他們談到康生大量侵吞文物時，閻長貴轉述康生的秘書黃宗漢的話說：康生臨終前，我們曾問他，你要不要留給子女幾件文物？他說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給子女分文物沒聽說，也沒聽說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麼文物。
李傳俊則證實：“我從曾在康生辦公室做生活管理員的楊德田那兒也聽說，康生臨終時囑咐他將所有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給子女。此事是由楊德田具體承辦的。”
康生有這樣的遺囑，並不能否證或沖銷他掠奪文物的惡行，也未必能推翻他據為己有的圖謀。但我們了解了這一點，對康生其人就會增添更豐富的認識。
下面這篇余汝信的文章，也講述了康生的另一面，他舉出康生的三個批示來。這三個批示，康生都沒有落井下石，陷人入罪；相反，卻都是與人為善，放人一馬。我們當然也不能用這三個批示以偏概全，不過，看看這些史料，我們會對人的複雜性有更深切的了解。
余汝信是中國著名文革史專家，最近剛剛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很巧，我剛剛讀到兩位林彪研究專家對他這本書中某些觀點的評論，一位對之基本肯定，另一位則對之尖銳反駁。兩篇文章正好一起發表在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15期上，有助於深化對“文革”和對林彪事件的認識。
康生的另一面
余汝信，《記憶》2011年第3期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間中共極為重要的核心領導層成員，同時，也是一個至今尚未研究透徹的人物。
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如此評價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東省膠南縣人。地主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在上海做白區黨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蘇聯，當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後，歷任中央社會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四七年曾到隴東、晉綏、山東渤海等地區搞土改，後留山東工作。一九五○年後長期養病，六年未做工作。黨的‘八大’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組織寫‘九評’等文章，並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九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十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副主席。
“幾十年來，康生這個人一遇適宜的政治氣候，就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善於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在黨內興風作浪；屢屢利用職權，捕風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於他慣於耍反革命兩面派手腕，長期掩蓋了其陰謀家，偽君子的本相，歷史上欠的許多賬一直沒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醜惡面目充分暴露。從運動一開始，他就與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勾結在一起，積極出謀劃策，殘酷迫害幹部，從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竭力製造混亂，進行了一系列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民憤極大。”
該《審查報告》列舉了康生的五大“主要問題”（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問題”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謀陷害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審查報告》稱：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夥同林彪、江青等人，緊緊把持中央專案工作的大權。在中央專案第一、二、三辦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劉仁、陶鑄、賀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王任重、林楓、‘新疆叛徒集團’、‘蘇特’等專案組，據現有統計，‘審查’對象達二百二十人。對其他三十三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周揚、小說《劉志丹》等大案），‘審查’對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參與謀劃，直接控制。中央專案第一、二、三辦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級幹部，康生都負有罪責。
“從檔案中查出，許多冤、假、錯案都是由康生點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據現有確鑿的材料統計，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誣衊和迫害的幹部竟達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軼歐點名誣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康生親自審定的報告上點名誣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點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長、地方副省長、部隊大軍區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三百六十多人，其餘的大部分也是老幹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殘致病的，則無法統計。”
筆者最近讀了一些有關康生的材料。這些材料中的相當一部分，可以看到與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這些材料，似應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康生，以及全面認識其在中共高層的同儕。本文僅舉三例如下。
一、關於譚啟龍的批示
譚啟龍（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任濟南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政治委員。1967年11月間，經周恩來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護的譚啟龍，回到山東接受批判。
12月初，譚啟龍給中央辦公廳負責與他聯繫的孫吉太寫了一封信，叫他的兒子帶到北京。信中稱：
回山東已二十多天了。回來第三天（十五號）就要我作檢查交代，我要求先見見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幫助未允，要求推遲檢查讓我作些準備亦沒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寫的學習總結改為補充檢查。結果認為是假檢（查），真反撲。後來即接受大會、中會、小會批鬥，開始進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於大家一定要我承認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認忠實、頑固地執行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是劉、鄧在山東的代理人和忠實走卒。引起革命派義憤，結果於昨夜開中心組批鬥會議，實行坐噴氣機，下跪，我提出意見這樣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義憤，給我拳打腳踢，……因此，我只好寫信簡單告知你，希你轉告汪主任一下，我當前處境較困難，可否給我一點幫助請告知。
譚啟龍的這封信，有幸還是轉到了汪東興手中。汪東興於1967年12月19日批示：“請總理閱。”周恩來次日簡單地批了幾個字，轉請負責山東問題的康生處理：“康生同志閱轉楊得志、王效禹兩同志閱。”
康生看到譚啟龍這封信後，其批示是具體、負責的：“請楊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確是坐噴氣式、下跪、毆打等違反政策的行動，應嚴加禁止，並耐心的向群眾進行教育。”
康生的這個批示，並沒有絲毫“誣陷”、“迫害”的痕跡，相反，是保護譚啟龍的態度。
文革結束後，譚啟龍寫了一篇題為《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我的關懷與保護》的文章，提到了這一段歷史。唯文中稱：
“我回濟南前，總理派人向我轉達，只去兩周時間，東西不要帶回去。並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鬥。然而，王效禹大耍兩面派，當面答應總理，回到濟南，對我批鬥更凶了。除了大會批鬥之外，小會輪番斗，不時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間飽以拳腳。我終於被打成了重傷，躺在床上不能平臥，只能長時間地趴着，經常嘔吐黃水。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決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體鬥垮’。那時大會小會批鬥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進小房間毆打，萬一發生不測，造反派反咬一口說‘畏罪自殺’，那什麼事都說不清了。因此我下決心一定要向周總理報告。
“在有關同志的幫助下，我與大兒子見了一面，要他代我寫了一封詳細的信，通過中辦同志轉交給周總理。
“這封信很快到了總理手中。總理讀後，即打電話給王效禹，責問為什麼打我。當王抵賴時，總理嚴厲地批評了他。後來在一次會議上總理又當面批評他：‘你們不按我交代的辦，這種做法是不對的，錯誤的。’
“為了確保我的人身安全，總理具體指示楊得志同志派部隊保護我，楊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個班對我監護。每次批鬥時，均有兩個戰士陪同，站的時間長了，戰士拿個凳子讓我坐着聽。由於總理有了明確的指示，楊司令等軍區領導堅決執行，在戰士的具體保護下，武鬥被制止了。此後，在濟南重點大企業、大專院校及省級召開的各系統批鬥會上，沒有再發生武鬥。”
與檔案材料相對照，譚啟龍的“回憶”很大程度上是失實的。
一、譚啟龍這封信，是寫給中辦的工作人員孫吉太，請孫轉告汪東興，而並非是想通過中辦直接轉交給周恩來。以譚當時的處境，沒有直接向周轉告的奢望。
二、這封信是譚啟龍本人的親筆信，並不是他兒子代寫的。
三、康生對這封信作了具體的批示，要求楊、王查清情況，“嚴加禁止”。譚啟龍在其回憶中半句也沒有提及，可能是並不清楚這一過程，亦有可能是有意迴避了康生對其處境的過問。
四、譚啟龍不提康生，而將其處境得以改善歸功於只對其來信簡單批一句話的周恩來，從批示上看，周恩來不過是要楊得志、王效禹看一看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並沒有表態。而所謂周恩來打電話責問王效禹，“具體指示楊得志派部隊保護我”等等，不知譚是如何得知的？
二、關於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6年4月16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5月4日－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的錯誤問題。會議決定，停止彭、陸、羅、楊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並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彭、陸、羅、楊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後長達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專案第一辦公室所屬的彭真、劉仁專案組，向負責中央專案審查工作的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及葉群作出《關於逮捕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的請示報告》。該報告稱：
“大叛徒、大特務彭真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衛戍區負責監護（康生加：對審訊、監視、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現在根據查證，彭真不僅是一個大叛徒，而且是隱藏在我黨內部罪惡累累的大特務。在監護期間他的反革命氣焰一直非常囂張，拒不交代問題。同時為了徹底查清彭真的內奸罪惡活動，建議將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監獄關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國民黨一經逮捕就跪倒在敵人腳下，出賣組織和同志，成為可恥的叛徒，現在根據大量事實又證明，這個傢伙還是暗藏在我黨內部的大特務。彭真在北平獄中，曾接受國民黨反動派任務，答應‘為國民黨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獄後，在大叛徒、大特務劉少奇的旨意下，經過日、蔣特務李鐵夫、張秀岩的介紹，到北平住在漢奸、特務機構‘大義社’內，和大漢奸張璧、宋哲元，張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結，進行了一系列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活動。抗日戰爭初期，彭賊和中統特務胡仁奎串通，在晉察冀各地，設立國民黨部，建立特務組織，向國民黨反動派發送大量情報，破壞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東北和林楓、呂正操搞‘桃園三結義’，結成反革命聯盟，猖狂反對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並陰謀搞軍事叛變公開投靠蔣匪。解放後，彭真夥同羅瑞卿、劉仁、馮基平等，盜竊大量國家核心機密，送給敵特機關。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潛伏匪特，去台灣參加蔣匪的‘八全’大會，向其獻計獻策，效忠其主子蔣介石，攻擊、破壞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二、彭真賊心不死，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一直懷着刻骨的仇恨，對他的種種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還藉機大肆放毒。在歷次審訊中，他氣焰囂張，在事實面前百般狡辯抵賴，甚至進行瘋狂反撲。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罪大惡極，應該逮捕關押對他採取專政措施，同時為了徹底查清他的內奸罪惡活動，也利今後對他的鬥爭。”
為什麼彭真要由衛戍區監護上升至逮捕關押，送至秦城監獄？上述報告缺乏有邏輯性的理據。不過話說回來，在那個年代，並不需要什麼理據不理據，關鍵在於彭真是毛澤東欽點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澤東在1966年4月就說過：“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從“反黨集團”的頭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僅是一個大叛徒，而且是隱藏在我黨內部罪惡累累的大特務”！
彭真、劉仁專案組的活動，是為中央政治服務的。對於這個小組所報告的重大問題，康生一個人並沒有決定權。故而，康生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擬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總理、伯達、江青（請假暫不送）、永勝、富治、葉群同志審批。”我們可以看到，毛、林、周、陳、黃、謝、葉都劃了圈，周恩來、陳伯達還特地將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兩字處。
僅就《關於逮捕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的請示報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誣陷和迫害，就負有罪責，那不僅是康生，以及“壞人”林彪、陳伯達、黃永勝、謝富治和葉群，“好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同樣逃不掉“罪責”。
三、關於吳德峰的批示
吳德峰（1896－1976），中共黨內曾長期從事秘密情報、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1931年起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紅六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長征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軍工作部部長，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西安事變後隨周恩來到西安，參加領導秘密情報工作，後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建國後，歷任武漢市市長，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政法辦公室副主任。文革前，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文革中，受到衝擊。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對外身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為吳德峰事給康生、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據外調人員反映，吳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體很不好，現仍被高等法院群眾專政，因兩派爭議，問題不能解決。”
“據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長征途中，他任當時中央局的白區工作部長，是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康生批註：在1931年前後，當王明等簒黨時，他是堅決反對王明的。）雙十二後在負責西安秘密情報工作中，是忠於毛主席的，反對王明、博古的，在總理、康老領導下，他對敵鬥爭是勇敢和機智的，對黨是有很大貢獻的，有關文電檔案，現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門工作中的情況我不了解，如果歷史上沒有查出重大問題，希望中央能通過高法院軍代表向群眾組織作些工作，對他作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對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顧，幫助他向群眾作認真的檢查，爭取群眾的諒解。妥否，請予考慮。”
當天，康生收到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轉給周恩來：
“吳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風上有許多毛病甚至有許多錯誤，解放後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氣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區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請富治同志在群眾中進行工作，幫助他認真檢查取得革命群眾諒解，解除群眾對他的專政。據說他病的很利害（厲害——編者），應給以適當照顧。”
周恩來當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羅青長同志意見，請富治同志辦理，仍以一批、二保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謝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總理的批示，對吳德峰同志應該是一批二保，軍代表和×××同志（余註：原件字跡不清）應向群眾做工作。”
康生曾經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的前身——中央社會部的部長，對建國前吳德峰的工作，應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對吳德峰的批示，無疑比周恩來的具體、詳細，“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有這麼一句話，也足夠了。
從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對吳德峰的同志之情的。這無論如何也不像一個“迫害狂”所說的話。康生類似這樣的保護性的批示，還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類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這是我們甚感興趣的課題，因為，弄清了這一問題，也就會使我們向了解一個真正的康生的目標，前進一大步。
近期文章：
通過呈現細節，把歷史流失的部分找回來
必須補上“文革”功罪大討論這一課
共青團作協這些衙門，都是時代最後的笑柄
個人恐怖主義來自於生無所戀者
最早美化張學良的一部大型傳記
“民主黨派”的歷史就是普世價值破滅的歷史
|
|
|
|
|
|
|
|
 |
文章評論 |
 |
|
|
作者：莉莉88 |
|
留言時間：2013-08-14 16:57:59 |
|
|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蘇修逼債”，毛主席都不吃肉了。康老給毛端去一小碗毛最愛吃的紅燒肉，毛還是不吃；李敏李訥也勒緊了褲腰帶。當時全國人民都知道這個非常動人的故事，極大的增強了抗災反修的決心。果然中國經濟好轉，然後進行了“完全必要，非常及時”的政治大革命，最後蘇修也垮了…… 怎麼樣？我這個自命的歷史學家與北大教授有一拼吧？ |
|
|
|
作者：阿妞不牛 |
|
留言時間：2013-08-13 21:40:21 |
|
|
起軒厲害！不但對中共歷史清晰掌握，而且判斷正確。
沒錯，希特勒也是人。誰都可以發現甚至不能否認希特勒也有“人性”的一面。但是這對認識第三帝國的歷史以及人類的歷史，對於人類正義的大是大非，真有那麼重要和必要嗎？
倒是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康生在1950年之後一直“養病6年”？ 中共建政之初，可是大力需要“除奸反特"的高峰期啊。可見，康生實際上是毛澤東主要用來監視整肅黨內異己的鷹犬，而對於國民黨特務的防範，可能還是周恩來主管，康生當配角。而中共建政之初，防範重點確實還沒有從對付國民黨轉移到對付內部來。在延安時代，康生的冒升，也是主要用來對付王明等黨內異己，方式是把這些黨內異己加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而對付高崗，毛用不着康生幫忙，因為高崗事件實際上是毛對扳倒劉少奇的試探。如果高崗真的整垮了劉少奇，那麼高崗無非是同劉少奇換一下死去的前後時間而已，就像林彪同劉少奇的前後命運一樣。
康生同林彪，一文一武，哼哈兩將，都是毛這樣先儲存一下再派大用場的。康生算是善終，林彪是暴斃。兩個人除了真本事，可能都有着一點真性情人性，因為他們畢竟都不是大魔頭。 |
|
|
|
作者：起*軒 |
|
留言時間：2013-08-13 20:31:51 |
|
|
續二
關於吳德峰一事，應該說是部分體現了康生與人為善的一面。 但和羅青長比，康生先說了些負面的東西，而羅青長基本沒說壞話。康生對吳德峰的功勞部分也沒有羅青長說的全面，詳實，生動。第一人中調部長康生和第三任中調部長羅青長相比，還是不夠厚道。
但我覺得，吳德生當年是社會部的工作人員，是康生的老部下，羅青長的老戰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康生如果不為吳德峰說話，等於是＂兔子吃窩邊草＂。這件事與我在前面說的毛澤東與譚啟龍的關係類似。
很多人都知道，康生長期掌管社會部和中調部。即便是在文革後，康生被官方觸底否定的時候，在中調部的康生老部下中間，康生的威信也是很高的。 情報機關和軍隊類似，系統內的封閉性極強，上下級的關係十分密切。康生是中共情報系統的大家長，極力維持自己系統內部的穩定和團結，是康生要在黨內
站穩腳跟的必然選擇。所以他在處理吳德峰一事表現出人性的一面是正常的。如＂虎毒不食子＂一般，
並不奇怪。
我個人感覺，康生的壞，主要表現在他為了迎合毛澤東，迫害其他幹部不擇手段。特別是在一些問題上，他明知不對，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地製造冤案，謀害他人。
以二月提綱為例，他明明參與了，也同意了，結果在批判彭羅陸楊的時候昧著良心往死里整書記處的其它四個人。
海瑞罷官是當時是康生親筆題的字，他卻翻過臉來狠批＂三家村＂。康生的許多把柄曾被蒯大富等人在1967年初揭發出來。四個紅衛兵組織成立了＂調查康生問題委員會＂，最後此事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壓了下來。 如果不是康生堅定地站在老毛一邊。就事論事來說，他應該比陶鑄等人垮的更慘。 |
|
|
|
作者：起*軒 |
|
留言時間：2013-08-13 19:02:51 |
|
|
續前
第二，關於彭真的批示，可以說是最沒有說服力的。 彭真倒台之前是書記處的二把手，鋒頭遠超當時的康生。這個檔次的人的處置，康生只配提建議，表達一下個人意見就完了。彭真的那些事情早就被批判了無數遍，康生還能說出什麼？
從彭羅陸楊的倒台到康生批示的1968年7月份，連彭真的大老闆劉鄧陶都已經被打翻在地一年半多了。期間發生了＂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鬥劉少奇夫婦，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揪軍內一小撮＂，揪出＂王關戚＂，揪出＂楊余付＂等等一系列大事件。 彭真等人完全是＂死狗＂了。 除了專案組，幾乎沒有人會對＂彭羅陸楊＂的事情有多大興趣了。這個時候，把彭真的事情拿到康生的桌子上，就像解放後，把愛新覺羅•溥儀的案子擺到毛的面前一樣，康生即便再有鬥志，也不會把精力浪費到這幾條＂死狗＂的身上。 說他有人性，還不如說他＂心不在焉＂更切合實際一點。 |
|
|
|
作者：起*軒 |
|
留言時間：2013-08-13 18:15:58 |
|
|
我同意目前可以重新看一下康生在生前的表現，包括文革期間的批示，也許能找出一些康生較人性的一面。但是這三個批示的作用有限。
首先，作為文革前的山東一把手，譚啟龍雖然在文革初期靠邊站，＂老右派＂王效禹當了山東革委會主任。但毛澤東本人，曾多次提到譚啟龍是＂人民內部矛盾＂。 當時除了河南的劉建勛和黑龍江的潘復生這兩個鐵杆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書記之外，毛澤東最關心的省委一把手就是譚啟龍了。
譚啟龍是毛澤東井岡山上的老班底，和毛的感情很深。這一點康生不可能不知道。在延安整風和文革期間大行其道的康生，如果沒有對毛察言觀色的本領，絕不可能混到當時的地位。從他在臨死之前才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叛徒問題一事，可以看出康生的心機之深。
在毛本人的支持之下，譚啟龍和王效禹一起參加了九大。不識相的＂王大麻子＂在九大和譚啟龍大吵，不給毛面子。九大之後，王效禹又因為土地之爭，派人到南京去揪毛的愛將許世友，犯了毛的大忌，最終被打翻在地。康生能犯這種低級錯誤嗎？？
康生給譚啟龍問題的＂人性批示＂其實是給毛澤東本人面子。
毛澤東對自己的老班底的死保是有名的。死頂江青的陶鑄被活活整死，陶鑄的夫人曾志是毛在井岡山時的死黨。 在毛和朱德鬧矛盾時，曾志鐵心站在毛澤東的一邊。所以毛在文革最亂的時候，一直派專人保護曾志。
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的夫人蔡暢是毛的老友蔡和森的妹妹，蔡家曾安置毛的母親住在長沙看病。所以李富春夫妻在文革中一直受到大的衝擊。
曾資助毛澤東四萬大洋的章士釗兩代人受到毛的照顧也是一個例子。 |
|
|
|
作者：透視鏡 |
|
留言時間：2013-08-13 05:33:57 |
|
|
老高說不定哪天也發現“一國國伲瑑牲h黨父”孫中山的另一面呢！
哈，哈，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