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文革”因“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被迫害致残，计划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
老高按：作为人，应该遵守道德伦理规范；而从事任何职业，又都有个责任伦理问题——这个职业所要求你承担的责任、要求你遵守的规范。然而，责任伦理，很多时候与道德伦理发生冲突，如何选择，并不是一个是非分明、一目了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的问题。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不止一次地面临这种两难。我对这一类的两难困境总是特别感兴趣，总想探寻、找到最佳选择的原则。例如，我曾经采访过“六四”时担任天津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的张炜——他曾经是政坛“第五代”的领跑者，在当时被视作比李克強更有希望攀登到权力顶峰，但他在“六四”时愤怒抗议当局的镇压举措，毅然宣布辞职，从此脱离了仕途。他在道德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难中选择了前者。许多人后来为他惋惜，认为他不应该辞职，而应该忍辱负重，以待来日，以他的胆魄见识，可以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大得多的贡献。但他表示，他不后悔当时的选择。（详见我对他的采访《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张炜（上）》《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张炜（下）》）
这个问题，在去年10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上也曾经被人提出。姚监复老先生回忆他两次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长谈的经过，他在发言中说：
政治家要讲道德伦理，不必以责任伦理设限。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赵紫阳在坚持政治家的道德伦理上做出的选择。好多人责难赵紫阳：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主持戒严会，把总书记的职务保住？就可以少死人甚至不死人，至少天安门事件以后不至于改革派全盘皆输啊。陈小雅就有一个观点，说赵紫阳只考虑道德伦理，不考虑责任伦理，是为了自己的身后名。但是我想，我们如果都学邓小平说“永不翻案”，然后一上台再“永远翻案”，那有什么意思啊！如果人人都变成这样，中国的道德哪里去了？所以赵紫阳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值得学习：宁可被软禁，我还是坚持我的。
与赵紫阳比，邓小平就是另一种选择：他选择责任伦理：对毛泽东低头服软，检讨效忠。等到时机到来，才有可能施展才干，大展宏图。
“士可杀不可辱”与“忍辱负重”这两种选择，如果撇开个人生死得失的计较（姚监复所转述的陈小雅说赵紫阳“不考虑责任伦理，是为了自己的身后名”这一观点，我不能苟同），应该如何评价？当我们自己面临类似的选择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判断、决定？请教各位方家！我想，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历史上政治、文化、学术等等各种人物在复杂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可能会有新的领悟。
我想起这个话题，是由下面这篇文章引起的。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位学者的选择迥异，时人会有一种评判，而后人的评判可能会很不相同。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
张海晏，《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21日
一
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当始自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不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所涉范围只限于先秦，胡适原来计划中的中世哲学、近世哲学部分，终其一生，未克完成。就用近代眼光研究中国哲学史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但又是未完成的作品;胡适虽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第一部用近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则是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上始自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经学。上册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了上、下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后由美国学者卜德译成英文，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至今日，该书仍是由中国人撰写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此外，冯友兰还有一部英文著作《中国哲学小史》，亦流行于欧美。此书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该书成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论著“贞元六书”之后，此“小史”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虽然在篇幅上远逊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但写得精粹透彻。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辟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在方法论方面，冯友兰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期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法，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阐述，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等等，都独具慧心，颇多创获，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近代化转化。当然，无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正如书名所示，研究范围仅限于哲学史，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著述。侯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则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思想通史》，凡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它的撰写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于60年代初，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中国思想通史》综合论述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就其所关注的学理问题与遵循的科学规范，正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提出并在《韧的追求》中重申的那样，不外乎如下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67页)。
二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位先生的学术立场和人生轨迹则颇异其趣。在基本学术观点上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便形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创立和改革开放初期，基本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屡有变换，今日之“是”总是在否定昨日之“非”。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有言不由衷的表现。尤其是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冯氏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质疑与讥评。对于冯友兰的“道术多变”，蔡仲德先生则更具同情的理解和历史的眼光，他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呈一个“之”字形，冯友兰一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曲折历程恰与之正相符合。这所谓“冯友兰现象”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典型意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蔡仲德《“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就所谓“冯友兰现象”，亦有学者著文指出: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谗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冯友兰过世之前的力作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修史”是中国历朝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95-101)冯友兰先生生前，在作于1972年的《赠王浩诗》中，曾有“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的诗句。这是把社会兴亡与道术变迁作因果关联，多少隐含了自我辩解之意。冯友兰先生的绝笔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在对“哲学”的“最后定论”中，重提出金岳霖早年在剑桥所谓“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如学者所说，他如此“轻薄”自己的生平志业，也可以解释为是为自己当年在思想上的改变作一定的解嘲。“哲学”既然是一种“概念的游戏”，那么冯友兰在“道术”上的几度变迁，也无非只是一种游戏罢了。后人又何需过分认真呢。(上引周质平文)
三
确实，天下多故，名士善变;为了苟全，故尔权宜。不过，侯外庐先生则是个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孜孜以求，从不屈从，从不苟且。他以信仰为生命、为家业，并以之自励自慰。侯外庐晚年曾坦言: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未曾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125页)侯先生的人生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就是鲁迅倡导的“韧”。他口述学术自传的书名也由原来的《坎坷的历程》改为《韧的追求》。“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从此卧榻不起，生存环境也异常险峻。“批林批孔”期间，曾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不予理睬。(朱学文《忆外庐先生与<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972年中国社会尚在“文革”极左思潮的笼罩下，侯外庐先生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经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黄宣民《侯外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侯外庐在学术上的这种坚韧与执拗，不仅使他饱受磨难、历经坎坷，也显得有些另类、不合时宜。正如有学者在概括侯外庐的学术时所说:“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至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萧蓵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先生特别重视历史上具有异端或另类色彩的思想家，如:先秦时代的墨家，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叶适、陈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隐、李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傅山、颜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龚自珍等，重点阐发或重新发掘出来，使之重放异彩。此种价值取向，除反映出作者在科学上的开拓精神外，也是他的民主理念在史学研究中的表现。应该说，这些思想家与侯先生本人的精神气质亦有某种相通之处。
四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作为某种文化现象，其成因是复杂的。除了各自性格气质的因素外，两人的学术立场与治学理念，个人的身世背景与现实关切点也与之大有干系。显然，“变”与“不变”并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先辈学者，要求他们都去做道德超人、哲学烈士。我们在强调“修辞立其诚”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呼唤和努力营造一个人人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制度环境与精神氛围。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力不从心，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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