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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你,在两难中如何选择? 2013-08-28 16:15:49
  冯友兰“文革”因“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被迫害致残,计划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


  老高按:作为人,应该遵守道德伦理规范;而从事任何职业,又都有个责任伦理问题——这个职业所要求你承担的责任、要求你遵守的规范。然而,责任伦理,很多时候与道德伦理发生冲突,如何选择,并不是一个是非分明、一目了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的问题。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不止一次地面临这种两难。我对这一类的两难困境总是特别感兴趣,总想探寻、找到最佳选择的原则。例如,我曾经采访过“六四”时担任天津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的张炜——他曾经是政坛“第五代”的领跑者,在当时被视作比李克強更有希望攀登到权力顶峰,但他在“六四”时愤怒抗议当局的镇压举措,毅然宣布辞职,从此脱离了仕途。他在道德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难中选择了前者。许多人后来为他惋惜,认为他不应该辞职,而应该忍辱负重,以待来日,以他的胆魄见识,可以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大得多的贡献。但他表示,他不后悔当时的选择。(详见我对他的采访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张炜(上)》《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专访张炜(下)

  这个问题,在去年10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上也曾经被人提出。姚监复老先生回忆他两次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长谈的经过,他在发言中说:

  政治家要讲道德伦理,不必以责任伦理设限。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赵紫阳在坚持政治家的道德伦理上做出的选择。好多人责难赵紫阳: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主持戒严会,把总书记的职务保住?就可以少死人甚至不死人,至少天安门事件以后不至于改革派全盘皆输啊。陈小雅就有一个观点,说赵紫阳只考虑道德伦理,不考虑责任伦理,是为了自己的身后名。但是我想,我们如果都学邓小平说“永不翻案”,然后一上台再“永远翻案”,那有什么意思啊!如果人人都变成这样,中国的道德哪里去了?所以赵紫阳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值得学习:宁可被软禁,我还是坚持我的。
  与赵紫阳比,邓小平就是另一种选择:他选择责任伦理:对毛泽东低头服软,检讨效忠。等到时机到来,才有可能施展才干,大展宏图。
  “士可杀不可辱”与“忍辱负重”这两种选择,如果撇开个人生死得失的计较(姚监复所转述的陈小雅说赵紫阳“不考虑责任伦理,是为了自己的身后名”这一观点,我不能苟同),应该如何评价?当我们自己面临类似的选择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判断、决定?请教各位方家!我想,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历史上政治、文化、学术等等各种人物在复杂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可能会有新的领悟。
  我想起这个话题,是由下面这篇文章引起的。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位学者的选择迥异,时人会有一种评判,而后人的评判可能会很不相同。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
张海晏,《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21日

  一

  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当始自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不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所涉范围只限于先秦,胡适原来计划中的中世哲学、近世哲学部分,终其一生,未克完成。就用近代眼光研究中国哲学史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但又是未完成的作品;胡适虽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第一部用近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则是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上始自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经学。上册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了上、下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后由美国学者卜德译成英文,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至今日,该书仍是由中国人撰写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此外,冯友兰还有一部英文著作《中国哲学小史》,亦流行于欧美。此书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该书成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论著“贞元六书”之后,此“小史”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虽然在篇幅上远逊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但写得精粹透彻。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辟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在方法论方面,冯友兰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期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法,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阐述,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等等,都独具慧心,颇多创获,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近代化转化。当然,无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正如书名所示,研究范围仅限于哲学史,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著述。侯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则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思想通史》,凡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它的撰写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于60年代初,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中国思想通史》综合论述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就其所关注的学理问题与遵循的科学规范,正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提出并在《韧的追求》中重申的那样,不外乎如下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67页)。

  二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位先生的学术立场和人生轨迹则颇异其趣。在基本学术观点上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便形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创立和改革开放初期,基本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屡有变换,今日之“是”总是在否定昨日之“非”。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有言不由衷的表现。尤其是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冯氏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质疑与讥评。对于冯友兰的“道术多变”,蔡仲德先生则更具同情的理解和历史的眼光,他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呈一个“之”字形,冯友兰一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曲折历程恰与之正相符合。这所谓“冯友兰现象”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典型意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蔡仲德《“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就所谓“冯友兰现象”,亦有学者著文指出: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谗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冯友兰过世之前的力作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修史”是中国历朝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95-101)冯友兰先生生前,在作于1972年的《赠王浩诗》中,曾有“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的诗句。这是把社会兴亡与道术变迁作因果关联,多少隐含了自我辩解之意。冯友兰先生的绝笔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在对“哲学”的“最后定论”中,重提出金岳霖早年在剑桥所谓“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如学者所说,他如此“轻薄”自己的生平志业,也可以解释为是为自己当年在思想上的改变作一定的解嘲。“哲学”既然是一种“概念的游戏”,那么冯友兰在“道术”上的几度变迁,也无非只是一种游戏罢了。后人又何需过分认真呢。(上引周质平文)

  三

  确实,天下多故,名士善变;为了苟全,故尔权宜。不过,侯外庐先生则是个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孜孜以求,从不屈从,从不苟且。他以信仰为生命、为家业,并以之自励自慰。侯外庐晚年曾坦言: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未曾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125页)侯先生的人生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就是鲁迅倡导的“韧”。他口述学术自传的书名也由原来的《坎坷的历程》改为《韧的追求》。“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从此卧榻不起,生存环境也异常险峻。“批林批孔”期间,曾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不予理睬。(朱学文《忆外庐先生与<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972年中国社会尚在“文革”极左思潮的笼罩下,侯外庐先生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经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黄宣民《侯外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侯外庐在学术上的这种坚韧与执拗,不仅使他饱受磨难、历经坎坷,也显得有些另类、不合时宜。正如有学者在概括侯外庐的学术时所说:“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至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萧蓵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先生特别重视历史上具有异端或另类色彩的思想家,如:先秦时代的墨家,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叶适、陈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隐、李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傅山、颜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龚自珍等,重点阐发或重新发掘出来,使之重放异彩。此种价值取向,除反映出作者在科学上的开拓精神外,也是他的民主理念在史学研究中的表现。应该说,这些思想家与侯先生本人的精神气质亦有某种相通之处。

  四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作为某种文化现象,其成因是复杂的。除了各自性格气质的因素外,两人的学术立场与治学理念,个人的身世背景与现实关切点也与之大有干系。显然,“变”与“不变”并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先辈学者,要求他们都去做道德超人、哲学烈士。我们在强调“修辞立其诚”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呼唤和努力营造一个人人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制度环境与精神氛围。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力不从心,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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