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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辈或许不太知晓马洪其人其事？他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智囊“一枝笔”，但这枝“笔”却在中共政治风浪的颠簸中，逐渐有了自己的灵魂。之所以没像其他有灵魂的“笔”那样落得悲剧性的下场，是因为他的运气比较好，赶上了改革开放岁月，给中央写文件时，可以写进自己有创意的思想
◆高伐林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出现几位智囊，让观众纷纷猜测原型是谁。马洪是人们在猜测中常常提到的名字。
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大风起兮：马洪传》一书，笔者抱著很高的兴趣细读。这本颇有价值、但也留下若干遗憾的书，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作者马雅——马洪的长女。
马洪其人其事，年轻一辈或许已经不太知晓了？他的官职并不算特别显赫：最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他也是中共官方第一家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但1936年参加革命的马洪，超过一个花甲的人生经历，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吸引我注意：
他随高岗进京，30多岁就成了部级高干，不料高岗垮台，他也受到审查；紧接著又是一个“不料”：他却被高岗的政敌薄一波所赏识；“文革”后邓小平虽拒不肯给高岗平反，却对马洪相当信任；马洪被陈云青睐，却毅然豁出去不要“前程”对陈云实话实说，果然仕途再次受阻；马洪系改革派重要智囊，却受到赵紫阳当众训斥，而他与宋平、邓力群等保守派又交情深厚，甚至与宋平一度结为儿女亲家……
这些看来混沌离奇的遭遇、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共和国政坛60年来的现实。秉持“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非友即敌”的政治观念者，恐怕难以索解。但不知悉这些，就很难理解这个泱泱大国改革开放的难度和特点。
马洪和陈伯林夫妇养育了四位子女，都事业有成，其中只有马雅在美国定居，也只有她，最执著地想写出父亲大起大落、多姿多彩的一生，想向世人、后人介绍他的许多珍贵思想遗产。
马雅出生在中共夺天下的征程当中。上个世纪50年代，她多少也尝到父亲受高岗问题牵连失势的世态炎凉。“文革”期间她毕业于近来成为舆论焦点的北师大女附中，后到山西插队。马雅很幸运地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北京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却因父亲的问题“沙里淘金”被发配到四川简阳。1976年，马雅与父亲的老友、后来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的长子宋宜昌结婚。
“文革”后恢复高考，一直没有放弃学习的马雅应声而动；1979年，她获得从研究生中选拔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前往比利时深造。1983年她回国，感受到中国改革、振兴势头的热气腾腾，更感受到两军对垒的风急云低。家事也不太顺，1988年离婚，次年年初再次走出国门。她先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后来获美国普度大学生物系硕士，与一位英籍人士成家、生了孩子之后，就在美国定居了。
马雅告诉我，这一次出国七年之后，1996年，她才回国探望父母，但好在1994年父亲趁到南美开会的机会，带著母亲飞了过来，将母亲留在马雅这里，他从南美开完会回国途中再接走。2000年之后，年过知天命之年的马雅意识到父母时日无多，于是每年回国（除2003年）陪伴父母。
说起来，马雅写父亲的传记，不利因素挺多。“文革”中亲人离散，自己出国时间又早，80年代起就主要在欧洲和美国生活，与父亲共处和深谈的机会也比较少，难免对父亲复杂的处境、在改革中面临的挑战，在感受和解读上都受到一定局限。但马雅迎难而上，尽力弥补，阅读了大量父亲留下的笔记和文章。
在《大风起兮》出版之前，因为某种机缘，笔者就读到了书稿，并与作者有了多次沟通。在该书出版之后，对马雅一口气提了十组问题，马雅两次以书面方式非常详尽、坦诚地作了回答，随后记者又对马雅作了长时间电话采访，根据这些资讯综合整理成如下专访。
父亲被打趴下总能站起来
高伐林：马雅女士，您好！拜读了您所写的《大风起兮：马洪传》。这里我想先问您：听说您的弟妹们对这本书的封面不太认同，请问是为什么？
马雅：他们并没细说为什么，不过将父亲放在当中，周围一圈中国领袖级的大人物——有的看上去还不太像正面人物——难免让人感觉本书是将父亲拔高到不是他这个层级的人之列。连我都不太满意，不过我明白明镜出版社的苦衷：马洪这个名字，在海外毕竟知名度不是太高嘛——我儿子十多年前回中国，别人告诉他：谁都知道你姥爷是谁，他在改革中做了大贡献！但我觉得，就算关心和熟悉中国改革进程的人可能知道他，也毕竟时过境迁了。出版社确定这个封面，是希望让读者通过一些比较熟悉的面孔，对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发生兴趣。再说了，我父亲历史上确实也与这些人都发生过各种瓜葛。
高伐林：女儿眼中的父亲马洪，是怎样一个人？如果要您用最简明的语言归纳……
马雅：在女儿眼中，马洪是一个仁厚、开阔的人，是一个对中国改革有贡献的人。有人曾对我表示不解：你爸是怎么回事？别人一次被打趴下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你爸却一次一次地被打趴下，又站起来——要不，就是他人特好，大家都想用；要不，就是他人特能干，不用也得用。
高伐林：随著您自己的成长和思想的成熟，对父亲的理解，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有不同的阶段吧？
马雅：是的。小时候刚懂事的年岁，就知道爸爸“犯了错误”，但看到和他一起工作的青年都对他很好、很尊重；有的还悄悄地跟我说：“你爸爸很有才能。”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爸爸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到“文革”，我很逆反，藐视一切权威，当然也包括父母。爸爸对我很担心，总怕我出事。1969年，妈妈去了干校，家人们都将一个个下乡、去外地。这时爸爸带著我们去了一趟长城，可能想为大家鼓鼓劲吧？我没参加。但他张罗著到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我去了。当把姥姥和弟妹们送上公共汽车，他建议我俩步行回家。天色渐晚，长安街上行人稀少，只有38路汽车不时地靠站停车。爸爸告诉我，他十七八岁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也很爱读书，也多愁善感。他说，这样不好，无益于自己日后成长。可我很有情绪，说你们当时对社会不满，就参加革命、上延安；而我对社会不满，上哪儿？还要打成反革命！爸爸沉默不语。
后来回想，才明白爸爸知道家人将天各一方，以后再回北京团聚很难了，也许连见面也不容易，所以在临走前给我一些忠告。
我下乡以后，亲身体会到农村很穷、农民很苦，比以前踏实了。1970年，我去娘子关看爸爸，他和我在干涸的河滩上散步。一眼望去，乱石斑斑。爸爸对我说，一个国家不发展生产是不行的，国家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他的窗前有一株他亲手种植的小树，向阳，挺直。他对我说，如果他将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这棵树长大成材……
“文革”后，父亲成为改革派一员。我考上研究生快出国了，他说，只有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才能做些事。爸爸当上改革派，我并不奇怪，但我万没想到，即使当改革派，爸爸也十分地艰难——他的一生真是令人回肠荡气，我在书中没能把它充分表达出来。
“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
高伐林：马洪仕途大起大落，什么事让您印象最深？
马雅：“官不做也罢了，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80年代初当陈云打算给他“将功折罪”的机会，他竟然这样对陈云说。由此，他自断了仕途，但也以此预言了中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印象最深、又最为他自豪的一件事，同时也是最为他惋惜的一件事——因为我知道他特别想回计委工作，他对那里的工作熟悉，更有许多新的想法，连宋平的老司机都记得马洪当年在计委“号令三军”时的威风。
邓小平曾先后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想拿下计委，攻克这个计划经济的堡垒，却遭到陈云下面的姚依林和宋平的顽强抵制。陈云知道50年代初在计委身居要职的马洪曾请战回计委，可过不了他这一关。除了马洪身属改革派之外，这里还有高岗的阴影，如果放马洪回计委，岂不意味著让他卷土重来？
然而，计委的计划经济受到邓、赵进逼，于是老谋深算的陈云又设想，如果在马洪同意搞计划经济这个前提下，派他主掌计委，不就一举多得了嘛：既稳住自己计划经济的阵脚，又削弱对手咄咄逼人的势头——这是陈云把马洪放到火上烤的“双赢”计策。
我事后总不免在想，为何他不先去就任？就像邓小平当年发誓“永不翻案”才可出山一样嘛。我没有机会向父亲提这个问题。他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吧：陈云虽是恩师，宋平虽是好友，但赵紫阳是改革同志；更重要的是，马洪坚信改革，回头去搞计划经济，倒打一耙，不符合他的理念。
一句话为中国推开一扇门
高伐林：回顾父亲一生，什么事最让您为他庆幸？
马雅：最为他庆幸的是——说来也好像矛盾：是彭真对他的迫害！如果没有彭真，即使高岗出了事，我爹也未必断了当官的念头，当然，他会是一个比较爱民的官。但彭真对他揪住不放，一再迫害，就迫使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醒悟到不做高官甚至不做官，也能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而且这种贡献也许要比做官更积极和长远。
在此之前，马洪是“一枝笔”；在此之后，外人眼中他仍然是“一枝笔”，但这枝“笔”却有了自己的灵魂。像田家英、胡乔木等都很有才气，因此被领袖看中，成为御用文人，编写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他们一定内心痛苦，等要想真正成为自己了，就得像田家英一样自杀了……我个人认为我爹的运气比较好，当他有了自己的思想时，赶上了改革。虽然仍不免给中央写文件，但写进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是有创意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讲，他就像告别仪式上挂出的他那张照片一样，是背对历史，面向将来的。
高伐林：您为了写作这本书，大量阅读了您父亲留下的资料。您认为他对中国最有意义的贡献什么？
马雅：“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我觉得他写的这段话，简直是神来之笔！马洪在84年夏秋时分，为赵紫阳起草了这封给政治局常委的信，邓小平、陈云随后都批示同意。这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高伐林：是的，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丰富的内涵。
虽先天不足，但责无旁贷
高伐林：请介绍一下您如何写作《大风起兮：马洪传》这本书吧。您什么时候萌生为父亲作传的念头？
马雅：父亲2007年去世以后，我就想写了。
高伐林：您父亲留下不少手稿、资料？
马雅：他留下了13麻包的工作笔记——不过，要读完、读懂可不容易，不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需要请教当事人、知情人，才能分析和解读。我尽自己所能采访、询问了他的战友、同志、同事、下级和亲属，尤其一些年纪大的，得到了宝贵的启发。但是，难度很大。
首先，家里人有各种顾虑，主要是怕伤害别人，也担心我理解不了我父亲的本意，把我自己的认识加在他头上，给人误导。另外，单位里曾与我爹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年轻了——也持保留态度，主要是认为我常年不在国内，没有亲身经历改革，不了解具体情况，写起来很可能会力不从心。我深知“先天不足”，一度很消沉，几乎打退堂鼓。
但也有老同志鼓励我说，你爹是历史人物，也是个悲剧人物，你应当女承父志！有的老同志还提出具体建议：要写就写改革，那是他最辉煌的时期。有的朋友鼓励我，说把你爹的生平写好了，能给人以正能量……
事情的转折点是吴家骏编辑了我爹的12卷文集，这才使我的写作“起死回生”。尽管这12卷文集不如我爹那13麻包的工作笔记原始、真实，但毕竟囊括了他从延安时期到“文革”，到改革中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报告。当剔除了父亲不得不说的那些官话，我摸到了他要改革中国的思路，我大受鼓舞。通读了文集，才有信心写传记，作为我爹在改革中所作所为的历史记录。
但是，解读这些政策性很强的文章是一回事，要把它们统合我描述的有关高岗事件和他在“文革”中经历的文字，则是另外一码事。我只能把那些我认为对国情、世情具有闪光思想的调查研究，以及相应制定出来的治国方略，略加文字剪辑，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过来。
当我整理这些方略时，时而庆幸有些已经被采纳实施，时而又叹息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写这本书的动机，还有一层，是高岗事件。世人对高岗事件知之甚少，知道的一些也多是被人误导的。我父亲至死背了53年黑锅，可以说是死不瞑目！说来人们也许不信，高岗事件在我家是一个禁言的话题。“文革”以前是不能说；改革中是无暇说；后来我常年在国外，偶尔回家探亲，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提及这沉重话题；再后来，即使我想问，他们也说不出来了！——很内疚。
父亲去世以后，打开保险柜，从批判他的文件中，才赫然看到他具体的“罪行”——如何反对刘少奇的政策，1，2，3……这才恍然大悟当年父母为何不提高岗事件细节的苦衷，因为这些都是“文革”中给刘少奇定罪的证据！得亏我在“文革”中少不经事，对刘少奇“罪行”的来龙去脉不关心，否则真会被逼成精神病！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
在我看来他也有过失策，那就是1987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代替姚依林发言——姚倒是把自己的意见借我父亲的口这么表达出来了，自己躲过了刀枪；而马洪呢，看去倒好像跟赵紫阳“掰了”！姚依林要真是“坚持真理”的硬骨头，就自己跟赵紫阳当面锣、对面鼓地争嘛，凭什么让马洪去充当“黄继光”“董存瑞”？马洪这样做，兴许对国家有利，但肯定对他自己有害。然而，这就是马洪啊。
背对历史，面向将来——向马洪遗体告别，就挂了这张照片。
政见与人格，孰重孰轻
高伐林：您父亲有过很多让外人吃惊费解的遭遇，先后与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有过各种接触。 高伐林：您父亲有过很多让外人吃惊费解的遭遇，先后与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有过各种接触。
马雅：哦，这里我要强调：书中所说的对各种人的印象和评价，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观察和理解，父亲并没有对我提过一个字。
高岗重用马洪，除了与国家新兴、东北重建的“天时、地利”有关以外，还有他同高岗之间的“人和”：他们都来自北方偏远农村，念书都不算多，都在许多人眼中是土包子。但他们都有雄心、有魄力，对建设国家也自有一番眼界。如果光是说搞建设，马洪在高岗领导下，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薄一波用我爹，不是光因为他识才善任或者念同乡之谊，他也是看中我爹在高岗事件中不落井下石、出卖和连累其他人，人格上信得过。
彭真为什么揪住我父亲不放呢？我曾听一些老人说过，彭真心胸狭隘，报复心重；但我也同时听人说，他对知识分子挺不错。那么，也许因为我爹在某种程度上特别刺激他的神经吧。这要追溯到东北往事：解放战争初期，他在东北受制于林彪、高岗、陈云等人，于是呢，其一，40年后，高、林都倒了，他还老想翻那一段历史的案，要算东北的老帐；其二，他跟陈云是老对头，在延安他跟著刘少奇批王明，也夺了陈云的组织大权，“文革”后两人仍然面和心不和；其三，刘少奇、彭真帮助毛泽东在庐山整垮彭德怀，后来又整掉习仲勋，还要趁机整肃林彪和陈云。虽然马洪与当年辽沈争议无关，但他是高岗的人呀，当林、陈抓不著、打不倒的时候，彭真就揪住马洪泄愤，杀鸡给猴看。
赵紫阳。马洪被赵紫阳当众训斥，用赵自己后来对马洪解释的话说，“这是说给别人听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赵紫阳想反击陈云、姚依林、宋平，想向邓小平邀功，所以借题发挥，假戏真做。马洪由于背著历史包袱，这回又成了任人踢打的牺牲品——不过这次打击是来自改革阵营里的同志——从这个角度看，赵可能是同志，但不是朋友。
80年代中期我回国几年，感受到国内“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直观感觉是：保守派的水平可比改革派高多了，老练，沉着，深谋远虑，团结一致……那是一种素质，政治斗争得齐心合力啊。保守派那边在严密观察事态发展，及时采取相应对策，而改革派这边呢，不但没有对付应变的认真、充分的准备，还不时放出些高论，让人抓住小辫子。不可同日而语。
陈云。他是一位涵养很深的人。我爹那次没有听命回计委帮他坚守计划经济，伤了老人家的心——当年是陈云在延安从成千上万青年里看中了马洪，创造条件培养他；那次又破例给他机会，使他有可能再度崭露头角。但终于谈不拢。除了理念不合的失望之外，也有情感受伤的成分吧？后来陈云老说，有些人是“风派”，出国转了两天，回来就说“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其所指恐怕也包括马洪吧？
宋平、邓力群。早年在人生清纯时期结下了友情，经过了包括高岗事件等重大考验，彼此信得过为人的底线——从我个人来讲，除了父母之外，宋平是对我最好的长辈。我甚至有时候摆不平他们之间的分歧：我觉得爸爸对，又觉得宋平也有许多对的地方。恐怕还得拉开一段时间距离，由将来的历史来做公允的评价吧。但他们两人都为了原则，而舍弃了个人之间的友情，这既令我难过，也格外增添了对他们人格的敬重。
国事搅扰了家事
高伐林：谈到宋平，可能您的感想比较多。
马雅：是啊，我写书时最大的顾虑就是宋平。他不但跟我们的父辈是几十年的老友，他是我的前公公，而且两代人子女之间，如我的弟弟妹妹同我的前夫宋宜昌，也曾都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我在书中又不能不写出宋平，目的不是为了倾诉私事，而是为了说明马洪为了改革，个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除了与亲家掰了，连和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友梅行也断了私交，真的是“众叛亲离”！
时年90高龄的宋平，来向老友马洪遗体告别，并慰问前儿媳马雅。
现在不少当年的保守派坐享改革的成果，更不用提某些叫得很凶的“改革派”腰缠“亿”贯了。我不由得想起，父亲曾经说过：“当初改革，还不知道要不要掉脑袋呢。”——胡耀邦、赵紫阳不是已经“掉了脑袋”了吗？ 现在不少当年的保守派坐享改革的成果，更不用提某些叫得很凶的“改革派”腰缠“亿”贯了。我不由得想起，父亲曾经说过：“当初改革，还不知道要不要掉脑袋呢。”——胡耀邦、赵紫阳不是已经“掉了脑袋”了吗？
高伐林：您回过头来看，认为您离婚归因于父辈政治分野？
马雅：不能完全归结于父辈政治分野，那样说就太政治化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政治是造成我家庭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与宋宜昌1972年确定恋爱关系，1976年结婚，但他在兰州，我先在北京念书，后在四川简阳工作，随后又出国，长期分居两地。但是关系恶化还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高层斗争非常激烈，我爹对陈云表示不能指靠计划经济救中国以后，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对我这个儿媳妇的态度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成为宋家的儿媳妇，原因除了马洪与宋平私交深厚、我从小对宋平的儿子宋宜昌印象很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总认为公公婆婆文化程度高，一定通情达理；而且宋家是有名的清廉。“文革”中我虽然逆反，但以为老干部分两种，林彪、江青等是“坏”的，多数人都是“好”的。等到了拨乱反正、“好”老干部重新当权，国家就会好起来。然而，事情远比我想像的复杂。我自以为进入一个有文化、有教养、有正气的家庭，却逐渐感到很压抑。
陈舜瑶跟宋平一样，也是30年代清华大学的，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连许多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老教授也这样评价她。由于她长期养尊处优，处于“人上人”受捧的地位，只在“文革”中才挨整受到冲击，所以对一般人缺乏同情心。我听说在“反右”中，她与蒋南翔一起在清华整了很多人，可从来不认错。在改革中，她是有名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而宋宜昌对他母亲越来越欣赏，称她在改革形势下的孤立有“一种孤独的美”。我离婚恐怕与这位老人的关系相当大。
写传是抛砖引玉
高伐林：您通过本书也表达了您不认同流俗的见解？
马雅：那有不少啊，例如：过去高岗事件被丑化为高岗个人野心膨胀，向党夺权；并且通过反对刘少奇，来分裂党中央。这就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为高岗的权力野心了，用之来掩盖毛、刘对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分歧，并且嫁祸于高岗。
我认为毛泽东比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高明之处在于：打破了中国人对苏俄政治、经济模式的顶礼膜拜，同时也不盲信欧美，这就给中国提供了继续寻求新路的思想前提。
我反对骤下判词，乱贴标签。可以说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改革派，但司马光一定是反动的，王安石一定是进步的吗？凭什么说孟什维克一定就比布尔什维克坏？凭什么说孙中山就一定比康有为好？而个人的操守，更几乎与政治理念无关。在现实中，可以看到许多改革派有贪腐的倾向，而不少保守派则相对清廉。
高伐林：您说过，本书有不少遗憾与不足。
马雅：是的。在结构上，由于高岗事件对马洪的一生影响巨大，又考虑到一般读者并不了解此事件，只好花了较多笔墨来介绍缘由，分量有点过重了。
对于高岗事件和“文革”，因为时间较久远，看得比较清楚；反而是关于改革，除了我了解细节的一些事件，其它更多的是有关政策和战略的描述，只好参照文集上的文章；以至于这些很重要的内容，几乎只能用政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缺乏有关父亲在“宝钢论战”和“上海宏观规划”等改革开放大事中有血有肉的实例。所以，本书真正的核心，可能只有专家和研究政策的人才有兴趣参阅了。我的想法是，马洪的生平固然曲折感人，但他这些治国方略才是精髓啊——否则马洪与其他平生坎坷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也是出于这些考虑，我删去了一些有个性的关于生活细节的描述，以免喧宾夺主。尽管不删的话，人情味会重一些，人物将更加丰富和立体。
高伐林：啊？删去了？那真可惜！希望您再写文章介绍。
这本书出版之后，您听到了什么反应了吗？
马雅：书刚出，听到的反馈还不太多，总的看比较积极，有的说使人们看到那段生动真实的历史画面，感谢我这些年付出的努力。哈佛的老前辈傅高义（Ezra Vogel）也向我表示祝贺。也有人提出，对我父亲主持和参与某些论证和规划的具体实例写得不够——我希望这本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其实，对我父亲，我的弟弟妹妹们比我接触更多，他们在许多方面对父母更了解，希望将来他们能写出自己心目中真实的父亲。
记得当我和宋宜昌婚姻濒于破裂之际，跟我爹谈起来心里很难过，觉得挺遗憾的。爸爸听后顿了顿，仰头叹道：人生遗憾的事是很多呵。我登时醒悟：比起爸爸的遗憾，比起他面对时的从容、自重，我感觉羞愧。
高伐林：您认为，父亲有哪些遗憾呢？
马雅：第一条就是因为高岗事件而终生背上黑锅，本事不能充分发挥——彭真迫害他，陈云压制他，万里敲打他……甚至赵紫阳也当众训斥他；
第二，赵紫阳下台也是让他真正刻骨铭心的一件憾事。他和赵紫阳一样，有抱负、有雄心，想为改革中国做一番大事。他俩在工作中一拍即合，配合默契，这种机会不是很多的。赵紫阳这一垮，尽管后来历届领导人对他也都不错，但志同道合的人没有了，或拉倒车、或守摊子。对马洪施展才干来说，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错过了，令人扼腕！
马雅最喜欢这张父亲的照片，认为体现了父亲的精神气质。
第三个遗憾是跟宋平的关系。爸爸话不多，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宋平是好人，特重感情。就连我，无论在农村，还是到了国外，有什么问题或请求给宋平写信，总能得到回应。爸爸到了垂暮之年，患了帕金森氏症，有天半夜醒来，说要找宋平，说“有的事还需要同他商议一下”。事后特护问我：“谁是宋平？”我一听就掉下泪来。
他还有一个隐痛，就是我。听弟妹们说，我是父母的爱女——我出生在高岗事件之前，也许我容易使他联系起一些对生活美好的记忆？爸爸晚年因为患病，说话比较困难，他内心特别丰富，思想特别活跃，自尊心又强，于是更寡言少语，与外界就隔绝了。但听秘书和司机说，他有时会问起我，忧心我孤身一人流落海外。听小妹妹说，爸爸临终时好像还在等待我……
而这，也正是我的遗憾：没有更早、更深地理解他，有些事还伤了他的心。有一次他想送给我儿子一套他自己写的书，可我想，儿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懂不了那么多中文，我爸的谈中国经济改革的书，长篇大论，他哪儿读得懂啊——我竟然就谢绝了！父亲半天没再说话。这是他的一种寄托啊，你说我多不懂事！现在一想起来，我总是后悔不及。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于《新史記》第20期）
马洪（前左三穿军大衣者）陪同赵紫阳视察。
马洪晚年住院，朱鎔基前来看望老领导。
近期图文：
比“戏说”恶劣百倍的“正说”——谈《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邱会作给儿子的信也是国史一部分
在中国当一个改革派智囊很不容易
“革命理想高于天”？！
中国当代知识精英成了左右两派的靶子
对越是美好的理想，越要多加小心
当初设计民主很糊涂，用专制重建更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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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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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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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4 19:4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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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color99再次留言提供信息，也感谢fangbin、北京土话和莉莉88诸位来访、留言。
color99所说的俞梅荪这篇文章，我是看过的，但当时我并未接触马洪的有关材料，也没有看过俞文中提到的马雅那篇文章，他与李树桥的交谈在文中並非主旨，所以当时我没有太留意。事过五年之后，在拜读马雅为父作传的书时，并未联想起这篇文章，否则我就会问她看过俞文没有，对李树桥的话有何看法了。
不同的人各有角度，也各有局限，所以我们才要兼听则明。
正如fangbin所说，“赵紫阳也要听多个专家的意见不会仅仅是马洪一人”。我仔细回忆：并没有听到马雅说赵紫阳只听“仅仅是马洪一人”的意见。事实上，color99从俞文中转引马雅的话，她说的也是“爸爸作为赵紫阳的智囊之一”，“智囊之一”这个说法还是准确的。
诸位的意见我将转给马雅。我想她一定乐于听到各种不同的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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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莉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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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4 19:2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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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全面西化，很快就达到了富国强兵，而且是日本特色的——保持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皇来维系国民，万世一系。诡谲的是，《共产党宣言》最早是从日本翻译进入中国的，中国的绝大多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水平。许多新词像“革命”，“干部”等乃从日语引入。但是日本即使战败后，日共也不成气候。而在清朝式微，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时，苏俄培植代理人 垬， “时无英雄”，遂使 耄 “竖子成名。”
其实中国即使缺乏创新能力，山寨一下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科学技术，国民很快就会过上体面的生活，也用不着一天到晚琢磨如何玩儿命也要逃港、偷渡、移民了。很多中国人现在在做的事也不过就是 Re-invent the wheel 而已。
所谓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开放，赶上“全球化”的大潮。否则无论如何改革，也就是一个换了一代继承人的北朝鲜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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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莉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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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4 18:3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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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苏俄培植出一个 垬 ，皈依马列邪教，使得中国在一段时期内走上了歧路，就像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后果是亿万平民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忍受着精神上不自由、物质上极为贫困的生活。不看到这个大背景，便会局限于只看到个人或家庭的悲喜成败而已。如今所谓的与世界接轨，就是不得不回归普世价值的常识。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继续结党营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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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土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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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4 17:5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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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ngb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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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4 10:0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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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这类文章，就使我想起顾准。顾准是在中国从理论上彻底阐述市场经济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的第一人，时间是1956年。他是独立研究与思考后的结论，当时的条件限制他不可能受到波兰同行的启发。同期的毛泽东则还在写着所谓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并以此为基础推出所谓《论十大关系》，也是马雅所谓：毛泽东比陈云、周恩来等人的高明之处。这种话我只能视为一种红二代的情结而已。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不愿在这里展开，也不愿在这里讨论。但我想，顾准其实不过是在“借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他否定共产主义的存在，我们其实可以略见一斑。我曾在我的拙文《陈寅恪与顾准的交集》中特别阐明，陈寅恪依据中国人的文化特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指出，中国国家富裕起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顾准更明确地在1973年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只要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腾飞世界”。陈、顾二人的结论不是从经济研究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对中国文化的熟知的文化的角度出发的。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其实无非就是做到了顾准所说的“少了一点教条主义，多了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很多中国人将中国出现的经济“奇迹”归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也以此作为合法统治的依据，其实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概念，不懂得中国文化的人就不会懂得这种概念的错误。
作为一个平民，实在是懒于穷究中共内部的纠缠。关于市场经济，邓小平与陈云的对立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有所耳闻，马洪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意识到要坚决主张市场经济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面对宏观的历史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马洪本人最终还是被窒息在这个体制中也是见怪不怪了。
前面的一位博主说的对，赵紫阳也要听多个专家的意见不会仅仅是马洪一人。邓小平本人也是从猜想与经验中肯定市场经济的。邓小平和马洪都是坚持政治体制不改的人，都是信仰所谓存在着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以及由此带来对中国经济的制约性，那些歌颂他们的人是从来也不去探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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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or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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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3 21:0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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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paper.pchome.com.tw/zygc/post/1312097088
俞2009年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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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or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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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3 20:4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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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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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3 20:1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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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color99、克佟光临！
color99转述的俞梅荪的看法，是很重要的一家之言。我将转告马雅。不知是否能进一步告知俞梅荪这一叙述的出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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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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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3 17:5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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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可以看到许多改革派有贪腐的倾向，而不少保守派则相对清廉。”
这句话有意思。问题是先要定义清楚2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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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or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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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3 15:2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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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树桥聊起紫阳的身后事。我说：“不久前读了《也谈赵紫阳与马洪的关系——与马雅女士商榷》１，您以亲身经历澄清事实，回应《马洪和赵紫阳在改革中的一合一分》２文中的不实论述，很有说服力，还原历史，让世人看清事实真相。”
马洪之女马雅把市场经济改革的功劳简单的归功于其父的理论探索，抹杀紫阳在政策制定和推动中的作用，读之如鲠在喉。她写道：“爸爸作为赵紫阳的智囊之一，1984年赵采纳了爸爸的建议，稳定了时局。1988年，赵未能采纳爸爸的建议，这对1989年经济、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李树桥说：“经济决策不是像马雅讲得那么简单。紫阳要听取各方学者专家包括年老的、年轻的意见，还要听取中央各部门、各地方领导与群众的意见，依靠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集体决策，哪能只听一个人的？我在紫阳身边工作，深感马雅的说法难以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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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or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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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3 15:2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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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当时，我在中南海工作，熟悉那里的工作情况和决策过程。李树桥为人朴实，治学严谨，事实求是，使人信服。
在“六四”事件中，不少人说了违心话。时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就把本中心刚开始研究的“产权制度改革”，作为紫阳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实例来加以批判，以取悦新的领导人，迎合当时已停滞并后退的新政策。李树桥在文中尚未提及此事，对马洪的论述留有余地。据说，马洪是唯一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紫阳的部长级领导人。
人无完人，紫阳如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指正，无论其在台上还是台下，都要有事实根据，充分说理；不能莫须有，无限上纲上线。要尊重客观事实，才能对得起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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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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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4-09-12 16:4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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