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派尼科爾斯基來華建立全國性共產黨。這位剛加入俄共（布）才幾個月的紅軍基層間諜，中文一句不會，國情一竅不通，但來上海短短五十天，就督促一批邊緣文人舉行了中共一大。想起一句老話：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高伐林


　　老高按：7月23日，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99周年。我在前不久為此做了《伐林追問》第117期（2020年7月3日）。現整理出了文字，刊登於下，供大家進一步了解中共。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歡迎收看《伐林追問》第117期。
　　大半年前，第25期《伐林追問》節目，我講“蘇俄秘密情報檔案：誰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創始人？”介紹共產國際先後派來到中國的代表維經斯基、尼科爾斯基和馬林，接力遊說，說動了中國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外國勢力一手促成創建了中共。
　　在中共一大99周年之際，我感到那次節目對有些問題說得不夠全面，需要補充和更正，還有不少疑問，其中有的一時得不到解答，也應該提出來備考。
　　在中共一大15位參加者中，有兩位外國人，一位是俄國人尼科爾斯基，一位是荷蘭人馬林——曾擔任過列寧工作秘書，由列寧推薦來華。
　　尼科爾斯基是接替維經斯基而來到中國的。1920年3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支部負責人，派以維經斯基（中文名字吳廷康）為首的小組來華。維經斯基就成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第一位使者。維經斯基認為，應當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他在華期間見了“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直接幫助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他在中國十個月，從共產黨的觀點來看，不僅播下火種，而且燃起幾處火苗。1921年1月，維經斯基回俄國，隨後被任命為在伊爾庫茨克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書記，負責聯繫中國、蒙古、日本、朝鮮等國革命者。
　　維經斯基走後幾個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委派了新的代表尼科爾斯基來中國，1921年6月初抵達上海，他的任務是要把中國各地正在集結的共產主義者，集中起來開會，成立全國性的政黨。

　　創建中共的最重要人物尼科爾斯基（1889—1938）。檔案極少，照片也很難找到。1921年加入俄共（布），來華建立中共時是俄國軍事情報人員。

　　幾乎同時，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林也到達上海。馬林來華之前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情況一無所知，在1922年7月1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馬林後來還在一次談話中說，共產國際執委會派他來中國，“沒有給我什麼專門的指示。……沒有什麼指示可給，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國動態的情況。”他們兩人接上頭，馬林的任務迅速更改：配合尼科爾斯基完成任務。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尼科爾斯基是一位謎一般的神秘人物。最早提及尼科爾斯基身份的可能是包惠僧。他在《新觀察》1957年第13期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文中這樣描述尼科爾斯基：“接着李克諾斯基（對“尼科爾斯基”的中文音譯，五花八門，這是其中一種）報告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其任務。他好像是一個工人出身，說話很慢，聲音很低。”22年後，在1979年6月的一份回憶中，包惠僧又明確提及尼科爾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
　　另一個較早提及尼科爾斯基的是張國燾。他在《我的回憶》中提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羅夫斯基（“尼科爾斯基”中文譯名又一種），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是一個老實人；另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1921年10月中旬，張國燾作為中共代表之一準備去蘇俄參加“遠東勞苦人民大會”，陳獨秀讓他去見尼科爾斯基，尼科爾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開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語和我交談。他將中俄邊境滿洲里一帶的情形摘要相告，並問我是否已準備了禦寒的衣服。我答稱一切均已準備齊全，可以即日啟程。他便從抽屜中取出一張極普通的商店名片，指點着說：‘這張名片就是你的護照，上面有一個不容易看見的針孔乃是暗號。’要我持這張名片，不露形跡地去找滿洲里某某理髮店的老闆，由他護送過境。”張國燾評價說：尼科爾斯基“平常不見他多說話，只像是一個安分的助手，可是從他處理這一類的事情看起來，倒是精細而有經驗的”。
　　中共一大代表李達、董必武、劉仁靜等都在回憶中提到了尼科爾斯基，證實他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派來的代表。荷蘭學者弗·梯歇爾曼在《馬林政治傳記》中寫道：“1921年他（指馬林）與他在上海的合作者俄國人尼可爾斯基一同被任命為伊爾庫茨克的書記處成員，這個書記處是共產國際為中國、日本和朝鮮設立的東方局”。蘇聯學者舍維廖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文中也寫道：“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馬林和遠東書記處的全權代表尼科爾斯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會議。”
　　後來，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中寫道：“據莫斯科給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間，已在伊爾庫次克建立遠東書記處。這個書記處負責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進行宣傳工作。維經斯基曾在上海工作過。1921年6月書記處又派出尼克爾斯基接替其工作。當我同期到達那裡時，便立即取得了同該同志的聯繫。在那裡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幾乎每天我們都要會面。”

　　描繪中共一大的美術作品，着意突出毛澤東，卻忽略了真正的主角。

　　即便蘇聯和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對尼科爾斯基也不了解。前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歷史學家卡爾圖諾娃博士，多年來一直關注這個歷史人物。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她跑各個檔案館，翻找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的檔案文獻。
　　1986年——那已經是文革之後——邵維正解決了中共一大的兩個難題了（邵維正如何解決中共一大的難題，我在前一期《伐林追問》第116期節目《慣於造假的中共，卻有一項探究歷史真相的成果》中做了詳細介紹——老高注），在荷蘭發現了珍貴的“斯內夫利特檔案”，“斯內夫利特”是馬林的原名，馬林是荷蘭人。手稿中提到他在中國共事的戰友：“1921年6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派尼科爾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時到達那裡。”“和尼科爾斯基同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於幫助他執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來不獨立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
　　1987年，蘇共中央一位書記應中共中央邀請來華訪問，可能是中共有關部門請他關照這一問題，他回到莫斯科，給當時的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下達任務：找出中共一大參加者尼科爾斯基的生平履歷和照片。任務又落到了卡爾圖諾娃頭上。她在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又搜尋了很長時間，最後將研究成果以“被遺忘的中共一大參加者”為題，發表在《遠東問題》雜誌1989年第2期上。
　　據中共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徐元宮介紹，2006年卡爾圖諾娃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中央檔案館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她夢寐以求的珍貴檔案資料，從而使尼科爾斯基的真實身份更加翔實和準確。她在《遠東問題》2006年第4期上發表《尼科爾斯基——中共一大參加者》，指出：“弗拉基米爾·阿布拉莫維奇·奈曼-尼科爾斯基，又叫維克托·阿列克謝耶維奇·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於外貝加爾省巴爾古津地區奇特坎村。……”以下要念就太繁瑣了，很多番號和地名，念起來很難懂，我就簡明複述吧：
　　他出身於一個小市民家庭，上過三年赤塔商業學校，1912年至1916年在赤塔市私人商店和火車站幹活。1916年至1917年在沙俄的預備部隊任列兵，復員後在一些私營企業里任職員。1918年又當兵了，這時十月革命已經爆發，他1920年4月隨同白軍整個猶太人獨立連投向紅軍，在雅科布松紅軍游擊隊當戰士。注意這句話：“1921～1923年在遠東共和國革命人民軍情報部服役，然後在第5集團軍參謀部下屬的情報部服役。1921年加入俄共（布）。”
　　文中還指出，“從那時起一直到自己的仕途終結，他將自己的生命同蘇聯遠東地區的情報和反間諜機關拴在了一起。1938年2月23日，尼科爾斯基在哈巴羅夫斯克遭到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逮捕，根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巡迴法庭的判決，他被認定犯有如下罪行：‘自1931年起積極參與托洛茨基恐怖主義組織的反蘇活動，在內務人民委員部駐遠東邊疆區機關從事顛覆破壞活動’，並且參與了替日本情報機關效力的間諜活動，判處尼科爾斯基死刑，判決於當天在哈巴羅夫斯克執行。被捕前尼科爾斯基是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的大尉。1956年11月8日，根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的決議，尼科爾斯基被平反昭雪。”
　　如果卡爾圖諾娃的這些研究成果基本可信的話，尼科爾斯基的真實身份是蘇俄情報人員，在1921年來中國期間也是如此，而且看來級別不高，17年之後，才是國家安全機關的大尉。
　　我沒有理由懷疑卡爾圖諾娃的研究成果，她畢竟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就很執着地在探究。但是我盼望有更多來源的史料來印證。

　　從2006年的這個成果，也澄清了一個烏龍。什麼烏龍呢？就是尼科爾斯基的年齡。他出生於1889年，參加中共一大時他應該是32歲。但是2007年10月，《黨史縱覽》雜誌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何立波的文章《鮮為人知的中共一大參加者：俄國人尼科爾斯基》。作者顯然還沒有看到卡爾圖諾娃的最新文章。文中說：參加中共一大時，尼科爾斯基年僅23歲——開始我以為是筆誤，32歲錯寫成23歲，1889年出生錯寫成了1898年出生，但文中隨後還發揮說：“與他同歲的一大代表有濟南的王盡美，比他年齡小的只有北京的劉仁靜，19歲；濟南的鄧恩銘，20歲，其餘的代表年齡都比他大。”我才意識到，不是筆誤，就是搞錯了。
　　我一邊看資料，一邊心裡湧現出很多問號——可能我是《潛伏》等等諜戰片看多了：
對尼科爾斯基的身份，中共黨父們究竟是如何確認的呢？一大參與者的回憶中誰都沒有提到。最開始接待他的是誰，李達，還是李漢俊？都是陌生人，還是外國人，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委派到上海工作，有何憑據？當年上海處在白色恐怖之下，不能有文字憑據，但是總要有雙方都認可的信物，就像革命樣板京劇《紅燈記》裡的李玉和拿的紅燈，就像另一出紅色大戲《磐石灣》裡的海匪“烏賊魚”裹在頭巾里的刀鞘。再退一步，如果連實物憑證也不能有，也得有接頭暗語吧——就像《紅燈記》裡的對話：“我是賣木梳的。”“有桃木的嗎？”“有！要現錢”。
　　前面講過尼科爾斯基給張國燾一張有針孔的名片作為接頭證件；黨史學者林寶敏寫過中共六大代表怎麼分散前往莫斯科：“代表們離開哈爾濱時，每人領了一截折斷的火柴作為接頭信物。到滿洲里下車的代表，由蘇聯人駕駛標有‘67’和‘69’號碼的兩輛馬車負責接送。來人只要交上半根火柴，不必說話就可以上車，然後換乘火車前往莫斯科。”根據這些，我推測尼科爾斯基來中國應該也有類似的聯絡方式。但我孤陋寡聞，一直沒看到有關披露。
　　我更大的疑問，是另一個：
　　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時，馬林已經38歲了，比尼科爾斯基大好幾歲，他頗受列寧器重，身份是共產國際執委，更是列寧親自推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派來的。他這個來自中央最高層的，為什麼卻成為從地方局派出的尼科爾斯基的助手？明明年齡、經驗、資歷、級別，馬林都比尼科爾斯基高得多啊。據跟馬林打過交道的中共黨父們回憶，他的性格是比較強勢的，嗓門很高，聲如洪鐘，經常是滔滔不絕。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馬林“這個洋鬼子很驕傲，很難說話，作風與維經斯基迥然不同……”一位外國學者這樣比較馬林和前任維經斯基：“維經斯基謙遜、贏得人心，馬林則盛氣凌人、指手劃腳、固執己見。具有西方人咄咄逼人的性格。”

　　荷蘭人馬林，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還當過列寧的秘書。他為何甘當尼科爾斯基的助手？

　　馬林應該與尼科爾斯基也是素不相識，為什麼甘心情願地服從一個年齡、經驗、資歷、級別都比自己低的尼科爾斯基？從他寫到的文字看，態度平和、恭謹，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內心的不平衡，就是純粹的“甘當綠葉扶紅花”的心態。按照我們有限的社會生活經驗，只可能有一個解釋：對方有更大的來頭。像年紀一大把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將軍，就對年紀輕輕的林立果討好迎合——他是林彪的兒子呀！但是馬林自己就是直接通天的人物，誰的來頭，能比列寧還大呢？
　　當然，或許尼科爾斯基之所以能夠取信於中國共產黨人，讓馬林相信自己是上級，沒有那麼複雜，只是因為：金錢說話。維經斯基離開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經費就遇到了困難，以至於《共產黨》月刊都不能順利發行。尼科爾斯基就是新財神爺，他帶錢來了！共產國際向中共一大各地參會的每位代表提供了100元旅費。當時中國工人的平均月工資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間三等票是15元。100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為什麼多數中共一大參加者在回憶時都認為尼科爾斯基是馬林的助手，強調了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主導性作用呢？包惠僧回憶，“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當然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至於掌握時機、發動人員、調動力量完全出於馬林之手。”為什麼會有這個誤會，倒比較好解釋：馬林年齡較大；其次，馬林精通英語、德語，略通俄語。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達和李漢俊都英語流利，李漢俊據說還精通德語。而尼科爾斯基只會俄語，僅懂一點英語，與中國人討論問題存在很大的語言障礙，基本上無法交流。這樣不可避免，尼科爾斯基這個為主的代表，無法直接指導一大，而當助手的馬林卻可以與李達、李漢俊等人自由交談。在一大上，馬林一直是用英語致辭和討論，而尼科爾斯基除了專門發言之外，大家討論時他只能沉默。
　　女研究員卡爾圖諾娃博士說：尼科爾斯基“還承擔着赤色職工國際主席委託給他的義務，更確切地說，就是承擔着其機關設在赤塔的職工國際理事會委託給他的義務”。也就是說，尼科爾斯基同時肩負着雙重使命。中共一大結束後，尼科爾斯基仍在繼續為赤色職工國際做工作，積極參與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還參與了派遣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開的莫斯科會議。

　　我們歸納一下：
　　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派馬林前來中國主要是了解中國的革命工作，馬林出發之前，還並沒有幫助中共建黨的任務。幫助中共建黨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尼科爾斯基前來的使命，馬林是臨時更改使命協助尼氏。而尼科爾斯基，一個剛剛加入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紅軍基層情報人員，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能懂得多少？對中國能懂得多少？但一句中國話不會說的兩位欽差大臣下車伊始，來到上海短短五十天，就催促建立起一個全國性革命政黨，通過他們去煽動數億民眾，推翻這個國家的政權！
　　我想起《世說新語》中的一句話——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我看過一些文章，主要是中共體制內的學者的文章，說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如何懷着崇高的使命感前來中國。這是否符合事實，我不知道，也不重要，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來中國點火，是要用列寧首創的世界革命理論給中國知識分子洗腦。列寧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應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互結合，推行世界革命。共產國際來華代表是這一戰略的執行者，他們始終把維護蘇俄黨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蘇俄只求迅速建立一個對中國北京政府不利的革命黨，要“快快干”，不能“慢慢來”。只要目標高尚，可以不擇手段；以惡對惡，以暴易暴，世道越亂越好，趁機奪權；把仇恨思維與鬥爭哲學強行“灌輸”給民眾。陳獨秀對於蘇俄這一套剛開始不以為然，然而，他既然要建立所謂“純正信仰”的無產階級專政政黨，在《黨綱》寫進“我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實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就只能是走俄國人的路。中共建黨以來99年、100年走過多少彎路，中國這99年、100年遭受過多少災難，可以說在1921年7月那次會議上就註定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感謝各位收看收聽，咱們下期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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