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這個狗年不是一般的狗年，而是六十年循環輪迴的戊戌年。回望之前最近兩個戊戌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了，中國走了大彎路；1958年，大躍進，又失敗了，中國再次走了大彎路。這一個戊戌年，中國是不是能有“狗屎運”否極泰來？


　　昨天我說：迎狗年，想在拜年時從中國傳統文化里找到一些有關狗的吉祥話，沒想到這竟然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心裡默想半晌，竟然一句也無。中國傳統文化對狗實在太不公平了，竟然沒有留下一句好詞！最後好不容易想出一句《史記》中記載的農民起義領袖陳涉（陳勝）所說的：“苟富貴，無相忘！”
　　我在我的推特上發了如此這般的一通感慨，收到不少推友的轉推、點讚和評論。有兩條應該在這裡介紹：
　　一位EN @xjz17寫道：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太好了！怎麼忘了這句話！此話出自《禮記·大學》引用的《盤銘》。好，我就用這句話來做狗年自我勉勵的座右銘：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另一位推友，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Fd80Ku寫道：
　　說明從中國人的骨子裡是不喜歡代表忠誠但奴顏媚骨的品行，大家還有希望！
　　也很有見地！
　　我聯想到前天習近平主席在春節團拜會上發表講話，大讚了一通狗，以“金犬”、“玉犬”、“瑞犬”、“義犬”形容。法廣在報道中指出，他的重點，還是在講忠誠，向全黨再次發出了警告。

　　且說，今年這個狗年不是一般的十二年輪到一次的狗年，按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的算法，是六十年循環輪迴的戊戌年。回望之前最近的兩個戊戌年：1898年，大事是戊戌變法，結果失敗了，中國走了大彎路；1958年，大事是大躍進，又失敗了，導致大饑荒，中國再次走了大彎路，還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文革埋下了引線。
　　這一個戊戌年，中國又將遭遇什麼？切盼中國朝野能夠痛定思痛，開新局，轉鴻運！或者，用我的一位傑出校友的玩笑話說：希望能有“狗屎運”，哪怕一點點呢！
　　但是對比一百二十年前後的情況，我感到並不樂觀。
　　一百二十年前那個戊戌年，清王朝來了一次重大的政治社會改革，在光緒皇帝及康有為、梁啓超等推動下，政令連篇而下，引入大量現代化新政。但是政治實驗來得急走得快，百日維新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勢力推翻，光緒從此軟禁，康梁流亡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體制內改革就此宣告此路不通，此後不管什麼黨、要實現什麼政治主張，都只想搞翻天覆地的革命，再到後來，更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寫上自己的旗幟。
　　百年過後，一場場暴烈革命帶來的不是更開放，更尊重個人尊嚴與權利的政府，而是一個個獨裁政權。難怪《蘋果日報》一篇文章寫道：“不客氣的說，現時的情況連康梁‘戊戌維新’的目標還未達到，甚至相距越來越遠。”
　　這篇署名為盧峰的文章比較說：
　　康梁的維新至少想走向君主立憲體制，希望以憲法約制君主的權力；至少想開放報禁，讓仕子、民眾退可以自由接觸吸收各種思想，進可以議論時政大事，算是比較接近現代國民的待遇。一百二十年後另一個戊戌年，中國走向的卻是把憲法變成“君主”工具之路，卻是不斷收緊思想、言論空間與自由之路，中共還想把這樣一套倒退、強控制的管治模式推向香港、海外以至世界。
　　盧峰說：
　　前不久中共在十九屆一中全會通過修正憲法草案，把習近平思想寫進中國憲法內……要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把習近平思想寫進去不但令他個人的權位有憲法的認同，也令他的一思一言有形同法律的地位。
　　可習近平思想究竟是什麼其實誰也說不清，只有習近平個人說了算，只有他個人的解釋才算數。這跟前清時代，封建王權時代朕即天下、朕即法律是同一路貨色。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變法”至少想推動君主立憲，一百二十年後中國卻來個“修憲立君王”，把習近平變成凌駕憲法、法律的“皇帝”，中國的倒退可真是沒有底線。
　　不僅如此。對於我們這些以文字為業的人來說，關注的重點更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絕不希望回到“朕即法律”“朕即真理”的年代！
　　一百二十年前那次變法的重點之一，是設立京師大學堂，改革教育，開放報禁，試圖讓精英和庶民都有解放思想，解除禁區的機會和空間，以跟全世界接軌。但五年多以來，我們看到的是一系列鉗制教育、言論與思想的規定和舉措：加強黨委對大學的控制，刪減乃至禁絕涉及普世價值的教材與內容，繼續歪曲竄改歷史真相；有獨立見解的教授、教師，陸續被解聘，相對獨立的書店、知識分子組合不是被封鎖就是被監視控制；文網綿密更是史無前例，從硬件到軟件無孔不入。中國大陸的網絡、移動媒體的基建，早就在當局掌控之中，原來人們以為有一點討論空間的虛擬世界，在中共網絡警察全天候監控下已經成了文字獄陷阱。再加上嚴堵國外網絡、媒體的防火牆，不斷加高加厚，稍有獨立異見的網民會立即被查問甚至被拘捕，迫令上鏡認“罪”……盧峰的文章說：若果康梁及戊戌六君子生於當世，只怕早已像高瑜、桂民海那樣“被認罪”了！
　　我身處中國之外的言論自由環境，已經習慣了百無禁忌，怎麼想就怎麼說，怎麼想就怎麼寫，可我的無數朋友和親人還在中國。雖然我“嚴於律己”，提醒自己與他們的聯絡討論中要“謹言慎行”，絕不要因自己的所謂“出格言論”給他們帶來任何麻煩，也確實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但看到他們戰戰兢兢、吞吞吐吐、“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實在讓我悲從中來！
　　要認清2018年這個戊戌狗年，先要認清1898那個戊戌狗年。下面我轉載一篇由先知書店整理的文字《又是一個戊戌年：維新變法120周年祭》，給大家提供一組了解1898戊戌年的線索。文中提到的許多學者，多有關於研究戊戌年的專著，他們的看法百花齊放，並不一致。
　　2018年，是戊戌變法120周年，是大躍進導致大饑荒60周年，還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50周年（從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布“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指示算起），改革開放40周年（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其中有個別的日子，是當局要大張旗鼓慶祝、紀念的，更多的是當局諱莫如深，只能由民間包括海外來討論、反思的。我本人和我主持的《歷史明鏡》電視節目，都將之作為重點來探討，敬請各位關注！


　　又是一個戊戌年：維新變法120周年祭

　　策劃：先知書店，文丨編：千字君、加西亞

　　又是一個戊戌年。發生在120年前的那場“戊戌變法”，再次引發熱議。
　　中國人將天干地支的一個輪迴（60年）視為一個周期。然而，戊戌年於中國人，似有着更特殊的含義。
　　上一個戊戌年，中國處在政治運動的巔峰時刻。再上一個戊戌年的維新變法，又何嘗不是晚清國運大衰敗的開端？
　　甲午慘敗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已經昭示了無可辯駁的事實：單靠中國固有的文化制度，根本無法實現長治久安；要想實現國家轉型，必須要依靠自由、民主、法治等全人類的大傳統，摒棄那些已被證偽的精神糟粕，必須通過立憲，解決權力的合法性並制約權力。
　　戊戌變法是腐朽沒落的清王朝自上而下的自改革，也不同於變法前三十年開始的那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但令人痛心的是，它失敗了。
　　傳統中國繼續頑固地抗拒先進文明，契約精神廢置，社會始終無法確立最低的共同底線；體制和思想的壁壘依舊，國民長期處於貧窮、麻木的泥淖。
　　120年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為此付出了多少慘烈的代價！戰爭不斷，積成累累白骨。人倫、道德、公理和生態環境，遭受到前所未有大破壞……
　　“不學歷史的人會重蹈覆轍，學歷史的人只能眼睜睜看着不學歷史的人重蹈覆轍。”那麼，120年前的戊戌年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場變法的前因後果，究竟有哪些亟待正本清源的史實？這場君主立憲的自改革，又有何啟示意義？
　　為此，千字君花了近三個月的時間，拜讀了唐德剛、袁偉時、孫隆基、馬立誠、張鳴、雷頤、解璽璋等幾位名家的作品，我們終於可以在這些名家的肩上思考上面這些問題。因水平所限，千字君未能盡顯各位老師的思想精髓，各位朋友儘量閱讀原著，深度了解。

　　戊戌變法緣起
　　雷頤：讀書人帶頭反思國運

　　任何政權遭受甲午戰爭的結果，統治者恐怕都會反思、改革。然而大清帝國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變革之道以救國的，卻是一群沒有任何權力和政治經驗的讀書人。
　　百餘年前的戊戌維新，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有意識進行制度變革、因應現代化挑戰的嘗試。但這次措施並不“過激”的改革，卻以流血的悲劇收場結束，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挫，給中國的發展，最終也給清王朝統治者本身帶來巨大的損失，這次堪稱悲壯的變法運動，值得後人長久地深刻反思。
　　——雷頤《從甲午到辛亥》

　　戊戌變法失敗之因
　　張鳴：康有為的政治幼稚葬送了變法

　　康有為的聲勢浩大，因此很多人都誤以為戊戌變法就是他主導和實踐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康黨的聲勢主要是靠着梁啓超的一支巨筆。康有為的“托古改制”頗受好評，但我認為恰恰主要是他葬送了變法。
　　康試圖重塑孔教的國教地位，然而學術水平和地位都很堪憂，徹底否定了前輩學人的考據積澱，不會有人支持他。而在變法時期，強學會不止排斥“女人干政”的慈禧，還對李鴻章這樣舉足輕重的實權人物敬而遠之。其實李鴻章後來救了很多維新人士。
　　變法聽起來似乎是漸進的改良，其實還是急功近利的。人們急於學習“最先進”的文明，而當時的日本就是由弱轉強的典型，又是東方國家，於是人們都主張效法日本。而日本效法的是俄國的彼得，因此康有為假想出一個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緒效仿。
　　這樣的變法，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
　　——張鳴《重說中國近代史》

　　戊戌變法之殤
　　解璽璋：激進基因毀改良

　　1902年2月8日（農曆大年初一），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開始連載《新民說》，系統闡釋多年來他對中國轉型的思考。
　　梁啓超認為，中國國民缺少個人權利和自治意識，無論讀書人、商人還是尋常百姓，都習慣於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幸福安康寄托在“明君賢相”身上，由此導致人人自辱、處處推諉，社會公德缺失。
　　梁啓超沒有盲目追求純粹的中國文化血統，而是主張以開放的心態，兼容並蓄地吸收中西文化的自由成分。“善調和者，斯為偉大國民”。
　　這種“不徹底”的改良主張，自然遭到宋教仁、陳天華、章炳麟等革命派的激烈抨擊。康有為理論功底遠不如梁啓超，仍然參與了論戰，他認為大清國“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宜革命。隨後，章炳麟發錶針鋒相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公理未明，則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則以革命去之。
　　——解璽璋《君主立憲之殤》

　　戊戌變法之實
　　唐德剛：不是變法，而是帝后之爭

　　康有為時常吹噓自己面見光緒的事跡，直到流亡海外，仍以帝師自居。但事實是，他和皇帝只見過一面，兩人語言不通，基本是雞同鴨講。其實在接見康有為之前，光緒就已經決意變法。
　　光緒試圖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各位軍機大臣架空。但他們卻忘了一個先決條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漢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那樣有“最後決定權”的大獨裁者。一個見着老娘就發抖的兒皇帝，則千萬做不得。不幸的是這位主持變法改制的光緒，正是一位“兒皇帝”。
　　戊戌年的那一百天，既沒有維新，也沒有變法。究其原因，我們的國家機器已全部鏽爛，無法修復。我們的社會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醫藥罔效。
　　所以在許多激烈的志士們看來，其徹底解決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斷根，憐憫殺人，槍斃了事——其後接踵而來，相信“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都是主張“不破不立”的槍斃專家。
　　——唐德剛《從晚清到民國》

　　戊戌變法之思
　　袁偉時：制度是成敗的根源

　　慈禧的搖擺不定，自然與她個人的權力私慾密不可分。然而這個帝國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制度。
　　當時的傳統文化已經形成僵硬的體系。知識內容固定化、信條化，自我更新機制非常薄弱，且缺乏與異文化平等交流的傳統。而這一套知識又是士大夫榮辱沉浮的基本憑藉，令他們更不敢越雷池半步。於是整個國家出現了制度性的愚昧。了解和吸收外來先進文明通常都是少數人的冒險行為。對外來文化的深閉固拒，甚至動用義和團式的暴力去對抗，都是這個制度的產物。
　　——袁偉時《晚清大變局》

　　戊戌變法之殃
　　孫隆基：維新變法是中國種族主義的開端

　　康有為1898年4月成立保國會，第一次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他認為，“西人最嚴種族，仇視非類”，並以越南和印度為例，痛斥英法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情緒的興起，為義和團運動埋下了禍根。
　　從英國歸國的嚴復在1895年就已經發出了“亡國滅種”的警鐘，1898年6月發表《有如三保》《保教余義》，反對“保教”，但強調“保種”，極力推崇達爾文主義。
　　其實，種族主義當時在世界範圍內都非常流行。日本思想界主張“大亞洲主義”，在梁啓超逃亡日本前一年，孫中山就已經獲得日本大亞洲主義者的支持。這也為日後孫中山的“反基督”，以及日本在亞洲的擴張埋下了伏筆。
　　——孫隆基《歷史學家的經線》

　　戊戌變法之鑑
　　馬立誠：妥協是偉大的智慧

　　中國歷史上有個謎團，十幾次改朝換代獲得了成功，而十幾次大的改革卻大都失敗了，以至於有人說：“國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卻拙於制度創新。”真的是這樣嗎？
　　中國歷史上可見的都是鮮血和權謀，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文學作品和銀幕上還都是在歌頌着這些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那些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制度改革卻從來無人問津，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悲哀。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其震撼和影響卻日久彌新，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正如戊戌變法百年紀念碑碑文所說：“戊戌變法實開中國近代改革之先河，衝擊專制桎梏，刷新風氣，啟示後人，功不可沒”。
　　——馬立誠《歷史的拐點》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2月圖片主題：慶典）

　　中國人的新年慶典，年飯可算是最重要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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