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代表人物给中共出谋划策说国家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快速强化军力，在亚太地区对美取得优势；第二，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第三，集中力量推动战略性科技产业超常规发展，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尽快超过美国迫其认输


　　老高按：昨天发出《美国确实出了问题，人们指望的川普带来更大问题》引起纷纷议论，有人问：“Are you an American?”“你入乡随俗，入美籍？”他们看文章不仔细，我在按语中已经说了2016年“未投票给他（川普）”——我在美国行使我作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到今年这次已经是第六次了。美国的兴衰正误，我感同身受，休戚相关啊！
　　多年来指教，让我获益甚多的博友gmuoruo，昨天批评我：“老高现在只读这些左媒文章，如同以前只读人民日报一样有害哦。”我感谢其提醒，也同意他的看法：只读左媒文章，确实如同只读人民日报一样有害。但是反观我最近所读和转发的，并不是“只读左媒文章”啊，例如我近两个月多次转发张千帆、孙立平、邓聿文、刘瑜等人的文章，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自由派人士，不能以“左媒文章”一言以蔽之而视之“有害”吧？再说“左媒”这个概念，是川粉和极右人士所扣上的帽子。我早就打过一个比方：站在最右边的人，看所有人无一不“左”。很长时间来，我就认为不能被“左”“右”这些概念把我们自己框住。对于专制者来讲，哪有“左派”“右派”，只有“乖派”和“不乖派”；对我自己来说，也没有“左派”“右派”，只有“摆事实讲道理派”和“不摆事实不讲道理派”。
　　张千帆教授说过：宪政民主下划分左右的标准，是对待平等的态度；极权政体下划分左右的标准，是对待极权的态度。美国政党轮替，左派右派争执未休，再怎么争，也与中共体制下信奉民主与遵从专制二者从根本立场、观点上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完全不是一回事。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两党，有政见上的正常分野（当然双方阵营中都有唯恐天下不乱、挑拨离间以售其奸的坏人），各自使出全身解数争取民意认同，但都应该有对对方、对对方民众的尊重。我们在美华人应该摒弃“政敌＝敌人，敌人＝坏人，坏人＝非人”这样的连等式思维，避免加重社会撕裂。我说过，其实我2016年就打算投共和党的票，但共和党推出了川普做总统候选人，我认为川普的说法和做法，恰恰与他声称要达到的目标会背道而驰，只好放弃。这次也一样！但我不认为两党双方就是势不两立的仇敌，更不希望双方互骂，激怒对方，造成更大对立。我当然知道我这样的说法和做法，肯定会被人诟病，但这里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建议：希望大家以理服人，不要贬损对方人格——毫无意义，甚至只有负面意义的争吵，就是这样在互动中逐渐升级的。我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但是“白说也要说”：我们现在亟需研究在美国政权易手的新形势下，如何一方面在美国矫正偏差、补救缺陷、根除隐患，一方面继续推动中国的反对专制、促进转型的大业。
　　今天我要介绍一篇站在非自由理念、非民主立场上的文章《创造性构建中国新价值体系》，这是中国所谓“新儒家代表人物”姚中秋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他的观点，许多朋友或许不能接受，但是我觉得仔细听听绝对有好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况其中有值得我们深思的见解呢。


　　创造性构建中国新价值体系

　　姚中秋，采访者：黄宇翔，儒家网，原载《亚洲周刊》2020年第50期

　　《亚洲周刊》编者按：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时刻”的概念被中国知识界所重视。“中国时刻”由中国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姚中秋以及法学家高全喜在2012年率先提出，及后经过多年讨论，渐渐成为海内外思想界关注的命题。
　　姚中秋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在2019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一书中，阐述中国硬实力达到引发了“中国时刻”，并提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应不断焕发新机，并融摄西方既有的人文、社科知识，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以作为中国建立新的世界伦理、治理秩序的依据。

　　01、“中国时刻”这个名词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被您提出，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您认为需要建构“中国时刻”的论述。时至今年，面对世界疫情，您也在五月份左右撰文，认为世界秩序在重组之中，“中国时刻”由提出到现在，在内涵方面有哪些调整、充实？在疫变之后，中国更应该强调哪些价值，面对变动中的世界？
　　姚中秋：2012年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的背景是：此前一两年，中国的制造业总值超过美国，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从经济上看，中国已居世界第二。由此，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可以推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必将进一步改变世界格局。中国也更为自觉地积极有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亚太地区逐渐恢复领导地位。所有这些事实证明，世界历史确实处在中国时刻之中。
　　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疫情显然加速了“中国时刻”的进程。首先，中国用很短时间控制住了疫情，而所谓发达国家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远超中国，两者的国际形象此升彼降，必然会有更多国家认同中国；其次，中国已全面复工复产，美国还在疫情高峰中挣扎，经济增长率必定此升彼降，相应地，综合国力将会此升彼降。这场疫情加快了世界格局的调整，美国已向全世界证明其“德不配位”，中国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当然必须承认，当初提出这个命题时没有料到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如此冷酷、坚决。据此，“中国时刻”的内涵也得做一点调整：中国既要思考如何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秩序，更要认真思考如何打败美国，但又不至于走向热战。
　　我以为国家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止戈为武”，快速强化军力，在亚太地区对美取得优势，以打消其进行军事冒险的企图；第二，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断其左膀右臂；第三，集中力量推动战略性科技产业超常规发展，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以实现GDP尽快超过美国，迫其认输。因此，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最吃紧的阶段，必须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紧密的国家团结和有效的战略实施能力。若能如此，则可不战而胜，实现世界秩序的和平重建。
　　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番景象，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也就差不多结束了，这个历史分期概念就是指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阶段，始于2010年，止于2030年或略晚一些的2035年，差不多一代人时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数千年历史上最重要的关节点。能够经历这一历史阶段，我们是很幸运的，当然责任也十分重大。

　　02、当前的世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面对重大危机，前有极右民粹主义，后有“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为首的左翼历史修正主义，使欧美自由主义处于二元撕裂当中。在这个价值矛盾对决之中，中国价值、儒家价值可以提供哪些思想出路？
　　姚中秋：当前美国种族矛盾大爆发，迫使我们重返美国建国时刻及其发展历程，从中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这个国家立国不正，其国家价值和制度有严重缺陷。美国的国家基础是征服、殖民和种族等级制，当然还有财产等级制；其所谓自由或法治，乃至于其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政体，均奠定于这个根基之上。
　　类似地，英国转向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认可民主、开放选举权，均发生在1830年代。此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凭借其绝对技术、军事优势，武装征服中国、印度等欧亚大陆上古老国家。对外征服与其自由民主同步，事实上，前者就是后者的前提。听起来非常美好的价值，从一开始就伴有残酷的黑暗面——当代世界最杰出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对此有所论述。
　　可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的成立是以黑人、印第安人为代价的，它欠下了巨额的人道债；现在黑人要求白人还债；白人不甘心，还之以白人清教种族主义，特朗普的思想导师班农就是其鼓吹者。此所谓冤冤相报，永不能了。可以预料，两者的斗争将日益激化，而以种族为标签的斗争注定了是永远无解的死结。
　　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建议说，解决黑人问题或其他种族问题，必须跳出种族视野，把所有人当人看，敬之、爱之、立之、达之，解决其贫困问题，打开其上升通道。这就需要全面改革基础教育，建立扶贫机制，完善基层治理。但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一个中国式负责任而积极有为的政府，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美国能做到吗？难，我们就只好隔岸观火了。

　　03、美国日籍学者福山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早已展现过“中国时刻”，即中国秩序曾经输出成为世界秩序，例如唐朝的“天可汗体系”，元、明、清的朝贡体系，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中国时刻”，对今天中国有哪些启示？
　　姚中秋：不错，福山是位很有趣的学者，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断言历史已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但其心智还算开放，因而尚能认真对待中国复兴的事实。据此事实，返回中国历史，重新发现中国，承认历史上中国最早构建现代国家、并维护世界体系的成就。这是很了不起的，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学者还不承认这些成就呢！我在书中对中国的这些历史成就均有所论述。
　　这方面的成就告诉我们：第一，中国必将发挥世界领导作用；第二，中国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比如“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和“修文德以来之”的基本理念，明太祖提出的天下人“共享太平之福”的政策。其实，这些已经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了。由此所形成的新天下秩序必定优于英国、美国先后主导的世界秩序。

　　04、在今年（应为“去年”。——儒家网编者注）您的新作《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您提到“我们要正常化，当然要建立宪政、民主等制度”，您怎么看中国国家“正常化”这个概念，时至今日，宪政、民主等名词已在中国经历“祛魅”，在中国语境里有新的意涵，您怎么看待宪政、民主对当今中国的意义？
　　姚中秋：我印象中，《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没有“我们要正常化”之类的表述。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其实，中国才是正常国家，那些所谓发达国家太不正常了，尤其是美国，其人民连最基本的纪律都没有，其政府连最基本的责任感都没有，死了那么多人，没一个人出来负责，老百姓好像也无所谓。
　　我相信，恐怕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疑惑，美国人所标榜的公民社会在哪儿？其所谓宪政、民主起什么作用了？这些西式价值和制度都一度被神化了，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要建立了这样的制度，就可以进入天堂。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为其祛魅，现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了：以政党竞争为中心的大众投票式民主制算不上好制度，美式分权制衡制也算不上好制度。
　　因此，我们今天为中国、为人类寻求善治之道，没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在西式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上，当然还是要做研究的，但恐怕要保持反思、批判的态度；相反，现在应该更认真地对待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实，从中抽绎出普遍的价值，发展出理论，重新想象并推动建设良好经济政治制度。

　　05、您被视为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新儒家”在“中国时刻”论述、价值实践上，以及能在价值、行动上提供怎样的指引方向？
　　姚中秋：在二十世纪全盘性反传统的整体氛围中，新儒家延续了儒家思想的血脉，这是我们应该感念的。不过，新儒家于1949年转入港台之后走上歧途，专心发展心性之学，而以西式民主政治作为其政治方案，自然成为自由主义的同路人。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如下怪象：港台新儒家大师的弟子、再传弟子们中间，同情甚至支持台独、港独者居多。港台新儒学回流大陆，其主体也与自由主义合流。这样的新儒学其实是半吊子儒学，打心眼里看不起儒家，看不起中国文明，当然不能为中国时刻提供什么引领作用。
　　因此，“中国时刻”的儒学需要重构。首先要摆脱对西方思想的依赖，顶天立地做主体。大陆的政治儒学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但其复古倾向是不可取的。其次要有天下视野而不可局限于中国：中国今天即便仍存在问题，也必须在世界框架中解决，而诸多世界性问题也需要中国方案来解决。
　　基于这些考虑，近些年来我主张，应该超越儒学，回到五经，创造性构建全球时代的经学，也即，以五经大义的基础，涵摄西方既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建立一套关于人与秩序的普遍知识体系。《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下卷《化成天下的中国之道》的论述初步体现了这方面的成果，当然还需要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06、在书中第二章，您以“超大规模”作为中国“特殊性”的一个主要代表，与前年施展《枢纽》一书颇有相互借镜的意味？然而，这种中国“特殊性”产生的体制、价值观，是否意味着不具有“普适性”？又或者，中国模式、价值的从“特殊性”走到“普适性”，需要有哪些过程、价值作为衔接？
　　姚中秋：中国始终维持了共同体的超大规模，在世界历史中固然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但这恰恰展示了人类通往普遍秩序之道。考古学把一群人建立“国家”这样的组织，视为其走出野蛮、进入文明的根本标志。那么，文明进步的标尺就是国家组织的深化和规模的扩大，几千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最为出众。也就是说，中国为人类探索了建立、持续扩大、并永久维持普遍的人类合作秩序之大道。因此或许可以有点夸张地说，世界的前景就是中国化，当然，这是一个极为漫长，以百年、千年为计时单位的历史过程。
　　中国可以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人道或者说人文主义。考察世界历史即可发现，神教经常造成政治上的分裂，这是人类走向普遍秩序的最大障碍。中国之所以能有如此大规模，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不以神教为中心，而是以敬天为根本，讲“道不远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书中对此有所讨论。由此我们建立了世俗国家，以人文教作为教化机制，以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国家的唯一目标，这些恐怕正是今日世界切实需要的。
　　比如，当今美国就亟需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的信仰最虔诚，且信奉原教旨主义色彩最浓的清教，其结果是，大量美国人抗拒科学常识，“选民”观念助长其严重的种族主义偏见；在国际上，美国的帝国主义也基于意识形态狂热，把普适价值喊得震天响。
　　然而，这套价值却制造了最深刻的分裂：先是冷战，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后冷战时代则是“人权战争”，划分“邪恶帝国”，“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一点也不和平；现在又把中国视为“大国竞争”对手，搅乱香港，拿台湾做文章。这种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源于其狂热的一神教信仰，搞得全世界不安宁。所以，美国人需要接受人文教化，走出神教偏执，才能成为正常国家。

　　07、在书中，您抓住儒家的“仁”作为儒家最重要的价值展开，劳思光曾经归纳中国儒家思想三层结构是“摄礼归义”、“摄义归仁”，“仁”、“义”作为价值可以历久常新，但外在于仁义的“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要如何焕发新的力量？
　　姚中秋：在仁、义、礼之中，仁是根本；今日世界最为欠缺的也正是仁。如果我们把礼宽泛地理解为规则，那么可以说，西方所谓法治就是以礼治世。而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这句话正适合于评论源于西方的法治。近些年来，美国常年有两百多万人被关在监狱，占人口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同样，西方塑造和维护的世界体系，也差不多是“丛林状态”，弱肉强食。这就是单讲规则的后果。
　　这个有规则而无秩序的世界迫切需要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即尊重别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爱人助人。以仁打底子，规则的治理才不至于变成苛政、暴政。西方文明总体上是偏于规则之治而欠缺人际互爱互敬的维度的，中国思想可以矫正、补充这种偏失，让国家、国际有人情味。而要培养人们的仁爱之情，就要保护“亲亲”，要维护家庭制度，要珍惜和保护熟人社会，要创造各种条件，让陌生人成为熟人，使天下为一家。

　　08、中国传统儒家价值所依附的宗族社会、科举体制已然崩溃，海外新儒家唐君毅等在一九六三年就曾撰文《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今时今日，又应当如何建立儒家的生活方式，以至影响海外的亿万斯民？
　　姚中秋：儒家式生活方式首先是儒家式政治制度，因为儒家本来就以治国平天下为中心。但港台新儒家走上歧途，把政治完全交给西式民主。台湾倒是建立了民主制度，然而，台湾人民得到了什么？因此，建立儒家式生活方式，首先得建立儒家式政治制度，当然还有儒家式经济体系，书中对此有所讨论。以香港为例，解决问题的长远之道就是结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转向“厚生主义”：抑制地产、金融豪强，对其征重税；多建廉价住房，发展实体经济。总之，要给底层、给青年创造发展的机会和通道。
　　当然，儒家式生活方式也有社会和宗教维度。过儒家式生活，必然反对个人主义，亲亲而孝悌；辟神教而敬天；重视婚姻，多生孩子，爱家收族。生活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这些。同时也可以推动所在地政府“作民父母”，塑造和维护有情意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应该说，随着西方的持续衰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相应的西式生活方式必定在全球退潮，这正是重建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好时机。

　　09、“中国时刻”这个论述显然容易受到国内自由派、海外的警惕，例如张千帆就说“只要中国人不灭亡，中国人生活的时刻注定是中国时刻”；葛兆光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也提到：“既然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应当由中国主导世界新秩序，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重建古代中国‘天下’”。您对于自由派的担心有哪些看法？新儒家在“中国时刻”论述当中应当如何与自由派对话，以至寻求共识？
　　姚中秋：我自己也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做过一点介绍哈耶克思想的工作，所以与很多自由派人士是朋友。现在很愿意送上八个字给这些老朋友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近些年来自由派特别喜欢搬出邓小平来说事儿，但他们恰恰忘了邓小平的八字精髓，而把自己封闭在意识形态牢笼之中。他们静等着历史的终结，拒绝一切多样和新的可能。香港、台湾很多知识分子同样陷入民主的意识形态牢笼之中。牢笼中人难免闭目塞听，罔顾现实，自说自话，自欺欺人。
　　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是中国的国力已经坐二望一，这就需要新的世界观、历史观、战略观。这些学者却反复念叨邓小平在90年代初特定时期提出的“韬光养晦”。我们设想一下，邓小平复生，他会如此刻舟求剑么？社交媒体中现在提到自由派“公知”，通常加上“古墓派”三个字，因为他们的言论已经重复了二三十年甚至一百年了，好比孔乙己进了咸亨酒店，引发青年们一片哄笑。大化流行，时不再来，历史不会停下来等你，要么你跟上，要么你被抛弃。大体可以断定，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场域中已经边缘化了。
　　实际上，自由主义正在全世界边缘化。略微考察一下历史更可发现，任何正常国家都不会以自由主义为主流价值，因为它是批判性理论、消解性力量，而社会的根本议题从来都是如何促成普遍的善、维护秩序。美国人为了对抗苏联，制造自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又以自由主义作为消解他国秩序、构造帝国秩序的工具。
　　欺人太久者，难免自欺，对外策略反噬其内部，美国秩序同样遭到消解，其结果就是，这次面对疫情，其人民、国家完全无力组织起来。但特朗普的当选表明，部分美国统治者已决定放弃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已开始在全球退潮。只是过去几年，美国内部还有斗争。疫情失败、帝国崩解压力则会驱使美国统治者全面放弃自由主义。丧失了美国的支持，自由主义在全球将迅速边缘化。

　　10、众所周知，中国思想版图，主要由自由派、新左派以及新儒家三分天下。著名历史学者许纪霖因此提出“新天下主义”，以至于去年在香港出版了著作《中国时刻——从富强到文明崛起的历史逻辑》，试图调和三家的矛盾，您怎么看许纪霖的尝试？
　　姚中秋：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三足鼎立的说法，最早提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但今天，这一分析框架恐怕已经过时了：自由主义已经边缘化；新左派恐怕没有什么人提了；儒学圈子看起来热闹，实际上在古董中打转，缺乏思想创造力。
　　这三家面对中国时刻都陷入迷茫、失语状态，拿不出像样的理论来描述、解释现实，更不要说引领历史变化。因为三家患有差不多同样的病：迷信书本，罔顾现实；迷信西方，轻视中国。所以，这三派是什么关系，已经无关紧要。
　　换言之，当下中国正处在思想的真空期中，处在混沌状态。其实，整个世界都处在这种状态，看看今天美国、西方，哪有思想家啊？看看西方著名思想人物针对这次全球疫情发表的议论，可谓江郎才尽，更不乏愚昧，堪比于清末的腐儒。
　　这倒也不难理解，历史变化速度太快了，思想难以跟上节奏。但细加观察也可发现，新的思想学术体系或许正在酝酿之中，比如张祥龙、孙向晨、吴飞等学者，还有我本人，重视家、孝的根本含义，据此或许可以发展出全新的生命、社会理论；政治学界一批学者提出发展“历史政治学”，我们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已成立了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至少就方法而言，历史政治学是全新的，还没有西方学者提出过；运用这一方法，深入中国历史，重思人类历史，反思西方现代政治，完全有可能发展出回应人类这次巨大转变的政治思想体系。
　　总之，今天，主导世界两百年的欧美思想体系、过去百年以弱者姿态思考的中国思想范式，均告失灵。立足中国，创造新的普遍性理论，以使人类“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这是身处中国时刻的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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