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政治、軍事、外交權威，陳雲是經濟權威，胡喬木是意識形態權威，鄧力群是半個意識形態權威。胡耀邦是反思共產主義，堅持實踐標準的大腦，趙紫陽是認準市場經濟目標、民主法制改革的大腦。八十年代改革史用標題上這句話便可寫盡


　　胡趙唯一一次政治結盟：共產黨人丟掉共產主義

　　《伐林追問》第107期，2020年6月8日首播

　　◆高伐林


　　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個改革派領導人的關係，一直是黨史界、中國現代史界的關注焦點之一。兩人各自的部下有過多種說法，比較有共識的看法是：經濟有分歧，政治是同盟。（就在上個星期五，我見到一位剛從國內移民來美的朋友，不無憂慮地告訴我：胡耀邦和趙紫陽各自當年的部下，彼此有很深的芥蒂，有的人不信任對方，互相指責。對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中許多重大問題的認識，談不攏。——老高2023年5月10日注）

　　趙紫陽與胡耀邦

　　關於改造中共意識形態，胡耀邦和趙紫陽有高度共識。我這裡想講一個例子，看胡耀邦與趙紫陽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合作。
　　1986年，中共舉行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決議》。這個決議，是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如果要評選“中共黨史上期望與實效反差最大的決議”，這個決議大概可以入選。我說的“反差最大”，就是起草過程中陣仗極大，爭論火爆，几上幾下反覆討論，各種意見相持不下，你死我活，這一派認為如果對方主張得逞，就會亡黨亡國；那一派也認為對方圖謀觸碰自己的底線，如果讓步就全盤皆輸，天塌地陷。但是決議出來之後呢，根本就是廢紙一張，民眾根本就無人理會，對社會實際生活基本上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正面負面作用都幾乎是零——我說“幾乎”，是因為各級黨的宣傳部門肯定有不少人要忙活一陣。
　　試問各位觀眾聽眾，有誰還記得34年前這個《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決議》嗎？

　　1986年10月，胡耀邦（右二）與鄧小平（左二）、陳雲（左一）、李先念（右一）等在一起。

　　這個《決議》起草過程中，有兩個焦點問題激烈交鋒。一個是提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個是提不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今天的人們聽說為這麼兩個問題吵得天翻地覆，是不是覺得太不可思議，太是一個荒謬笑話？但這樣的問題，在八十年代爭得那樣認真、那樣投入、那樣動肝火，拼老命也要一搏，正說明八十年代的鬥爭多麼嚴峻，改革派要往前走一步，是多麼艱難！
　　我記得海外的余英時先生、中國大陸的楊奎松先生，都講過我們評點歷史人物的功罪得失，心裡對歷史人物要有一份尊重、有一份同情的理解。今天我講述胡耀邦趙紫陽他們這些往事，就算是講到他們的致命失誤，他們思想和性格中的局限和缺陷，我對他們也抱有極大的敬意，太不容易了！
　　爭論的兩個問題中，提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不打算細講——原來講過多次，尤其是我請阮銘先生做“歷史明鏡”節目的嘉賓，有一期節目他講前中顧委常委、曾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最後挺身而出，大家還記得吧？那一幕在中共黨史上太特別了，凡是參加過那次中央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委，沒有誰會忘記：

　　　　陸定一晚年痛切反省，贏得人們的欽敬。

　　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陸定一不是中央委員了， 但作為中顧委常委，有資格列席。他在小組會上再次提出，應該刪掉決議中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9月28日，會議最後一天開全體大會，宣讀決議草案後，主持會議的總書記胡耀邦照例發問：“還有什麼意見沒有？”然後就準備說請大家舉手表決了，但眾目睽睽之下，陸定一站起來發言，說：我第四次提這個意見：我主張去掉現在的文件草案中“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幾個字。
　　他發言後，萬里發言支持他的意見，都贏得一片掌聲。但是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贏得另一些人的掌聲。這時，鄧小平講話了。他斬釘截鐵地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
　　這就一錘定音了。雖然《決議》中保留了這個提法，但是陸定一，這個文革前批人整人無數，毛澤東批為“閻王殿”的大閻王，最後挺立的身影贏得了普遍的尊敬。他逝世20年後，骨灰遷回八寶山，墓前塑有陸定一半身像，石牌上刻着他的臨終遺言：“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說話”！
　　我們要說的重點，是另一個爭論焦點：提不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個提法，本是胡耀邦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所講的精神文明內核。但十二大這個政治報告，雖然是胡耀邦宣讀，卻是胡喬木、鄧力群主導起草、經中央通過的。
　　這裡我列舉一下胡喬木、鄧力群是如何賣力地推銷“共產主義”的：

　　胡喬木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七處提到“共產主義”；
　　1981年8月8日，胡喬木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五次提到“共產主義”；
　　1982年3月23日，就任中宣部長第一天的鄧力群，在中宣部理論座談會上的講話，標題是“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
　　1982年8月，胡喬木在十一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標題是“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十二大開過之後，1982年9月24日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5500字文章，用了121個“共產主義”；
　　1982年8月17日，鄧力群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即將舉行的十二大“貫穿着實現共產主義思想這條紅線”，要求各地宣傳貫徹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鄧力群說：“十二大報告是用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分析當時的歷史情況、制訂有關的方針政策的”；“共產主義制度是要在將來才能實現的，這是我們的最高理想；不管經過多少艱難困苦我們都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實現共產主義制度。”

　　鄧力群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胡喬木帶着班子起草的政治報告提出：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徵，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報告中33處提到“共產主義”。
　　1982年12月，共青團開十一大，當時我在團中央宣傳部工作，也參與了會務。鄧力群來做報告，《中國青年的道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101次提到“共產主義”；
　　1983年3月1日，中宣部下發了《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研究提綱）》。
　　有人把這一段胡喬木和鄧力群的行為，定義為刮“共產風”，使我們聯想起1958年，毛澤東刮的“共產風”大災難。好在這次只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不過對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都產生了很大的壓力。
　　但是當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更為緊迫，大家的興奮點都不可能老被“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拖住。直到幾年之後，我們這次講到的1986年，共產風才重整旗鼓，再次猖狂。

　　鄧小平與胡耀邦交談。

　　在這個背景下，胡耀邦主持的《決議》起草班子，雖然不得不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刪除“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就捅了馬蜂窩。
　　我讀過一篇文章《新時期黨的第一個精神文明建設決議誕生記》，作者高天鼎，在中國官方的《黨史文苑》上刊登。雖然用的都是官方主流語言，但也可以看出這個精神文明決議雙方拉鋸扯鋸多少個回合，一個字就是一個山頭，雙方要拼死爭奪。
　　用軍事上常用的術語，這次交鋒“易守難攻”。胡喬木鄧力群是防守一方：刪除“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是違背十二大政治報告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不是你胡耀邦做的嗎？而胡耀邦一方要進攻，真要把這幾個字刪掉，難度就大多了。
　　1986年北戴河會議上討論《決議》草案，鄧力群抓住鄧小平以前根據政治需要反右、提倡共產主義的說法，以陳雲、李先念的態度為後盾，8月9日做了長篇發言，全面否定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議》草稿，堅持要寫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9月7日，鄧力群把自己關於決議的書面修改意見又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還寫了一封信。信中指責決議草案“對於十二大、黨代會、中央常委講話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還是體現得不夠”。三天后，9月10日，陳雲在鄧力群送的修改稿上批示：“我同意這個修改後稿子。”同一天，李先念批示說：“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這不是一個提法之爭，而是一場重大的政治問題交鋒。刪不刪去“共產主義”，推不推翻虛妄的意識形態約束，實則是市場改革派與計劃經濟派的話語權爭奪。《決議》起草者之一龔育之說：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已經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是不是背離十二大報告，從十二大報告倒退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原則問題，不可以含糊過去。所以胡耀邦決定，寫信給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為了加大政治砝碼，他決定聯合趙紫陽。

　　《精神文明指導方針決議》起草者之一龔育之和夫人。

　　這可以看成是胡耀邦、趙紫陽的一次政治結盟，得到趙紫陽的積極回應。
　　以前我說過，八十年代初期，在粉碎“四人幫”穩定全國局勢中功勞最大的是華國鋒，但鄧、陳這些回朝的老官僚，不滿華國鋒，不斷削弱他的權威。有人說“華下台了，自然就輪到眾望所歸的鄧小平”了。這是對當時政治形勢不了解，對中央這些人的關係不了解，對高層的政治格局不了解。鄧小平是不可能當上中共一把手的。粉碎“四人幫”功勞第二大、革命資格跟鄧、陳差不多的葉劍英，肯定不會贊成鄧小平掌管大權，他的理由很現成，讓人無法反駁：毛主席都要培養接班人，1976年讓55歲的華國鋒當第一副主席，怎麼能在1980年讓已經76歲的鄧小平倒接班？陳雲也不可能同意華下鄧上，他當時的意見是“你們兩個矮子裡面出一個”——也就是說讓鄧、胡二人中出一個；另一個常委李先念的態度，也絕無理由推鄧小平取代華國鋒當中共一把手。
　　阮銘先生曾經介紹過，葉劍英看到鄧小平復出後的常委班子中是“四老一新”，新人只有華國鋒，雖然是一把手，但勢必擋不住鄧小平抓權；所以提議再加兩個新人，胡耀邦、趙紫陽，變成“四老三新”的格局，而且在高層和黨內形成了脆弱的共識：“三新”在第一線：華是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胡是總書記，趙是國務院總理。“四老”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的任務，是輔佐“三新”。但華國鋒到底還是不見容於鄧、陳，被搞下去，而葉劍英也因年邁而退出政治舞台，政治局常委的構成，就成了“三老兩新”。
　　（葉劍英的權威作用，在1983年表現得最明顯：陳雲對胡耀邦提出了嚴重指責，胡喬木等人的鼓譟呼應，掀起倒胡；當時鄧小平並未喪失對胡的信任，但抵擋不住，向在廣東休養的葉劍英求援，在歷史上兩次救了胡耀邦的命的葉劍英，立即旗幟鮮明地表態，反對這股倒胡逆流，逼宮陰謀終於破產。——老高2023年5月10日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鄧小平和陳雲。

　　現在“兩新”，聯名寫信給鄧小平等“三老”，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信不長：

小平、陳雲、先念同志：
　　我們兩人同意起草小組的這個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這是因為：討論中許多同志對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理解極不一致。現在看來，“為核心”的說法，確實不怎麼確切，執行起來必然會發生很多矛盾。為了從理論和我們黨的歷史實踐上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查了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文化性質問題的偏向一節中的三段論述。從這三段論述中也可以得到啟示：我們今天仍然不能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作為全體人民的行為規範。這次決議只是不用這個提法，這樣處理也是慎重的。如果有必要，還可以在全會後從容討論，留待十三大去處理。
　　胡耀邦 趙紫陽 九月十四日

　　決議起草者之一吳稼祥，在明鏡出版的《中南海日記——中共兩代王儲的隕落》一書中，回憶了胡耀邦寫這封信的經過。他說：

　　吳稼祥《中南海日記─中共兩代王儲的隕落》（明鏡出版社）目錄第一頁

　　耀邦對我們的稿子以及他的大秘書鄭必堅的稿子都不滿意。認為太平，套話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辭鋒利的稿子，直接了當地宣布，現在提什麼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既說不清楚，也辦不到。這次決定稿修改十二大的提法，從組織原則上說也是允許的。他對家寶和周杰說，“你們拿去抄一份，不要改，改一個字可以，改兩個字不行。”家寶說，耀邦看上去很生氣，看來鄧力群把他激怒了，“你們看到過我以前發過火嗎？”

　　盧躍剛2008年10月前來美國參加研討會。（高伐林攝）

　　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中披露，趙紫陽回憶中國八十年代改革筆記備忘中，這樣寫道：
　　經濟上市場化，又要人們保持為公不為私的心靈純潔，已不可能。腐敗問題，靠傳統的思想淨化和自上而下的打擊運動已不可能。根本靠：一，權利財產的私有，二，權力的制衡，舍此沒有別出路。
　　如果不是這樣，勢必是，強調打擊、反腐，勢必阻礙改革開放，強調改革開放，勢必助長腐敗，這樣一緊一松，而腐敗之風必越演越烈，不可救藥。
　　9月13日，胡耀邦信改定。9月14日，上午11點30分，趙紫陽去勤政殿與胡耀邦單獨見面，估計是與最後敲定信的內容並協調立場有關。當天，胡趙的信送達鄧小平。
　　第二天，9月15日，三位老人都做了批示。鄧小平批示：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對。
　　陳雲批示：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提法沒有錯，並沒過時。
　　李先念批示：是否以十二大提法為好，要改到十三大再議，這樣更從容些。
　　第三天，9月16日，鄧小平辦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和紫陽給常委的信，說：還是照他們兩位的意見辦。”這是龔育之的回憶錄中所寫的。
　　為什麼鄧小平敢於不理會陳雲、李先念兩位元老的意見？因為這個時候只有五個常委，胡耀邦趙紫陽已經先表了態，陳雲明確反對，李先念含糊反對，鄧小平支持哪邊，哪邊就是多數：3比2。
　　9月17日上午，《決議》要提請十二屆六中全會審議前，鄧小平接見胡耀邦。胡回來後很興奮地向《決議》起草組成員傳達鄧小平的意見。胡耀邦對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挑起爭論，鄧小平說，不要緊，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讓他挑開。最後還是以表決的辦法解決問題。打的是我的牌子，總的傾向是要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行。這麼一改，會使人感到我們的政策又變了。現行的路線不能動搖，我最近講過多次，我們的政策還要放。
　　9月18日上午，鄧小平找鄧力群談話，希望做通他的工作，讓他不要反對《決議》。這次談話被鄧力群稱作“拔釘子”。但鄧力群態度堅定，沒有改變自己的主張。這次談話的記錄在網上可以查到。當我了解到這一史實時，不由得對鄧力群也抱有一定敬意。

　　1986年，陳雲（左）在家中與鄧小平（中）和李先念商談。

　　最終，《決議》刪去了關於“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句話，中共改革派從胡喬木、鄧力群設置的共產主義陷阱跳了出來，在改革倫理方面跨進了一大步。
　　以前趙紫陽埋頭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不對重大政治問題表態。這一次，他的政治態度正式亮相，胡趙兩人達到配合的最高峰。不過，正如盧躍剛所說：以法統論，鄧力群確是正宗。“共產黨”堅持共產主義天經地義，否則堅持什麼主義？這也是包括蘇聯和東歐等所有共產黨國家改革，改革者都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不敢理直氣壯的根本原因。
　　盧躍剛還寫了一番話，可以作為我們這期節目的結束語：中國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大線索梳理，或可概括為三個半權威和兩個大腦的故事。鄧小平是政治、軍事、外交權威，陳雲是經濟權威，胡喬木是意識形態理論權威，鄧力群是僅次於胡喬木的半個意識形態理論權威。兩個思想解放的大腦，一個是胡耀邦質疑毛、反思共產主義，堅持實踐標準的大腦，一個是趙紫陽深刻認識計劃經濟弊端、認準走一條市場經濟目標、民主法制改革“新路子”的大腦。
　　一部八十年代改革史，一句話便可寫盡：三個半權威管着兩個大腦，然後廢掉兩個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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