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押等候发落的胡发云坚决地劝女友回父母家团聚,女友却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那个年月,且不说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可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他逃出监所,演绎了一出“《追捕》式的爱情”
老高按:日本电影《追捕》1978年在中国上映的那个初冬,一个工人业余作者胡发云,因言获罪、失去自由,但在由工人师傅充任的临时看守们帮助下,他逃出监所,与女友李虹举行了没有仪式的婚礼,演绎了一出“《追捕》式的爱情”。
36年后的今年初冬,我读到了已经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胡发云的一篇让我特别感动的散文,他讲述了这段故事。
之所以特别感动,因为到1978年,我已经认识胡发云8年——他与我都曾在湖北天门县(现在是天门市)插队,也认识了后来爱上他的李虹;
之所以特别感动,还因为我知晓他的这段经历,在当时就为他在“四人帮”粉碎之后却被囚禁多日、等候发落而揪心,也感动于在他这个国民党军医之子被审查期间,她这位长征老红军之女却坚定不移地爱着他……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感动的原因:在2004年又一个初冬,在胡发云和李虹结婚26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后4天,李虹因癌症去世——那个噩耗,不仅给予胡发云和他们的儿子晓鹿摧毁性的打击,也让我感同身受,悲恸不已。
我后来知道,就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在照顾住院的李虹的间隙中,长篇小说《如焉》在孕育成型。那一定是凝聚了他们两人的爱和力量,才写得那样富有激情和哲思!那部作品,超过了胡发云后来正面描述“文革”的长篇小说《迷冬》。
光阴似箭,李虹去世十年了!这里转发胡发云的这篇文章,是祝贺,也是缅怀。
在我回国和胡发云来美的日子,拍过他不少照片。但多数发云并不满意,因为他对美非常挑剔、讲究,又很喜欢玩摄影(他擅长的玩艺儿数不过来!),着实指导过我几招。但我还是要在他的文章最后貼出一张我拍的照片。
胡发云的散文集《想爱你到老》今年在中信出版社出版。我没有读到这本书,看介绍文字说,“有对妻子浓烈的爱,对家庭温馨的爱,对生活热情的爱,对他们那些孩子的怜爱,对往昔怀念的爱”,云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似乎没有下面这个篇名。但我觉得,这篇文章应该属于这本书,属于这个书名——“想爱你到老”。
《追捕》和我的1978
胡发云,《南方周末》
年轻的胡发云与李虹。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的军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的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女儿,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挚爱一个“现反”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平日爱读书报,爱琢磨问题,常常一起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事了。我这个唯一出身不好又桀骜不驯的非党人士,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就这样相遇了。我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家庭出身,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军队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优越。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并赞同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就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的理由前来探望我。在寒冷的冬夜,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她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火一样的爱意……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很快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两位老人轮番从西安赶来,力图救出堕入这场危险又荒唐恋情的宝贝女儿。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得有道理。”渐渐地,他们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纸条,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夏末,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这部电影,成为我们分离中的情诗和荒原上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山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几天的记录。
老红军的女儿李虹。
1978年10月25日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我妹妹)及×(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凝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1978年10月27日
……昨晚和×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着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道:“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一天不见×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
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在那里找到事先放好的钥匙,我们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像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分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身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回来后不久,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灭了,她站在桌子上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
他们突然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场飞来的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多少次我想起《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伏契克说的那句话:人们啊,我爱你们,可你们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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