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44年來，對罪責和兇手的追究一直沒有罷休，讓我欣慰——儘管說法不一，真相仍未明朗。最近我又看到師大女附中校友敏一鴻的一篇文章，轉貼於此，供關心此案、關心“文革”者比照、參考。
卞仲耘之死案鈎沉與省思
本文摘要發表在《開放》雜誌2010年8月號，以下是全文
四十四年前卞仲耘之死案，誰是真兇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被自己的女學生群毆折磨致死，是歷史上空前又啟後的一案，以至事發四十四年後，現在網上仍是熱議話題。當年眾目睽睽之下的兇殺，至今兇手是誰，尚未定論，繼續追究誰是真兇和為當年該校“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鳴冤的文章同時見諸網端。因為是“群毆”，增加了追究兇手的難度。真兇隱匿，給天下一個“沒有兇手”的群毆“結論”，也是專制秘笈之一？
近期熱議緣起，是2007年9月9日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原北京師大女附中）九十周年校慶，以“光榮與夢想”為主題的慶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評出九十位“榮譽校友”，宋彬彬名列其中。校慶紀念冊中相鄰對開兩頁，左邊有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右邊有卞仲耘遺像。引發海內外輿論大嘩，譴責與爭論不絕。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着妻子的遺物和相關證據，多年執着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兇。他於2007年12月22日致信該校現在的負責人，抗議九十年校慶校方所為，要求撤銷宋彬彬“榮譽校友”資格，警惕文革捲土重來，並表示“佇候回音”。到現在，沒有任何回音。
還原真相的責任與義務，追究真兇的必要與意義
究竟從哪裡來的仇恨和特權，使全市最優秀女子中學的一群女生，停課在炎炎赤日下掄起拳頭棍棒，群毆自己的女校長，作下這亙古未有的群體兇殺案，成為文革血腥“紅八月”第一大案？此案為研究人群法西斯化過程，預留了一個典型樣本。
前不久有網友將卞仲耘副校長（當時該校沒有正校長）被打死那天，即1966年8月5日全體在校學生名單公布在網上（其中有些名字寫錯），此舉不無道理，因兇嫌（也許不包括元兇）、參與者、目擊者肯定在其中。
由於學生群毆殺死校長，四十三年後為尋凶問責將全校學生名單公諸於世，像當年文革一樣史無前例，突顯出歷史無情亦有情。
我身為名單中人，受到震撼。花甲之年的我們，面對歷史，每人都有責任和義務，來回憶曾經發生在校園裡每個人眼前的兇殺，如實記述當時自己的所見所聞所為，寫一篇《我的一九六六“八.五”紀實》留給這個世界。
我是名單裡“初中1967四班”學生張鴻敏，1966年十五歲。我的校友馮敬蘭在《記憶》第四十九期《我為什麼要為宋彬彬說話》文中提到，她日記里記着1967年“12月9日，去北京站為赴北大荒的同學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八位初三同學之外，唯一被稱為“初二小孩兒”的那人。此文署筆名，因在美國作記者以現名張敏發稿，凡署筆名之作是與工作無關的個人言說。
《記憶》雜誌第四十七、四十九期先後發表《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一）、（二），選輯有關文件、回憶研究文章、訪談記錄等，對於尋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對每位如實回憶當年情況的校友，我深懷敬意。
當然，我對文中觀點不盡認同。例如，校友葉維麗在《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說“我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當然同意每個人要面對自己良知，更要說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哪怕只是一個細節。我們有責任還原歷史，追究直接責任者、兇手、以至元兇。
只有這樣，卞仲耘校長的冤魂才能安息，也才有望禁絕此類規模不等、屢屢發生、已延綿六十年以上的各樣群體兇殺，終結以“革命”的名義一再藏匿真兇、吞噬掉至少八千萬人性命（非正常死亡），仍不加追究、還不斷洗刷國人記憶、荼毒國人心靈的荒誕史。
追究真兇的第一步是調查還原真相。卞仲耘校長1966年8月5日下午在學校鍋爐房高台北側大操場被群毆時，我是現場目擊者。
關於毆打卞仲耘是自發還是有人組織、宋彬彬是不是兇手、她對卞仲耘之死是否負有責任等等，目前爭論有多處焦點，所涉問題很廣。因本文篇幅有限，先就我所知，略談一、二。
從8月4日班級鬥爭會看全校有統一組織指揮，不是權力真空
目前爭論焦點之一是7月底工作組撤走後到8月5日，學校是否權力真空？這關繫到卞仲耘被群毆致死是學生在“無政府狀態下”自發衝動的偶然之舉，還是有組織有準備的兇殺，也關繫到宋彬彬是否負有責任。
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學，聚集了很多中國政要、統戰對象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女兒。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從本校畢業，劉少奇、鄧小平之女1966年分別在該校讀初一和高一。文革文件證明，派到該校的工作組，由鄧小平直接過問，了解文革進展情況。雖然後來他被打成二號“走資派”地位一落千丈，毛澤東始終掌握文革發動和領導權，掌握生殺予奪最高權力，無人不曉。
卞仲耘8月5日蒙難前兩天發生在我們班的事情，也許可從側面說明一些問題。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從未來過我家的“紅五類”同班同學進了我家門。我正疑惑她們怎麼找來的，只聽同學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確認我聽清後，她們轉身離去。她們說“格殺勿論”時的表情和語氣，足以讓我確信，絕不是說着玩兒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學校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恐怖氣氛使“黑五類”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懷恐懼走進教室。課桌靠邊貼着三面牆擺放，教室當中擺着幾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
“紅五類”有革命的權力，坐在椅子上。“黑五類”面對大家，背向黑板，在講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職員家庭，不算“紅”也不算“黑”的灰色地帶同學被指定坐在地上，讓她們看批鬥“黑五類”，她們可以發言，不能動手。
我們九個“黑五類”在前面惶惶站定，批鬥會開始，教室門被砰然推開。我們班董××被幾個“紅五類”推搡着進來，伴隨着喝斥“你什麼出身？”“革軍”，董說。“革軍？騙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原知道董的母親是俄語教授，父親是解放軍軍醫，誰也不知那不是她的生父。我們“黑五類”雖被命令低着頭，仍能聽見繼續的推搡和董××桀驁不馴的分辯，直到她不再作聲，站進我們這排。
隨後，“紅五類”頭頭鄭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標準是父親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加入共產黨；軍干中從國民黨軍起義的不算‘革軍’出身。”我恍然明白，為什麼有的同學一向以為出身不壞的，今天卻與我為伍，也知道全班同學已經無一遺漏被查清了三代。
我們仍被命令繼續低頭。聽到同學齊唱響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再唱前曲，末尾加上喊出的道白：“要是不革命，就罷他媽的官，就滾他媽的蛋！”到底是少女初次學痞，道白顯然遲疑，聲音參差不齊。
隨後，二十個純牌“紅五類”圍上來，扯下我們的“紅領巾”，警告“永遠不許再戴！”毆打開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的漿糊、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來，要我們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承認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紅五類”揭發批判每個“黑五類”的“反動言行”，並且動員灰色地帶發言參與。
顯然一切早有準備。我有生以來初次領教世事險惡，從十三歲到十五歲不足兩年的中學生活，我說的很多話被同學記住、憶起、提交，有原話也有斷章取義。可聊以自慰的是，十個“黑五類”無一例外，都被湊足了“材料”。毆打與揭批一再交替。
大約兩、三小時後，教室門再次被推開。高三學生黃××一腳里一腳外，與我們班“紅五類”頭頭低聲嘀咕了一會兒。我站在離門不遠處，能聽清幾句，大意是時間差不多了，可以結束了。
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也許因為她帶給我暫時的鬆弛，所以記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會前，“紅五類”頭頭特別要求全班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類”必須來。
相信我們全班同學都忘不了這一天，無論“紅”“黑”還是灰，心靈的重創刻進我們生命的年輪。並沒有人被打成重傷，此後也沒人願意再提起這天。我的腳姆指筋受傷麻木，十多年後才漸漸復原，沒有機會知道另外九位同學受傷的情況。
8月4日這天，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那天中午，為躲避見人，我垂頭喪氣，慢騰騰挪蹭到飯廳吃飯時，看到同年級另一班同學吳××也滿面淚痕，在悄悄吃飯，她的父親著名報人吳××，幾個月前突然被毛澤東嚴厲批評。
班級批鬥會，黃××的出現，表明行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指揮。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誰決定告訴各班哪些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級鬥爭會前一天通知措辭，已露殺機，這是重要線索。十五歲的初二女生們，從哪裡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班級鬥爭會結束前，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
如果說8月4日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8月5日則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
我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蒙難日所見
1966年8月5日，我和許多“黑五類”同學一起被押到操場上看校領導挨批鬥，說是“斗黑幫”。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畫面，永遠定格在我記憶中。
鍋爐房高台（常常是批鬥會主持者和發言人站的地方）北側的大操場邊上，塵土飛揚。卞仲耘校長被同學團團圍住，你推我搡，拳腳相加，棍棒揮動。一向倔犟的胡志濤副校長（女）頭髮被揪亂，有同學往她頭上澆紫墨汁、扣字紙簍，她嘟囔着什麼，哭喪的臉上仍透着不服。
我們這些被押着來看的，因擁擠推攘，漸漸亂了隊形。只見有同學掄着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稱象牙黃）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扎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象中的鮮血淋漓。
關於帶釘桌椅腿的記憶，後來從校友王友琴的記述中得到證實，那是同學從木工房拿來的。值得一問的是，誰提示或組織同學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誰決定用這樣的方式打校長？
四十一年後，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長血衣至今，確認我記憶中卞校長那天所穿衣服顏色樣式質地都沒記錯。
根據幾位校友的文字回憶，後來卞仲耘被押到後邊小操場乾重活，我當時沒跟過去。再後來她又被押到宿舍樓里受到各種折磨，因為樓道狹窄，從旁目擊者不多。
在大操場上批鬥毆打校領導之後，她被帶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漸漸散去，原來押着我們“黑五類”的“紅五類”們也不見了。我和同班“黑五類”同學魏××、崔××和孫××趕快像往常一樣，躲到後院堆放生物課用的動物和人體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選》“避難”去了。
第二天，從學校廣播（教室小喇叭）里得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進郵電醫院，宣告死亡。後來又得知，其實送進醫院前，已經死了。
她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學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1966年8月5日打死卞仲耘校長的是不是“紅衛兵”？
卞案爭議的又一焦點，是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時，學校里是否已經成立“紅衛兵”？卞校長是不是被“紅衛兵”打死的？之所以成為焦點，還因關乎後來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與卞仲耘之死有沒有關係。
我可以肯定，師大女附中在7月31日前就有了“紅衛兵”。
師大女附中因為學生“通天”，文革中事事聞風而動，不會落後。清華附中5月29日有了“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於6月24日，7月4日和7月27日寫的先後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都一一抄錄，在校園張貼。
現在研究者肯定，後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的信，寫於1966年7月28日至8月1日之間。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當天，會議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及清華附中“紅衛兵”所寫的論與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
如果說清華附中“紅衛兵”明確得到毛澤東支持後，師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難的8月5日，還沒有“紅衛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
再看另一方面，現經多方證實確認，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7月31日成立。我非常清楚地記得，該組織之所這樣命名，是為了區別於已有的完全根據出身定資格的主流“紅衛兵”。再後來，因為又有冠以各種“前綴”的紅衛兵組織成立，最先成立一開始是主流的“紅衛兵”，就被稱為“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兒”。這是後話。
僅以上述順序論，說8月5日師大女附中還沒成立“紅衛兵”，肯定與事實不符。至於現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門前還沒有現成的“紅衛兵”袖章為理由，證明8月5日師大女附中還沒有“紅衛兵”，打死卞仲耘與“紅衛兵”無關，更是牽強到完全站不住腳。當時物質匱乏，買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長手裡把着過日子，學生一時半會兒弄不到布毫不奇怪。從事實看，8月4日我們班誰能動手打人，誰該被打，涇渭分明，與袖章毫無關係。一天之後的8月5日，誰有資格“斗黑幫”，誰被帶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誰被押到操場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規。一如十三天之後，那五十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紅衛兵”代表，既不憑袖章，也絕不會靠抽籤或自願報名而定。
早在6月2日停課之後，班文革“核心小組”成立，全根據出身而定。最初的“紅衛兵”就是“紅五類”，“紅五類”是當然的“紅衛兵”，自然過渡。到7月底8月初“對聯”一夜間貼遍北京城，出身決定一切，若不是“紅五類”敢冒充“紅衛兵”的，輕則批鬥毆打，重則“格殺勿論”，與袖章毫無關係。
走筆至此不能不提及，說是“紅”“黑”涇渭分明，也不盡然。時有“革干”子女，一夜變色，父母被“揪出來”，遂淪為“黑五類”，“好漢”變“混蛋”成了“狗崽子”。人“狗”變異一夜完成，在師大女附中見怪不怪，屢見不鮮。
就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蒙難這天，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提出黨中央還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當時國人並不知情，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副總理。
師大女附中開批判會，有人上台發言，劉女、鄧女一如既往與另幾位同學會齊聲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那清脆尖利威嚴的聲音覆蓋操場，又被不遠處的高樓反彈回來，餘音不絕，嚇退想上台發言的“黑”灰二類，也刻進不少同學記憶的留聲機。
8月7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因為沒有點名，直到1966年8月18日，劉少奇還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可能他心中已經有數，國人通過電視，看見他神情抑鬱。後來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悲慘而死、鄧小平被打成第二號“走資派”。劉鄧和他們的兒女經歷了由紅變黑，文革後又重拾“光榮”的大起大落，自然更明白其中的荒誕詭譎。這也是後話。
紅衛兵宋彬彬與八一八毛澤東
卞仲耘校長被學生群毆折磨致死十三天之後的1966年8月18日上午，我到學校，發現同學少了很多，見不到幾個“紅五類”。有人組織到校同學進禮堂看電視。老舊禮堂的講台上放着個不大的黑白電視，至少三、四百同學擠在悶熱的禮堂里，翹首觀看那自己去不了（被禁止）的天安門廣場上，正在發生什麼事。
此刻，毛澤東正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紅衛兵”。1966年的中國人都知道是“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文化大革命”，他被當成神般受到人們“無限崇拜”，被稱為“紅太陽”。
忽見熒屏上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跟她說話，我一時完全反應不過來——天上的毛澤東和我們學校的宋彬彬面對面說話？隨後，電視台解說員說“毛主席問‘你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主席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這是‘最高統帥’對毆打和殺戮表示的認可。
毛與宋這段著名對話，迅速傳遍全國。此後，在北京，在中國各地，又有許許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已學生的拳腳棍棒之下，更多“黑五類”死於毒打。校友王友琴以歷史義工身份，用二十年多年業餘時間，記錄了包括卞仲耘校長在內的中國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喪生經過。對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懷欽敬之意。王友琴和一切如實回憶記述文革經歷和史實的校友，為1966年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挽回榮譽。
自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的名字與毛澤東、“紅衛兵”、“要武”和“紅八月”連在一起。在這一概念“化和”的複雜過程中，毛澤東無疑是首要因素。但是，在那個以“血統論”精確劃分階層的特定時刻，宋彬彬成為登上天安門獻袖章者，也不是輕輕用一句作了“替罪羊”就能解釋的，她究竟蒙了什麼冤，受了什麼屈？
我讀《記憶》“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一）（二）和部分網帖有感
身為女附中學生和卞仲耘被群毆的目擊者，以我當時的經歷，並參看各方證詞與研究報告，目前有如下看法——
1.到現在，組織發動和實施毆打折磨卞仲耘致死的真實過程和一切細節，以及所有涉案人在其中的角色和責任還遠沒有弄清。提供真相，追究真兇，是生者的歷史責任。
2.直接動手殺死卞仲耘、導致她失去生命的是師大女附中的一群學生，而不是哪一個人，當然也不是宋彬彬一個人（至於宋彬彬8月18日之後在北京和外地參與過什麼，我至今不清楚）。
3.直接動手導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里，“紅五類”占絕大多數。那種讓當時所有師大女附中學生平攤直接動手殺人責任，不符合本案實情。以直接參與兇殺者眾多為理由，有意無意引導輿論不追究真兇、不了了之，空談“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的同時，僅僅為宋彬彬一人鳴冤，與公義原則不符。
4.1966年6月2日三位學生黨員劉進、宋彬彬、馬德秀，共同貼出文革中全校第一張大字報。全校為她們馬首是瞻。8月5日她們三位仍是學校里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們是否參與了群毆卞仲耘的組織和準備，現在尚無足夠證據。最近劉進表示為自己當時對毆打卞仲耘的人未作勸阻而慚愧，看來她已意識到自己對卞仲耘之死至少要負某些道義責任，值得肯定。暫且不論當年她是否真像今天所說，想制止但不敢。
5.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對當時情況的了解，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場的大操場毆打全過程，沒有人出來喝阻。
6.在1966年，打人是革命表現，革命是光榮的，光榮是要有資格的。當時“紅”、“黑”、灰各色已經清楚定位，“黑”和灰們只求自保，不敢僭越。如果當時敢出來勸，可能先於卞仲耘而死。這兩類同學當時沒有出來勸阻，與劉進、宋彬彬、馬德秀沒出來勸阻，所負的道義責任有很大不同。還要補充那句話，且不說在那種情況下，全校同學中有幾人真有想出來勸阻的清醒和公義。
7.師大女附中（今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九十年校慶，專題是“光榮與夢想”，絕非信手拈來之詞。歷經中共中央決議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後，宋彬彬與毛澤東的蒙太奇，四十一年後依然在該校被奉為“光榮”的象徵，引起海內外很多人強烈反感。直到近年還將與文革毛澤東跟自己沾邊奉為光榮，以此重新詮釋“構建”歷史，而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否定了文革，這特別發人深思。由此重提卞仲耘這樁眾目睽睽下被害四十多年的“無頭案”，榮辱之爭不可避免。宋彬彬分享光榮不辭，分享恥辱就叫屈，是什麼邏輯！
讀到校友葉維麗在《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說“不經意中，19歲的宋彬彬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和政治的十字架”，驀然想到“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竟又被賦予新意——曾經的小姑娘們也可能一路任意打扮歷史。
8.蒙難者卞仲耘是千千萬萬文革中被“群眾專政”非刑毒打致死者之一。她是共產革命的參與者，也是受害者。因她曾是共產革命參加者，就認為她被共產黨當政搞的文革“吃掉白吃，活該”，我不能同意。如同把劉少奇歸入文革受難者一族一樣，都應追究殺害他們的真兇，哪怕劉少奇的遺孀四十年後與毛家後人握手言歡。因為他們和一切人一樣，生命應當受到法律保護和尊重。
9.校友們和知情者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有權據實為宋彬彬辯護，如同為一切人作辯護一樣正常。為宋彬彬鳴冤的人，如果自我定位為宋彬彬的好友，僅為她一人鳴冤，竭盡心力不止，可以理解，正如美國人哈里斯所理解的“因為你們是她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們還要以公義的名義言說，就不會不同時多少顧及同一個大故事裡，失去生命的卞仲耘校長和在文革中蒙冤喪生的我校老師胡秀正、梁希孔、周學敏，以及被判二十年徒刑坐牢多年後出獄、至今精神失常的聞佳同學等人四十多年的沉冤。
10.眼見幾位校友為宋彬彬辯護鳴冤，說“宋彬彬是冤枉的”，同時又說“責任也不能都推給毛澤東”。不錯，直接動手打人的學生，要負應負的責任，哪怕幾十分之一。以我現場所見，直接動過手的，不超過一百人。四十四年了，我們都已是花甲之人，應該回憶真相，對歷史有個交代。但有為宋鳴冤者卻說“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這就不大正常。除了毛澤東，誰應該為宋彬彬的“冤情”負責？找到“冤頭”“債主”有助於宋彬彬“解套”，為什麼為宋鳴冤者對“冤頭”“債主”缺少追究的意向、堅持和義憤？莫非這幾位本意只在為宋鳴冤、洗淨她，曾經參與毆打卞仲耘的一群人也都隨之金蟬脫殼，讓當年全校師生有罪同當，再對毛澤東適當“寬大”，於是“擺平”一切？
11．毋庸置疑，如果毛澤東不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所有學生都會照常坐在教室上課，卞仲耘會在她的校長室辦公。8月18日，毛澤東和宋彬彬不會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談話，不會被攝入同一張照片。北京師大女附中九十年校慶紀念冊上，不會有這張你說“讓宋彬彬背了四十年黑鍋”，他說“讓宋彬彬四十年依舊光榮”的照片引爆爭論。
12．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導致包括卞仲耘在內的兩百萬，也許高達三百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每一個案，都有直接責任者，應該不懈追究。毛澤東是這場殺戮的元兇和真兇，應首先追究。
13.文革是共產極權常態的聚焦，而不是變態的偶然。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兇，不能不從毛澤東開始。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沾上毛澤東的邊，成為在全中國呼喚“要武”的符號，導致千萬人命喪黃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麼“冤屈”，理應先訴毛澤東，切斷與毛澤東綁縛在一起的“光榮”紐帶，參與將毛澤東請下天安門、請出紀念堂的義舉，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張據說曾“讓她背黑鍋”，也曾“讓她無尚榮光”的著名照片帶給她的一切陰影。
幾句自白
面對互聯網上公布的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長蒙難日當時全體在校學生名單，我提筆寫出如上文字。文中提到我曾經是被批鬥的“黑五類”，但我知道自己沒有資格僅僅扮演一個控訴者。
1994年，我第一次通讀《聖經》之後，一個從未有過的自問在心中盤桓：“1966年8月4日我成為被打的學生，是因為別人讓我打人我不打，結果成了被打的，還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夥去“革命”，人家說我不夠資格，而註定成為被打的？”
我憑良心如實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與不打人之間自覺選擇的結果。在那個時代，十五歲的我，如果出生在‘紅五類’家庭，所做的與我的‘紅五類’同學不會有什麼兩樣。”
誰把我們美麗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紅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長的血案里？
2001年夏天，在美國紐約“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討會”上，我以《文革與人生》為題作短講，結尾說：“從那時（1966年“紅八月”）直到後來的歲月，我們都想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經歷了些什麼？文革又在我和我同時代人的人心靈與生命中，發生了哪些作用和影響？我們有責任如實回憶，翔實記錄、誠實懺悔。”
（2010年8月於美國首都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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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專訪王友琴（下）：文革最大罪惡是殘害生命
高伐林專訪卡瑪：始終凝望中國八九點鐘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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